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圣俞诗集序
欧阳修
【导读】
本文是欧阳修为北宋初期著名诗人梅尧臣的诗集所写的一篇序言。
梅尧臣，字圣俞，北宋时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欧阳修的好友。梅死后，欧阳修将他的诗编为《梅圣俞诗集》，并写了这篇序言。序中突出地赞赏梅尧臣的诗歌才能，深切地同情梅尧臣的贫困处境，低昂顿挫，一往情深。序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理论，概括了封建社会很多优秀作家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一句有影响的文学评论方面的警句。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1］，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2］，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3］，少以荫补为吏［4］，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5］，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6］，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7］，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8］。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9］：“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10］，次为十卷［11］。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12］，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13］，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注释】
［1］穷：潦倒不得志。［2］羁（jī）臣：宦游异乡或被斥退、放逐在外的官员。
［3］梅圣俞（1002～1060）：北宋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姓梅，名尧臣，圣俞是字。今安徽宣城人。［4］荫：子孙凭前辈功绩得到一定的官职，称为“荫”。［5］有司：指主考官员。［6］辟书：聘书。［7］宛陵：今安徽宣城县。［8］说：同“悦”，取悦，迎合。［9］王文康公：指曾任洛阳留守的王曙，“文康”是他的谥号。梅圣俞做过他的下属，并受到他的赏识。［10］吴兴：在今浙江省嘉兴市。［11］次：编排。［12］遽（jù）喜：惊喜。遽，急。［13］掇（duō）：拾取。
【译文】
我听世上的人说，诗人很少有仕途显达的，大多数都困窘潦倒。难道是这样吗？原来世上流传的诗篇，大都出自古代失意诗人的笔下。大凡胸怀才智而不能施展的士人，多数都喜欢纵情于山水之间，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一类的东西，常常探寻它们奇异独特之处，内心有忧愤的情绪郁积，于是借物起兴，表示出怨恨和讽刺，借以抒发贬谪外地的臣子和寡妇的哀叹，描绘出难以言传的情怀，因而越是困窘潦倒，诗就越发高明。这样看来，就不是诗能使人失意图顿，大约是失意图顿之后才能写出好诗来。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因先世的功绩而补缺做了小官吏，多次参加进士考试，总是受到主考官的压抑，困在州县做小官，一共十多年，如今年龄快到五十了，还是接受聘书，做别人的幕僚。才学郁积胸中，不能在事业上展现。他的家乡在宛陵，幼年就学习诗歌，从孩童之时起，写出来的诗就已经使前辈惊讶；长大之后，学习六经的仁义学说；他写文章，简洁古雅，纯正精粹，不求苟且取悦于世，因此世上的人只是知道他的诗罢了。但当时不管是贤明还是愚笨的人，谈到诗的人必定向圣俞求教，圣俞自己也欢喜把不得志的感情以诗歌抒发出来，所以，他平生写的作品，诗歌特别多。世上的人已经了解他了，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从前王文康公曾经看了他的诗，并赞叹说：“两百年来没有这样的好诗了！”虽然这么深切地了解他，最后还是没推荐。假使他能有幸得到朝廷任用，写出《雅》、《颂》一类诗章，来歌颂大宋的功德，奉献到宗庙，能赶上《商颂》、《周颂》、《鲁颂》的成就，岂不是很伟大的嘛！怎么使他直到老也不得志，而写潦倒失意的诗篇，只是以虫鱼之类来抒发沦落悲愁的感叹呢？世人只是喜爱这些诗篇的高明，却不知道他长期失意困窘而要老了，能够不惋惜吗？
圣俞的诗很多，自己又不整理，他的内兄的儿子谢景初，担心它们太多，容易散失，便取出他从洛阳到吴兴这段时间中所作的诗篇，编成十卷。我曾经非常喜爱圣俞的诗，担心不能全部得到，谢景初能够为他分类编定，使我意外的惊喜。于是写了这篇序，并且把诗篇收藏起来。
十五年后，圣俞因病在京都逝世，我哭吊之后，给他作了一篇墓志铭，趁便向他的家属要圣俞的诗，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连同原来收藏的，选择其中最好的六百七十七篇，分成十五卷。唉！我对于圣俞的诗，评论得很详细，所以就不再说了。
送杨真序
欧阳修
【导读】
这是欧阳修送别友人杨真的一篇赠序。文中着力描写的是琴声陶冶感情的力量。作者从多方面利用比喻进行联想，把音乐中传达出来的复杂、抽象的感情表现得非常具体，而这一切又与对友人的关心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全文感情真挚，语言简洁，叙写细致曲折，具有欧阳修散文特有的舒缓纡徐风格，颇堪诵读。其对琴音的描写，生动、形象、精采、传神，是本文中的得意之笔。
予尝有幽忧之疾［1］，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2］，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
夫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为宫，细者为羽［3］。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妇之叹息，雌雄雍雍之相鸣也。其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也［4］；悲愁感愤，则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也。喜怒哀乐，动人必深；而纯古淡泊，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郁［5］，写其幽思［6］，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
予友杨君［7］，好学有文，累以进士举，不得志。及从荫调［8］，为尉于剑浦［9］，区区在东南数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医药，风俗饮食异宜。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故于作琴说，以赠其行，且邀道滋酌酒进琴以为别。
【注释】
［1］幽忧：过度忧劳。［2］孙道滋：作者朋友，生平不详。［3］羽：五声音阶的第五音阶，相当于简谱的“6”。［4］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相传舜、周文王、孔子都善于弹琴。［5］道：同“导”，疏导。湮（yīn）：阻塞。［6］写：通“泻”，宣泄。［7］杨君：即杨寅（zhī），字审贤，合肥（今属安徽）人，仁宗庆历二年（1042）举进士。［8］荫：凭借前辈功勋而得官。［9］尉：县尉：辅佐县令，掌一县军事。
【译文】
我曾经得过过度忧劳的病，辞官闲居，仍然不能治好。后来向朋友孙道滋学习弹琴，学会了五声的几个曲谱，时间一长，便喜欢上了弹琴，竟不知道那疾病还在身上。
弹琴，作为一种技艺来说，是渺小的，可是达到极高的境界时，声音洪亮的是宫调，声音尖细的是羽调。拨动琴弦，骤然发声，忽然地声随情变，调子急的凄凉而短促，调子缓的从容而平和。如同山崖崩塌，岩石开裂，高山涌出泉水，风雨夜晚来临；又像怨夫寡妇的叹息，或雌鸟和雄鸟在一块儿欢乐地叫着。那深长的忧愁，悠远的思绪，是舜和文王、孔子的遗音；那悲愁感情的情怀，是孤子伯奇、忠臣屈原的叹息。那喜怒哀乐的情绪必定深深打动人心；而它的纯厚古雅、淡泊，和那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语言，孔子的文章，《周易》的忧患，《诗》的怨恨和讽刺，没有什么区别。它能够用耳朵欣赏，用手来应合。如果选择那种平和的曲调，才疏导内心的郁闷，排遣心中的幽思，那么，在感动人心之际，也能达到极至。
我的朋友杨真君，喜欢学习，会写文章，屡次以进士身分被推荐，却不得志。等到依靠祖上的恩荫，才调到剑浦做县尉，一个小小的地方，又远在东南几千里以外，这样他的内心会产生出不平。况且，他年轻时就常常生病，而南方又缺少医药，风俗和饮食不同，他都不能适应。以经常生病的身体，不愉快的心情，而生活在不能适应的风俗当中，怎么能够抑郁不乐地长久支持下去呢？但是要想使心情愉快，把病养好，在弹琴方面将会有收获的。所以我写这篇说琴的文章，用来赠别，并且邀请了道滋，喝一杯酒，弹一回琴，就这样来告别。
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
【导读】
本文是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伶官传》的序言。《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编撰的一本史书。《伶官传》是其中的一篇合传，记载了伶人敬新磨、景进、史颜琼、部从谦等为后唐庄宗李存勖所宠幸最后导致败政乱国的史实。本文是传前的一段总序。
本文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新溺”等著名论点，着重从政治生活中寻找国家兴亡成败的原因。文章反复运用盛衰对比、欲抑先扬的手法和感叹句式，寄寓作者的深切感慨。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1］，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2］，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3］；燕王［4］，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5］。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6］！”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7］，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8］，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9］，仓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白于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注释】
［1］原：推究、研究。庄宗：指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在勖（xù）。［2］晋王：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3］梁：指五代时由朱温所建立的后梁。［4］燕王：指唐末卢龙节度使刘仁恭。［5］而皆背晋以归梁：指后来契丹又背弃盟约，助梁攻晋。［6］乃：你的。［7］一少牢：古时祭祀时用一只羊一头猪作祭品时，称“一少牢”。［8］组：丝绳。［9］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公元926年，后唐驻扎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县）的士兵以皇甫晖为首发动暴乱，随后，有赵太等相继叛乱。
【译文】
啊！强盛和衰亡的道理，虽说是天意，难道不也是由于人事吗？推究后唐庄宗得到天下和失掉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世上人说晋王临终之际，拿出三枝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是我的仇人；燕王是我举荐扶植起来的，契丹曾经和我订立盟约，结拜为兄弟，可是他们都背叛我而归附梁。这三件事，是我死了也抱恨的。给你三枝箭，你一定不能忘了你父亲的心愿。”庄宗接过了三枝箭，并把它保存在宗庙里。此后每逢作战，就派遣官员用羊和猪各一头去祭告宗庙，恭敬地拿出箭来，装在锦囊里面，背负着箭在前面开路，等获胜归来再把箭放进宗庙里。
当他用丝绳绑住燕王父子，用木盒装着梁王君臣的首级，进到宗庙，把箭送回先王灵前，报告成功的消息时，那旺盛的意气真是豪壮啊！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一个人在夜间振臂一呼，叛乱的人从四方响应，于是张惶失措地向东出兵，还没看见叛贼，士兵四下逃散，君臣面面相觑，不知归向哪里，以至于将领们割下头发，对天发誓，君臣哭泣，泪湿衣襟，这是多么悲惨呀！难道是得到天下难而失去天下易吗？或许推究他的成功和失败的事实，都是由于人的缘故吧？
