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各地还掀起了修建故居和纪念馆的高潮。在父亲的朋友中有子恺先生的缘缘堂，雁冰先生的茅盾故居。一九八六年四月我接到吴县统战部詹一先部长的电话，说他特地从苏州赶来向叶圣陶副主席汇报，要在当年甪直五高的旧址上，布置一个教学改革纪念室。我说父亲一直住在医院里，怕不大方便。他说跟我汇报也一样，叫我等着，他马上就来。
詹部长五十来岁，一个人来的，捧着两罐碧螺春；没带随从，这就很少见了。他说，如今的甪直小学就是当年的五高，早就搬进了北边的新校舍，房子和地皮让镇上的印刷厂占了。印刷厂如今造了新厂房，等他们一搬走，就改建成纪念室。陈列的展品还得一件一件征集，真个白地起乌云，还谈不到如何布置的设想。我说，我以为纪念室就设在甪直小学里，如果另立门户，恐怕还得称“纪念馆”。他说那就再好没有了，他们本是这个想法。我说还有个问题，宾若先生带头在五高提倡教学改革，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实物是一件没有了，文字资料只零零星星的一点儿，也许就是我父亲早年写的那几篇文章了，凑不成一个教学改革纪念馆的。纪念馆要尽量突出教学改革，否则就没有了特点；可是这方面的展品收集不到多少，还不能把这四个字挂在招牌上。我请他们再考虑考虑，并答应过一个星期去甪直看看，跟他们统战部中管文史资料的工作人员交换些看法。詹部长说这样好，要我多出主意。
我带了罐碧螺春去医院，让兀真给老人家沏了杯家乡来的新茶。父亲听我讲了只是皱眉头，说一定要办，也等他闭上了眼睛再说。我说他们正好碰上这么个机会，又有房子又有地，只怕错过，所以立刻赶到北京来商量。我们推出不管，他们也会办起来的！要是办得还可以，就万事大吉；如果木已成舟，看着却处处不是那么回事，那就晚了。父亲问我：“已经商量好了？”我说：“八字还没有一撇呢。过一个星期我去甪直看看情况再说。”这一个星期中，我的心思都花在了纪念馆上。
到了苏州，詹部长带我乘汽车去的甪直，路过的桥有几座还在赶修，花了两个钟头就到了。街上的人都跟詹部长挺熟，原来他当过甪直的书记。印刷厂在保圣寺西墙外，已经搬走。留下的房屋有鸳鸯厅，当年作为教师的卧室和休息室的；有四面厅，当年作为图书室博物室的；还有一座楼梯咯吱作响的女子楼。这三处还不用大修，靠北墙一溜七间教室，被糟蹋得破败不堪，得推倒重建，做展览室用。我说一定要照原样修复，使展览室本身也成为一件展品，让参观者看看，民国初年的小学课堂是个什么样子。后头是一大片空场，五四中甪直的头一次爱国演讲会，可能就在这儿开的。三棵古银杏还是又高又大，却像六十年来一点儿没长似的。顺便去看了看我幼年时代住过的怀仁堂。在河岸边，我找着了那条青石，每天傍晚都要站在上面，望着父亲母亲在夕阳下，穿过眠牛泾归来。
第二天在吴县招待所，詹部长带了两三位年轻人来看我，商量展览室的布置方案。我先说了父亲他老人家的基本态度，切勿突出他个人。我说我仔细想了想，觉得甪直给予我父亲的，比我父亲给予甪直的多得多。他自己说过，他对基础教育发生兴趣，而且终身以之，是到了甪直开始的，是跟吴宾若、王伯祥等几位先生，一同搞教育改革试验开始的。这是一。第二，我父亲到了甪直，才真个接触到了农民，觉察农村破产已不可逆转。所以他早期写的那些揭露现实的小说散文，有一半是揭露乡村教育的。那些所谓的学务委员，来到穷乡僻壤，天高皇帝远，就他说了算。乡村教师那点养不活家的薪水，还经常被他们无理克扣。另一半诉说农民在苦难中越陷越深，写了好几位农妇，还有农家的孩子。都是白描式的，题材和笔调在当时都是新的。我父亲要是不到甪直来，恐怕还以为所有的农村依旧是诗词中的世外桃源呢。还有第三，是大家都知道的：我父亲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是从甪直开的头；参加文学研究会做发起人，也在这个时候。甪直是个水乡，邮政可办得不错，只要不是狂风暴雨，邮差天天按时把书刊信件送到，消息不算闭塞。那时候的年轻人盛行通信交朋友，我父亲在甪直也如此，有好几位直到近几年才过世。我说我只是理出了一个头绪，大家看吧，展览室是不是就这样布置。
