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传令要属下刘相前来，刘相到后，张公假意说：“如果我不幸发生意外，被抓去，会很快被处死。这两位是锦衣卫，他们不想抓我，我很感激他们，想拿500两黄金当他们的寿礼，以表心意。”刘相听了，目瞪口呆，说：“到哪里去弄这么多钱？”张公说：“我常看到你们县里的人，很有钱而且济公好义，我请你替我向他们借。”于是拿出笔来，一共写了9个人名，正好凑够500两的数目。其实，所写的这9个人都是武士。刘相看了以后，恍然大悟。不一会儿，名单上列出的9个人，一个个穿着华丽的衣服，像富贵人家的子弟，手里捧着用纸包着的铁器，先后来到门口，假装说：“张公要借的金子都拿来了，因为时间太紧迫，没有凑足所要的数目，实在过意不去。”一边说，一边装出哀求的样子。两位强盗听说金子到了，又看到这些人果然都像有钱人的样子，就很高兴地说：“张公真的不骗我们。”张公趁两个强盗查看金子的空当，急忙脱身，并大喊抓贼，这9个武士，一拥而上，两个强盗猝不及防，其中一个被抓，另一个自杀身亡。张公遇事从容镇定，不动声色诱盗贼上当，糊涂装得多么彻底！既保全了身家性命、公家钱财，又擒获了强盗。
能够做到“明知故昧”，绝非易事，如果没有较高的涵养，斤斤计较，肯定做不到这一点。
古人有“骂如不闻”，“看如不见”的厚黑功夫，既避免了是非，又利于扫平成功的路障。你只有懂得了糊涂的学问，才会知道自己的意见不那么绝对，才能更虚心地对待不同意见。你只有懂得了糊涂的学问，才会了解自己能力的局限，你所不能驾驭的，就不要忙于去驾驭；你所不能把握的，就不会急于去把握；你所不能强求的，就不会勉强。而是应将自己的精力更专注地投入一个有限的范围，善于其技，精益求精，成为某一行业的行家里手。你只有懂得了糊涂的学问，你才会知道对宠辱誉毁的看法不能那么绝对，对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不能看得太重。这不但增强了耐受挫折的韧性，又能养成心如止水、宠辱不惊的持重。
为人处世不能太较真
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待人处世中许多事情往往都坏在“较真”二字上。有些人对别人要求得过于严格以至近于苛刻，他们希望自己所处的社会一尘不染，事事随心，不允许有任何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不符合自己的设想。一旦发现这种问题，他们就怒气冲天，大动肝火，怨天尤人，摆出一种势不两立的架势。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往往过于天真，过于理想化，过于清高。总觉得世界之上，众人皆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用这种天真的眼光去看社会，许多人往往会变得愤世嫉俗，牢骚满腹。
我们说“水至清则无鱼”，主要强调的是做人处世都不能太“较真”，该糊涂时就糊涂，只要不是原则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未尝不可。所谓“水至清则无鱼”谈论的不是一般的清，而是“至清”。所谓“至清”者，一点杂质都没有，这岂不是异想天开？然而，现实中更多的人往往是大事糊涂，小事反而不糊涂，特别注意小事，斤斤计较，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偏要用显微镜去观察，用放大尺去丈量。普天之下，可以与言者，也就只有“我自己”，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态。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并不是认为可以随波逐流，不讲原则，而是说，对于那些无关大局的小事，不应当过于认真，而对那些事关重大、原则性的是非问题，切不可也随便套用这一原则。汉代政治家贾谊说：“大人物都不拘细节，从而才能成就大事业。”这里的“不拘细节”，就包括了该糊涂时别精明的待人处世之道。