《尚书》上说：“自满招来损害，谦虚使人受益。”忧患劳苦可以使国家强盛；安逸享乐可以使自己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当他正值强盛的时候，普天下的英雄豪杰没有人能够和他抗争；到他衰败的时候，几十个伶人围困他，就弄得丧生灭国，被天下的人耻笑。祸患常常是由一些微小的事积累而成的，聪明勇敢的人往往被自己沉溺偏爱的人或事所困扰，哪里仅仅是伶人啊！
五代史宦者传论
欧阳修
【导读】
本文是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宦者传》的序论。宦官专权，祸国殃民，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没落时期的普遍现象，由来已久，为害惨烈。到汉、唐两代，宦官之祸已达极点。
本文总结了历史经验，将女色与宦官相提并论，通过对比，论证了宦官之祸的严重性及其产生的根源，告诫当代及后世统治者引以为鉴。通篇运用对比手法，议论层层深入且紧扣历史史实，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1］，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盖其用事也近而习［2］，其为心也专而忍［3］，能以小善中人之意［4］，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5］，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为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6］。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7］，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8］。虽有圣智，不能与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9］，至抉其种类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10］。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则祸斯及矣。使其一悟，捽［11］而去之可也。宦者之为祸，虽欲悔悟，而势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祸者”，谓此也，可不戒哉！
【注释】
［1］宦者：即后代所谓太监，由阉割后的男子充任，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家属。［2］习：亲狎。［3］忍：隐忍，不露其情。［4］中（zhòng）：合。［5］硕士：品德高尚，学问渊博的人。［6］帷闼（tà）：借指宫廷内。帷是帐子，闼是宫中小门。［7］图：设法对付。［8］质：人质。［9］资：借口。［10］抉：挖出。［11］捽（zuó）：揪。
【译文】
自古以来，宦官扰乱国家，它的根源比女色造成的祸患更深。女人不过是色相而已；宦官的祸害，却不止一个方面。因为他执掌的事情，近在皇帝身边，与皇帝亲狎，他的心思专一而隐忍，能够用小善迎合皇帝的心意，用小信加强皇帝对自己的信任，使人君必定信任他，亲近他。等到皇帝已经信任了，就用祸福恐吓皇帝，从而操纵他。虽然有忠臣贤士列于朝廷，可是人君认为这些人和自己关系疏远，比不上侍奉起居饮食，跟随前后左右的亲信可靠。所以，跟随前后左右的宦官一天比一天亲近，忠臣贤士一天比一天疏远，而人君的情势一天比一天孤立。情势孤立，害怕祸乱的心情就一天比一天急切，而宦官的操纵控制就一天比一天牢固。安危取决于宦官的喜怒，祸患隐伏在宫廷内部。那么，以前认为可以依靠的人，却是制造祸乱的根源。祸患已经大了，这才明白，于是想和一贯疏远的臣子，商量对付跟随身边的宦官。行动迟缓，就会使祸患发展而更加严重；行动太急，他们就挟持人君作为人质。这样一来，即使有圣明聪慧的人，也不能为人君谋划。就是想出了办法也不能实行，就是实行了也不能成功，弄到最尖锐时两败俱伤。所以，严重的就搞得国家灭亡，其次是皇帝自己被杀害，同时使得怀有野心的奸雄能够找到借口，起来作乱，直到挖出宦官的同伙全部杀光，从而使天下人心大快，这才罢休。以前史书上记载的宦官之祸经常是这样的，不是某一代才是这样。作为人君，并不是想要在宫廷内部滋养祸患，而在宫廷外面疏远忠臣贤士，实在是长期积累，情势使他这样。对于女色的迷惑，倘若不幸而执迷不悟，当然会招来灾祸。假使人君一旦觉悟，一把揪住丢开就可以了。宦官制造祸乱，即使皇帝醒悟了，已成的形势却无法铲除他们，唐昭宗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宦官造成的灾祸，比女色更严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怎么可以不警惕呢？
相州昼锦堂记
欧阳修
【导读】
本文是欧阳修为韩琦担任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地方长官时所建的“昼锦堂”写的一篇“记”。文章主旨，是赞誉韩琦身居显位，不炫耀富贵，反引为鉴戒，志在留清名于后世、显真人格子人间；同时，贬斥了那些追求名利富贵、以“衣锦还乡”为荣的庸俗之辈。
全篇文章，围绕“昼锦”二字，层层发挥，脉络清晰；运用对比手法，抑扬褒贬，态度鲜明，从而增强了表达效果；称颂人物，均以事实为依据，无阿谀逢迎之弊；以欧阳修的文笔词采，写韩琦的道德节操，真可称作是两相伉颉，为天下莫大之文章。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1］，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2］，若季子不礼于其嫂［3］，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4］，旗旄导前［5］，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6］，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7］，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8］。
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9］，世有令德［10］，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11］，登显士，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12］，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13］，不足为公荣；桓圭衮裳［14］，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15］，播之声诗［16］，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17］，尝以武康之节［18］，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19］。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20］，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21］，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注释】
［1］闾（lǚ）里：乡里。［2］易：轻视。［3］季子：苏秦字。苏秦，战国时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4］高车驷（sì）马：古代显贵者的车乘。［5］旄（máo）：古时杆头用旄牛尾作装饰的旗帜。［6］骈（pián）：并列。［7］一介：含有渺小的意味。［8］衣（yì）锦：穿上锦绣之衣。衣，穿。［9］相（xiàng）：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市南。［10］令：美，善。［11］擢（zhuó）：选拔。［12］余光：本指落日的余辉？这里指人们远远瞻仰韩琦的风采。［13］纛（dào，又dú）：古代仪仗队的大旗。［14］桓（huán）圭（guī）：古代帝王授给三公的一种玉器。圭，古玉器名，长条形，是朝聘、祭祀、丧葬时用的礼器。衮（gǔn）裳：古代皇帝和三公的衣服。［15］勒：刻。［16］播：扬。［17］至和：宋仁宗年号。［18］武康之节：仁宗时，韩琦封武康军（军是宋代行政区划名）节度使。［19］遗（wèi）：赠送。［20］垂绅正笏：指韩琦不动声色的样子。绅，官服上的大带。笏，大臣上朝时所执手板。［21］彝鼎：宗庙里的大鼎。
【译文】
做官做到将相，富贵以后回到故乡，这是人情中认为荣耀的事情，古往今来都是如此。读书人正处在潦倒中时，被困在街巷乡里，平庸的人甚至小孩子，都能轻视他，侮辱他，就像苏秦不被他的嫂子所尊重，朱买臣被他的妻子所抛弃一样。有朝一日，他们乘着华贵的大车，彩旗在前面开路，骑马的士卒跟随后面，站在道路两边的人，互相肩挨着肩，脚跟着脚地仰望着，赞叹着，而所说的那些平庸的男子和愚蠢的妇人，这时急忙奔走，吓得汗流，羞愧地俯伏在地，在车轮扬起的灰尘和马足之间，自己忏悔认罪。这便是一介书生得意于当时，因而意气扬扬，古人把这比喻为衣锦还乡的荣耀。
只有大丞相魏国公却不是这样。魏国公是相州人，世代有关善的德行，都是当时有名的公卿。魏国公年轻时，已经考取很高的科第，登上显贵的位置，天下的读书人，仰慕他的名望和风采已经多年了。所谓将相富贵，都是魏国公本来应该拥有的。不像那些困顿潦倒的人，一时侥幸得志，出乎平庸的人和愚蠢无知妇人的意外，从而惊吓他们，向他们夸耀。这样，高大的仪仗旗帜，就不足以成为魏国公的荣耀；三公的桓圭和礼服，不足以使魏国公高贵。只有恩德遍施于百姓，为国家建立功勋，把这些事迹刻在钟鼎和石碑上，传扬于诗歌乐章，从而照耀后代，永远流传，这才是魏国公的志向。也是读书人推崇魏国公的原因。哪里又仅仅是夸耀一时，显荣一乡呢？
魏国公在至和年间，曾经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来做相州的知州，于是在后园建造了一座昼锦堂。后来又刻一首诗在石碑上，赠送给相州人。他的话中把那种以回报恩仇为快事，并炫耀名望声誉的行为视为可鄙。原来他不以古人所夸耀的事情为荣，却反过来把它作为一种警戒。从这里可以看到魏国公是如何看待富贵的，而他的志向又哪里是能够轻易估量的呢？所以，他能出将入相，为国劳苦，无论天下太平或遭逢患难，都保持一样的态度。至于面临重大事情，决定重大意见，他也总是庄重严肃，不动声色，就把天下稳定得像泰山一样，真可说是安邦定国的大臣了。他的丰功伟业用来刻在宗庙的鼎上，被歌唱传扬，是国家的光荣，不仅仅是街巷乡里的荣耀。我虽然没有机会登上魏国公的昼锦堂，却曾经有幸拜读魏国公的诗，对他实现自己的志向而感到高兴，很乐意说给天下的人听，因而写了下来。
丰乐亭记
欧阳修
【导读】
本文与有名的《醉翁亭记》是姊妹篇，同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当时作者被贬为滁州知州。
作者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滁州山水的秀美，回顾了百年以来这里战乱的往事，俯仰今昔人事的变化，感慨万千，从而歌颂了宋王朝统一中国，结束战乱，使人民休养生息的功德。文章情景交融，行文跌宕多姿而自然流畅；语言平易，风格简淡；是一篇较为成功的歌颂太平的“欢愉之辞”。
修既治滁之明年［1］，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2］。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3］，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4］，尝以周师破李璟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5］，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6］，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
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7］。向之凭恃险阻，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8］。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9］，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10］？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11］，遂书以名其亭焉。
【注释】
［1］滁：今属安徽。［2］滃（wěng）然：形容水大。［3］五代：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相继建立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史称“五代”。［4］太祖皇帝：指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5］周师：五代时期周的军队，当时赵匡胤是周世宗武臣。李景（应为景）：五代时期南唐后主。［6］皇甫晖、姚凤：南唐将领，周世宗征南唐，赵匡胤攻破滁州，活捉二人。［7］圣人：指宋太祖赵匡胤。［8］遗老；经历世变的人。［9］畎亩：指田地。畎是田间小沟。［10］涵煦（hánxù）：覆育，意思是把皇恩比做天，覆盖着万物生长繁育。［11］刺史：唐代时州行政长官为刺史，宋代为知州，这里以剌史称知州。
【译文】
我治理滁州的第二年夏天，才喝到滁州的泉水，觉得很甘甜。向滁州人打听泉源，在滁州南边不过百步远的地方找到了。它的上面是丰山，高耸独立；下面是幽深的山谷，悠远深藏；中间有清澈的泉水，泉水很大，向上喷吐。我上下左右地观看，又环顾四周。很喜欢这个地方。于是疏导泉水；凿开山石，开辟出一块地来修建亭子，与滁州人去那里游玩。
