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都在吗？怎么回事？我用手摸着它乳白色的外壳，自上而下滑动，仿佛摸着情人的皮肤。
小蒙站在我的身后。我差不多扭动了360度才看见他。一夜的分别，他又暗淡了许多，因为焦虑，额头上渗出的汗珠也是僵硬的，石头一般挂满了面部，让他看上去像一片河床。
我不看他，等着他回答。
不是，老板，是外面。他说。
主机？我突然想起来，主机就放在楼顶的露台上，被几颗螺丝控制着。当初安装的时候，我就站在一旁，一点没意识到它不安全。
在我的意识里，空调就是我每天都看着的这两只大立柜。一切不在我眼前晃动的事物，都不重要，都被我忽略。
小蒙看着我，大而黑的眼睛仿佛灯灭了一般，一片昏蒙，然而惭愧却是存在的：我上去看了的，早上四点多我上去看时，都还在。六点半的时候我再去，就不在了。他说。
我知道他每天晚上要围着大楼巡视好几遍，仿佛虔诚的佛教徒转山一般。我并不以为有此必要，但从不反对。我以为这仅仅是给予他的忠诚的尊重，没想到还真有必要。
我敢肯定，他说，他们一定看着我去的，一定躲在暗处，知道我每天晚上都要查夜，一定是看准了时间，趁我回来睡觉以后，再下手。
说这些时他的牙从嘴里发出尖锐的声响，仿佛他的嘴是两片磨，正在将牙齿磨成粉。他的眼睛又红又烫，好比两只炮筒——他把窃贼当敌人，全城所有的窃贼，为此他自己只能化成炮火，但求有杀伤力，哪怕把自己炸成碎片。
我心里还是疼，为我又必须花出去的那些银子。跟他上楼去，看着那两个被窃贼光顾过的地方，主机没了，留下两个大大的长方形空白，仿佛主机的影子还在。我四面看着，真希望是场梦，然后又拿出手机报了案。报案的同时我就在心底盘算：究竟是主机贵呢？还是副机（屋子里的柜机，且称它为副机吧）贵？与主机相比，副机显然要气派多了，它高大，漂亮，还撑着门面，好比杂志，封面总是比内页值钱……然而又想了想，心底的沮丧更加重了：如果主机不值钱，那还能叫主机吗？只求它别太贵。如果当初买一台空调一万五，那么这一个晚上，我的两万块大概又没了。
就听见小蒙在说话。他指着对面的几台主机说，老板，你看，人家鲁总的店里，他们的主机都装了套子。
我看过去，隔壁店里的四台主机，如一只只老虎，被一个个拇指粗的钢筋笼子关着。如今是老虎不吃人，人反倒吃老虎。我突然怒从天降，大吼道：我知道了，你烦不烦你！
四
小蒙还真是烦上我了。当我用每台一万零八百元的价格，将两台三匹的主机扛回商场时，小蒙显然是惊呆了。首先他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快就把主机买回来，其次他没有想到两台主机竟损失了我二万一千六百元。
我也没想到这么快。我的心在流血，但我不得不认命。没办法，这南方的夏天，空调于人好比水之于鱼，没了空调，人就得变成死鱼。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商场停满死鱼。
小蒙跟着安装主机的工人上顶楼，又看着工人用两只巨大的钢笼将主机锁牢。从顶楼下来，他尾随着我，不声不响，仿佛我拖着的一条尾巴。
我转过头，瞪着他。
他说，老板……
我继续往前走，进到办公室。
他跟进来，说，老板，空调被盗了，我有责任，我要赔……
你？！说话的不是我，是商场主管静秋。
在商场这间唯一的办公室，除了我之外，只有静秋和小蒙出入。换句话说，静秋和小蒙是同处一室时间最多的人。
静秋是本地人，能说粤语吃海鲜还知道每一条街道的历史。用她的眼睛看过去，小蒙无异于一个怪物。她告诉我，有一天夜里，她打电话，让小蒙帮她查一查一种商品的数量。
小蒙拿起话筒，只能听清静秋的声音，静秋听不清他的声音。
静秋知道是话筒出了问题，便在这端对他说：你放下话筒，用免提，免提！
小蒙问：什么是免提？
秋静说：你看嘛，话机上写着的，免提两个字。
什么是话机？小蒙又问。
静秋就不说话了。后来静秋说，她当时就觉得，小蒙是不是在装？要不是另一回，也是她亲眼所见，她至今也不能相信，小蒙竟会愚成这样。
那是一天上午，对面店里的老总鲁西，来我们商场串门。
鲁西走过来时，小蒙正好在那里。鲁西问他，请问，你贵姓？
嗯？小蒙反问。
静秋在一旁道，他姓蒙。
鲁西走后，小蒙问静秋，刚才，鲁总他，说什么，你贵姓？
