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火辣阴森的正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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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父亲(2)

父亲骂着想伸手打秃头,一来没力气,二来要拎裤子,父亲的反击滑稽异常,像一只剥光毛的鸭子乱划水。炙烈的日头下,满街的人不知从哪里钻了来,都伸长着鹅头观看这场把戏。那时,父亲挣扎着护不住下身,干脆屁股一崴坐在了石板子街面上,父亲团曲着身体把头差点埋进了裤裆。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跳起来的,我不记得我是怎样摸着一块石头的,我把石块举过肩膀想要给秃头一击。秃头却一点不怕我,挥着茶杯对我挑衅:“小害屌弄你想发作呀?你发作试试,老子一茶杯砸死你!”我被打翻在地后,秃子还找准我胯裆补上了几脚。

又一次受了侮辱,回来的路上父亲又一次要跳塘。父亲抠住塘坎说:“我喜(死)了都不要紧,可怜我儿子……”我知道父亲说的是,他死了都不要紧,可怜他的儿子……

拉扯着父亲,拉扯着父亲的手,拉扯着父亲抠紧塘坎要飞出去的手,我哇哇地哭着。

可是,父亲仍不愿收回投塘的姿势,渴渴地望着满塘的碧水对我说:“鹅(儿)啊,你让我套(跳)吧!你让我套(跳)吧!”父亲说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什么也不说,死死地紧抓父亲干瘦的手胳膊,我竭力把屁股向后“坐”着,我知道我又小又轻,没有大地的帮忙,会拉不住父亲的。在大地的帮忙下,我嚷着:“爸,你不能死,你不能寻死!你死了,我,我们怎么办?”我用我四十五斤的身体重心,直到把父亲拖离危险地带。

娘整天地让我扒柴,拾粪,捡山芋根子,如不能按质按量完成,便迎来爆栗子和黄荆条子,娘把我身体搞出一道道血痕。天上出星星了仍然空着柴筐,弟弟喊我回家吃晚饭,路过斋塘埂我便做出投塘的姿态,我对弟弟说:“活着太难,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弟弟嫩嫩的小手死死地扯住我的胳膊,芭茅丛中,把身体重心竭力向后“坐”着。“哥,你不能寻死!你死了,我,我们怎么办?”弟弟嚷着,指甲把我的皮肉抠得出血。记不得多少回我模仿着父亲的死亡游戏,总是在那一刻,在被弟弟的小手抠得出血的那一刻,我感到被需要着,感到了一股异样的亲情的温暖。

打针吃药,父亲的病况没有再恶化下去,但仍然不能参加生产队上工。那时我们生产队年底“决分”,一个男劳力十分工可值一角三分钱。我们家一点可怜的工分全靠娘一人挣来,娘累死累活一天得七分工,男劳力上工一天记十分工。春天的布谷鸟儿,在嫩绿的秧田上空一声声催:禾哥禾哥,插棵插棵。开了秧田门,满村无闲人。生产队插秧那天,父亲想想实在坐不住,便跑到了田畈里连滚带爬下了田。父亲过去是个插秧能手,他会插一手“开花秧”,秧苗落泥即活,秧趟子横平竖直,秧棵子像弹了线一般。但是这一次父亲滚下田非但没能裁一棵开花秧,还差点一头栽进了泥巴眼里。父亲被粪脾气青年丁大宽一把牵起时,已是一只精湿的落汤鸡。

丁大宽将父亲拎上田埂,父亲仍然爬动着,执着地要重来。大宽拎起父亲的泥巴胳膊,直拎了一条田埂远,对那一摊泥骂道:“你看看你,可还像个人!”

娘跑上田埂来,带着两手泥巴,两手秧苗,又拉又踢父亲:“你都不像个人了,跑出来现世做么事啊!”

那些日子里,娘跟父亲没一日不吵嘴,吵着吵着的某天晚上,娘一脚将他蹬到了床下。从此“目”字形的三间矮草屋里,父亲在“目”字中间那个“口”子里,扁担加木凳另搭了一张小铺。奶奶每天在早饭锅里蒸上一碗蛋花,那碗芝麻蛋花时不时泼洒到山芋粥里,黄水里漾一小块黑汤,我和弟弟盛稀饭时舀着了,娘拿起锅铲子要我们把它撇开。娘怕父亲的病传染,一直让我们离父亲远一点,吃饭时也不准父亲上桌的。

第二年父亲的病情开始好转,像春光里开冻的枝头一样日见起色。可以参加生产队劳动了,先是一些轻活:拔秧,锄地,割牛草。继而连一些力气活也能干了,扬谷的时候父亲挥起扬锨能把谷粒扬高丈余。父亲扬谷手艺出了名的,纵然没有足够的风,也能把黄灿灿的稻谷一粒粒“拎”出来。

