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之间，胜利了；在各种报纸的号外声中，八年抗战，才一星期就胜利了。八月六日，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扔下了原子弹；九日，苏联对日宣战，红军长驱直入开进伪“满洲国”。小日本没戏了，八月十日表示愿意投降，接受中美英苏四国的最后通告。号外一上街，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一阵紧接一阵，像要渐渐停下来了，忽地又一个轰天雷。大家都兴奋，舍不得阖上眼睛。第二天的报纸上说，日本投降系政府奉天皇之命，希望早复和平，免除戮杀，因而愿意接受四国之最后通告。十二日，报纸上刊出消息：“中美英苏已表示接受日本之投降。”多数人感到不解气，哪有这样便宜了小日本的。前夜的欢腾凉下来了，像馒头下了屉。小日本就鬼在这样的关口上，十四日的报纸上说，四国之复文交中立国后，日本尚未答复。你看看，主动权反而像握在他掌中似的。直到十四日下午，各报发出号外，说日本已答复盟国，接受盟国之旨，从此投降。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稀稀朗朗，似乎晚饭后就消停了，只听得卖夜报的叫唤声。我说的是成都城里的情形。直到十五日，晚报才刊出中美英苏四国已同时宣布准许日本投降的消息。十六日下午，各街巷保甲纠集市民，去春熙路孙中山铜像下献花，庆祝抗战胜利。一路爆竹锣鼓，行列中大多是衣衫步履两不整的老年人；小学生还在暑假中，没法集合起来列队应差。
抗战必胜，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几乎没有人再怀疑了，即使在湘桂大撤退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可是胜利来得如此之快，叫人措手不及。我父亲兴奋了才不多时，就感到一阵羞愧。羞愧自己不曾为争取胜利尽了多少力气，也没有真个付出些什么物质上的支持。在文章中，他不能扫读者的兴，把心中的懊恼全部倒出来，反而叫我赶紧在《开明少年》上介绍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看他自己，却一点儿没有“愁何在”、“喜欲狂”的神态。十日号外发出“外传日本投降”的消息，父亲在日记上说：“余自问殊无多兴奋。日本虽败，而我国非即胜利。庶政皆不上轨道，从政者无求治之诚心，百端待理，而无术以应之，去长治久安，民生康乐，为期固甚远也。”朋友们的想法也大多相似，第二天叙谈之后，我父亲在日记里说：“诸友闻昨夕之讯，类多不成安眠。思念已往，瞻望将来，忧思正多，欢欣尚远，宜其如此。”十三日的日记上，父亲记着有一位音乐教员来看他，说如今胜利了，集会的时候大家想唱些什么，但是没有可唱的。要我父亲写一支歌词，他愿意谱曲。父亲只好委婉地回答他：“未必有成。”
暑假快过去了，各大学免不了有些人事更动，好几位主持文协成都分会工作的朋友，都先后离开成都了。佩弦先生八月廿八来看我父亲，说第二天有飞机，他将直飞昆明，两人都复员在即，估计下一次或相会于上海。没料到从此劳燕分飞，这竟是他们俩的最后一面。
父亲常扳着指头算，上海的回音怎么还不来，他向老朋友们祝贺胜利的信已发出这许多天了。听说跟大后方一个样，上海和所有的沦陷区都先是兴奋了一阵子，跟着就泄气了；说得正确一点儿，在“兴奋”和“泄气”之前，都得加上个“更”字。受敌伪统治了那么些年，巴望自己的政府打回来，眼睛快要望穿了。如今回来了，堂而皇之说是凯旋，说是解民于倒悬。那批接收大员不就是各级军政官僚么？他们八年多来的所作所为，大后方谁都看在眼里；如今腆着个肚子走进沦陷区，哪能立地洗心革面，变成个人样呢？国民党挽回民心的最后一丝微弱机遇，也叫他们给掐断了。这个“无耻荒淫”的集团，还在顽固地表现它的存在，还要造成不知多少祸害。那另外半边呢？八月廿八，报纸刊出消息：“美国大使赫尔利飞延安，邀得毛泽东到渝，与蒋氏谈国共两党之团结问题。”我父亲在日记中记上了读后感：“此事最为国人所切系，团结问题不解决，则抗战方毕，内争必起，民不堪矣。据毛之复电，似其来渝颇有可能，若能从此和解，双方赴之以诚意，则共事和平建国，前途实多光明。余虽不与政治，然望治之心甚殷，极欲于未死之年，获睹民生康乐，庶业繁兴。”第二天报纸上刊出的头条新闻，果然是“毛泽东飞抵重庆”。