静秋看着他，突然恶作剧道，他在问候你呢，还问你姓什么的意思。
小蒙记住了。
第二天上班，在楼梯口，小蒙老早就等着，见了鲁西，率先打招呼：你姓贵？
鲁西一愣。静秋听了，当即反应过来，笑得前仰后合。从此小蒙在整幢楼里有了雅号：你姓贵。
听小蒙说要赔空调，静秋觉得他的愚劲又来了。静秋的工作极多，货物进出，商场经营，人事劳资……没办法，商场虽小，肝胆俱全，成本又必须极度限制，难免一个萝卜十个坑。
她十分清楚小蒙的工资，每月四百五十块钱。而且，他的老婆，他的两个孩子，都靠他养活。
你？你赔？你怎么赔？静秋说，明显地带着轻视。又看看我，怕自己话多了，闭了嘴。
我不语，任他在那里发痴。
我可以赔，我……
行了，别烦我了。我大吼道。
他顿了顿，又向前一步，说：老板，你听我说，我可以赔，赔多赔少都得赔，我有责任，哪怕赔上十年八年……
我沉着脸，心里却有了触动。按说他的话不无道理。负责安全工作，东西丢了，责多责少都有责。然而，他能够这么说，我又哪里狠得下心让他赔。再说了，他总得吃饭，他们一家人总得吃饭。
静秋忍不住了：你一个月才四百五十块钱，你赔多少，一个月五十，一百？一年才多少，你算算，要赔多少年……
我打断静秋的话：你老婆呢，找到工作没有？
没有。小蒙说。又突然道，要不这样，老板，你让我老婆也来商场上班，她很能干的，什么活都能干，你随便给她开工资。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就可以赔了，至少可以扣一个人的。
五
小蒙的老婆黄利明第二天就来商场上班了。后来我总是想，是什么原因让我留下了他老婆，并开给她与小蒙同样的工资，且没有扣他俩一分钱？我想是因为这之前，我已做好了接受损失的心理准备。除此之外，还有我的恻隐之心。我不是个心软的人，我也不喜欢叽叽歪歪的软心肠模样。然而生硬的表皮之下，我又何尝不是被一颗软柿子般的心脏搅腾得坐卧难安？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与小蒙夫妻的奇怪相遇，以及之后的奇怪合作，是基于一种缘——人一旦扯上了缘分，就可以做出任何非理性的举动来。
与小黄见面时，她倒并不如我想象的急促，甚至也不像个求职者，反倒像个爱串门的主妇，从东家的客厅走到西家的客厅，坐下来，话匣子就此打开。她的轻松和随意也带给我轻松，以至于在我想要了解她之外，又平添了一丝淡淡的愉悦。以这样的心情再看她，虽然她扁平的脸上，大块大块的黑斑仿佛暴雨前的乌云盖住了天空，我仍然可以透过乌云看见她深处的晴朗。
她是个爽快而热络的女人。难怪以她的相貌，五官端正甚至可以说得上俊秀的小蒙，仍会娶她为妻。
她甚至爽快得毫无遮拦，直接对我说起了他们来这座城市的原因。
故事一点也没有新意，带着一股熟透了的陈腐的忧伤味道。他们的家在百色的大山深处，因为超生被罚款八千元，逃走的当天，他们已得到消息，再不交罚款，小蒙就会被带走。
逃来北海时，他们超生的小儿子还不满一岁，而他们的大儿子已经快七岁了。
什么？我问。我还记得曾经仔细阅读过小蒙的身份证，他才二十五岁不到。
那他，那他结婚时才多大？我在脑子里算着数学题，得出的结论十分荒谬。
小黄老实地笑，有点惭愧，更多的却是不以为然：我们那地方，都这样，先住在一起，然后再办手续。
我便换了种思维，知道农村里，深山里，什么样的故事发生了，都不算离奇。
她比他大，但也没大出我的想象，仅仅两岁。她说他兄弟太多，数不清似的黑麻麻一片。为此他的母亲脾气暴烈，对儿子们如同对付从天上飞来的一群乌鸦，除了拿棒子赶，就是憎恨，诅咒。
她嫁过去时，也就像一只乌鸦，除了分得的一间烂得不成样的泥房外，就是一片树，一片桃树。
他们逃离家乡时，正是桃子成熟的季节。他们穿过桃林，只听见桃子在身前身后哗啦啦响，往下掉，脚踩上去，地变成了红色。像血一样，她说，还软绵绵的，踩在脚上像踩着死人一样。
她笑了，含着泪。黑斑在脸上聚拢，散开，仿佛风夹着雨。
然而，她的语气里几乎没有悲哀，只有一种明显的诉说快感。她说，当初她遇上小蒙时，他们是一见钟情，堕入情网：我们家根本就不同意的，特别是我妈，她坚决不同意。
什么？我又一惊。我的意思是，她能嫁给小蒙，他们家还不同意？
