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的消息传入蜀中之后，曾因骄奢无度、被诸葛亮奏请刘禅废为庶民的前长水校尉廖立，正徙放于汶山，听到噩耗，大为哀痛地表示：“诸葛丞相死，我一辈子都要老死在这儿了！”
因为伪造军情被废为庶民的前尚书令李平，听到诸葛亮去世的消息，更伤心得发病而死。李平被流放后，经常对友人表示，相信有一天诸葛亮一定会原谅他而再度重用他的。
原蜀中大佬张裔，本来对以空降而掌握益州大权的诸葛亮颇不服气，但在出任丞相长史，和诸葛亮朝夕相处后，不禁感叹道：“明公（诸葛亮）有赏时，远方之人只要有功，绝不会被遗漏，惩罚时，只要有罪，再亲近者也逃不掉；爵位绝不予无功之人，刑罪也不避尊贵大官，所以贤人、愚人均可感受他的大公无私而努力工作，不去计较个人利害。”
且不以成败论英雄，诸葛亮光是这种让政敌都感动的磊落政风，的确称得上古今难得的大政治家。
《三国志》作者陈寿，在《诸葛亮传》中的最后下总评道：
诸葛亮为相国，安抚百姓，倡导礼仪规范，裁减官员，尊崇制度，开诚心，布公道。做事尽忠而有益社会者，虽是仇人也必有奖赏；违犯法令而做事怠慢者，虽是亲人也一定处罚。承认错误，努力改过向善，虽是重罪也会加以原谅；巧辩脱罪，变本加厉，虽是轻罪也必加有戮诛。善再小也必会受到奖赏，恶再小也必会遭到贬谪。处理行政工作以精炼为主，重视事情的本质，要求事事确实，对虚构好表现者常公开责备。所以邦域之内，皆敬畏又热爱之，刑法和政令虽严峻却毫无怨恨者，因为他用心公平而劝戒明确，称得上是懂得治理之道的长才，即使管仲和萧何，也比不上他。
诸葛亮虽然对兵法和军事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但实战方面的才气的确不是太高，一生中败战多于胜战。除了早年自己当“配角”的当阳之役几乎沦于溃败外，其余的情况倒还尚能掌握得住，战败以后的损失均不大。诸葛亮的确是策略规划长于战术应用，陈寿批评他应变技巧不足，是相当有道理的。
但就一位政治人物来讲，诸葛亮谦虚、谨慎、认真又尽职，或许谈不上雄才大略，但在实务管理上几乎是第一流的，人格、担当、技巧也的确无懈可击，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人物。
由于小说的渲染，诸葛亮被塑造成“未卜先知”的“半仙”。让人觉得他事无巨细，大小通吃（因为别人的智慧差他太多），甚至因而误解诸葛亮独断专行，不懂得用人和培养人才，所以最后才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其实，诸葛亮无法达成恢复汉室的宏愿，倒不是他治理蜀国效果不彰，除了蜀国本身的实力太弱外，应归于对手太强（曹操、曹丕、司马懿、孙权的确皆是一世之选）以及本身运气不佳所致。历史上的诸葛亮不但有陈寿所言“大公无私，令人钦佩”的人格和政风，而且他谦虚下人，广纳各方意见，对人才的培养更是不遗余力。
在《出师表》中，诸葛亮特别强调“斟酌损益，进尽忠言，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诸葛武侯集》的《便宜十六策》中，他写了一篇《纳言》，表示：“纳言之政，谓之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主张在上者应广纳部属之言，才不至于“失政”。
另一篇《视听》中，更表示：“为政之道，务在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目当其目，众音佐其耳。”“故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
最以“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
虽然，有不少史学家根据《便宜十六策》的文体，认为可能非诸葛亮亲笔作品，但身为丞相日理万机，由“学士”代笔，将其意思作完整表达，以见之于“公文”中，的确有可能，即使如此，文辞或许不“真”，但精神仍是诸葛亮的。
诸葛亮不但说，而且也彻底地去做。出任丞相后，他特别在丞相府中成立“参署”的机构，其目的在于“集思广益”以采纳更多人的意见。
《三国志》记载了诸葛亮叙述他和董和共事七年的感言：“董幼宰（董和字）和我共事七年，碰到事情决策有不周到的地方，他一定会反复表达他不同意的看法，因此我们常往返地讨论再讨论，有时甚至十余次之多……如果大家都能像董幼宰一样勤恳认真，不但对公事有好处，也可以使我在决策时，不致造成太大的错误。”