滁州在五代战乱时期，是个用兵之地。从前太祖皇帝曾经率领后周的军队在清流山下打败李景十五万大军，在滁州东门外活捉了他的将领皇甫晖和姚凤，于是平定了滁州。我曾经考察这段历史的山川，按照绘图和记载，登高眺望清流关，想找到皇甫晖、姚凤被捉的地方，但是当时的父老都已不在人世，原来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
自从唐朝丧失政权以后，海内分裂，英雄豪杰同时起来争夺天下，到处成为敌国的，数都数不清。到宋朝承受天命，圣人出现，天下统一。从前倚仗险阻踞守的国家，都被铲除和消灭。百年之间，只是淡然看见山高水清，想要打听当时的情况，但是经历世事变迁的老人都没有了。如今滁州处在长江、淮河之间，是车船商贩及四方宾客不来的地方，百姓不了解外面的事情，安心于农事，满足于他们的衣食，快乐地生活，一直到死。有谁知道这是皇帝的功德，使百姓休养生息，抚育滋养万物百年之久啊！
我来到这里，喜欢它地势僻静，公务简单，又喜爱这儿的风俗安闲。在山谷里找到那股泉水以后，就每天跟滁州人仰望山岭，俯听泉响。春天，采摘幽香的花草；夏天，在大树的浓荫下乘凉；秋天的风霜，冬天的冰雪，使山水显现出清丽。四季的风景，都非常可爱。还有值得庆幸的，是这里的百姓为年成丰收十分快乐，因而欢喜同我一起游玩。于是，我便借此机会给他们追述这些山川的历史，叙说这儿民风习俗的美好，使百姓知道之所以能够享受这种丰年的快乐，是因为有幸生活在太平无事的时代。
宣扬皇上的恩德，和百姓同乐，这是知州分内之事，于是写了这篇文章，用来给亭子命名。
醉翁亭记
欧阳修
【导读】
本文是欧阳修散文的名篇之一。全文通过写景、写人，描绘出一幅太平盛世、官民同乐的社会图画，从而表达了作者的生活理想和社会理想；展示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以及治理滁州的政绩和才干；也寄托了作者被贬后放情山水，外似超然实则郁愤的不平。
此外，本文多用偶句，或单句相对，或双句相对，每段又以排比句收束，增加了形式的美感。
环滁皆山也［1］。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2］，琅琊也［3］。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4］。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5］。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6］，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7］。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涂，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8］，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9］；山肴野蔌［10］，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11］，奕者胜，觥筹交错［12］，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13］，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14］。
【注释】
［1］滁：滁州。［2］蔚然：草木茂盛的样子。［3］琅琊：山名，在今安徽滁州市西南十里。［4］太守：汉代郡的长官之称；这里是作者沿用旧名称知州。自谓：自称。［5］寓：寄托。［6］林霏：指林中雾气。霏，雨雪飘飞的样子。［7］四时：四季。［8］伛偻（yǔlǚ）：弯腰曲背的样子，这里指老人。提携：牵引而行，这里指以手牵着走的小孩子。［9］泉香而酒洌：或作“泉洌而酒香”。洌（liè），水清。［10］山肴：指野味。蔌（sù）：菜。［11］射：这里指投壶。［12］觥（gǒng）：一种大酒杯。筹：指记饮酒数目的筹码。［13］翳（yì）：遮蔽。［14］庐陵：今江西吉安市。
【译文】
环绕滁州城的都是山。西南方的那些山峰、树林、山谷尤其美。望过去，林木葱茏深邃秀丽的是琅琊山。在山上行走六七里，渐渐听到水声潺潺，从两座山峰之间奔泻而出的，就是酿泉。山势回环，道路屈曲旋转，有一座亭子四角翘起，像鸟儿展翅一样，飞架泉边，这就是醉翁亭。建亭子的是谁？是山里的和尚智仙。给亭子取名的是谁？是太守用自己的称谓来称呼这亭子。太守和客人们来这里饮酒，稍微喝点酒就醉了，并且年纪又最大，所以自称为醉翁。醉翁的本意不在于酒，而在于山水之间，游山玩水的快乐，领略于内心而寄予在酒中。
清晨太阳升起，树林中雾气消散；傍晚，烟云凝聚，岩谷又变得阴暗，这种阴暗的变化，就是山中的朝暮。野花开放，香味清幽；美好的树木枝叶繁茂，一片浓荫；秋高气爽，霜色洁白；溪水低落，石头显露，这就是山中的四季。清晨前往，黄昏归来，四季景色不同，因而快乐也就无穷。
至于背着东西的人在路上唱着歌，走路的人在树下休息，前面的人呼唤，后面的人应和，驼着背的老人、被牵着手的孩童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这是滁州的人在山里游玩。在溪边捕鱼，溪水深，鱼肥美；用泉水酿酒，泉水香，酒清冽；野味、野菜纷陈面前，这便是太守的宴会。宴会酣畅的乐趣，并不是囚为有丝竹一类的音乐。投壶的投中了，下棋的下赢了，酒杯和计酒的筹码交相错杂，坐下又站起，喧哗吵闹：这是众多的宾客在尽情欢乐。苍老的容颜，白了的头发。醉醺醺倒在人们中间的：这是太守醉了。
不久，夕阳落到山头，人影散乱。这是太守回家宾客跟随。树林阴暗蔽翳，鸟儿的叫声，上下一片，这是游人离去，鸟儿尽欢。但是，鸟儿只知道山林的快乐，却不理解游人的快乐；人们知道跟着太守游玩的快乐，却不理解太守是因为他们的快乐而快乐。喝醉时能够和大家一同欢乐，酒醒后能够用文章记下这种欢乐情形的，是太守啊。太守是谁？是庐陵的欧阳修啊！秋声赋
欧阳修
【导读】
这是一篇具有散文的笔调，赋的铺陈手法和诗歌的形象、意境、韵律的优秀散文赋。本文的主题，是通过对秋声的描述，抒发了作者对秋的悲感，融入了作者对政治生活的深沉喟叹。
全篇文章，多层次多角度地描写了秋声、秋色、秋气、秋意，抒发了作者浓厚的悲秋之慨和对政治、人生的深沉喟叹，基调是低沉的、感伤的，思想情绪的取向也较为消极和沉郁。应该说，这正是作者庆历新政失败以来政治上、思想上极度苦闷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自宋玉《九辩》以来“悲秋”之慨在宋代的一种继承和延伸，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题材上的悲秋传统，影响颇为深远。
欧阳子方夜读书［1］，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2］，曰：“异哉！”初淅沥以潇飒，忽奔腾而砰湃［3］，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枞铮铮［4］，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5］，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子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乎来战？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6］；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7］，砭人肌骨［8］；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奋发。丰草绿缛而争茂［9］，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一气之余烈［10］。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11］；又兵象也［12］，于行为金［13］；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14］，商声主西方之音［15］，夷则为七月之律［16］。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嗟夫！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17］，黟然黑者为星星［18］。奈何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19］？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注释】
［1］欧阳子：作者自指。［2］悚（sǒng）然：惊惧的样子。［3］砰湃（péngpài）：同“澎湃”，波涛声。［4］枞枞（cōng）铮铮：金属相击声。［5］枚：小木棍儿，状如筷子。［6］烟霏云敛：烟气飘飞，云雾消失。［7］栗冽：即“凛冽”，寒冷。［8］砭（biān）：刺。［9］缛（rù）：稠密。［10］一气：指秋气。余烈：剩余的威力。［11］于是时为阴：古人以阴阳配合四时，把春夏分属于阳，把秋冬分属于阴。［12］兵象：战争之象。因战争是肃杀之事，所以说秋是兵象。［13］行：五行，即金、木、水、火、土。秋属于金。［14］乐：音乐。［15］“商声”句：按我国传统乐理，乐分宫、商、角、徵（zhǐ）、羽五音。五音中的商声、四方中的西方，都属于五行的“金”。［16］夷则：古人以十二律来分配一年的十二月，七月为十二律的夷则。［17］渥然丹者：形容红润的容貌，比喻年轻。渥然，润泽的样子。［18］黟（yí）然黑者：形容乌黑的头发，比喻健壮。星星：形容白发苍苍的样子。［19］戕（qiāng）贼：摧残。
【译文】
欧阳子正在夜里读书，听到有声音从西南方传来，惊惧地倾听，说：“怪呀！”起初是沥沥的雨声、飒飒的风声，忽然奔腾澎湃，好似波涛在夜晚猛惊，风雨骤然而来。撞到物体上，枞枞铮铮？像金属的东西一起响鸣；又像开赴前线的军队，口中衔枚，急速奔走，听不见号令，只听见人马的行走。于是对童子说：“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出去看看。”童子说：“星光月色，明亮皎洁，银河横在天上，四周没有人声，这声音出在树林间。”
我说：“啊，令人悲伤啊！这是秋天的风声，它怎么就来了呢？秋天的情状啊，它的颜色凄惨暗淡，云雾消散收敛；它的形貌清爽明亮，天空高远，阳光灿烂；它的气候寒冷，刺人肌骨；它的意态萧条，山河寂寥。”所以，它发出的声音，凄凄切切，呼喊号叫，奋然而发。秋天还没有来到时，丰茂的草，碧绿繁盛，竞相生长，美丽的树木，葱茏青翠，十分可爱；可是，青草被秋风吹拂而色变，树木遇秋风而叶落，使草木衰败零落的，就是这肃杀之气的余烈。秋天，是刑官行刑的季节，按照时节说属阴；它又是战争象征，在五行中属金。这就叫做天地的义气，它常把肃杀作为意志。上天对于万物，是使它们春天生长，秋天结实。所以，在音乐方面，商声成为秋天的声音，夷则是七月的律名。商，就是伤，物已衰老而悲伤；夷，就是杀，物过盛而该杀。
“唉！草木没有感情，尚有衰败零落之时。人是动物，而且在动物里面最有灵性，各种忧虑撼动于心，万般事情劳损于形。心中受到冲击，必定消耗精神。何况要考虑力量达不到的事情，忧虑才智不能解决的问题，这就自然会使得红润的容颜变得衰老，乌黑的头发变成白发。怎么可以拿并非金石的肌体，去和草木争枯荣呢？想一想吧，是什么在戕害折磨自己，又何须怨恨这秋声。”
童仆没有应答，低头睡去。只听得四面虫声唧唧，好像在助长我的叹息。
祭石曼卿文
欧阳修
【导读】
本文是欧阳修为悼念亡友石曼卿死后十六年而写的一篇祭文。
石曼卿，名延年，是北宋著名的诗人。他颇有才气，能文工诗，拥有“天下奇才”之誉。但在北宋屈辱苟安的政策下，有才不得施展，年仅48岁就溘然逝世。
作者遗人致祭于曼卿墓下，故从曼卿墓上着笔。文中三呼曼卿，称赞其声名不朽，哀悼他死后的凄凉，抒发作者的深切哀痛。全文感情真挚，音节悲哀，特别是对墓地的描摹更显得凄清哀婉，仿佛能使人听到作者呜咽的哭声。通篇除最末一段外，大体押韵，念起来倍增凄怆。
维治平四年七月日［1］，县官欧阳修，谨遣尚书都省令史李敭至于太清［2］，以清酌庶羞之奠［3］。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吊之以文曰：
呜呼曼卿！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于无物者，暂聚之形［4］；不与万物共尽而卓然其不朽者，后世之名。此自古圣贤莫不皆然，而著在简册者，昭如日星。
呜呼曼卿！吾不见子久矣，犹能仿佛子之平生。其轩昂磊落，突兀峥嵘［5］，而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不然，生长松之干尺，产灵芝而九茎［6］。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磷飞萤，但见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与夫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咿嘤［7］。今固如此，更千秋而万岁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与鼯鼪［8］？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9］！
呜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畴昔，悲凉凄怆，不觉临风而陨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尚飨！
【注释】