我考上初中后进入牛集中学上学,父亲关心我学习成绩,时常跑到学校和老师沟通。他每一次的光临都会给我带来难堪,同学总是说:“你爸来学校了,你爸讲话讲不圆。”我便躲避他,讨厌他,憎恨他。我听见很多人都在叫他“半边脸”。多年后,我娶了小学同学做妻子,她承认那时候确实称未来的公公为“半边脸”。起初,被折了骨的父亲捂着半边脸总不敢见人,奶奶便开导他:“我儿你是半路里得的么,又不是胎里带来的。”奶奶还劝导父亲:“吃盐的人哪有不生灾,生灾的人哪有不破相。”

那年冬天娘又怀上了,屋子越来越不够住了。在一次说笑中父亲被生产队副队长激了一将:“月发你做得起屋,上梁的桁条都由生产队提供。”父亲问副队长讲话可算数。副队长说扯根屌毛当当,讲话算话。等到父亲和娘商量着真的动起手来,才知道连请人工的粮食都不够。当时家中六个人,我,妹妹和弟弟,父母和奶奶。

记得是一个不见月亮的夜晚,半夜过了家中的煤油灯亮了一下,接着又被吹灭,我揉揉眼听到移动大缸的声响。那只盖着木盖的大缸一只空着,像一个饥饿朝天的肚子,但是它很快吃饱了,两担稻谷让它饱满得肚儿圆。是父亲和堂叔一人一担挑回家的。堂叔当生产队长,一贯秉公,不知道父亲怎样和堂叔说通了,使得他打开了生产队粮仓并监守自盗。

从打土砖到盖上芭茅草竣工,用时一个多月,一幢“黑四间”新草屋挺立了起来。经历无数个不眠之夜,父亲看上去仿佛衰老了十岁,但是他变得精干而有力气,也能吃得下饭,有时一顿能干三大碗,除了“半边脸”上残存的残疾,与一般人已然无异。尤其是,他那张“照光”后的黑脸蜕皮后变白了,流汗的额头看上去光彩照人。土墙砌好后到上桁条时才发现,缺少一根下须(斜长形桁条),父亲和娘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向小姑妈家借。正月里小姑父还没去淮北上班,也来我家帮忙,忧愁中的父亲换上一副笑脸,围着姑父打转转,嘻嘻地笑,想开口又不好开口。请堂叔跟小姑父说了,小姑父拎着泥盆冷笑了一声,口桁条我们倒是有几根,嗨,他要下下来还要费点儿事呢。姑父也打算盖屋,购好的松树木料被他架在了碓屋的老房梁上,用铁丝编穿了起来。父亲没再开口,跑向了副队长家——听说父亲向对方低了头,他甚至开口以妹妹和副队长的儿子为婚……借得了二十元,一根通长的杉木下须终于得以撑起我家的房子。

上梁那天,福祥表叔终于被请了来,给正梁下的一根看梁上写“公元一九七八戊午年正月落成”。此前几天,瓦匠表叔只肯派几个徒弟来,本人迟迟不肯出现。奶奶叹息她的娘家侄子:福祥也三眼睛看人喽。但上梁之日连表婶都来喝喜酒了,顺便带来大表姐相女婿。父亲表达感激的方式是:一,把几只特大号冬瓜南瓜绑上表叔的自行车后座。二,介绍丁大宽给表叔当女婿。

那个早春的晚上,土砖墙壁还没糊上,四面透风,全家人以地当床,睡在一堆芭茅草上。煤油灯光放大着父亲的身影,跑进跑出地忙着,看看天,怕它落雨,望望家什,怕人偷了,父亲不时地发出咳嗽声,把痰吐到高低不平的地上。

小姑妈一生再生,第一胎生女儿,第二胎生女儿,第三胎又是女儿,到第四胎还是女儿。女孩子就像蔓生的杂草,都懒得给取名了。大的叫清,二的叫秀,到第三第四干脆叫三子四子。小姑父在淮北地质队工作,吃国家饭,他人在钻机心在家乡,上缴一定数额工资,全家享受“四属户”待遇。四属户人家始终不养儿子,小姑妈成了我们友谊生产队的一个笑柄。

当小姑妈第五次隆起高高的肚皮,奶奶隔时便会去抚摩它,根据肚皮的高低大小预测性别。又看小姑妈是不是喜欢吃酸,奶奶说酸儿辣女么,这回必定是个争气的啦。正月尾小姑妈果然生了个争气的,奶奶亲手接下那个肉墩墩的男婴。小姑妈激动得流着鲜血流热泪,父亲高兴得拿起笔给姑父写信,找啊找,找来一张过年写对联留存的红纸,父亲把红纸裁到八开纸大小,又把它均匀地对折成信纸的条形格子,父亲提笔思了思才运起了笔。