他还谈到早年和朋友相处的情形。徐庶是位头脑清晰、绝不马虎的益友；和崔州平交“屡闻得失”，后来的胡济更是“数有谏止”。这些朋友都是以提供“谏言”而让诸葛亮深为感激、终生难忘。他更客气地表示，自己“资性鄙暗”，所以有时无法完全理解和采用。但他和董和、徐庶、崔州平及胡济四人的关系始终很好，因此相当鼓励大家不疑于直言的精神。
最令人感动的是第一次北伐失败，诸葛亮在汉中前线向北征大军公布的《劝将士勤攻己阙教》之文，公开表示希望今后诸将士能勤于攻击他的缺点，才算忠于国家的人。
他曾听从杨洪的建议，急速派兵驰援在汉中和曹操陷入苦战的刘备，以稳定北方防务；征求邓芝东和孙权的策略；遵从马谡“攻心为上”的战略，为南征蛮中的主要精神指导。或许这些也是他个人心中早下的决定，但他绝不争功，而是让优秀的部属不要被自己的光芒所掩盖，使每个人才都能乐于发挥自己的智慧，用心于公事。
三国鼎立中，蜀汉力量最小，但人才最多，所以才有力量屡次向曹魏攻击。这些优异的人才，的确都是因诸葛亮“不居功、不恃才、虚心纳谏”的作风，才能获得的。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在《诸葛亮诗》中便写道：“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
明代大儒方孝孺也评论道：“诸葛孔明之为相，敏然虚己，以求闻己之示，秦汉以下为相者皆不及也。”
诸葛亮的政治思想是法儒混合体的。他重视制度，拟定管理条例时，必须以理性立场，视人人都可能为恶，严格执行所有的法令。陈寿便称他刑法和政令都很严峻。但执行上他则重视领导，在上者必须为人君、为人师，正己才能教人。《便宜十六策》的《治国篇》写道：
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故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
这段文字，明白显示制度的重要性，国家有国家制度，家庭有家庭制度，是治理的根本。《君臣篇》则写道：
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见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
这段文字则显示诸葛亮之重视身教。身教重于言教，领导者不可光说不练。做好榜样，才能使政令贯彻，这便是他以身作则的儒学精神。
诸葛亮严格要求自己谨守本分，一丝不苟。赤壁之战时，奉刘备之令到东吴，孙权爱其才，要诸葛亮之兄诸葛瑾设法留下诸葛亮。但“知弟莫如兄”的诸葛瑾表示：“我弟弟诸葛亮委质于人，义无二心，弟之不留于东吴，犹如我诸葛瑾不会投靠其他地方一样。”后来，诸葛瑾出使蜀汉，诸葛亮也只按接待他国使臣的礼节来对待多年不见的“老哥”。除了公事会面交谈外，兄弟俩从未私下接触过。诸葛兄弟彻底遵守人臣之节，是中外古今难见的。身处战乱之世，如果不懂得如此审慎，势必会遭人猜疑，而影响任务的完成。
相同的，刘备不但称赞自己有了诸葛亮的辅佐是“如鱼得水”，还将身后大事完全委托诸葛亮，毫无猜疑，相信他对诸葛亮的人格必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吧！
不过，诸葛亮虽大权在握，却非常懂得自制。南征回来后，诸葛亮声望达到空前的高度，使另外一个辅佐大臣李严深为疑虑，故意写信建议诸葛亮趁机晋爵封王，接受九锡。对这件事，诸葛亮坦然地表示：
我是位东方才能低下的士人，辅佐先帝，力不胜任，但却承蒙错爱，位居人臣之首，所得的禄锡也够多了，如今讨贼尚未奏效，知己之恩未报，便妄自尊大，与义不合，对我没有好处的……
裴松之注解《三国志》时，认为诸葛亮拥有大权，却不失节制，绝不跋扈欺上、代替皇帝行事，因此很少人会怀疑他有篡位自立的野心，的确做到了“上不生疑心，下不兴流言”，在蜀中这种好摆龙门阵、好拉关系的社会环境里，实在是不简单的事。
当然也有对他大权独揽深为疑虑的人，廖立、李严、张裔虽颇不服诸葛亮，却还相信其人格，但有位叫作李邈的官员，充分表现出对诸葛亮的反感，常自作聪明地分析，诸葛亮这种权臣，功高震主，有一天一定会和皇帝产生权力冲突，到时候不是篡位，便是身败名裂。诸葛亮听到了，一点也不生气，反而把李邈视为自己的监察人，暗自警惕，不可有越分的表现。
诸葛亮死后，李邈仍不放松，他上疏后主表示：“诸葛亮身仗强兵，狼顾虎视，野心勃勃，又长年镇守边疆，臣常担心会发生意外。如今诸葛亮暴死，刘氏政权从此得保。西戎也可以静息，全国大小应为之庆祝才对啊！”
刘禅和蜀汉大臣们正为诸葛亮的噩耗哀悼，见此疏文，自然大发脾气，认为李邈恶意诋毁公忠体国的贤臣，立刻将他下狱治罪。由于再也没有像诸葛亮这种会保护自己政敌的人替他求情，李邈不久便被处以死刑。
