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父亲长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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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开明汉口分店在交通路,临街的三开间三层楼,底层的前头是店面,后头是栈房;二层办公和会客;三层是职工宿舍。为上海总店部分内迁,雪舟先生早就租定了同样的一幢三层楼。三层就让我们家住了。二层接待南京分店撤下来的人、上海总店抽调来的人,不多几个。底层堆着从上海内迁的物资。雪村先生、洗人先生离开上海之前,费了许多周折,才向政府弄到两艘机帆船,安排好了,把内迁的物资分两批走运河运到镇江,再经长江运汉口。前一批到了,是纸型和纸张。后一批运的主要是向别家印刷厂租来的机器,却杳无音信。派人去镇江打听,回说船过白莲港,被日军劫去了。雪村先生和洗人先生忙着派人去重庆和桂林设点,撤销沦陷地区的分店,编辑部的事提不上议事日程。我父亲先约起《中学生》的稿子来,准备明年一月中旬复刊。趁约稿还没有到,一个人把《初中国文教本》第三、第四两册改妥了,准备发排。没想这些工夫全都白费。我们一家是到汉口团聚了,开明编辑部部分内迁的事却只能以后再议。奉调到汉口的几位同事被就地遣散,自谋出路。我父亲不肯特殊,拖着一家老小,也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租来的机器被劫,似乎不能成为理由。楼适夷先生白手起家,在汉口办了个大路书店;云彬先生后到,帮他编起了大受读者欢迎的《少年先锋》月刊。可是开明呢?真个是大有大的难处。为了在重庆建立办事处,开拓西南各省的营业,洗人先生入川去了。十二月十四,我父亲送他上了轮船。过了六天,雪村先生乘火车去广州,准备经香港赶回上海,去处理几笔重要债务。我父亲送他过江,上了武昌去广州的列车。在渡轮上对着一江浊浪,父亲想起八十天前,三个人把酒持螯,意兴飞扬来到汉口,如今却这么个收场,只有忍泪苦笑。

回到交通路住所,父亲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祖母年纪大了,看来只能走水路乘船。从地图上看,往南可以去长沙,往西可以去重庆。母亲赞成去重庆,说船票不好买,多方托人想想办法,分两批走也可以。正议论间,没想到决定性的一票却来自重庆。父亲有个表外甥叫刘仰之,在商务的重庆分店当经理。他已经见着洗人先生了,听说他娘舅一家困在汉口,就写了封快信来邀。这样一来,剩下的问题只是船票了,其实除了姑夫和雪舟先生,也无人可托。可巧母亲走在路上,对面来了一辆黄包车,车上的人好像是父亲的中学同学陆佩萱,好像听说过他在民生公司工作。母亲去民生公司一问,果然是他,在民族轮上当买办,见了同乡还很热和。母亲就老实讲明了要求。他说可以,今晚就在民族轮上见面,明天一早就开船。又说民族轮马力小,上不了三峡,只好在宜昌换船,到时候他会安排的。

天下真是好人多。母亲回来一说,大家手忙脚乱收拾行李,准备上船。父亲跟雪舟先生说了,雪舟先生如释重负,他说他会给宜昌的同行打电报,去旅馆给我们预订房间。父亲又给姑夫打电话。姑夫说要饯行也来不及了,他定要和姑母到码头上送行。父亲请他对玉书先生讲一声。不记得那天吃了晚饭没有,雪舟先生先派人把行李送上码头,他亲自送我们上了船。姑夫姑母和玉书先生也来了,送来不少让我们在路上吃的东西,还有四瓶绍兴。大家看我们住的是船头上的餐厅,都说比官舱还舒服多了。等送客的人全走了,父亲母亲才到买办室面谢陆佩萱先生。餐厅里乘了三家人,老小十七个。夜里摊开铺盖,沙发上,餐桌上,地板上,全睡满了人。早晨卷起铺盖,餐厅恢复原状,房舱的乘客们常来串门闲聊;电报室收到了重要新闻广播,也在这里口头宣布。船上供应一日三餐,房舱客人各自回舱用饭,我们却不用动窝。第三天晚饭后,突然传来南京陷落的消息,餐厅里立时煞静。大家肃立,竟想不出用什么形式,来表示如此巨大的屈辱和悲痛。