［1］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治平，宋英宗年号。［2］尚书都省：即尚书省，管理全国行政事务的机构。令史：管文书的下级官吏。李敫（yì）：人名。太清：地名，石曼卿的故乡，在今河南商丘东南永城县境内。［3］羞：同“馐”，指食品。［4］形：指躯体、［5］突兀峥嵘：本指山势陡峭高峻，这里形容石曼卿的品格才学杰出不凡。［6］灵芝：菌类，珍贵药材，古人视为瑞草，尤以九茎、色红黄的为名贵。［7］咿嘤（yìyi1ngg）：禽兽悲鸣的声音。［8］鼯鼠（wúshēng）：鼯是一种飞鼠，鞋就是黄鼠狼。［9］荒城：这里指荒凉的坟墓。
【译文】
治平四年七月某日，县官欧阳修谨派尚书省令史李紧急来到太清，用清酒和丰盛的食物为祭品，在亡友曼卿墓前祭奠，并用祭文哀吊道：
唉，曼卿！你生是英才，死为英灵。那同万物一样有生有死而又重归于虚无的，是暂时聚结的身形；那不与万物同归于尽、卓然耸立而不朽的，是流传后世的声名。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记载在史册里面，如同太阳和星星一样明亮。
唉，曼卿！我不见你已经很久了，还能依稀想起你的生平，你气宇轩昂，情怀磊落，品格兀立，才学超群。埋藏于地下的躯体，想来不会变成腐朽的泥土，而应成为金玉的精英；如若不然，也会长出松树千尺，长成灵芝九茎。无奈荒烟漫漫，野藤缠绕，荆棘纵横，风雨凄凄，寒露降下，磷火飘动，流萤飞行。只见牧童樵夫，歌唱着往来于墓地，受到惊吓的飞禽走兽，悲呜徘徊，发出嘤嘤的叫声。现已如此，再过千秋万载，又怎么知道墓穴里不藏着狐貉与鼯鼪？这也是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都要遭遇的情景。岂不见那旷野之中层层叠叠的荒坟？
唉！曼卿！兴衰的道理，我固然知道如此，然而感慨地回顾往昔，悲凉凄怆，不禁临风落泪，惭愧呀，我不能像圣人那样忘情。希望你来享受祭品！
泷冈阡表
欧阳修
【导读】
本文是欧阳修为死去六十年的父亲所写的一篇墓志。墓志是立在墓道上的碑文，又称“阡表”。
本文哀悼父母，记述父母言行，以小见大，以浅易见深厚，娓娓而谈，如话家常，一任真情实感自然流泻。这种子易自然，并非简单浅薄，随意涂抹，而是用朴素通俗之语，精练地表达出事物的复杂内容，条达疏畅，言能尽意，意能含情，情中寓理，有从容不追的大家风范，体现出欧氏文章的一大特色。
呜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泷冈之六十年［1］，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2］。非敢缓也，盖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3］，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4］。太夫人告之曰：“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曰：‘毋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无一亡之覆，一垄之植，以庇而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也。自吾为汝家妇，不及事吾姑［5］，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吾之始归也［6］，汝父免于母丧方逾年［7］。岁时祭祀，则必涕泣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间御酒食［8］，则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余，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见之，以为新免于丧适然耳。既而其后常然，至其终身未尝不然。吾虽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9］，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耶！［10］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顾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叹曰：‘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当以我语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故能详也。其施于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无所矜饰，而所为如此，是真发于中者耶！呜呼！其心厚于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汝其勉之！夫养不必丰，要于孝［11］；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学，咸平三年［12］，进士及第，为道州判官［13］，泗、绵二州推官［14］，又为泰州判官［15］，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泷冈［16］。太夫人姓郑氏，考讳德仪，世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俭仁爱而有礼，初封福昌县太君［17］，进封乐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18］。自其家少微时，治其家以俭约，其后常不使过之，曰：“吾儿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其后修贬夷陵［19］，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禄而养。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赠封其亲。又十年，修为龙图阁直学士［20］、尚书吏部郎中［21］，留守南京［22］。太夫人以疾终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枢密［23］，遂参政事［24］。又七年而罢。自登二府［25］，天子推恩，褒其三世，盖自嘉佑以来［26］，逢国大庆，必加宠锡。皇曾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27］。曾祖妣累封楚国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祖妣累封吴国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皇妣累封越国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赐爵为崇国公，太夫人进号魏国。
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呜呼！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积善成德，宜享其隆，虽不克有于其躬［28］，而赐爵受封，显荣褒大，实有三朝之锡命［29］，是足以表见于后世，而庇赖其子孙矣。”乃列其世谱，具刻于碑。既又载我皇考崇公之遗训，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于修者，并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鲜，遭时窃位，而幸全大节，不辱其先者，其来有自。熙宁三年岁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观文殿学士、特进、行兵部尚书、知青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充京东路安抚使、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修表。
【注释】
［1］皇考：称亡故的父亲。父死称考。皇是尊称。崇公：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在神宗继位后追封崇国公。卜吉：通过占卜选择吉洋的墓地。泷（shāng）冈：地名，在今江西省永丰县沙溪南凤凰山上：［2］阡：指墓道。［3］太夫人：指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古代列侯之妻为夫人。列侯死，其子袭封，称其母为太大人。［4］俾：使。［5］姑：婆母。［6］归：古寸称女子出嫁为归。［7］免于母丧：为母亲守丧期满。古时母亲故去，守丧三年。［8］御：食用。［9］官书：特指刑狱方面的文件。［10］矧（shěn）：况。［11］要：要求。［12］成平三年：公元1000年。咸平是宋真宗年号。［13］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县。判官：州府长官的属官，掌文书。［14］泗、绵：泗州，治所在今安徽泅县。绵州，治所在今四川绵阳。推官：州府长官的属官，掌司法。［15］泰州：治所在今江苏泰州市。［16］沙溪：地名，在今江西永丰县南凤凰山旁。［17］福昌县：约为今河南宜阳县。太君：古代官员母亲的一种封号。［18］乐安、安康、彭城：古代郡名，宋代已不存在，仅作为封赠的称号。［19］夷陵：在今湖北宜昌。欧阳修因为替范仲淹辩护，被贬为夷陵县令。［20］龙图阁：宋代管理典籍文献的官署。直学士：龙图阁设学士、直学士等官，但通常只是加给侍从官的一种荣誉头衔。［21］尚书：即尚书省，管理全国行政事务的机构。吏部：隶属尚书省，掌官员任免、升迁等。郎中：吏部设郎中四名，分管吏部事务。［22］留守南京：欧阳修于皇佑二年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留守，宋朝在西京、南京、北京各置留守一人。南京，宋真宗升宋州（今河南商丘）为应天府，建为南京。［23］副枢密：做枢密院的副使。枢密院是宋代主管军事的最高机构。［24］参政事：做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25］二府：称枢密院和中书省。［26］嘉佑；宋仁宗年号。［27］府君：对祖父的敬称。［28］躬：亲身。［29］三朝：指宋仁宗、英宋、神宗三朝。
【译文】
唉！我先父崇国公在泷冈选择吉祥之地下葬的第六十年，他的儿子欧阳修才能在这墓道上为他竖建墓表。不是我敢拖延，而是有所等待。
我不幸，出生后四岁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守节，誓不再嫁，家境贫困，她自己劳作操持衣食，从而抚养我，教育我，使我长大成人。母亲告诉我说：“你父亲做官廉洁，喜欢救济穷人，又爱结交朋友。他的薪俸微薄，而不求剩余，说：‘不要让钱财使我受累！，所以他去世以后，没有留下一片瓦，一块地，可以依靠得以维持生计。我靠什么而能够安贫自守呢？我对你父亲有所了解，因而对你抱着期望。从我成为你家媳妇的时候，就没有来得及侍奉婆母，但我知道你父亲能孝敬父母。你失去父亲，年纪幼小，我不能断定你有建树，但我知道你父亲一定会有好后人。我当初出嫁时，你父亲为他母亲守孝期满刚刚一年。逢年过节祭祀祖先，他总是流泪说：‘祭祀再丰富，也比不上生前的微薄奉养啊。’间或喝点酒，吃点肉，他也会流泪说：‘从前衣食常常不足，如今富足有余，但是却无法孝敬父母了！’我起初一两次看到这种情况，还以为是刚刚守满孝，所以免不了这样哀痛。后来却始终如此，直到去世也是这样。我虽然没赶得上侍奉婆母，可是根据这种情形我知道你父亲能孝敬父母。你父亲做官，曾经在晚上点着蜡烛处理刑狱案卷，他多次放下案卷来叹气。我问他，他就说：‘这是一个死刑案件，我想为他寻求一条生路却不可能。’我问：‘犯了死罪的人也可以活命吗？’他说：‘我为他寻求生路而没有做到，那么，死者和我就没有遗憾了，何况经过努力还确实有免于一死的呢！正因为有得到赦免的，所以不替他们寻求生路而被处死的人可能有遗恨啊。经常为他们寻求生路，还不免错杀；何况世上的官吏总是想着如何才能置犯人于死地呢？，他回头看见奶娘抱着你站在旁边，于是指着你叹气说：‘算命的说我遇上戊年就会死，假使他的话说对了，我就来不及看见儿子长大成人了，今后你要把这番话告诉他。’他平时教育其他晚辈，也常常用这些话，我听惯了，所以记得很清楚。他在外面办的公事，我不知道；他住在家里，没有一点虚伪做作，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这样，是真正从内心发出来的呀！唉！他那颗心是很重视仁的啊！因此，我知道你父亲一定会有好后代。你一定努力啊！奉养父母不一定要丰厚，最重要的是孝敬；好处虽然不能遍施于众，重要的是心中要特别地重视仁。我不能教你什么，这些都是你父亲的愿望。”我哭泣着记下了这些话，不敢忘记。
先父也是年少丧父，他努力读书，成平三年中了进士，做过道州判官。泗洲和绵州的推官，后来又做泰州的判官，终年五十九岁，安葬在沙溪的泷冈。我母亲姓郑，她的父亲名德仪，世代都是江南有名的大族。母亲为人恭敬、节俭、仁厚，待人彬彬有礼，开始被封为福昌县太君，后又加封乐安、安康、彭城三郡的太君。从我们家贫穷时起，她就勤俭持家，到了后来，也总是不让超过这个限度。她说：“我的儿子不能苟且迎合世俗，勤俭节约是为对付将来患难的日子。”以后我被贬官到夷陵，母亲谈笑皆如，她说：“你家原本贫苦寒微，我早就过惯了，只要你不在乎，我也就放心了。”
从先父去世二十年后，我才得到俸禄来奉养母亲。又过了十二年，我在朝廷做官，才得到赠封亲属的荣耀。又过了十年，我做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兼任南京留守。母亲因病在官邸逝世。终年七十二岁。又过了八年，我这个没有什么才能的人，升任枢密副使，不久担任参知政事。又过了七年才免职。自从进了枢密院和中书省，天子推广恩典，赠封我祖上三代，所以，从嘉佑以来，遇上国家有大的庆典，一定要特加恩宠赏赐。先曾祖父一再封至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先曾祖母累封楚国太夫人。先祖父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先祖母累封吴国太夫人。先父崇国公一再封至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先母累封至越国太夫人。当今皇上第一次祭天，先父蒙赐给爵位为崇国公，先母进封为魏国太夫人。