诸葛亮生前为官清廉，清心寡欲，以身作则力求改变东汉官员贪图享乐、浮华淫逸的官场风气。他生活十分俭朴，并常以春秋楚相孙叔敖自比，从他在最后北伐前给刘禅的上疏中，公布自己的财产，便可看出这一代权臣、名相是如何的刻苦自持，以端正社会风气。
为了反对东汉以来的厚葬风气，诸葛亮遗命将自己安葬于前线的定军山下，不必运回成都举行国葬，以免浪费铺张。他还明确指示，殡仪从简，依山造墓，能容下棺材即可，人殓时穿平常衣物，不必有随葬器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能有此心胸，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仍坚持原则，力行俭朴风气，实在难能可贵。
诸葛亮相信治国必先治家，所以对自己的子侄要求至为严格。他到四十六岁才得子，所以早年便将兄长诸葛瑾的次子诸葛乔过继到自己名下。诸葛亮北伐时，诸葛乔也跟随到前线。为加强其锻炼，诸葛亮特别安排他担任山区押解军粮的工作，相当辛苦，要冒风雨，又有跋涉崇山峻岭的危险。在写给诸葛瑾的书函中，诸葛亮特别提到这件事：“乔儿按道理是可以留在成都的，但现在诸将的第二代子弟，都在前线运送物资，大家应该同甘苦才对，所以我特别令他率领五百多名兵士，和众子弟们相同，担任运粮工作。”
很不幸地，诸葛乔在街亭之役时，为保护粮秣安全，在撤兵途中，和敌人力战而死。
到了晚年，诸葛亮对自己的嫡子诸葛瞻，管教上仍非常严格，在给诸葛瑾的书信中提到：“瞻儿现已八岁，聪慧可爱，但嫌早熟了些，恐怕成长过程中会锻炼太少，而难成大器。”他希望以更多的要求和磨炼来教导成长中的孩子。
诸葛亮学识广博，并有独立思考的习惯，绝不使自己的思想拘于一家之言，因此他强调治学要博取众家之长。不少后世儒家，认为诸葛亮“其事杂，其法该，其道混”，认为他的思路不纯，杂乱无章，其实是门派之见而已。
在《诫子书》中，诸葛亮明白表示自己治学和修心的想法：“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他强调修心在于寡欲，多学才能成才，要立有远大志向，不断要求自己，治学和修心才能真正成功，这也是诸葛亮鞠躬尽瘁的基本精神。
虽然在官位和权力上一路顺风，但在事业上可谓历尽坎坷。为了实现早年“清流派”的理念，他选择刘备作为自己终生效奉的“主帅”。刚步入“社会”，便遭到“一代军事奇才”曹操的大军压境，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但不管如何挫折，这位年轻的军师，拒绝孙权的引诱，仍坚持在刘备军中奋战到底。
在最艰难的时段里，这位企划部最高主管，却做好了“三分鼎立”建立“国际级大企业”的规划，并且一一付诸实行，不但反败为胜，而且让刘备完全脱离了“危亡”的困境，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的功劳。
但紧接而来的“失荆州”“败街亭”“白帝托孤”“南中叛变”，一个接一个的打击和挫折，使新生的“蜀汉”政权又有夭折之虑，因而诸葛亮不得不挺身而出，单肩独挑大任，以求力挽狂澜。
刘禅年纪轻，又无经验，加上刘备有遗命在先，诸葛亮大可取而代之。但他却能做到心无二志，全心辅佐刘禅。在当时“三国”中的辅佐大臣里，诸葛亮的权力最大，担子最重，困难也最多。
为了克服所有的困难，打开蜀国发展的契机，以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诸葛亮日夜思索，战战兢兢地工作着。他不但承担了全国军政大计的决策和推动，并亲自监督兴修水利、桥梁、道路、驿舍等工程，组织养蚕、织锦、煮盐、冶铁、铸钱等重要事宜，还亲自规划设计“木牛”“流马”“连弩”等新式作战工具及武器。
每样工作都是开创性的，无前例可循，不可能交代他人，必须自己摸索。所以他大小事并抓，“躬自校簿书，流汗竞日”。丞相主簿杨禺，担心他的健康，曾劝他不要太辛苦，并以丙吉、陈平的故事，强调丞相只要负责决策便可以了。
诸葛亮自然非常清楚这层道理，但问题是一切未步入轨道，他不但要决策，而且要彻底监督执行。何况不自己参与，决策可能会闭门造车，所以只好辛苦地翻阅所有的资料，以求确实贯彻政策的精神。
或许是诸葛亮的努力，使他在广大的中国百姓中，成为三国时代最受尊敬和怀念的人物，祭祀他的庙宇最为普遍，有关他的故事也流传最广。一代明君唐太宗在评论陶侃时，表示：“机神明鉴似魏武（曹操），忠顺勤劳如孔明（诸葛亮）。”这四个字“忠顺勤劳”，可以说是最明确的诸葛亮“形象”。