大家没提出什么意见，只说展品征集不易。我说我回去尽可能找，可是不能存奢望。经过屡次搬迁，尤其是八年抗战，早年的东西几乎全散失了。相片和写件，还能找出一些来，复制过后马上还给我，别处还要用。我跟他们说，可以去找伯祥先生的小儿子王湜华，他们家兄弟姐妹多，也许能凑一些。再去找北大的教员商金林，他近年来为了编《叶圣陶年谱》，颇翻了些旧报刊，找到什么就复印了下来，有的可以做展品，布置的时候可以请他出些主意。有些展品得就近在苏州征集。护龙街上旧书店多，可以请他们找。还有些当年的生活用具，如美孚灯吧，一般人家就可能找到。要是有富丽堂皇的白铜吊灯，教师休息室中央最好挂上一盏。院子里多种些草花，玉簪、萱花、书带草、爬山虎，种一次可以管好几些年；牵牛、茑萝、凤仙、鸡冠，得年年种。可以跟小学里的劳动课结合起来，我父亲那时候就是这样做的，还是有生命的展品呢。展品征集得差不多了，按布置的次序编个脚本，连每件展品的说明词都拟得了，才可以动手布置。
记得我后来又去过苏州两三回。吴县统战部管文史资料的邹志一兄来北京的回数更多，他要找各方面的人士帮忙，又要跟我“汇报工作”。展品收集得差不离了，说明词经过反复修改，可以通过了。纪念馆的匾额，请赵朴老写的，准备刻在水磨青砖上。如今想想也觉得不可思议：怎么才半年多，已经可以请城里美术工艺厂派人到甪直，制作展览的隔扇了？志一兄信上叫我考虑，开幕的那天，得邀请哪几位教育界和文学界的知名人士。正在这时候，记得是十一月初，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不太显眼的新闻，说各地的故居和纪念馆搞得太多太滥，国务院通知，今后必须申请登记，获得批准后方得建立。甪直的纪念馆申报了没有呢？还未听说过。我带上报纸，乘火车赶到苏州问詹部长。詹部长说尚未见过这个通知。我说：“现在看见了，我们得先办手续，等批准了，纪念馆才可以正式开张。”詹部长说：“有这样严重吗？”我说：“要真个碰上了，推出来当作典型批评，那可不好办了。”他说“我们可没有拆滥污”，要我去甪直看看。纪念馆前后两座大门已经砌好。赵朴老书写的馆额已刻上青砖，纹丝密缝地嵌在门楣上了。所有的房屋，粉刷油漆都已完工。二十来个人在制作隔扇。有些部位需用照片，老照片实在找不着，他们用彩墨画替代，不让展览中断，真还动了不少脑筋。写的美术字也大体不错。詹部长也许觉得我这个人太死心眼儿了，最后还是答应暂时不搞那个颇有点儿招摇的开幕式。
父亲在过世前留下十分简要的遗言。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二，老人家添上了最后一条：“如有医学院校需要，把尸体赠与。如果火化，骨灰不要捡回。”我们子女看了都没提出异议，可是对于骨灰，事到临头都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个狠心。母亲过世，祖母过世，他老人家在处理丧葬的过程中，尽情宣泄了自己的部分悲痛；怎么没替我们子女考虑考虑，到了那个时候同样需要宣泄呢？后来，那个时候终于到了。老人家的骨灰，终于捡进了一个丝织品的口袋，装进了一个木雕的骨灰匣，挨着编号，存放在八宝山灵堂里的架子上，可是我们总觉得事情还没有了结。我正在想，詹部长来辞行了。他是代表吴县，来北京参加我父亲的遗体告别式的。
