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乐山只土桥街有两家书铺，叫作永言书庄和昌言书庄，老板是姓周的兄弟俩，都是和气生财的面相，哥哥更胖一些。奇怪的是那回遭炸，土桥街上就这一东一西，双胞胎似的两家书店岿然不动。乐山和西南各县的中小学教科书一向归他们供应，忙上两季，一年的进账就齐了。铅字排印的古旧书有这么两架；常用的工具书跟大后方各地一个样，都早已售缺。桂林、重庆、昆明出版的新书杂志，他们一律不进货，使乐山唯一的最高学府当局十分放心。在这一点上，成都跟乐山大不相同，原有大学两座，加上内迁的在十座上下。书铺呢，商务、中华、世界等的分店，都在商业中心春熙路上；少城公园北边的祠堂街，原先只有一家开明的特约代销店，挂着“成都开明书店”的牌号，三四年来，大小书店连成了串，到西口又南拐，一直开到了公园东门对过。大后方各个城市出版的新书期刊，在这里都能找到。再说报纸，成都当地的日报有三四种，大多附有副刊；重庆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新蜀报》《新民报》等等，隔天准能看到。我可以举出许多事例，说这一回搬到成都是搬对了，其中头一件，就是跳出了宁静的闭塞。我想父亲会同意我的看法的。
成都开明书店跟开明成都分店不是一码事，这件“双包案”，我本来想不提的，写到现在方发觉不交代清楚还不成。先是洗人先生把雪舟先生从汉口调到成都，让他当开明成都办事处主任。成都开明书店在抗战之前就开张了，老板是本地人冯月樵先生，主要经营开明在川西的销售业务，包括批发和门市。办事处是总店的派出机关，管理这一地区的资金核算，书籍印制，以及与别的地区的协商调度，如果改作分店，把销售也担当起来，岂不利落。月樵先生哪儿能不明白，到合同期满，成都开明书店的牌子不得不摘下来了。雪舟先生又不想太伤感情，撺掇他带头集资，自己搞出版，还答应大力相助。月樵先生真个办起了一家普益图书公司，雪舟先生拉了几位开明的老作者业余给他当编辑。他请我父亲当总编辑，我父亲没答应，回说在教育厅任了职好像不大方便。他立刻改口说要我母亲去帮忙，父亲答应让我母亲一个星期去两个半天，料理些编辑方面的杂务。
月樵先生对市面是极熟的，我记得他对选题出过的三个主意，后来实现了一个半，这就很不容易了。一是要我母亲编一本小字典，说《学生字典》脱销已久，总不是个事。只要编出来，就一本万利。母亲说她没有这个本事。雪舟先生说，把过去的旧字典收罗几本来，择善而从，改头换面抄一遍，不就成了么。母亲把收罗到的小字典带回家，跟父亲一说。父亲说：“哪能有这等便当的事，揽在身上有苦吃了。”我听了说：“让我学着抄一部分吧。”一动手就发现还不能一抄了事：许多僻字，小学生是碰不着的；许多熟字，小学生是用不着查的；还有些字不说还清楚，越说越糊涂。怎么办呢？母亲和我的标准不一样，父亲最后通读一遍提出意见，吃饭的时候倒有可谈的材料了，可是都说没有把握。好在最后讨饶作罢的还是月樵先生，他发现成都没有一家排字房能接字典的活，也找不到如此高水平的校对，连重庆也是这样。
二是说抗战前，我父亲和子恺先生合作的《开明国语课本》，在成都销路不差，现如今因为内容跟不上形势，停版了。可不可以请两位重编一部《普益国语课本》呢，我父亲回说，子恺先生如果答应，他就同意。子恺先生当时在贵州遵义浙大，回信答应了。先编写初小的八册，多数课文由我写了初稿，父亲修改之后，母亲誊正，韵文几乎都是父亲自己写的，一并寄给子恺先生作画书写。可惜成都没有做锌版的工厂，只好用木版印刷，刻工又跟纸张一样拙劣，拿在手上叫人伤心，没劲。印了头五册好像就无下文了，这个主意只好算实现了一半。