九月七日，重庆《东方杂志》《新中华》《宪政》《中学生》等八种杂志以实际行动抗议审查制度，自即日起不再送审；还准备发行联合增刊，刊名《民主与团结》。成都各报馆、通讯社、杂志社得到信息，于八日上午开会，商议共同表态，大家推我父亲当主席。我父亲也不推辞，他说：审查制度之必须取消已无可争辩，既然政府不取消，我们自动取消，最为干脆。而且当此时会，最为相宜。会上议定致书重庆的八种杂志，表示以行动为响应；还讨论了如何站在舆论界的立场上，发表宣言，提出要求，推我父亲起草。父亲花了半天工夫，把各位在会上的发言，归纳成一篇两千来字出版界要求自由之意见书，要点在于取消事前之登记特许，事后之检查和传递邮运中的扣留，并言政府协助言论界复员须求其公平；严惩降敌附逆之文人，保障文人之人身自由，文化事业不得垄断等等。成都各报社、通讯社、杂志社可自由签名，然后发表。过了十天，又开会决定组织一联谊会，学重庆的样，也出一联合增刊，刊名《言论自由》，由我父亲写了篇八百字的发刊辞。直到十月一日，官方才宣布废止新闻检查和图书杂志审查，机构同时裁撤。这是后话。回想《中学生》被扣的最后一篇，是张友渔先生写的《收复东北》，时间恰好在美国投下原子弹之前：那些审查老爷，看来并非都是白吃饭混事由的，在纪念“九一八”的例行文稿里，他们也能嗅出味道来。你说这检查制度该不该废。
这时候，我们家已决定九月底迁重庆，好赶在年底前，加入开明复员东归的大队。八月廿二接到重庆开明来电，说台湾用的课本急待商订，催我父亲提前到渝。范老太公前两封信已提到过：台湾收回，蒋介石将派陈诚去当行政长官，他的堂侄寿康先生将跟陈去当幕僚，主管文教方面的事务。父亲想，这些官场中的事都跟自己无关，如今台湾收回了，学校里总不能延用日本政府审订的课本，再让学生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化教育；自己能尽点儿力气的就不该甩手不管，于是托人买汽车票，决定廿六动身。这剩下的四天可忙了，要辞行，受祖饯，收拾行李，各方面的工作要交代清楚，文章是没法写了，却增加了许多临别题赠。至诚已经在重庆了，至美念金女大不能一同走。走的是四代，母子三组共六人：祖母和父亲，母亲和我，满子和三午。祖母八十一，晕车，满子又怀了孕，两天的长途汽车，总算都熬过来了。至诚和章士敭兄等在车站上，把我们接到保安路开明重庆办事处，东归算是走了第一程了。范老太公告诉我们说上海已来信，朋友家都安好，生活都比川中更艰苦；夏先生肺结核复发，肋膜发炎，近来好些，精神不佳。
晚饭后到较场坝螃蟹井三号，开明租的宿舍得往下走五六十级。我们家占三层楼前后两间，前楼安排了三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住祖母、我、满子和三午；后楼安排一张书桌一张双人床，住父亲母亲，吃分店送来的包饭。父亲第二天就去商量供台湾用的教科书。说先编历史和国文，以程度之高低，历史分为两册，国文分为三册。图文课本形式类似民众课本：前两册相当于初小，后一册相当于高小。有了这五本教科书，台湾学校才好开课。这批幕僚定于下个月赴台莅任，要把稿本带走。父亲和他的老朋友晓先先生负责国文，父亲和我跟他一起商量，前两册的课文由他写，后一册的课文由我写，所有的练习都由我来编，最后全部由我父亲审定。工作量数我最大，我可以别的事全不过问；父亲可办不到，有许多事，他是推不掉的。我一上手就闭门造车，把借来的词典和参考资料全摊在床上，才能腾出半边书桌，坐在床沿上写稿。夜晚得把这些劳什子收拾起来，一一搬上书桌，方得把身子在床上摆平。到十八日才完成一半，寿康先生来催了，说先把这一半带去也好。于是父亲连夜改写，母亲连夜誊写，于次日交给了寿康先生，好让他第二天飞台北。到下月八日，我的五十课才全部完成，父亲看了把批语写在日记上：“虽颇草草，内容不坏。”晚上，爷儿俩在家里对饮，真有点儿自我陶醉。
国共两党谈判了四十三天，签订了《双十协定》，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十一日，毛泽东飞回延安去了；十一月十四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了他赠给柳亚子老先生的《沁园春·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人们把希望全部都寄托给“有为惕厉”的那半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