在这时，我才哭泣说：“唉！行善没有不得到回报的，只是时间有早有迟，这具有普遍性的道理。我的祖先和父亲积善成德，应该享有很高荣耀，虽然不能在他们生前亲自得到，可是现在赐爵受封，显贵尊荣，大受嘉奖，实际上享有三朝恩宠，这足以流传后世，并庇护他们的子孙了。”于是我列出世代家谱，全部刻在墓碑上。接着又记载先父崇国公的遗训，以及母亲用来教育我的话和对我的期望，一同刻在碑上，树在墓道上。使得人们知道我这个人德行浅薄，才能缺少，之所以遭逢盛世，忝列官位且有幸保全大节，没有辱没祖先，这结果是有由来的。熙宁三年四月十五日，儿子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观文殿学士、特进、行兵部尚书、知青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充京东路安抚使、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欧阳）修谨撰墓表。
管仲论
苏洵
【导读】
本篇是苏洵评论历史名臣管仲的文章。文章主旨，是批评管仲临死未能荐贤自代的错误，以致造成竖刁、易牙、开方三个奸臣专权的局面，留下齐国内乱的祸根。封建社会由于高度集权，有影响的政治家的去世，往往影响政局的稳定。作者提出荐贤自代，不失为一种卓越的见解。
本文剖析细致，反复对比，因而使论述层层深入，不露破绽，表现了苏洵文章纵横开合、锋利雄辩的特色。
管仲相威公［1］，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2］，威公薨于乱［3］，五公子争立［4］，其祸蔓延，讫简公［5］，齐无宁岁。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6］，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7］；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
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8］，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顾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
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意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呜呼！仲以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威公处几年矣，亦知威公之为人矣乎？威公声不绝乎耳，色不绝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9］。仲以为将死之言，要以絷威公之手足耶［10］？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虽威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伯莫盛于威、文［11］，文公之才，不过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12］，不如孝公之宽厚［13］，文公死，渚侯不敢叛晋，晋袭文公之余威，犹得为诸侯之盟主百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败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14］，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15］，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16］，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17］。
吾观史鰌［18］，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19］，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
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注释】
［1］管仲（？一前645年）：见本书《管晏列传》。威公：即齐桓公，因避北宋钦宗赵桓的讳，所以改成威公。［2］竖刁、易牙、开方：齐桓公身边的三个幸臣。
［3］薨（hóng）：周代诸侯死称为薨。［4］五公子：齐桓公的五个儿子，即武盂、元、潘、商人、雍，此外还有公子昭，后立为齐孝公。［5］简公：名壬，被左相田常所杀。［6］作：发生。［7］鲍叔：即鲍叔牙，春秋时期齐国大夫，管仲因鲍叔牙的举荐而得到齐桓公重用。［8］四凶：指尧时的共工、萤兜、三苗和鲧。［9］弹冠而相庆：比喻作好当官的准备，也指坏人准备上台。［10］絷（zhí）：拴，捆住。
［11］五伯：即五霸，指春秋时期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通常指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12］灵公：晋襄公之子，晋文公之孙，暴虐无道，被臣下赵穿所杀。［13］孝公：齐桓公之子公子昭即位，为孝公。［14］仲之书：即《管子》。［15］宾胥无：齐国大夫。［16］逆：预先。［17］诞谩：荒诞。［18］史鰌（qiū）：字子鱼，春秋时卫国大夫。［19］蘧（qú）伯玉：卫国的贤大夫。弥子瑕：卫灵公宠臣。
【译文】
管仲作齐桓公的宰相，称霸诸侯，攘斥夷狄，在他整个一生中，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反叛。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受桓公重用，齐桓公在动乱中死去，五个儿子争夺君位，这场祸患从此蔓延，直到简公，齐国没有一年安定过。
功业的完成，不是成于完成的那一天，一定有它完成的起因；祸患的兴起，不是起于兴起的那一天，也一定有它之所以兴起的预兆。所以，齐国的太平，我不说是靠管仲，而说是靠鲍叔。等到它混乱动荡时，我不说是由于竖刁、易牙、开方，而说是由于管仲。
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他们固然是扰乱国家的人，但是任用他们的，是齐桓公。有了舜然后才知道流放四个恶人。有了孔子然后才知道铲除少正卯。那齐桓公是什么人呀，终于使桓公能任用这三个人的，是管仲啊。
管仲病重时，桓公问他谁能做宰相。在这个时候，我意下认为管仲将提出天下贤才来回答，可是他的话却只不过说竖刁、易牙、开方三个人不合于人情，不可以亲近而已。唉！管仲以为桓公果真能够不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桓公相处好几年了，也知道桓公的为人了吧？桓公的耳边没有断绝过音乐，眼前没有断绝过美色。若不是这三个人，就没有人能够满足他的欲望。他当初之所以不重用他们，只不过是因为有管仲罢了。一旦没有管仲了，那么这三个人就可以弹冠相庆了。管仲以为自己临要死时说的话可以绑住桓公的手足吗？要知道齐国并不担心有这三个人，却担心没有管仲。有管仲，那么，这三个人不过是三个匹夫罢了。要不然，天下难道还缺少这三个一流的人物吗？即使桓公幸而能听从管仲的话，杀掉这三个人，可是其余的人，管仲能够全部铲除他们吗？唉！管仲可说是不明白根本的人啊！趁着桓公询问，推荐天下的贤人来代替自己，那么，管仲虽然死去，而齐国并不是没有“管仲”，这三个人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那些话不说也可以的。
五霸之中，没有谁胜过齐桓公、晋文公。晋文公的才能，比不上齐桓公，他的臣子都比不上管仲，晋灵公的暴虐，更不能与齐桓公的宽厚相比，可是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继晋文公留下来的威望，还能够成为诸侯的首领一百多年、为什么？因为他的国君虽然不贤，可是朝廷上还有练达持重的人。齐桓公去世后，齐国一败涂地，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只依靠一个管仲？而管仲已经死去了。
天下并不是没有贤人，却存在着有贤臣而无明君的情况。桓公还在，却说天下不再有管仲这样的人才，我是不相信的。管仲的书《管子》，有一个地方记叙他临终时评论鲍叔，宾胥无的为人，而且分别说明他们的缺点。这表明在他的心目中这几个人都不足以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们，同时又事先就知道自己会死。这样看来，这本书是荒唐的，不足为信。
我看史鳍，因为不能推荐蘧伯玉而斥退弥子瑕，所以有死后尸谏。萧何将死的时候，推举曹参来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应该这样啊！
国家因一个人而强大，因一个人而灭亡。贤明的人不为自己的死而悲哀，却担忧国家的衰亡。所以，一定要再有贤人接替，然后可以安心死去。那管仲呀，怎么能就这样撒手死去呢？
辨奸论
苏洵
【导读】
这篇文章最早见于邵伯温（公元1057—1134年）所写的《邵氏闻见录》。邵伯温说：“《辨奸》一篇，为荆公发也。”苏洵在王安石实行变法之前三年便死了，故学术界认为本文显系伪托，冒苏洵之名，以攻击王安石。
全幅文章，采用对比映照的手法，以古论今，抓住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等“不近人情”的行为，断定王安石是大奸、必然乱国祸民，表达了作者对王安石其人其事的厌恶、否定之情。
不过，平心而论，本文多论断而少事实依据，虽说是“见微知著”，但总给人以牵强附会和强词夺理之感。这种近乎于人身攻击的主观臆断，说得如此的武断、如此的尖刻、如此的严重，不论是针对谁，恐怕都不够妥当。而将这种文章选入《古文观止》，似乎也不够慎重稳妥。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1］，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2］，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3］：“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4］：“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5］，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6］，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7］，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8］，身履夷齐之行［9］，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擀［10］，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11］，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12］，竖刁、易牙、开方是也［13］。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14］：“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注释】
［1］础：柱子下面的石墩。［2］贤者：指欧阳修。［3］山巨源：即山涛，巨源是字，魏晋时人，“竹林七贤”之一。王衍：字夷甫，有才貌，善玄谈，官至尚书令、太尉。［4］郭汾阳：即郭子仪，唐朝大将。卢杞：唐朝大臣，唐德宗建中年间任宰相，因构陷忠良、搜刮民财而怨声鼎沸。［5］忮（zhì）：嫉恨。［6］惠帝：即晋惠帝司马衷（259—306），是个著名的白痴皇帝。［7］德宗：唐德宗李适（kuò）（742—805）。［8］今有人：暗指王安石。［9］夷齐：商朝末年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其父死后，争让王位，后反对武王伐商，商灭，耻食周粟而饿死，被古人视为道德高尚的贤人。［10］擀（huàn）：同“浣”，洗的意思。［11］彘（zhì）：猪。［12］慝（tè）：邪恶。［13］竖刁、易牙、开方：见本书管仲论为注。［14］孙子：名武，春秋时期齐国人，著名军事家，有《孙子兵法》净传世。
【译文】
事物有必然要到达的地步，道理有它本来如此的缘故。只有天下冷静客观的人，才能看见微小的征兆而知道显著的后果。月亮起了晕圈，预示着要刮风了；屋柱下的石墩潮润，就预示着要下雨了。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人事的变迁，情势的因果关系，它们的渺茫深远，难以预知，发展变化，不可预测，又怎么比得上天地间阴阳变化的情况呢？可是有些贤明的人，对人事和道理却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喜好和憎恶扰乱了他内心的思考，利害关系支配了他外在的行事。
从前，山巨源看见王衍，就说：“将来为害天下百姓的，一定是这个人！”郭子仪看见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都要被斩尽杀绝，现在分析起来，其中的道理原本就有可以预见的地方。”根据我看，王衍这个人，无论容貌还是言谈，固然有用来欺骗世人、窃取名誉的条件，但他不妒忌，不贪求，只是随世俗沉浮周旋，假使晋朝不是惠帝当政，只要有一个中等才能的君主，那么即使王衍这样的人成百上千，又从哪里去扰乱天下呢？卢杞的奸邪，固然能够使国家败亡，但是他不学无术，没有文才，容貌不能使人产生好感，言语不能迷惑世人，如果不是唐德宗鄙陋、昏庸，又哪里能够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巨源、郭子仪推测这两个人，或许还有未必如此之处吧。
