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妖
说起来有些大不敬，关于奶奶的回忆，大部分都与食物有关。在我小时候，人们对食物仍抱有深深敬畏，因为曾经短缺过，刚刚温饱中，将来会否短缺仍是未知。那种神经质的敬畏使我的童年、少年记忆都紧紧跟食物做了链接，也让我长大后看到余华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为之震动。活着、血液、食物，我想不出有什么比这些更卑微更基本，更包容一切。
奶奶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最大的女儿比最小的女儿大十几岁。那一辈人，刚开始是提倡做“英雄母亲”，不过是添双筷子的事情，养到中途觉出生活艰辛时，已经没有退路。爸爸还小时，爷爷在外地工作，奶奶一个月靠他二十几块钱工资带七个孩子生活，应该是日子不易，大家庭家长脾气难免不好，妈妈说，我爸长到十好几岁，还被奶奶一巴掌打得鼻血长流，并且喝令“不准哭”。我爸把血擦到门上，奶奶看污了家具，更加追着打出家门。我相信她的话，因为小时候，奶奶打我的回忆也还清晰。有一次我被打到离家出走，躲到离家几百米的池塘旁边的杂草里——夏天，阴湿的池塘草丛里净是蚊子，我半蹲半坐，一边哭，一边拍着蚊子，直到我妈到吃饭的时候把我找了回去。
我小时候跟爷爷奶奶住，因为不胜我夜哭频繁，奶奶每次给我含一颗糖入睡，在那时，糖是稀少的，每晚一颗糖，足够收买我，我想念妈妈的号哭化在糖水中，侵蚀了满口牙。奶奶有很多种糖，看到《孔雀》里分糖的情节，我恍惚想起来她房间里那些美丽糖罐，宁静肃穆地放在窗台上，大白兔奶糖、酥糖、水果糖、芝麻糖、麦芽糖、糖果子……炎热的午后，我趁她去后院浇花，吃力地爬上大床，掀开盖子，屏住呼吸掏出一颗糖……这个味道和跳到要炸开的心脏一并成为记忆里一幅水墨画。
既然说到童年，奶奶的大床也是水墨画里另一处风景点，每次回忆不论如何兜转，总免不了回去那里。那张床好大，木头呈现出沉沉乌金色，靠墙的两边修有木靠，下床那一侧有木档，四个角有手扶的柱子，上面一年四季都张着暗白色蚊帐，在四五岁的我的眼里，那张床简直巨大如一座城堡。一开始我需要人抱上那张床，后来我长高了，可以自己爬上床偷糖吃，再后来那张床对年纪大了的奶奶来说过分高大，转送给上初中的我睡——第一天睡完起床，迷糊里几乎摔个跟头——那张床还是很大，放一个我、一堆书正合适，这比一切事情都更让我心醉神迷。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那张床的下落，好吧，若干年后，它看起来坚固厚实的木头无法支撑我生长中的身体，在一次睡梦里轰然塌陷，和大白兔糖及其他东西一样，消失不见。
说回来吃。中学时，每天放学路过奶奶家，正发育，饿得穷凶极恶，必须先去打个尖，不然好像就要暴毙中途。吃的，不外是咸菜、烙馍，偶尔会有一个煮鸡蛋，爷爷喝酒，会买卤鸡肝、卤豆腐片——食谱里有这些尖货时，我对食物已经没那么穷凶极恶。而我像个饿鬼时，最常见的，是咸菜，随季节变化无穷。
冬天是花生辣椒酱，春天是韭菜花。四季常备是大芥丝。芥菜茎切丝，芥菜种子可磨碎制芥末，芥菜丝也辛辣呛鼻。吃的就是这股又辣又脆！空口吃也好，就馒头也好，拌面条也好。大芥丝，是我奶奶的绝活。童年没有这个，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我到外面上学，每次开学前都要去爷爷那里，他和奶奶给我装咸菜带走。他们是老辈人，觉得学生出门，一定要带咸菜或干粮。直到有一年，爷爷沉默一会儿，给我一百块钱，然后说：你走吧——那个时候，我忽然，忽然间意识到奶奶真的已经去世了，要不，不管她多大年纪，不管她是不是病得起不了床都会打电话让姑姑或爸爸来给她做咸菜的。
我攥着一百块钱，在街上，走着哭了一路。
我从小跟周围格格不入，在亲戚中是异类。孤绝感一直都有，靠读书缓解。视朋友为自己挑选的亲人。因为精神上的契合太难得，得到了就觉珍贵。
再成长，被我漠视已久的另一种感情时时兜回心底，等待我去理解。就如奶奶，无疑她在精神上毫不懂得我，生活中，她对女孩偏严苛，小时候我不觉被疼爱。可是写到她，记忆里这一点一滴，人生中最初的甜、最初的咸又是什么？作为生命的初始值，它是我的源头，无法用简单的爱或不爱、好或是坏来判断。一蔬一饭，百味交集，长如流水，抽刀不断。亲情，大概就是要被误解的。
我在吃上非常随意，连别人嫌弃的旅行社团餐，都能吃得兴高采烈，连声称好。唯独在咸菜上，口味很刁，别人赞不绝口的，买来尝尝，总不由怅然：我吃到过更好的。
但是再也吃不到了。
盛宴不再的春节·2015回乡速记1
从小到大，春节都是兵荒马乱的盛宴。
爷爷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家族一到春节，比平日还更加忙碌。初二所有人都回爷爷家，爷爷去世后，改为我们和婶婶家联合请客；初三到初七，轮流至一位姑姑家拜年，几十口人在这几天走马灯似的见面。拜年罢，中午家宴，吃完酒饭，留下成两桌麻将，打至天黑，再吃顿晚饭方才散去。午饭至少是两三桌，每桌几冷几热，几荤几素几个海碗，都有规格。若在我家，吃罢饭，得用澡盆洗碗。吃饭时座位不够，小孩只能站着吃。
