过了二十天，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六清晨，永和从医院里打电话跟我说：“爷爷快不行了。”我说了声“我马上来”，唤醒至诚，一同直奔医院。好像我这一去就能扭转乾坤似的，其实连荧光屏上那条纤细的绿线也左右不了。走过护士办公室，看见值班医生和护士长在抬着头，注视着与病房同步的监测器。走廊里，其他的病房都关着门，才使我想起明天是春节，长病号都放假回去过大年了。小沫也赶来了，至美也赶来了，连我和至诚，还有兀真和永和，六个人都站着，都不作声，看着荧光屏上指示脉搏的绿线，只有那条闪烁的绿线，维系着我们的希望。希望个什么呢？希望它永远跳动？恐怕不太可能了。希望它停止跳动？唉，我想到哪儿去了。
我们都不是佛教徒，却相信弘一法师，至少相信法师的半句话：长者在弥留之际，一家人要保持安定，好让长者宁静地归于寂灭。生物学不是也证明了，大脑在供氧中断之后，还能维持活动好几分钟……我还在胡思乱想，那条绿荧荧的细线，跳动幅度发生了变化：大跳一下之后，幅度逐渐减小；又一大跳……节奏先还匀称，后来逐渐减缓，越来越无力，最后成了一条永无止境的直线，像要把所有的一切都划去似的。那是七时二十六分。老人家睡着了，永远离开了我们。值班医生和护士长轻轻走进来看了看，什么都没动，关上监测器，又轻轻地走了。这是前两天谈妥的，他们一个小时以后再来收拾。我只觉得突然失去了依傍，茫茫然的，想不起这一个小时是怎么滑过去的。等几位护士来收拾过后，我们一同送老人家进了太平间。
中午，我倒了半茶杯花雕，至美和至诚开了瓶啤酒陪着我，一同谈老人家的遗言。第一条是要我们自费在《人民日报》上登个广告：“告知相识的人，说我跟他们永别了。”新中国成立前，谁肯花钱，报纸就给登广告，可是也没见过这样的广告。我们愿意出钱，《人民日报》也不会收。肯定是行不通的。第二条，“补说三句，非但不要开追悼会，别的什么会也不要开。像我这样平凡的人，为我开无论什么会都是不适宜的。务望依我，更无他嘱。”我们说，开不开什么会，我们做子女的是做不了主的。老人家在这长长的一生中，参加过不知多少追悼会；在主持夏丏尊先生的和朱自清先生的追悼会上，老人家都说过：追悼死者是活着的人的事，为的寄托各人的哀思；对死者是不相干了，因为他已经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个想法的本身就包含着极大的悲哀，老人家说的时候自己忍着眼泪，使许多在场的人流出了眼泪。第三条就是留不留骨灰的问题，前头才说过。这二、三两条，都不好办。好在任何举动都得留到春节以后，只巴望出现奇迹，船到桥洞自会直了。二十天来，大家都累了。过了大年初一，就要接待许多人，料理许多事，得抓紧时间休息一下。晚上的年夜饭照常吃。
消息还是传出去了，已经到了大年夜前的午后，不多几家报刊打电话来采访约稿。我们统一口径，先交代老人家心脏停跳的时辰，再说我们还没想到发表什么，等定下心来肯定会写的。稿子约谁写都可以，写些什么让作者考虑。有人还说约了稿子来，请我们过目。我们就回绝了。“文责自负”嘛，我们插一脚算个什么呢？
情绪这东西是没法强制的，吃年夜饭大家都打不起精神来，谁都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话题不能集中。到了《新闻联播》时间，就打开了电视：先是报道各大城市的节日气氛，突然变成了哀乐，“谁呀？”大家一愣。荧屏上映出的却是我们家老人家的相片。记得我当时一惊，只想到各家各户都在高高兴兴地吃团年饭，猝不及防，一定有人会噎住的，一定有人会跳起来的。老人家已经过去了，消息迟一两天发有什么不可以呢，何必赶在这大年夜。可不，吊唁的电话已经接连不断了，明天来的客人一定多于往年。要不要布置个灵堂呢？叫客人都向老人家的照片三鞠躬，我们排成一溜在右首站着？商量结果是不设。客人来了就陪着说会儿话，就像老人家赴会还没回来。
老人家不会回来了，我的《父亲长长的一生》该收场了。如果我父亲见到了我写的，会怎样说呢？先说我不该写。这是可以肯定的。看了千把字，老人家也许会说：“用这样的笔调写父亲一生的行状，倒还没有见过。”要是真个这样说了，就倾向于认同了，等于夸奖我的想法还有点儿新意。表现在行动上，老人家就孜孜不倦地帮我修改：问我这儿要不要改，那儿该怎么改。《父亲长长的一生》长达三十多万字，够他老人家折腾的。如果最后说，“给个六十分还是可以的”，我就非常非常满足了，真个像小时候自己爬上了凳子，得到了“成功的喜悦”。已经写得够啰唆的，还添上这段可有可无的空话，实在情不自禁。请读者诸君原谅。
二〇〇四年八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