现在却有这么一个人，口头上念着孔子和老子的话，亲自履行着伯夷和叔齐的清高行为，收罗召集爱慕虚名的读书人争仕途失意的人，互相制造舆论，私下标榜，自认为是颜渊、孟轲复生，然而实际上却阴险毒辣，跟一般人取向不同。这是王衍、卢杞合成一个人了。这种人造成的祸害难道说得完吗？脸脏了不忘擦，衣服脏了不忘洗，这是人之常情。现在，他却不是这样，穿着奴隶般的衣服，吃着猪狗般的食物，头发像囚犯，脸孔像守丧一样没洗过，却大谈《诗》、《书》，这难道合乎人情吗？凡是做事情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是大奸大恶的人，竖刁、易牙、开方就是如此。用享誉天下的名声，来促成还没有暴露的祸患，即使有希望政治清明的君主，喜好杰出人才的宰相，都会提拔重用他，那么，他将来成为天下的祸患，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而且不只是王衍和卢杞所能比的。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勋。”假使这个人不会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是说错了，而这个人也会发出不被知遇的叹息，谁又知道他所造成的祸患会到这个地步呢？否则天下将遭受他的祸害，而我也获得有预见的名声，这真是可悲啊！
心术
苏洵
【导读】
本文是苏洵所著《权书》中的一篇。文章从将帅的自我修养谈起，逐层展开论述，指出关于战争的正义性、备战养兵、知己知彼、审时度势、有备无患等方面的问题，从而阐明了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在文中作者突出强调了“治心”这一核心，所以题目为“心术”。
文章每节自成段落，各有中心，又统一于全篇的主题，井井有条，逻辑严密。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1］。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2］，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3］，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利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4］，严斥堠［5］，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6］，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7］。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缱兵于蜀中［8］，非刘禅之庸［9］，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10］，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11］。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棰当猛虎［12］，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案剑［13］，则乌获不敢逼［14］；冠胄衣甲［15］，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犬能以形固，则力有余矣。
【注释】
［1］先治心：这里指修养意志，锻炼胆略。［2］麋（mí）一种鹿，又叫“四不像”。［3］上：通“尚”，崇尚、［4］烽燧：占代边防报警的信号。［5］斥堠（hòu）：古代探望敌情的土堡。［6］丰槁（kào）：丰厚的犒赏。［7］已黄帝：传说中的上占帝王。［8］邓艾（197—264）：三国时期魏国将领。于魏元帝景元四年率兵经艰险山路袭蜀，灭掉蜀国。缒（zhuì）：用绳子系件从高处放下。［9］刘禅（207—271）：三国时期蜀后主，小名阿斗，刘备之子，降魏，封安乐公。［10］尝：这里指试探、榆验：［11］狎：轻慢。［12］箠（chuí）：这里同“棰”，指棍子。［13］袒裼（xī）：脱衣露体。［14］乌获：战国时期秦国人，以勇力著称。［15］胄（zhòu）：头盔。
【译文】
做将领的方法，应该首先锻炼意志和胆略。泰山在面前崩塌而脸色不变；麋鹿在旁边突然出现而眼珠也不转动一下，然后，可以控制战争利弊的变化，可以对付敌人。
凡是用兵要崇尚正义，不义的战争，即使有利也不能轻举妄动。这不是因为一动就有利害攸关的事，而是将来可能会出现无法对付的局面。只有正义才可以激励士兵，战士因正义而激起义愤，才可以连续作战。
凡用兵的方法是，没有战争的时候要积蓄财力物力，临战的时候要养精蓄锐，打起仗来要培养军队的士气，获胜以后要保持旺盛的斗志。小心做好烽燧报警工作，严格做好了望工作，使种田的人没有顾虑和担忧，用这办法来积蓄财力物力；重重地犒赏士兵，使他们得到充分休整，就用这办法来养精蓄锐；获得了小胜，更要抓紧训练，遭到小挫折，更要鼓励他们，就用这办法保持军队的士气；用人时不要完全满足他的欲望，就用这办法培养旺盛的斗志。所以，士兵常常怀着义愤，怀着欲望而不完全满足。义愤不全部爆发就有更多的勇气，欲望没有全部实现就仍抱有希望。所以，即使并吞了天下，士兵仍不厌战，这就是黄帝之所以打了七十仗而士兵仍不懈怠的原因。不保持他们的斗志，即使仗一打就胜了，这军队就不能再用了。
凡是做将帅的要有智谋而又威严。凡是当士兵的要愚昧一点。有智谋便深不可测，威严便不可冒犯。因此士兵都能抛开自己的想法而听从号令，这样怎么能不愚昧一点呢？只有士兵愚昧一点，然后才能同将帅一同去拼死。
凡是军队要行动，要了解敌方的主帅，了解敌方的将领，然后可以采取冒险行动。邓艾用绳子把士兵坠下悬崖偷袭蜀国，如果不是刘禅昏庸，那么，邓艾即使有百万军队也可以轻易地被绑起来。邓艾他本来就轻视刘禅才这样行动啊！所以，古代有才能的将领，能够用兵力去试探敌方，同时又用敌方的兵力来检验自己的强弱。因此，撤军还是迎击，完全可以作出决定。
凡是担任统帅的方法，知道战争是正义的才可以起兵，了解形势才可以交战，懂得节制约束才可以用兵。知道战争是正义的就不会屈服，了解形势就不会沮丧，懂得节制约束就不会陷入困境。看到小利不行动，看到小患不回避。因为小利小患不值得施展我的才能，这样，才有可能对付大利大患。只有加强培养军事技能而又珍重自爱的人，才能够无敌于天下。所以，一次忍耐可以准备好上百次的勇猛冲锋，一时冷静可以控制上百次的轻举妄动。
军队都有长处和短处，敌我双方都是这样。请问：“我方的长处，我拿出来利用它，但敌方不跟我较量；我方的短处，我隐藏搁置起来，他却一定要和我角斗，怎么办？”我说：“我方的短处，我故意张扬，把它显示出来，使敌方怀疑而退却；我方的长处，我暗中保持加强它，使敌方轻视麻痹，而落入我的陷阱。这就是运用长处和短处的方法。”
善于用兵的人，要使士兵没有顾虑而有所依仗。没有顾虑，就知道战死不值得惋惜；有依仗，就知道己方在战争中不至于一定失败。拿着尺把长的木棍，面对猛虎，就会高声呼喊着挥起木棍打过去，空着手遇到一只蜥蜴，也会吓得变了脸色往后退，这是人之常情。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可以带兵了。打着赤膊握着剑柄，就是乌获也不敢逼近；戴着头盔，穿上铠甲，靠着武器睡大觉，就是孩童也敢拉开弓杀死他。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凭借有利的形势来巩固自己。能凭借有利的形势来巩固自己，力量就绰绰有余了。
张益州画像记
苏洵
【导读】
张益州，即张方平。张方子，字道安，北宋南京（今河南商丘）人，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为益州知州，故称“张益州”。在他奉命回京的时候，盖州人民为他修建祠堂，塑立画像，奉善神明。
本文即是苏洵为张方子塑像所写的一篇“记”。
文章对张方平治理益州的功绩高度肯定和备加赞扬，表达了益州人民对张方平的爱戴、怀念之情；并通过侧面描写，烘托刻画了一个贤能的封建官吏的形象。
至和元年秋［1］，蜀人传言，有寇至边。边军夜呼，野无居人。妖言流闻，京师震惊。方命择帅，天子曰［2］：“毋养乱，毋助变。众言朋兴，朕志自定。外乱不作，变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竞。惟朕一二大吏，孰为能处兹文武之间，其命往抚朕师。”乃推曰：“张公方平其人［3］。”天子曰：“然。”公以亲辞，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归屯军，撤守备，使谓郡县：“寇来在吾，无尔劳苦。”明年正月朔旦［4］，蜀人相庆如他日，遂以无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净众寺［5］，公不能禁。
眉阳苏洵言于众曰［6］：“未乱，易治也；既乱，易治也。有乱之萌，无乱之形，是谓将乱。将乱难治。不可以有乱急，亦不可以无乱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攲［7］，未坠于地。惟尔张公，安坐于其旁，颜色不变，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无矜容。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尔张公。尔系以生［8］，惟尔父母！且公尝为我言：‘民无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9］，而以砧斧令［10］，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赖之身，而弃之于盗贼，故每每大乱。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以威劫齐民［11］，吾不忍为也。’呜呼！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皆再拜稽首曰：“然！”
苏洵又曰：“公之恩，在尔心，尔死，在尔子孙，其功业在史官，无以像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
皆曰：“公则何事于斯，虽然，于我心有不释焉。今夫平居闻一善，必问其人之姓名，与其邻里之所在，以至于其长短小大美恶之状，甚者或诘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见其为人［12］。而史官亦书之于其传，意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则存之于目。存之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由此观之，像亦不为无助。”苏洵无以诘，遂为之记。
公，南京人，为人慷慨有大节，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属。系之以诗，曰：
天子在祚［13］，岁在甲午［14］。西人传言，在寇在垣［15］。庭有武臣，谋夫如云。天子曰：“嘻！命我张公。”公来自东，旗纛舒舒［16］。西人聚观，于巷于涂，谓公暨暨［17］，公来于于［18］。公谓西人：“安尔室家，无敢或讹。讹言不祥，往即尔常。春尔条桑，秋尔涤场。”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骈骈［19］。公宴其僚，伐鼓渊渊［20］；西人来观，祝公万年。有女娟娟，闺闼闲闲［21］；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来，期汝弃捐！禾麻芃芃［22］，仓庾崇崇。嗟我妇子，乐此岁丰。公在朝廷，天子股肱［23］。天子曰：“归！”公敢不承？作堂严严，有庑有庭［24］。公像在中，朝服冠缨。西人相告：无敢逸荒，公归京师，公像在堂！
【注释】
［1］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至和是宋仁宗年号。［2］天子：这里指宋仁宗赵祯。［3］张公方平（1007—1091）：即张方平，字道安，北宋南京（今河南商丘）人。因当时任益州（今成都平原一带）知州，所以又称张益州。［4］朔：阴听初一日。［5］净众寺：又称万福寺，故址在成都西北。［6］眉阳：今四川眉山县，为苏洵故乡。［7］敲（qī）：倾侧。［8］系（yī）：是，这。［9］重足：并起双脚，不敢移动。［10］石甚（zhen）斧：杀人刑具，这里指严刑峻法。［11］齐民：指平民百姓。［12］想见：想像。［13］祚（zuò）：皇位。［14］甲午：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的干支纪年。［15］垣（yuán）：矮墙，这里指边境。［16］纛（dào）：古代仪仗队或军队的大旗。［17］暨暨（jì）：果敢坚毅的样子。［18］于于：从容自信的样子。［19］骈骈（pián）：茂盛的样子。［20］渊渊：形容鼓声。［21］闺闼（tà）：闺房。［22］芃芃（péng）：茂盛的样子。［23］股肱（gōng）：比喻皇帝左右得力的大臣。［24］庑（wū）：厅堂四周的廊屋。
【译文】
至和元年秋天，蜀人传说敌寇到了边境。守卫边境的部队夜晚喊叫，乡村都没有人住了。谣言散播传闻，京城震惊。这时，正当命令派选将帅，天予说：“不要孳养祸乱，不要助长事变。尽管各种说法都出现了，我的主意确定不变。外来的变乱还不可怕，只怕事变将从内部发生。对待这种形势，既不可以用文的方法安抚，又不可以用武力镇压。只需我的一两个大臣，谁能够在这文武之间处置恰当，就派他去安抚我的军队。”于是大家推举说：“张公方平就是这样的人。”天子说：“对。”张公以奉养亲老为理由推辞，但没有被认可，于是起程。冬十一月，到了蜀地。到的那天，就让部队回到驻地，撤除边境守备。派人通知郡、县：“敌寇来了由我负责，不必辛苦你们。”第二年正月初一日，蜀人互相庆贺新年，如同往年一样，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又过了一年，正月间，人们互相商量，要把张公的画像供奉在净众寺，张公也禁止不住他们。
