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父亲长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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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太平洋上已经打了两年,赌红了眼睛的日本硬扭住了抱孤立主义的美国,一同在这场空前规模的世界战争中打滚。我们在成都,除了在报刊上看到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要闻,还知道些什么呢?美国的飞虎队在成都附近的空战中击落了几架日本飞机,警报就不常听得了;即使有“预行”,过半个来小时也就解除了。南边的双流,北边的广汉,都万把民工夜以继日,修筑供大轰炸机起落的又宽又长的跑道。不用问,美国大队空军不久就要来了。乘着美国大兵的吉普,在大街小巷里横冲直撞,成都不就成了美国的空军基地么,欺软怕硬的小日本他还敢来!只是物价还在翻着个儿涨。民不聊生呀!绑票抢劫的事儿,四郊的村子里接连出了好几起。本来为了躲避空袭而屈居乡间的城里人,如今有了美国空军做保护伞,都搬回城里去住了。我们家随大流,告别了杜甫吟诵过的景色和习俗,搬到了陕西街中段的一所旧宅院里,是开明分店新租定的。后边的一大半做书栈,我们家住前头的一小半。有两个好处:一是城里有电,可以用上相别近五年的电灯;二是当时至美在念金女大,至诚在念协合高中,两个学校都在华西坝,比较方便。父亲是不大主张子女必须进大学的;至美一定要进,他也不反对。再说,不进大学,也找不着合适的工作可干。至诚在高中只念了一学年,暑假里他向雪舟先生自荐,在分店当上了店员。父亲母亲都同意,说在课堂里学到的,不一定比店堂里多。

父亲当初到乐山,好像对持久战已经做了十分充裕的估计:就算再打两年吧,每半个月给上海开明的老朋友集体去一通信,两年也就是五十来通了;几曾料到已是一九四三年四月廿九,编号到了九十九,我们一家人还逗留在岷江边上的成都。“君问归期未有期”,谁说得准来日还得写多少通呢。两天后,父亲在日记上说:“与上海诸君通信,自余迁乐山后重行编号,今于此一回寄信满一百通矣,赋一律以志之。诗以前夕想起,今日足成。”这首七律是:

岷畔邮书今满百,五年况味此泥鸿。

挑灯疾书残烧夜,得句遥怀野望中。

直以诸君为骨肉,宁知来日几萍蓬!

一书便作一相见,再托双鱼致百通。

俞平伯先生在我父亲的诗词存稿中看到了,特别赏识,提笔批曰:“三四细腻,五六真挚,兵烽修阻,相见何期,唯恃鳞鸿往来,以寄停云落月之思耳。结联妙,有兴会,且出之平淡,似毫不吃力,章法亦密。”时间大概已在“文革”中期了。

称父亲的心,新诗足成,最好能让上海的朋友立刻听到他自己吟诵。这蜀沪第一百号马上付邮了,比九十九号晚了三天。这两通信哪天到的上海,都无法查考。初到乐山的时候,航寄上海的信十天之内可能到达。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上海航寄成都的信,要四十多天才能到达。陆放翁在成都时有首《渔家傲》,前半阕说:“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比起南宋来,已经算得便捷了。耐心会渐渐地被迫养成的,等不着信的刺激又不像物价上涨那么螫人,信投进了邮筒,对方如果回信,总有一天会到的,耐着性子等吧。

可是难免也有叫人放不下心的。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中央日报》刊出一条屯溪的电讯,才豆腐干大小的一块,说上海日本宪兵队拘捕了夏丏尊、章雪村等二百多位文化人。没说事情发生在哪一天,也没说同案被拘的除了开明的两位还有谁,叫人无从猜度受罗织的莫须有罪名到底是哪一条。父亲查自己的日记:此前三个星期内曾发两通信去上海,一定尚在途中;年初收到的上海来信,是去年十一月发出的,还看不出产生事端的征兆。于是马上写信,去上海问调孚先生。在内地夏章两位先生的朋友多,看到了报纸上这条电讯都写信来询问《中学生》,询问开明。其实我们知道的,也不出于刊在报上的那一方豆腐干。

估计调孚先生的回信,最快也得二月底才能收到,没想到二月九日,报纸上又刊出屯溪电讯,依然豆腐干大小,说夏丏尊、章雪村已释出,没说哪一天,也没说一同被释的还有谁。两条电讯相隔整二十天,有人说肯定不是什么要案,没听说进了日本宪兵队,这么快就能出来的,想来不会受什么苦。三月三日收到范老太公从桂林来信,说上海来的客人相告:大约敌方令夏先生出任某种文字工作,夏先生不肯,就被宪兵带走了。夏先生临出门时交代家里人说,去向“老板”说一声。宪兵定要问“老板”是谁,把章先生也带了去。两家的住处都被封锁了三天。那位客人还不知道两位先生已被释了。三月八日,上海的信到了,夏先生自己只写了一张纸,想来是为了证实受拘十天,身体还经受得住。调孚先生写得很仔细,是十二月十五日晨五时许来拘捕的,二十五日下午一时被释。还没弄明白日本宪兵为什么要逮捕夏先生,为什么十天后就把他放了。章先生的被捕倒是清楚的,受了夏先生一声“老板”的牵累。四月廿七,父亲给关念这件事的朋友做了个总答复,写了一篇《关于夏章两先生被捕》,发表在《中学生》上。文中的记事几乎就是调孚先生在信上的话,结尾那三首章先生的七律,调孚先生在信上只录了前头两首。一个多月之后,雪村先生才誊全了,趁一位同乡到成都,塞在糕点盒里带给我父亲。前两首“富于谐趣”,从字面看是囚犯自嘲,骨子里是对监禁审问的反感和鄙视。第三首却是“庄言”,敌我分明,倔强自傲,真是颗嚼不烂、能崩掉牙的响铮铮的铜豌豆。

稍稍用点儿心估算一下,三月八日收到的夏先生亲笔报平安的信,和调孚先生的长篇记事,很可能是夏章两位先生被释的第二天——去年十二月廿六写的,比我父亲发信去问早了二十五天。在来信收到之前先把回信写好,是谁也办不到的。两位先生知道我们着急,不待去信打听,尽快写信让我们早日释念,哪知这通信在路上竟走了七十二天。能送到已经很不容易了。遥望东南,浙赣湘豫云桂黔,一处处炮火连成了片,叫人无法想象上海来的邮包走的是哪一条路。父亲寄上海的一百廿四号和以后的三通,上海一通也没收到,想来自年初起,这条唯一的邮路也断了。八月十三日,父亲跟阔别七年的上海朋友写了通信,编号一百廿七。在日记上写着:“邮程迟缓,所谈都不接头,一书之达须历三月,亦无法寄上海信矣。”去年五月一日说的“再托双鱼致百通”,竟成了毫无凭准的豪言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