十二月三十午后,民族轮安抵宜昌。雪舟先生接洽好的那位同行,已经在码头上等着了。母亲跟父亲分了工,由她跟着来人,去旅馆安顿一家老小。预定的客房只一小间,光堆行李就占去了一半。看挤在柜台前过夜的旅客有上百人,我们也该满足了。父亲跟着陆佩萱先生去民生宜昌分公司见经理,回旅馆说经理李肇基先生当面答应:民主轮一星期后进川,给我们七张票,三日上午去取。上岸时就听说,滞留在宜昌候船的人已达三万,还在与日俱增。又听说民主轮这番入川,可供公司分配的客票仅十八张,我们如此幸运,反而有点儿不好意思了。该怎么谢谢这位萍水之交的李经理呢?父亲只好“秀才人情”,做了首七绝:“蜀道之难今昔异,今难轮少票难求。备闻诸客艰辛语,一诺恩尤感李侯。”去街上找到一家纸笔店,他选了一张上好的诗笺,就在店堂里借他们的笔墨印泥,把这首诗抄上,盖上随身带的小印。又买了副信纸信封,写了封感谢信,到约定的日子,派我去民生公司送给李经理。李经理看了,郑重其事地搁在一边,说多谢我父亲,又说那天有事不能到码头来相送了,祝我们家一路平安。随手开了个便条,叫我去售票处买票。

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下午上的民主轮,六日清晨开船。民主轮比民族轮大多了。我们家乘的是八张上下铺的三等舱,共十六个铺位。整洁安全、服务周到、拒收小费,一向是民生公司客轮的特色,抗战之初还保持了年把。三峡景色风物,待八年后乘木船出川时,再一路细细写吧。父亲在宜昌写了三首纪事小诗。在三峡中,又写了三首小诗:前两首写景,第二句是“三峡岂容文字传”,岂不把他自己写的也抹得干干净净;后一首虽则是豪言壮语,“全家来看蜀中山”,想不看也不成啊。六首小诗都编入了第八卷,读者诸君如果有兴趣,可以翻出来看看。在两条轮船上各结识了一位苏州同乡,《叶圣陶集》第二十四卷《渝沪通信》第三号,父亲在给雪村先生的信中提到他们的姓氏,我如今给作个注。姓蒋的是南京撤下来的小官僚,自我介绍没说哪个机关,只说去重庆看看再说;夫人是医生,到了重庆打算自己挂牌;带着位年轻朋友,才从南京监牢里放出来的。三人在民族轮的餐厅里跟我们家一同住了四天。在民主轮上,又遇见了四五位治淮工程处的技术人员,数姓潘的年纪最大,常常端着酒杯,向我父亲诉说他们在炮火中如何撤离工地,忍不住涕泪纵横,上级让他们到了重庆再做安排。工程就这样半途而废了么?他们将往何处去呢?成了我永久的悬念。

民主轮九日午后拢重庆,靠弹子石码头。仰之表兄带着几位老师傅早等着了。他让老师傅雇好滑竿,先护送我们一家老小去他家里,留下我和他两个。等行李从底舱里起出来,我点清了一件也没少,表兄才唤来运输行的管事,又当面点清行李的件数,回头对我说:“他们会送去的,我们走。”我跟着他上了一段坡又上一段坡,实在喘不过气来。表兄笑着说:“停下来歇口气吧。这里的人叫我们‘下江人’、‘脚底人’。来到这里先要练往上爬的腿劲。”表兄住在重庆城里的最高处,那座四层洋楼有个奇怪的名字,叫“金十万儿”,想来当初是个姓金的大财主造的。财主不知何处去,表兄租的是顶上一层。好容易爬了三百级石阶才进得大门,还得更上三层楼。第二天清晨推窗下望,嘉陵江水清得看不见底似的,真个称得上“伤心碧”。长江上游来的水与之一比,就见得黄浊了;在汇合处更明显,嘉陵江像一把狭长的利刃,直刺进长江的中流。