眉阳人苏洵对大家说：“没有变乱容易治理，已经发生动乱的地方也容易治理。有动乱的苗头，没有动乱的事实，这叫将要动乱。将要动乱最难治理。既不可以因为有动乱苗头就操之过急，也不可以没有动乱的事实就放松警惕。至和元年秋天的局势如同器物倾斜，还没有倒在地上。只有你们的张公，安然坐在它的旁边，脸色不变，慢慢地站起来扶正它，扶正之后，从容退回原来坐的地方，没有骄傲的样子。为天子管理百姓而不知疲倦，只有你们的张公。你们是靠张公的举措才活下来的，他就是你们的父母！并且张公曾经给我说过：‘百姓没有不变的性情，就看上面对待他们的办法。人们都说蜀人多变，因此就用对待盗贼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用处分盗贼的刑法来处分他们。对于脚不敢动、气不敢出的百姓却用严刑峻法来号令他们，于是百姓才舍得把他的父母妻儿所仰赖的身体，投靠盗贼，所以常常发生大乱。其实用礼去约束他们，用法去役使他们，只有蜀人是最容易的。至于操之过急而发生变乱，即使礼乐之邦的齐、鲁百姓也是一样如此。我用对待齐、鲁百姓的方法对待蜀人，而蜀人也就会以齐、鲁百姓的准则要求自己。超出法律范围之外肆意妄为，以威势胁迫平民，我不忍心这样做。’啊！爱蜀人那样的深切，待蜀人那样的仁厚，在张公以前，我还没有见过呢！”大家都拜了两拜，叩头说：“正是这样！”
苏洵丈说：“张公的大恩记在你们心里，你们死了，记在你们子孙心里，他的功绩留在史官的书上，用不着这画像啦；再说，张公的内心也不愿意。你们看，怎么样？”
大家都说：“张公怎么会关心这个，虽然如此，我们心里却不安啊。现今平日里听到谁做了一件好事，一定要问那个人的姓名，和他的乡里在哪里，以至于他的南矮、大小、关丑这些情况；甚至于有的人还要问他平生特别喜好的东西，从而想像他的为人。史官也把这些写进他的传记里，意思是使天下的人心中想念他，眼前也能看见他。眼前能看到他，所以心中的想念就牢固长久。由此看来，画像也不是没有作用的。”我没有什么话来反驳他们了，于是给他们写了这篇记。
张公是南京人，为人慷慨，有高尚节操，胸怀气度闻名天下，天下发生什么大事，张公是可以依靠的。并且把一首诗附在这篇记的末尾：
皇帝在位，甲午之年。蜀人谣传，敌寇侵近。列于朝廷，文武如云。天子命令，张公出征。张公东来，旗帜舒卷。街巷路途，蜀人围观。都说张公，坚毅果断，从容而来，沉着舒缓。面对蜀人，张公开言：“安顿家人，不传流言。流言不详，归去如常。春来剪桑，秋来打场。”蜀人叩拜：“大人张公，是我父兄。”公居西园，草木繁荣。宴请同僚，击鼓咚咚。蜀人来观，视公万年。姑娘俏丽，闺阁安闲。孩童呀呀，学语能言。公不来蜀，你辈命完。庄稼茂盛，粮仓如山。叹我妻儿，欢庆丰年。公在朝廷，天子重臣。诏令归去，岂敢违命。修建殿堂，威风凛凛。既有廊房，又有中庭。张公画像，端挂中堂。身穿朝服，冠系头上。蜀人相告，不敢放荡。公虽返京，画像在堂。
刑赏忠厚之至论
苏轼
【导读】
本文是苏轼早年第一篇震动文坛的政论文章。文章主旨，在于论证刑赏的目的是劝善惩恶，是忠厚道德的最高表现。只有“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赏罚皆以“仁义”为标准，就可以达到大治天下的目的。
全篇文章，以“仁义忠厚”为刑赏的出发点和归宿，深入细致地论述了刑罚和奖赏怎样才能达到极为忠厚的程度。其基本思想，是儒家的“仁义”、“博爱”观点。这种观点，包含有爱惜百姓、注重教化、慎施刑罚等积极思想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值得肯定和借鉴。
本文在艺术上的显著特点，是在议论文中发挥想像，大胆揣测，化虚为实，无中生有。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1］，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2］，欢休惨戚［3］，见于虞、夏、商、周之书［4］。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5］，然犹命其臣吕侯［6］，而告之以祥刑［7］。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侧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8］：“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9］，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10］：“鲧可用［11］。”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12］。”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14］。”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注释】
［1］尧、舜、禹、汤、文、武、成、康：都是古代有名的贤明君主。成，周成王，武王之子；康，周康王，成王之子。史称成王，康王之世，政治清明，天下大治，被誉为“成康之治”。［2］吁（xū）：表示不同意的叹息之声。俞：表示应允。［3］休：欢乐。［4］虞、夏、商、周之书：《尚书》据记事先后，分为“虞夏书”、“商书”、“周书”。［5］穆王：周朝君主，名满。［6］吕侯：周穆王时司寇，掌刑狱。［7］祥刑：意思谨慎用刑。［8］传：解说儒家经书的文字。［9］皋陶（gāoyáo）：也作“咎繇”，相传为尧时执掌刑罚的官。［10］宥（yòu）：宽恕。［11］四岳：相传为尧时四方诸侯的首领。［12］鲧（gǔn）：传说为大禹之父，因治水无功，被舜杀死在羽山。［13］方：违抗。圮（pǐ）：毁灭。［14］不经：不合成规定法。
【译文】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代，爱护民众是何等深厚，为民众忧虑何等急切，完全是用贤明君子、忠厚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的人。只要谁做了一件好事，就立即奖赏他，又及时歌颂他，赞美他，用这种办法来欢迎他的良好开端，勉励他坚持到底；谁要是做了一点坏事，就及时处罚他，随即又表示同情他，让他引以为戒，用这种办法使他改过自新。所以表示反对和允许的声音，反映欢欣和悲哀的情绪，都能从虞、夏、商、周的书上看到。
成王和康王逝世之后，穆王即位，周王朝的天道开始衰微，但穆王还是吩咐他的臣子吕侯，告诉他要谨慎用刑。他的话忧虑而不是悲伤，威严而不暴怒，慈爱而能做出决断，同情地表现一种哀怜无罪者的感情，所以孔子仍然采用他的话编进《尚书·吕刑》。
后人注解《尚书》经义时说：“对是否给予赏赐有怀疑时，采取赏赐的原则，这是为了扩大恩典。对是否给予惩罚有怀疑时，采取免除的原则，这是为了谨慎用刑。”唐尧的时候，皋陶作掌管刑法的官，准备杀掉一个罪犯，皋陶多次说：“杀掉！”唐尧多次说：“赦免！”所以天下的人都惧怕皋陶执法坚决，欢迎唐尧用刑宽大。四岳说：“鲧可以任用。”唐尧说：“不行，鲧违抗命令，危害同族的人。”后来又说：“就试一试吧。”为什么唐尧不听皋陶杀人的主张，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这样，圣人的用意大概也就可以看出来了。《书经》上说：“对罪行轻重有疑问，就从轻处罚；对功劳大小有疑问，就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宁愿自己承担违背成法的责任。”唉！这几句话把“刑赏忠厚之至”的含义完全概括到了。
可以赏，可以不赏，赏了就会超过仁的范围；可以罚，可以不罚，罚了就会超过义的规定。超过了仁的范围，仍不失为君子；超过了义的规定，就陷入残忍一类人了。所以仁的范围可以超过，义的规定不可以超过。
古代不用爵位和俸禄作赏赐，不用刀锯作刑具。用爵位和俸禄作赏赐，这是赏赐的作用只施于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而不能施于得不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这是刑法的威力只能限于能够使用刀锯的地方，而不能影响到刀锯的威力达不到的地方。先王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赐不尽的，爵位和俸禄不足以起到鼓励作用；知道天下的坏人是处罚不完的，刀锯这些严厉的刑罚不足以制裁他们。所以，赏和罚，不能确定时，就全部以仁厚的原则来处理。用贤德君子和仁厚长者的态度对待天下人，使天下的人一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所以说，这是忠厚到了极点。
《诗经》说：“君子喜纳谏，迅速除祸乱；君子怒谗言，迅速止祸端。”君子制止动乱，哪有什么特异的方法呢？只是他有时喜，有时怒，却不违背仁慈的原则罢了。《春秋》的本义是：立法时贵在从严，处罚人的时候贵在从宽。按照《春秋》表扬和批评的原则来规定赏罚，这也是忠厚到了极点啊！
范增论
苏轼
【导读】
范增是项羽的谋士，被尊为亚父。在楚汉战争中，他屡次劝项羽杀刘邦，项羽不听，后来项羽中了陈平的反间计，使范增被迫离项羽而去。本文就范增当不当离开项羽，应在何时离开展开议论，惋惜范增不识“去就之分”，同时也批评了项羽的猜疑和不能知人。
这是苏轼早年的一篇史论。当时作者阅历不深，难免有大言欺人的书生之见。但是，立意不落俗套，能翻空出奇，随机生发，极尽回环变幻的姿态。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代的应试文章影响很大。
汉用陈平计［1］，间疏楚君臣［2］。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3］，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4］。
苏子曰［5］：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
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公［6］，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神乎［7］！”《诗》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8］。”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9］。
陈涉之得民也［10］，以项燕、扶苏［11］。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12］；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13］。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特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人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以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
增始劝项梁立义帝［14］，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
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呜呼！增亦人杰也哉！
【注释】
［1］陈平（？一前178）：秦末汉初武阳（今河南原阳县）人。汉朝开国功臣之一。［2］楚：指项羽的西楚。［3］项羽（前232—前202）：名籍，字子羽，下相（今江苏宿迁市西）人。范增（前277年一前204）：项羽谋臣，居鄛（今安徽桐城）人，曾屡劝项羽杀刘邦而项羽不听。［4］疽（jū）：恶疮。［5］苏子：苏轼自称。［6］沛公：即刘邦。［7］几（jī）：事情变化的预兆。［8］霰（xiàn）：小冰粒。［9］卿子冠军：指宋义。［10］陈涉：即陈胜，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11］项燕：战国末期楚国名将，项羽的祖父。扶苏：秦始皇大儿子，因谏阻焚书坑儒，被派往北部边塞监军。［12］楚怀王孙心：战国时期楚怀王熊槐（？一前296）的孙子熊心，秦灭楚，流落民间替人牧羊。［13］义帝：即楚怀王熊心。［14］项梁：项羽的叔父，于秦二世元年，在会稽（在今浙江）举兵反秦。
【译文】
汉高祖用陈平的计策，离间楚的君臣，使他们相互疏远。于是项羽怀疑范增和汉王有秘密勾结，逐渐削减了他的权力。范增非常气愤，说：“天下大事已成定局，君王自己去干吧，希望您赐给我这把骨头，让我回到乡里。”范增归去，还没到彭城，背发痈疽而死。
苏予说：范增离去是正确的。不离去，项羽必定会杀掉范增，只是遗憾他没有早些离开罢了。
那么，应该以什么事情而离去呢？范增劝项羽杀刘邦，项羽不听，最终因为这个缘故失掉天下，应该在这时离开吗？回答说：不。范增要杀刘邦，这是做臣予的本分；项羽不杀刘邦，说明他还有君主的胸怀，范增为什么要因为这事离开呢！《易经》说：“知道事物变化的先兆，大概就是神明吧！”《诗经》说：“看那下雪之前，先凝结降落的是霰。”范增离去，应该在项羽杀宋义的时候。
陈胜之所以得民心，是因为借用了项燕和扶苏的名义。项氏之所以兴起，是因为拥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的缘故；而后来诸侯之所以反叛他，就因为他杀害了义帝。而且当初拥立义帝，范增是主谋的人。义帝的存亡，难道仅仅关系着楚的盛衰吗？范增的祸福也与此相同啊！没有义帝死去，而范增还能单独生存的道理。项羽杀宋义，是谋害义帝的先兆。而他杀害义帝，又是怀疑范增的根源，哪里一定要等陈平去离间呢！东西必定是先自腐烂，然后蛆虫才生出来。人必定要先有疑心，然后谗言才会听得进去。陈平虽然有智谋，怎么能够离间没有疑心的君主呢？