不知从哪年开始，家宴过时了，有人率先在饭店请客。勤劳简朴一辈逐渐变老，年轻人不再有耐心整治出几十口人吃的。手头的宽裕也使社会分工得以推行。一个家庭主妇或主夫不必然是一位大厨，在家洗一澡盆碗碟的行为不再代表勤劳简朴，而被视为抠门。渐渐地，所有春节聚餐都改在饭店。又因为春节放假，只有不需要大厨的火锅店还开着，好几年中，每年春节从大年二十九一直到初七，每天都在吃各种火锅。
如今，表兄弟表姊妹们纷纷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庭关系，不能从初二到初七都用来家族聚会。从前年始，有人提议，能否改改传统，不再组织大饭局，自由组合。在家族中平素温和的父亲拒绝该提议。今年旧事重提，方案是每个家庭凑钱，初二给奶奶上坟、初八为爷爷上坟后分别一聚，其他时间自由组合。大家没有响应也没有反对。初二，上完坟，老规矩，我们和婶婶家联合请客。初三，直到中午，仍然没有一位姑姑发出饭局通知。新规矩在不知不觉中已推行。盛宴不再，这个春节，过得十分安静。
我回忆起从前的春节家宴，男人跟男人说话，喝酒抽烟行酒令。女人们聊天，互相瞅着对方又穿了件什么新衣裳。孩子们一起玩花炮。这样的聚会自有其仪式感。再说从前的礼物：比如元宵节，就到隔壁做了一辈子元宵的小铺里买几包元宵，白色的汤圆圆滚滚地垒成矩形，麻黄色牛皮纸包好，顶端衬一张长方形朱红色的纸，以细麻绳扎好。一包称为一封，包两封拎在手里，是有美感的一份礼物。春节的礼物还可以到点心铺挑些“馃子”，多为各种蜜饯、糖渍点心，也是如上包装。糖渍点心是油炸面点，小小的，空心的里面一壳琥珀色糖油，外头一层白色糖霜。糖油从黄纸里微微沁出来，氤出图案，带着令人兴奋的甜蜜。“馃子”这种叫法在别处不大听到，后在《红楼梦》中看到，十分亲切。再查资料，它在宋代文人笔记中也曾频频出现，原是古语沿用至今。随着爷爷的逝去，“馃子”连同小时候吃到的糖渍点心也都逐渐远去。如今的拜年，都是姑姑们的孩子，啪啪拍门，礼物范围有整箱白酒、整箱杏仁露、一桶油加整箱伊利蒙牛纯牛奶等，进门寒暄两句就走，如同赶场。他们开着车一天就能串完所有的门。这正应了父亲的担心。作为家中长子，他仿佛有责任维持传统，春节冷落，手足少聚，他比谁都失落。
而我尝试想象一个父母年迈，需我出面的春节，我想象不出来。妈妈说，从去年中秋节开始，都是年轻人串门了。但若让我去串门，我将无法完成任务。常年在外，春节聚会又都在饭店，大部分亲戚的家庭住址我都印象模糊。不仅如此，我也不记得去山上爷爷的坟地的路。这令人难受。我可以自主自己的生活，在父母的生活中，我却如此无用。或许它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年只回一次家的游子，对故乡的逐渐陌生和丧失把握。
这次回家，最大的变化其实是父亲。在雷打不动的七点钟，他竟然没看《新闻联播》，而是停留在凤凰新闻台，我还以为他会是《新闻联播》最后一批忠实观众；从不关心美剧的他，会告诉我“《纸牌屋》又出新一季了”，他偶尔也看几集。这一切“意识形态”上的改变得益于网络和联网电视机。看电影从来没有这么方便过，新闻热点美剧英剧随便选。如今出一件事，父亲会问我“网上怎么说”，或自己上网上看评论。但他还坚持收看天气预报，虽然他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当下天气。
附近的小庙今年翻新，扩建的二楼已有巍峨气派。是看庙的人自己出资。此庙香火甚旺，黄色的道教大旗在我们这条街插了好几竿。城东开发出密集如蜂巢的新楼盘，规模让我想到天通苑——或许没那么大，但在平地上崛起黑压压的楼盘，视觉效果比本已满是高楼的城市里建起新盘要震撼得多。新楼盘据说销售情况并不好，但还要开发城西。紧邻开发区，在乡间弯弯曲曲的窄路中穿行，遍地农宅中，一栋放在北京也不逊色的基督教教堂拔地而起，门口电子屏上滚动着红色大字。听说如今信基督的人很多，信佛教的更多，当然养生堂也是一大教派。针对中老年人的传道广为流传，耶稣或释迦牟尼成了最有效的全科大夫，包治人生一切疑难杂症。为赶上初一的头一炷香，有人花十万重金，有人大年三十住在庙中。种种这些固然让人感觉混乱，但它或许也是大一统观念崩溃后，多元化时代来临前之征兆。
在一片变革之中，只有春晚没有改变（除了更加严重的意识形态化，以及连我父母都看出来的削减成本）。父母说不精彩，这句差评他们已经连续给了四五年，但无此仪式却不可想象。摇红包时，我指挥母亲点开微信“摇一摇”跟我一起摇。过一分钟，红包没摇到，母亲盯着手机念道：“蛋蛋，五百米以内。”
在歇斯底里的鞭炮轰鸣中，旧的一年终于过去，我们呼吸着浓浓的硫黄味陆续睡去。东头池塘里的鹅群受惊长鸣，戛然如年久失修的管风琴，它们一声声叫到深夜，仿佛为被抛弃的一切送上的一首悲怆低回的安魂之歌。
（选自2015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沉默也会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