跟着我就明白了，她的话不无道理。他们家在镇上，姊妹几个说不上出色，却整齐划一，都嫁给了镇上的正经人家，都有了正经的生计出路。
如今她的两个孩子，虽说都是儿子，可小蒙的母亲不稀罕，见多了，根本不加理会。她只好把他们放在娘家，由她的母亲和几个姊妹照看着。
这个脸上长满了黑斑的丑女人，竟有着一种难得一见的血性和奔放。尽管如此，我还是暗示静秋，就让她在仓库里做简单的手工，或者在商场关门前后做卫生。我的意思是，我留下了她，但不能让她去柜台。我不能保证我的顾客，我的那些上帝，他们掏钱购物就是为了愉快——他们在掏钱时见到她那张脸，会不会受到惊吓，从而把钱叠起来重新收进腰包。
然而我只能暗示。我还没有勇气直接说出来，将她打入另册，这就给静秋的执法提供了余地。人少的时候一切正常，遇上顾客多时，人手不够，小黄便如一只小猫，无声无息地，从仓库钻出来，再顺着墙角，纵身跳上了柜台。
我竟然也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在一旁静观，顾客有没有过激反应，同时我还发现，小黄她一上柜台，就仿佛鱼入池塘，除了那张脸，那整个的身姿，穿梭着，摇曳着，竟生出了一种悄无声息的旋律感。
也因为这种原因，顾客非但没有嫌弃她，反倒更多地向她拥去。我在一旁立着，看看她，看看天，莫名地摇起头来。
六
几乎与小黄同时，小蒙的工作也在发生微妙而本质的变化。在我们这个不到300平方米的可怜的商场，16名员工包括我在内，小蒙是唯一的男性。但他并没有因此获得想象中的重视和拥戴，相反因为他是保安，也因为他的来历和无知，他被不由分说放到了受轻视的位置。姑娘们背后叫他“你姓贵”，后来又觉得没必要顾忌了，干脆当面叫。他倒也并不计较，光嘿嘿笑，只是再见了生人，忙不迭扑上去，纠错一般，问人家：你贵姓？
他是个有记性的人。一门心思要向城市看齐。然而对于城市里的有些东西，他倒也不以为然。那是他老婆小黄讲出来的笑话。有一天，她从街上买回来两盒冰激凌。纸盒，盛着粉红色的半固体，一只极小的木质小勺。这样的东西在他们山里，不光少，就连见也没见过。小蒙盯着纸盒看半天，看不出所以然来，就用木质小勺尝了尝，又尝了尝，接着木勺一扔，大声道，拿筷子来！
这样的糗事传得多了，姑娘们见了他，呵呵笑，好比麦田里的麦穗，半天直不起腰来。他也笑，露出一口白牙，仿佛一串白灯笼，衬得脸膛漆黑一片。他是压根儿不在意这些小事的，他的心里，正为更大的事情焦虑着。
白天，只要商场开门营业，他就有一种感觉，他就像夜里的灯关了一般，派不上用场。他就像一把拖把，被放到了角落。但他不甘心做拖把。时间稍久，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些柜台上的女人们做的事，他都能做。
同时他还得出了另一个结论：谁说销售员只能是女人？城里最大的那家旅游品商场他去过，那里的男销售员，一拨一拨的。
他是从卖螺开始引起我注意的。那天，商场里原本客人不少，又拥进来一群大概是从香港或台湾来的客人。这些五六十岁的女人，差不多已从做一生女人的辛劳中突围了出来，浑身上下洋溢着看穿世事的通透与快活。她们浪花一般拥进来，花枝招展叽叽喳喳，又糖果一般撒向柜台的每一个部位，到处都是叫喊声和伸出来的长手臂。营业员已如拉磨的驴子，一刻不停地团团转着，仍是明显的顾此失彼。小蒙当时就站在临窗的位置，按照他的职责，他是没义务操心销售的。直到他看见我也走进了柜台，他才下决心似的挪动起步子。
他没有像我一样走进柜台，而是去了柜台前端的客人堆里。他的旁边，一位气质安静的老太太，正弯腰看着柜里的东西。顺着女人的目光，小蒙发现她正在看着一种螺。那是一种如小狗般大小的深海螺，深深浅浅的橘红外表，坚硬如石，海涛的波纹留下来，形成一组如五线谱般的美丽纹路，圆形的底部长满螺刺，形如皇冠。
太太，你是想看看这只螺吗？小蒙说。别扭而难听的普通话，语气却修饰得十分柔和。
老太太抬起头，看着他。刚才，老太太一直在叫营业员，要看看这只从未见过的巨大的螺，可营业员始终没有听见。但她并不信任眼前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直到看见他胸前的胸牌，眼里的警觉才淡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