一见詹部长，我就想起了纪念馆后边的那一大块空地，想起了缩在空地西北角的陆龟蒙墓，把父亲的骨灰盒埋在那儿，不是挺合适吗？我这么想就这么说了。詹部长说再好没有了，他回去就办。我说要一切从简：“挖一个浅坑，砌一个穴，把骨灰盒放进去，盖上块水泥板，堆个土堆，紧贴土堆砌一圈齐腰高的石块，再在前头竖一块碑。跟陆龟蒙的墓一模一样，正好做个伴。”詹部长连连说不可，这样草率，甪直人是不会安心的；叫我尽管放心，他知道怎么办，说完就兴冲冲地告辞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倒傻了。我忽发奇想，为的是安心，结果恐怕要闹得不太安心了。编《叶圣陶集》和建纪念馆，老人家尽管不怎么情愿，都还是点了头的。可是父亲的遗言已经让某报发表了，我们还要给老人家造墓，而且大造其墓，岂不成了孽子？
詹部长回苏州不久，就寄来了工程设计图，比我的设想不知气派了多少倍，全部用花岗石砌，坟墓砌在墓台上，墓台至少比八条的院子大。背后有短墙，朴老书写的墓碑嵌在短墙上，三面有石栏。我回信说：甪直人觉得可以安心，就照图纸画的办吧。当年十二月八日，我们去到甪直，把父亲的骨灰安放在墓穴里。那一天，省里和北京的有关单位都有领导者，有关团体都有知名人士，到甪直参加了仪式，等于同时给纪念馆开了张。甪直人可以安心了吧。詹部长和志一兄他们费了多少力气多少精神，我心里最清楚：一年多来，他们没喘过一口气。
父亲的身后事留到后头再说，先补说老人家的几件生前事。一九八二年年初，有朋友说叶圣老八十八岁了，要给他做“米寿”，正好同时纪念他从事教育工作七十年，被老人家知道亲自挡住了。可是信息已经泄露了出去，有些报刊已经组织了稿子。二月廿四，《文汇报》上刊出的徐铸成先生《怀叶圣老》，看来就是催逼出来的：开头交代文章为何而写，结尾说“祝叶老健康长寿，至少再活二十年……”中间略述两位老人家数十年间的交往。字数最多的有两段：一段记的是一九四九年从香港乘船北上途中的趣闻，一段记我父亲在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铸成先生是这样写的：“三月初，辗转到了解放不久的北平。一天，周恩来副主席邀约我们和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座谈对今后的希望。我分明记得叶先生讲的几句使举座吃惊的话，大意是：‘我已年老，脑筋迟钝了，希望勿勉强我改信唯物主义。’事实证明，以后他一直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的。他既不是那种‘面从，退有后言’的人，也不‘遇事三分左’，还没有想通，先附和、表态。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是真正愿意和党肝胆相照的。”
当时我读了铸成先生“分明记得”的，使举座吃惊的话的大意，心里也很吃惊，我从未见过父亲在这种场合上发这样的狂言。铸成先生的吃惊是可以想象的，他不得不记下来。记了下来，又觉得不大妥当，所以加上“事实证明”的这一串话。我怀疑，这次会我父亲是否被邀请了，因为他那时还没参加党派，而无党派的领袖，大家公认是郭老沫若和张老奚若。铸成先生参加了不假，因为他有记者的身份。二月廿六，晓风兄赶来找我，说在《文汇报》上说我父亲拒绝唯物主义，影响不好。他写了篇稿子，要他们更正。我说文章已经登出来了，就不好办了。他说有，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你偏说无，这个“无”只能凭推理，是拿不出凭证来的。晓风兄的文章是寄去了，没被采用。父亲在那天的日记中说：“余昨见此文，以为不必辩。大概余从未道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名。在大庭广众之中作如是表态，决不类余之习性，与我相知者自能知之。今晓风好意，既已写成稿子，亦不便劝使勿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