表兄在商务是练习生出身。我小时候只知道他的母亲住在安节局里。安节局专收容无依无靠的年老寡妇,也算地方上的公益事业。他进商务大概由我父亲做的保。表兄还没成器,母亲就过世了,他被调到重庆当分店经理是后来的事。表嫂是地主家出身,家在重庆土猪场,父母早已亡故,兄弟还小,结婚后头几年,娘家的事还由她大小姐说了算,三个男孩子,两个大的不在家,是巴蜀小学的住校生。表兄表嫂顿顿鸡鸭鱼肉接待,父亲母亲觉得受之有愧,长此下去算个什么呢?亏得洗人先生租定了西三街九号的一幢三层楼,做开明的驻重庆办事处。他当时是个光杆司令,底层做了栈房,他住二层的里间,外间做会客室;三层的两间空着,就转租给了我们家。说实在的,要这样他才好有人说个话,一日三餐可以由我们家料理,更不用提着把壶去对门茶馆买水了。表兄表嫂听说如此也不苦留,还唤了几个师傅帮我们搬家。过后不久就是阴历年了,他们又送来了许多风鸡、腊鸭、香肠、熏肉、花生糖、米花糖,是表嫂土猪场娘家特制的年货。

西三街生活初定,父亲特地抽出半天工夫,给困在孤岛的开明五位先生和吴天然阿姨各写了封信,编作《渝沪通信》第三号,于一月廿五一同寄出。当时航空信还通,可能在阴历年前到达上海。头一封是给夏先生的,父亲写得特别详细,连买得折枝红梅插于瓦瓶都提到了。这正是过年景象,父亲却没说一句贺年的话。是无意中忘了呢,还是有意避免触动夏先生的心境呢?父亲在信中对夏先生说:“在汉口无所可为……现居重庆,固亦一无可为,静待窘境之来临耳。”其实还并非如此严峻。重庆原有两三种报纸,从行文到编排,不怎么合下江人的胃口。十天以前《新民报》出刊重庆版,大受下江人欢迎,本地人也感觉新鲜;副刊《血潮》由女兵谢冰莹主编。她来约我父亲写稿的时候,父亲才到重庆还没坐定,只好抄了船上的行旅诗给她充数,答应阴历年前给她写个杂谈创作的连载。再说云彬先生,他这时候才到汉口,不久来信,要我父亲在《少年先锋》上挂名当个主编,还要每个月供给一篇卷头言,我父亲都允诺了。文化界的一部分人还在向汉口集中,我们家倒似乎走得太早了。

到重庆后第三天投邮的《渝沪通信》第一号中,我父亲说到已去参观过巴蜀小学。这所收费很高的贵族学校在通远门外,观音岩脚下,一个四川军阀出钱办的。他信不过本省人,特地去上海请来了校长。无巧不巧,这位校长是我父亲的小学同学周勖成先生,他带来的两位朋友也跟我父亲相熟。五年多来,三个人惨淡经营,教室宿舍操场,都齐齐崭崭。学生一律住校。已办了一班初中,想在寒假后再添一班。新近挖成的防空洞,足以容纳全校四五百名学生员工。阴历新年周勖成先生登门拜年,说初中的两班国文请我父亲去教,六个半天,外加六七十本作文,还说至诚可以插班念小学,父亲就同意了。迁到重庆的大专院校已经有好几所。国立中央戏剧学校好像在城里,校长余上沅先生拉我父亲每周去教写作练习两小时,学生才十来个,父亲就答应了。在那儿父亲认识了曹禺先生,他是教务长。复旦在北碚,上水乘轮船得五个来钟头。校长陈子展亲自上门五次,说特别迁就,两周去一次,住两宿而归。我父亲没法再推辞,只好跟巴蜀商量减去一班的课。勉强去了五次,结果还是下决心辞掉了。只留下一首自我感觉良好的五律,《夜发北碚经小三峡》。

初上月微昏,孤舟发野村。

江流唯静响,滩沸忽繁喧。

浓黑峡垂影,深凹石露根。

何能忘世虑,休说问桃源。

父亲在抗战期间天天记日记,自以《西行日记》题日记本。是一九三七年离开杭州那天写起的,还是在汉口决定入川那天写起的,已无从查考;因为开头三册,一九三九年乐山遭日机轰炸时烧掉了。一九七六年整理王伯祥先生遗物,发现了我父亲在重庆和乐山,写给上海各位朋友的两批信,后来整理成《渝沪通信》和《嘉沪通信》;如今编在《叶圣陶集》第二十四卷中,正好补足《西行日记》开头的缺失。父亲写信和当时困守孤岛的朋友约定,双方都把信保存好,留待胜利后见面时再一同重温,相互印证那远隔千里重山复水的思念。可是真个能看到这两批旧信的,只剩下我父亲一个,老朋友凋零殆尽,无处再诉说当年的相思之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