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缕春风，来自遥远的罗布泊。
1964年10月，继我国成功地发射了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之后，一朵神奇的蘑菇云出现在罗布泊的上空。西北仲秋凉意颇浓，而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却给国防科研战线带来和煦的春风。
春天里，万物复苏。正如彭士禄几年前所说的那样，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终于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国内经济状况明显好转，核潜艇研制理所当然地又提到了共和国领袖们的议事日程上来。
“原子弹试验成功，是一股强劲的东风。核潜艇研制工程，肯定会借这股东风，再次上马！”罗布泊的消息传来，彭士禄对同事们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估计我们的核反应堆，多则三四年，少则一两年，即可运转。所以我们必须争分夺秒，赶在中央决策之前，攻克最主要最关键的技术项目！”
情况正如彭士禄所料：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第十一次专门工作委员会会议，研究批准了《关于研制核潜艇的请示报告》；8月15日，周恩来总理又主持召开了第十三次专委会会议，又逐项研究了关于核潜艇动力装置的具体方案，并要求有关部门在1970年建成陆上模拟堆——这一切表明，中国的核潜艇工程已从搁浅的沙滩上下水，将开足马力，驶向茫茫的大海！
形势的发展，又将彭士禄推到了这项伟大工程的波峰浪尖。早在1963年春，彭士禄就担任了七院核动力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到1965年，他已是核工业部二院副总工程师；到1967年6月，国防工委又任命他为核潜艇陆上模拟堆基地副总工程师，全面负责模拟堆技术工作——此时，他40岁刚刚出头。
“一声令下，打起背包马上出发！”讲到这里，彭士禄捋了捋满头的银发，深情地回忆着他们出发到四川时的情形。
1969年初秋的一个傍晚，一列由墨绿色客车和黑色闷罐车组成的军列，悄无声息地驶离北京西直门车站。
此时，落日的余晖已在天边消逝，它的最后一抹余照已隐于云层；北京城已是华灯初上，犹如满天闪烁的繁星。列车离开车站，彭士禄坐在窗边，点燃一支烟，把目光投向窗外。烟雾缭绕，而他思绪却早已飞到了那个即将要去的深山沟里。此行，他告别了妻儿，带着核动力研究所的职工，离开北京，到遥远的一个无名山沟去，去完成建设核动力装置基地的重大使命。
其实，早在1965年7月，中央军委就对核动力总体性能提出了要求，特别是提出了要保证核反应堆一次装艇成功。从那时起，在彭士禄领导下，就在进行着陆上和艇用核动力装置的设计。
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陆上模拟堆的工艺设计进度非常缓慢，严重影响着中央关于1970年建成陆上模拟堆目标。为扭转这样的被动局面，中央军委向全国发出了加紧核潜艇研制的紧急动员令；毛泽东主席也于1968年7月18日，签署了部队支援陆上模拟堆建设的命令。
柳暗花明。在彭士禄的具体领导下，全体设计人员夜以继日的工作，仅仅100天后，陆上模拟堆装配潜艇的图纸便设计出来。而今，就要到山沟里进行陆上模拟堆的建设了。
彭士禄离开南方几十年，这次又要回南方去安营扎寨了。当年离开南方时，自己还是十几岁的小子，一晃而今已是不惑之年了。当年周恩来伯伯用车送他们出川时，他曾见识过那里崎岖的山道和险峻的高山。当时，他也曾像古人那样发出过“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
想到这里，彭士禄颇有几分感慨。
他小时候读过《三国演义》这本书，对蜀汉这个地方，还是有些了解的。那里除了山高水险，但也有沃野平原，且夏无高温，冬无严寒；他心里更清楚，为了战备的需要，这样的国防重点工程，必须要建设在隐蔽的深山里。是呀，那里条件虽说比城市艰苦，但那里远离权力斗争的中心，远离“文革”派性的争斗，这对于核动力装置的建设和发展，或许是件莫大的好事啊——天涯何处无芳草，只要能把陆上模拟堆搞出来，吃什么样的苦，受什么样的罪，都是值得的呀！
这样一想，彭士禄更觉得很欣慰很坦然。
列车驶出北京城，望着郊外逐渐稀疏下来的灯光，彭士禄掐灭了烟头，他思绪一转——到了那里，该从什么地方着手工作呢？
作为这次建设的技术总负责人，当然除了首先要求全体干部战士统一思想，认识这次建设非凡的意义外，更重要的是要让大家放下思想包袱，打消大家的思想顾虑。在那谈核色变的年代，出发前，彭士禄就听同事们说过，对核反应堆建设，下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甚至还有一些不实的传言，因而造成不少人存在一些顾虑。
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那时人们对核能的认识，还局限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在日本长崎和广岛扔下原子弹的惨况之中——怎么才能消除这些传言和顾虑呢？
列车在夜色中匆匆行进着。夜深了，同志们都疲惫地合上了眼睛。可彭士禄还没有丝毫的睡意，他又点燃一支烟，烟头在夜色中一明一灭。这些日子来，由于工作没有白天和黑夜，他的烟瘾大得出奇。为此，他不知已被夫人“帮助”过多少回了。
列车昼夜兼行，穿过郑州、驶过西安，越过秦岭，渐渐进入四川。过了剑门关，彭士禄透过车窗向外望去，清澈的嘉陵江在山谷蜿蜒流淌，山峦上的植被郁郁葱葱。一进成都平原，那漫天遍野的绿色，铺天盖地向他眼帘扑来，几天旅途的疲惫，顿时从他身上一扫而光，他的心胸更是豁然开朗起来。
下了火车，上了汽车，不久他们就钻进了大山的腹地，彭士禄从车窗里伸出头去——哦，这里的山，比北京的香山大几十倍；这里的天，却比北京小几百倍！山上长满荆棘，却也开满野花；溪里漂着落叶，却也游着小鱼。在这陌生的地方，彭士禄和他的战友们，将在这里开创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
“有人说，核反应堆是原子裂变，如若控制不好，就会成为一颗爆炸的原子弹！说这话的同志自然事出有因，不能随便给他们上纲上线。他们只是对核能的了解不透彻罢了。”到了基地，彭士禄立即召集了全体干部战士大会，他侃侃地对大家讲道，“但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同志们呀，我是个喜欢喝二两酒的人，对酒的属性了解得最透彻。打个比方，核反应堆其实就如同是啤酒，铀235只含3％；而原子弹呢，则是酒精，铀235含98％！火柴点酒精能点着，而啤酒，你能把他点着吗？”
彭士禄处事永远没有官架子，哪怕是对食堂的伙夫或站岗的门卫；他为人永远是那么和蔼可亲，哪怕是对坡上放牛的大爷和沟里捉蟹的小子；他讲话永远没有官话套话，哪怕他当着国家领导在最庄重的人民大会堂——他就是一个杰出严谨的科学家，成天都混迹于干部战士堆里，说话深入浅出，幽默风趣，有烟大家抽，有酒共同喝，讲的全是大实话。几十年过去了，他在基地的讲话，至今那里的干部职工谈起来，还津津乐道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