三是创办月刊《国文杂志》，说现如今的中学生国文程度实在太差，给他们一些必要的辅导是义不容辞的。说中学生的国文特别差，我父亲是一向不同意的；数理化生音体，跟国文相比，程度也好不到哪儿去。念了一辈子“子曰”没念通的人有多少位，两千多年来不曾做过统计，只孔乙己一个，因鲁迅先生给他作了篇外传，才得以流芳百世。没念通也不能怪孔乙己程度低，得从教育目的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去找问题。办一种月刊谈谈这些问题，给学生们一些启发，多少有点儿好处。我父亲答应了下来，让我母亲出面当主编。一九四二年一月出创刊号，三十二开土纸本，才两万来字。四篇主要文章是父亲自己写的，除了《略谈学习国文》一篇，其余都署的笔名；杂志社的零星通知都不署名，还挑了两篇我们兄妹三个的习作，这是现成的。父亲当时就寄了若干本创刊号给桂林的朋友，约他们写稿。最先回信的是云彬先生，他大呼可惜，说他们正在打算出版《国文杂志》，已由文光书店出面申请登记。十六开本，约五十面；虽然也是土纸，可不像成都的那么糟。桂林的朋友们都主张不如把普益的停了，集中力量办好文光的。父亲只好找月樵先生商量。月樵先生很大方，说既然这样，《国文杂志》就维持到六月号告一段落，向读者公告移到桂林出版。父亲的这一出独角戏，直唱到了四月底边第六期发稿。文光的《国文杂志》八月创刊，人称“桂林版”；普益的就成了“成都版”。附带交代一声：《国文月刊》是另一码事，是西南联大和昆明师院的学术性刊物，印制销售由开明桂林分店代理；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才归开明书店在上海编辑出版。
父亲初进教育科学馆，真以为从此得做研究工作了，还担心不知从何入手。没想到一年多下来转了个圈，又死心塌地做起编辑工作来。颉刚先生早看穿了，说郭厅长这样礼贤下士，无非要给教育厅，就是给他自己撑个场面，多少给他做点儿就可以了。可是我父亲太老实，又闲不下来，跟佩弦先生合作的两本阅读指导举隅接近完工，他就想接着请人写一部《文法指导举隅》，也是给国文老师做参考的，跟佩弦先生商量。佩弦先生说他干不了，有一位吕叔湘先生，准成，在云南大学讲过“中国文法”课；如今应了华西大学的聘，把家搬到成都来了。父亲在刊物上看到过吕先生的文章，以为他思路清晰，有自己的见解，因而早就记住了他的名字，第二天就给他写了封约稿信。过了两天吕先生的回信就到了，说愿意试试看。第二天是三月廿九，老是细雨蒙蒙的，吃过午饭，我父亲再也等不得了，撑起油纸伞步行到华西坝。他在日记上记着：“虽初见，谈话亦随便不拘。君于国文英文教学均极关切，现在华大研究所，研究我国语文法。托其为馆中编《文法指导举隅》一稿，当承应允，云三四月内即可完成。谈一小时许而别。”叔湘先生牢记着这个日子，四十三年后写的《怀念圣陶先生》，就是从这次初见写起的。我核对了一遍，只发现吕先生把“下午”错成了“上午”；把介绍人朱先生错成了顾先生。我说的不会错，给吕先生初次写信约稿的前一天，父亲单邀朱先生，两个老友在家里吃酒长谈来着。跟顾先生在宴席上见面是八天前的事，不符合我父亲的急性子。
父亲离开教育科学馆的日子，在一九四二年的《蓉桂往返日记》中可以找到。那段日记长达三个月，从四月十五开始。那一天，傅彬然先生突然来看我父亲，说是奉范老太公之命，邀我父亲去桂林一游。父亲想去一趟也不错，许多老朋友已五年不见了，尤其挂念的是新从香港冒险归来的那一批。谈了几天，方知道是要他去桂林组织开明的编辑队伍，讨论出书方针。在大后方这张棋盘上，成都、重庆、贵阳、昆明、桂林五个眼已经占住，可是出不了新书，还像一爿只能贩运经销的书铺子。回想当时在汉口，悔不该把几个只会弄笔杆的人都遣散了。好在如今有不少聚集在桂林，即使改了行的，见了面闲谈还常常谈起旧开明来。能不能把编辑部重新组织起来呢？范先生邀我父亲去桂林，就为的同大家商量这件事。既然商量，定要他成，成了之后，脱不了身：我父亲的行事规律就是如此。他写了封信给郭厅长，说开明让他去桂林开会，没说定哪一天回所销假。郭厅长立刻派四位所里的同事，送了五百块钱旅费来。父亲说去桂林是为开明的事，不能用馆里的旅费，退了回去。郭厅长心里明白，连夜赶来叙别。一个没提辞职，一个也不好恳留：这才叫别扭。
