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事者认为，与人交谈，固然要尽量说好话，但是好话并不等于奉承恭维的话。有些时候，人是要说些奉承恭维的话，但是这种话应该适可而止，否则容易引起别人强烈的反感。
历史反复证明，善于奉承和恭维的人一定是小人。奉承无疑是一种面对面的索取，奉承者十有八九有求于被奉承者，至少也是一种“有偿投资”。过多的甜言蜜语犹如高利贷，听得愈多，信得愈切，持续得愈久，愈要求付出昂贵的代价。
奉承者为达到其个人目的，可谓用心良苦，挖空心思，用尽心计。奉承不再是平面式的、一次性的，而是一个过程、一个系列，旁敲侧击，迂回演进，层层向前，由浅入深，渐露凶相，直至达到目的方休。
明朝奸相严嵩和夏言是江西同乡。严嵩比夏言早十二年中进士，但由于一直在家养病，难获升迁。当夏言身居高官时，严嵩还是个芝麻小官。
严嵩为了向上爬，极力讨好夏言。一次，他设宴请夏言来家做客，却被夏言拒绝。因为夏言心性高傲，不屑于和一个地位相差太多的人交往。严嵩又亲自拿着请柬到夏府相邀，夏言拒不相见。严嵩不以为意，回家照样设席，留下夏言的座位，并恭恭敬敬地跑到夏言座前宣读请柬。
此事传出后，夏言终于被严嵩楚楚可人的怜态打动了，决定帮助这位虔诚恭顺的同乡。
在夏言的举荐下，严嵩很快当上礼部侍郎。自此两人过从甚密。严嵩对夏言说尽好话，曲意逢迎，夏言对他越来越信任。夏言当上宰相后，又推荐严嵩接替自己的礼部尚书之位。
严嵩执掌大权后，仍对夏言恭敬如初，以下属和学生自居。而夏言则老是不客气地以恩人和老师自命，对严嵩呈送的文稿，经常改得一塌糊涂，有时甚至掷回重写。严嵩不以为忤，反而一再对“老师”的指点表示感激。但严嵩并不是一个甘心久屈人下的角色，他知道，夏言迟早会成为自己仕途的阻碍，因此表面对夏言恭敬，心里早盘算好了对付他的主意。
严嵩并不直接向夏言开战，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否则，即使他将夏言扳倒，在别人眼里也成了一个忘恩负义之徒。他的做法是，夏言对皇上疏慢不恭，他却对皇上俯首贴耳；夏言对下属傲慢无礼，他却表现得礼贤下士。总之，处处反衬夏言的不足。结果，严嵩越来越受皇上信任和下属爱戴，而夏言则在朝中越来越孤立。最终，夏言因事被处死，严嵩成为权倾一时的宰相。
阿谀逢迎的人就是这样，在他需要你的时候，好话说尽一箩筐，反正那不过耗费几个唾沫星子，所费不多；当你对他有所妨碍的时候，他就会毫不客气地下狠手，再也不是以前的面孔。如果你因为别人的奉承就认为他是一个好人，疏于防患，正好落入他的算计之中。
如何不被阿谀逢迎者迷惑？兼听则明可也。据记载，一次唐太宗李世民问谏议大夫魏征：“为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魏征答曰：“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这就告诫人们，凡事不可偏听偏信，更不可为阿谀奉承的风气所麻痹。否则，就会失明而暗。
其实“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个道理人们都懂，可惜，往往易懂的事又往往很难做到。因为“兼听”，往往会听到一些刺耳、难听的声音，甚至是苦涩之言；“偏信”，选择的恰恰是顺耳、好听、甜蜜、奉承的话。许多人讨厌直言而独好奉承，其原因在此。
俄罗斯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曾说：“如果到处都是溢美和逢迎，那么无耻、欺诈和愚昧将更有滋长的余地了，没有人再揭发，没有人再说苛酷的真话！”
阿谀奉承是欺诈的温床，当你听到不切实际的肉麻奉承的时候，就要小心对方的糖衣炮弹，自己应该警觉了。
与人交谈中，要想增强说话的说服力，以情动人是可以的。但是这种以情动人不应该是一种阿谀奉承。因为当你阿谀奉承别人的时候，别人会对你有些反感。真正要做大事的人肯定不会有太多的阿谀奉承，如果真正的大事是通过阿谀奉承而获得的，那么本身这种大事并没有太多的意义。况且一个将心思用在阿谀奉承上的人绝对没有能力去做大事，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思考上。他们既然想通过阿谀奉承来获得自己想要的资源，证明他们一开始就看轻了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并不重要的地位上。这样的人，显然不会有太长远的眼光。
成大事者认为在我们与人交谈的时候，出于尊重自己，也出于尊重别人的必要，我们一定要少一些阿谀奉承，多一些以诚相待。不要让阿谀奉承自贬身价，在别人眼中成为了一个玩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