吕端是宋太宗年间的宰相，他书生出身，肚子里有不少墨水。虽然经历了五代末期的天下战乱，人情艰苦历练不少，但仍是满身读书人的呆气，似乎是个十足的糊涂宰相。有人为此说吕端糊涂，可宋太宗却偏偏认为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任命他为宰相。后来赵光义病重，宣政使王继恩害怕太子赵恒英明，做了皇帝以后会对他们这一党不利，于是串通了参知政事李昌龄、都指挥使李继熏等，密谋废掉太子，改立楚王为太子。此时，吕端到宫中看望赵光义，太宗快不行了，吕端发现太子却不在旁边，就怀疑事情有变，其中很可能有鬼，便在手板上写了“大渐”二字，让心腹拿着赶快去催太子尽快到赵光义身边来，这个“渐”字的意思就是告诉太子皇帝已经病危了，赶紧入宫侍候。等到赵光义死后，皇后让王继恩宣召吕端，商议立谁为皇帝。吕端听后知道事情不妙，他就让王继恩到书房去拿太宗临终前赐给他的亲笔遗诏，王继恩不知是计，一进书房便被吕端锁在房中。这时，吕端便飞快来到宫中。皇后说：“皇上去世，长子继位才合情理，现在该怎么办？”意思很明显，想立长子赵元祐。吕端立即反驳道：“先帝既立太子，就是不想让元祐继承王位，现在先帝刚刚驾崩，我们怎么就可以立即更改圣命呢？”皇后听了无话可说，心里只有认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吕端仍不放心，他要眼见为实，太子即位时，吕端在殿下站着不拜，请求把帘子挂起来，自己上殿看清楚，认出是原先的太子，然后才走下台阶，率领大臣们高呼万岁。吕端事先能明察阴谋，有所防范；事中能果断决策，出奇策击破奸主；事后又能眼见为实，不被现象迷惑，不仅明智，实在是功夫老到。
在皇位继承的关键问题上，吕端的“小事糊涂，大事精明”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吕端是小糊涂大精明，那么石达开则是小精明大糊涂。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首批“封王”中最年轻的军事将领，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他同杨秀清、韦昌辉等同为洪秀全的重要辅臣。在天京事变中，他又支持洪秀全平定叛乱，成为洪秀全的首辅大臣。之后，洪秀全隐居深宫，将朝政全权委托给无能的洪氏兄弟，以牵制石达开，矛盾日益激化。从当时的情形看，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是诛洪自代，形势的发展需要石达开那样的新的领袖。但石达开尽管在战场上战无不胜，但他脸不厚，心不黑，不够果断，害怕落个“弑君”的骂名，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公元1857年6月2日，他选择率部出走，认为这样既可继续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从事推翻清朝的活动，又可以避开和洪秀全的矛盾。石达开率大军到安庆后，如果按照他原来“分而不裂”的初衷，本可以安庆作为根据地，向周围扩张，在鄂、皖、赣闯出一片天地来。安庆离南京不远，还可以互为声援，减轻清军对天京的压力，又不失去石达开原在在天京军民心目中的地位。这是石达开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石达开却没有这样去做，而是决心和洪秀全分道扬镳，彻底决裂，舍近而求远，去四川自立门户。石达开虽然拥有20万大军，英勇转战江西、浙江、福建等12个省，历时7年，表现了高度的坚忍性，但最后还是免不了一败涂地。公元1863年6月11日，石达开部被清军围困在利济堡，手下谋士献策决一死战，而军辅曾仕和则献诈降计，石达开接受了诈降。他想用自己一人之生命换取全军的安全，这又是他的决策失误，再次在大事上犯糊涂。当军中部属知道主帅“决降，多自溃败”，已溃不成军了。此时，清军又采取措施，把石达开及其部属押送过河，把他和两千多解甲的将士分开。这一个举动，顿使石达开猛醒过来，他意识到诈降计拙，暗自悔恨。石达开被押过河后，“舍命全己军”的幻想已经彻底破灭。此后的表现倒也十分坚强，起先，清将骆秉章对他实行劝降，石达开严词以对，说：“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然而，已于事无补了。回顾石达开的失败，主要是其决策的错误，大事上犯了糊涂。其根源是他对分裂后的前途缺乏信心。因为太平天国能打仗的名将几乎都不响应石达开的出走。他邀英王、忠王一起行动都被拒绝；赖汉英、黄文全、林启容等战将也不愿跟着石达开出走。此外，石达开出走的目的不明确，政治上、军事上都没有魄力提出新的构想和谋略，只是消极地常年流动作战。他虽想表示他对天国的忠心，但他出走的实际行动却是十足的分裂。这种的“忠义”形象和他出走天京的实际行动大相径庭，这种不伦不类的行动决定了石达开走后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