《蓉桂往返日记》共四万多字。头上半个月，父亲为离开成都做准备，了结了在教育科学馆和普益图书公司已应承下的种种工作，基本上还清了拖欠。五月二日动身，第一站重庆就为等候便车，白耽了整整十天；十五日到达贵阳，又耽搁到月底，六月四日方抵达桂林。在途中，父亲作了首五律数说行旅之难：
自古难行路，今难倘有余。
临程谈“黑市”，过站上“黄鱼”。
蚁附颠危货，麇推老《病车》。
“抛锚”愁欲绝，浑不傍村墟。
“难行路”恐怕实指川黔桂一带的崎岖古道，如今修了公路总该好一点儿了吧？谁知“倘有余”，更加难走了。“黑市”是票贩子的要价；“黄鱼”是司机挟带的旅客，不知是否因为老溜边才得了这么个外号。卡车上堆得高高的货物一路摇晃，乘客还在摇晃的货物上头巴着呢。《病车》是子恺先生为题他的漫画创造的辞，已损坏的汽车还是老货，上坡得靠乘客大家一齐用力推。要是“抛锚”抛得不是地方，前不傍村后不着店，怎不叫人愁煞也么哥。这么一个多月的公路行旅，大多数日子是花在等车上的。心神不得安宁，老悬在没着没落的焦急之中，谁也受不了。因而我父亲一到桂林就去航空公司定了张回重庆的机票。飞机的班次少得不像话，也得耐着性子等，直等到七月一日才飞成。这二十五天，父亲可抓得特别紧，给《中学生》和《国文杂志》都准备了将近两期的稿子。
一九八二年夏天，至诚读完这段日记对父亲说，近来有人写文章回忆抗日期间桂林的出版界，这两三个月的日记，正好供他们参考，何不抄下来发表。父亲听至诚念了一遍，记起了许多茫然往事和已经作古的老朋友，就答应了，还自己写了篇小记，发了几句感慨。日记写的非今非古，都是六十年前的风物人情，用不着我删节或补充。只有一处，父亲到贵阳的次日下午，遇见了在国际救济会当驻会常务委员的章元善先生，记下了这么一句话：“关于去年司长任内受冤之事，语焉不详，约略以‘梦’字了之。”司长任内指在经济部商业司当司长的时候，这个梦可非同寻常，人们都说是最高当局要借他的人头，以平民愤。元善先生是我母亲的表兄，我父亲的小学同学，《我们的骄傲》中一同相约去见黄先生的就有他；我唤他表舅，最早的留美学生，曾撺掇我父亲跟他同去留学：这些事儿前头都讲过。他回国后因热心公益事业，被推任华洋义赈会副总干事、总干事。一九三一年长江闹大水，政府在上海成立救济水灾委员会，把他请了去当总干事。我就是那时见到他的。他住在一间厢房里，空荡荡的除了一张床没有别的家具。床上挂着夏布中式帐子，床下有个白布口袋。听说他每天早上要换内衣，口袋就是盛换下来的内衣的，留学带回国的生活习惯，我看到的就这一件了。一九三八年我们家到了重庆住在西三街，我又跟这位表舅见面了。他一人住在山梁上青年会的招待所里，好像工作还不大落位，常常从公园下来，跟我父亲和范老太公去对面的茶楼吃茶；后来我病卧巴蜀学校，表舅来看过我好几回。我家去了乐山，通信就渐渐稀少了。一九三九年年底听说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把章元善先生拉进了班子，让他当了商业司司长，并兼任平价购销处处长。父亲母亲俩都代他捏了把汗：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凭他这样个老实人能扭转乾坤么？果不其然，物价管自飞涨，民怨更加沸腾，折腾了一年，蒋委员长就把元善先生拘留了。都说连枪毙的手令都下了，又不知怎么的，到十三天上把他放了回家。其中缠弯里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天意从来高难问。明明是《非梦记》，也只能以一“梦”了之。但是决非《邯郸梦》，我的表舅不是卢生那样的官迷。认得他的人都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