“向敬爱的小姑爷文礼报喜!”顿住笔,父亲想把“敬爱”擦去,这两个字是通常用来歌颂领袖的。父亲的半边脸羞得和红纸一样红,想想决定不改了。

父亲的钢笔字一贯清秀,个字分明,有点像印刷出来的行楷。但是这一回父亲的字体严重变形放大,激动使得它们在红纸上手舞足蹈起来。三十一年后的一个炎热的夏日中午,我专程赶到合肥为新婚的表弟证婚,在一百多双热切的目光里,我宣读证婚词道:“三十一年前,我的父亲用写对联的红纸写信给远在淮北的姑父报喜,那时候表弟还是一个光着屁股赤裸的婴儿。今天,这个曾经的光屁股婴儿不知使了什么法子,大家请看——他让另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鼓起了美丽新娘的肚皮……”那一刻,我注意到幸福得白发苍苍的姑父在台下冲我挥了挥手。

然而当年,红纸“报喜”后的父亲,渐渐走入了苍白的困境。

小姑妈家种有近两亩多自留地,父亲用病弱的双肩和双手为之犁耕播插,得到的常常是一顿可口的饭菜。记得给小姑妈家帮忙总是奶奶掌厨,奶奶做的饭菜不晓得多么好吃,多么可口。父亲常常吃得嘴儿油漫漫地回家,有时也会带上一小碗给娘。当然我娘是不会独享的,一小碗再分作三四份,我和弟弟妹妹各尝了半筷头子汆肉挂面,简直美得舔掉了嘴唇。弟弟几口吞完了嚷着还要,他用小手拉着父亲的大手叫道:“大,还有么?人还没吃够么?”父亲的表情不置可否着,娘斥责弟弟:“小孩子吃而无厌!”

夏天的晚餐在竹床上进行,奶奶总会弄出几样小菜,腌菜瓜是用花皮菜瓜切开后伴上盐,奶奶拿碗盛了连碗一簸一簸着,直到簸出了盐水来。咸鸭蛋拿陈年的雪水腌的,腌熟后呈淡绿色的壳,菜刀切成四瓣,蛋白如冬雪,蛋黄赛春日。父亲扒着稀饭解决了第一块鸭蛋之后,总要拿筷子赶着飞来的苍蝇带一点护卫的意思。我和弟弟妹妹六只眼睛都盯着那三瓣蛋,眦吃简直是眦得眼睛出血了。奶奶拿大芭叶为父亲打着蚊子,少不得给我们三个分了一块,迅雷不及掩嘴之间我感到嘴里有了咸香味时,它已溜下喉咙了。当我们再次把目光盯向蛋碗时,发现已只剩下一块了,父亲正拿变形的牙齿剔除蛋壳。当弟弟馋得要伸出小手时,父亲终于以筷头子相向了,还向我狠狠地“猴”了一眼。

“半边脸,丑死啦!”我在心里恨恨地骂他。

那天放学归来,我看见奶奶在斋塘埂上坐着,手里端着一封厚厚的来信。娘看过了把它丢给了奶奶。睁眼瞎么,字认得我我不认得它么。奶奶跟我念叨着念书的作用,让我念内容给她听。我接到手上发现这封来自上海的书信并不是熟悉的舅爹体,是几张厚厚的打印纸,其中一栏询问道:胡绍传是否已死亡?于何年何月何日死亡的?我把它团成一团,往水田里就是一扔,我吐着口水:“呸,呸!”奶奶问我怎么了。我仍然气不平,把那落地的纸恨恨地跺上一脚。我说:“操他娘的,咒人死呢!”上海那家肿瘤医院真是敬业,直到父亲去世后两三年,仍有“问卷”寄来。无一例外,在我家它不是化成了水,便喂了火头君。

娘的肚子越来越大,娘的脸色像涂了一层黑锅烟,戴着肚儿上工。她终于生产了,产下一个锹把儿头男孩,奶奶唤他“大扁头”。大扁头出世第三天就发烧,小肚子膨得像个小坟墓。父亲抱着他去往义津街卫生院,那时候父亲已敢以半边脸示人了,说话仍然说不圆,但人们绝对能听明白了。这个奶奶起名海元的弟弟终于活过命来,父亲抱着他走在小徐庄田畈的田埂路上,两条黄瓜似的腿子直绕直绕。适逢大旱天天车水,父亲车啊车两只脚腿车不动了,一屁股坐地半天爬不起。婶娘背后跟我娘说:“小平大的黄瓜腿子,只剩豆角杆儿粗了。”几个月之间父亲已变得面黄肌瘦。那天去卫生院得了诊断书,路过生产队队屋父亲把脚步走得劲干干的,堂叔问:“月发从哪儿来?”父亲撒谎说:“小舅爹寄衣裳,取包裹来!”回到家屋里往小竹椅上一坐,父亲就成了一个失落的包裹,呆傻着,继而哭开了。父亲的泪珠无声地滚落,把小竹椅上的刻字都打湿了。那几个黑漆阴刻的字“丰收在望”,父亲已经归期在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