清朝康熙皇帝曾直接表示：“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这是同属政治人物对他的评价。至于民众百姓方面，反应上则更热情。诸葛亮去世后，蜀中人民非常怀念，“百姓巷祭，戎夷野祭”。虽然蜀汉当局认为不合礼法，拒绝为诸葛亮立庙，但蜀中百姓、南中蛮夷、西方戎人都私祭，几乎是全民运动，盛况空前，政府也禁止不了。据说这种情形，历数十年不衰。
唐代的孙樵表示：“诸葛武侯去世已五百年，迄今梁、汉一带人民，仍然歌颂其事迹，立庙和祭祀者大有人在，他给人的怀念是如此地久远而深刻。”
公元263年，即蜀汉灭亡的那年年初，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上书刘禅，建议为诸葛亮立庙，他们表示：“自汉代以来，有小善德之人，很多都能被绘图立庙作为纪念。而诸葛丞相的品德，足可为四海之楷模，功勋更是举世无双，蜀汉今能幸存，丞相之力最大。目前即使政府不做，百姓仍做私人祭祀，这绝不是纪念先贤的方法。所以我等建议，应立刻筹建武侯庙宇，使其亲可以按时追怀祭祀，百姓愿意者也可到庙中祭奠，才是正当的礼仪啊！”
刘禅批准此奏议，下令在沔阳（陕西勉县）邻近诸葛亮的墓地旁，修建庙宇，即最早的武侯庙。
公元304年，李雄在成都建立成汉政权，又在成都的“少城”建有“孔明庙”。公元347年，东晋大将军桓温平灭成汉政权时，烧毁了少城，但孔明庙却被刻意地保存下来，显示后代人对诸葛亮的敬重已超越了地域观念。
后来在成都南郊原来刘备庙的后堂，修建了纪念诸葛亮的专殿。到了唐代，诸葛亮的声望超越刘备，此庙竟被称为武侯祠，并且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成都重要的名胜古迹。这个武侯祠，名诗人杜甫、李商隐、陆游都曾来此地瞻游，并且写下不少怀念诸葛亮的诗词。杜甫的《蜀相》流传最广，尤其“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更是流传千古的不朽名句。
成都武侯祠，存有大量纪念诸葛亮的文物，其中以“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最有价值。这是唐代著名政治家裴度撰文，名书法家柳公绰（柳公权之兄）执笔的。碑中称赞诸葛亮有“开国之才”“治人之术”，并和历史名臣姜尚（太公望）、伊尹、管仲、萧何等人相比。更认同他的军事成就，“北伐中原，曹魏震恐”。特别是赞扬诸葛亮权倾一国，却能功高不震主的高贵品德及情操，充分显示了后代政治人物对诸葛亮的敬仰和怀念。
在保存的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被称为“诸葛鼓”的三面铜鼓，其中有一个是唐代以前铸造的，另两个较小的则是明清的产物。铜鼓早在春秋时代便流行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起初是用作炊具的，日后才逐渐演变成乐器，在祭祀、集会或战争时使用。
后世将铜鼓称为诸葛鼓，主要基于一个传说：诸葛亮远征南中时，制作了这种铜鼓，白天做饭用，晚上若有情况便用以示警。这个传说，一直在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广为流传，很多人相信诸葛鼓为诸葛亮所发明。
如同我们把很多的发明归功于传说中的黄帝一样，西南地区对诸葛亮的传说，充分显示了当地人对诸葛亮的无限怀念。
武侯祠中也有不少后代名人留下来的对联，如清人赵藩所写：“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近代人冯玉祥所写：“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仰流风于遗迹，万古清高。”
除了成都外，白帝城的武侯祠、南阳武侯祠及襄阳武侯祠也都享有盛名。
白帝城的武侯祠，最有名的仍是诗圣杜甫的作品：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残军务劳。
宋朝的民族英雄岳飞在瞻仰武侯祠后，对诸葛亮的忠诚为国感慨万千。据传他在当晚亲笔书写《出师表》，留于祠中，表达自己的心志和对诸葛亮的怀念。
对历史人物，由于立场的不同，后代的评价常有高有低、有好有坏，但数千年来，人们对诸葛亮的评价却都是正面的，或许有程度上的高低，但基本立场则是清一色的赞扬、钦敬及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