我曾经评论义帝，认为他是天下的贤明君主。他只派刘邦攻入函谷关，而不派项羽；能在众多的人中赏识宋义，提拔他做上将。如果不贤明，能够像这样吗？项羽既然假托义帝的命令杀了宋义，义帝必定不能忍受，不是项羽杀害义帝，就是义帝杀掉项羽，这并不要待聪明睿智的人才会明白。
范增起初劝说项梁拥立义帝，诸侯因为这个缘故而服从楚，中途杀害他，这不是范增的意愿。岂仅仅不是他的意愿吗？他一定会竭力谏诤而不听从。项羽不采纳他的意见并杀他拥立的义帝，项羽对范增的怀疑，必定从这里开始。当项羽杀掉宋义时，范增和项羽处在相同的地位，都是义帝的臣属，他们间的君臣名分还没有确立。我替范增考虑，能够有力量杀死项羽就杀死他，不能够就离开他，如果这样做，难道不是处事果断的大丈夫吗？当时范增年龄已经七十岁了，和项羽合得来就留下，合不来就离去，不在这时候表明去留的态度，而想依靠项羽来成就功名，这想法太糊涂了！
尽管如此，范增，却是汉高祖所畏惧的人。范增不离去，项羽不会灭亡。唉！范增也算是人中豪杰啊！
留侯论
苏轼
【导读】
本文是苏轼对汉高祖刘邦的谋臣张良的评论。
张良，字子房，韩国人，是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主要谋士。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曾在桥上遇到一位老人，老人对他进行了几番考验之后，赠给他一部兵书。本文主要是对这个故事发表评论。苏轼认为，张良之所以能在反秦灭项的斗争中起重要作用，就在于桥上老人潜移默化的指点，让他明白了“忍小忿而就大谋”的道理，因此成为大智大勇之人。文章以“忍”为中心，列举史实，特别是以刘邦项羽相争的实例证明“忍”的重要，很有说服力。
文章辟旧说，立新论，中心突出。大胆揣测，善于将无作有，而设想合理，见解深刻；笔势纵横，文情缥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1］，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2］，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3］，其平居无事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4］，无所获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5］。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6］，盖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哉？其身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7］，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8］，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9］，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10］。庄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11］。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12］，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13］，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是观之，犹有刚强不能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注释】
［1］卒：通“猝”，突然。［2］子房：即张良，子房是字。圯（yì）上之老人：桥上的老人，自称黄石。圯即桥。［3］刀锯鼎镬（huò）：施行酷刑的刑具。鼎镬是烹煮人的锅。［4］贲、育：孟贲和夏育，都是战国时期卫国的著名勇士。［5］一击之间：指张良刺秦王事。［6］间不能容发：距离很近，其间还容不下一根头发。这里指接近死亡边缘。［7］伊尹：商初大臣，辅佐汤灭夏，建立商朝。太公：姜太公吕尚，辅佐武王推翻商纣，建立周朝。［8］荆轲：战国时期齐国人，著名刺客，为燕太子丹刺秦王，事败被杀。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著名刺客，为严仲子刺韩国宰相韩傀，然后自杀。［9］鲜（xiǎn）腆（tiān）：无礼。［10］郑伯：指郑襄公。肉袒：脱衣露体，表示请罪。［11］项籍：即西楚霸王项羽。［12］高祖：即汉两祖刘邦。［13］淮阴：刘邦大将韩信，战功卓著，先封齐王，汉朝建立改封楚王，后降为淮阴侯，所以称淮阴。
【译文】
古代所说的豪杰之士，必定有超过常人的节操。在常人的感情中，有些事情是不能忍受的。一个普通的人被侮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不能算是勇敢。天下有大勇的人，突然面临意外而不惊慌，无故遭受侮辱而不恼怒，这是因为他抱负很大，志向很远。
张良从桥上老人那里接受那本书，这件事很奇怪。但是，又怎么知道不是秦代隐居的高士出来考验他呢？看老人用来含蓄显示自己意思的，都是圣人、贤士相互警戒的道理。世人不能明察，认为他是鬼怪，也太糊涂了。并且老人的用意还不在那本书上。在韩国已经灭亡，秦国正强大的时候，用刀锯鼎镬这样的刑具来对待天下的士人，那些平白无故遭受斩杀灭族的人多得数不清，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无法施展勇力。执法十分严厉的政府，它的刀口触犯不得，这时的形势还没有可乘之机。张良忍不住心中的愤怒，想凭一锥打击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时候，张良没有被杀死，也靠近死的边沿，真是太危险了！富贵人家的子弟，不会作为盗贼而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体宝贵，不值得作为盗贼而死。张良有超越世人的才能，不作伊尹、太公安邦定国的谋划，却想出荆轲、聂政行刺的办法，只因侥幸才免于一死。这正是桥上老人深为他惋惜的。所以，老人用倨傲无礼的态度狠狠挫掉他的锐气，他如果能忍受得住，然后才可以成就大业，所以说：“这年轻人是可以教育的。”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伯袒衣露体，牵着羊去迎接庄王。庄王说：“郑国的国君能够这样屈于人下，必定能够获得人民的信任。”于是放弃了郑国。越王勾践被吴国军队围困在会稽，在吴国为人质，像臣妾一样，过了三年而没有丝毫懈怠。再说，心中有报仇的大志，却不能屈居人下，这是匹夫的刚强。那个老人，认为张良才能有余，可是担心他的度量太窄，所以狠狠地挫掉他那种年轻人刚烈的锐气，使他忍住小小的愤怒而完成远大的计划。为什么呢？老人和张良从来不相识，突然相遇在乡野，却使唤他做仆人奴婢那样的事，张良却和顺而不责怪，这种涵养自然是秦始皇吓他不倒，楚霸王也不能激怒的了。
我看汉高祖之所以胜利，楚霸王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能忍与不能忍之间的差别。楚霸王正因为不能忍，所以虽然百战百胜，可是却轻率地消耗了他的精锐兵力。汉高祖能忍，积蓄了他的全部精锐力量，等待楚霸王的疲敝。这是张良教给他的。当韩信打败齐王，想自己做齐王的时候，高祖发怒，显露于言语和脸色。由这件事看来，高祖也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脾气，如果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的大业呢？
太史公司马迁原以为张良是个魁梧英武的人，可是他的身材相貌，竟像妇人、女子一样，与他的志向气概并不相称。唉！这正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的地方啊！
贾谊论
苏轼
【导读】
本文是苏轼史论散文中的名篇之一。
文章一反从《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评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自用其才”，是“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
文章立论新异，感情充沛，议论风发，雄辩折人。至今读之，使人悲叹不自禁！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1］，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2］，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3］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4］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5］将之荆，先之以冉有［6］，申之以子夏［7］。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8］，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9］：“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10］，灌婴连兵数十万［11］，以决刘吕之雌雄［12］，又皆高帝之旧将［13］，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萦纡郁闷，趣然有远举之志［14］。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15］，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16］。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17］，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18］，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注释】
［1］贾生：即贾谊。［2］愚：我，谦称。［3］汉文：汉文帝刘恒。［4］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5］庶几：也许可以，这里表示希望。［6］冉有：名求，字子有，孔子的学生。［7］子夏：姓卜，名商，子夏是字。孔子的学生。［8］昼：齐国地名，故地在今山东淄博一带。［9］公孙丑：孟子的学生。［10］绛侯：即周勃。秦末汉初沛（今江苏沛县）人。随刘邦起义，汉初封绛侯。［11］灌婴：秦末汉初人，在楚汉相争中立功，汉初任车骑将军，封颖阴侯。与周勃等平定诸吕作乱，拥立文帝。［12］刘：指刘邦子孙。吕：指吕后子侄。［13］高帝：指汉高祖刘邦。［14］趣（tì）然；跳跃的样子，这里指心情激荡。［15］天绝：短命而死。贾谊死时年仅33岁。［16］遗俗：超越世俗，意思是与世俗不合。［17］苻坚：东晋时期前秦皇帝，建都长安。王猛：字景略，家境寒微，初隐居华山，后受苻坚征召而出，任中书侍郎，极受宠信。［18］狷（juādn）介：孤高，洁身自好。
【译文】
要有才能不难，要使自己的才能得到运用才是真正困难的。可惜贾生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使自己这种才能得到运用。
君子的目标远大，就一定要等待时机；要成就的事业伟大，就一定要能够忍耐。古代的贤人，都有可以成就功业的才能，结果却不能发挥出他们才能的万分之一，其原因，未必都是当时君主的过错，有的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我看贾生的言论，如果照他所说的去做，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的清明政治又怎么能远远超过他？遇上汉文帝这样的明君，尚且还因为不被任用抑郁而死。那么，如果天下要是没有尧、舜，就始终不能有所作为了吗？孔子是圣人，周游列国，只要不是极其无道的国家，都想勉力扶助，希望有一天能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准备前往楚国，先派冉有去接洽，又派子夏去说明自己的意思。君子想得到信用自己的君主，是这样的殷切。孟子离开齐国的时候，在昼这个地方滞留三晚才走，还说：“齐王大概会召我回去。”君子不忍心舍弃他的君主，是这样的情意深厚。公孙、丑问道：“老师，您为什么不愉快呢？”孟子说：“在当今这世界上，除了我还有谁能治好天下？我为什么会不愉快呢？”君子爱惜自己，到了这样的程度。这样还不被君主任用，然后知道天下果然不能有所作为，这就没有遗憾了。像贾生那样，不是汉文帝不能任用他，而是他不能利用汉文帝啊。
绛侯亲手握着皇帝的玉玺交给文帝。灌婴集结几十万士兵，来决定刘氏和吕氏的高下，他们又都是高帝的老部将，这种君臣之间互相信任的情分，又岂止是父子兄弟可比的呢？贾生，一个洛阳城里的年轻人，想使文帝一个早上就完全抛弃那班旧臣的老办法而和他谋划新的主张，这也太困难了。作为贾生来说，应该在上面得到文帝的信任，在下面得到大臣们的支持，像绛侯、灌婴那样的人，要从容地逐渐地和他们结成深交，使得天子不怀疑，大臣不妒忌，然后就能使整个天下都赞成自己想做的事，不超过十年，就可以达到目的。哪有在短暂的交谈之间，立即议论值得痛哭的天下形势呢？看他经过湘江时作赋凭吊屈原，愁思百结，抑郁苦闷，显示出隐居的打算。后来囚为过度伤心、哭泣，以至早死，这也是不善于在逆境中生存的人啊！一次建议不被采用，怎么知道就会永远不再被采用呢？不知道默默地等待时机变化，而自我伤害到这种地步。唉！贾生志向远大而度量太小，才能有余而见识不足啊。
古代的人，有超越世人的才能，就必定不合世俗因而给自己招来祸害。所以，不是聪明睿智、不受蒙蔽的君主，就不能完全发挥这种贤人的作用。从古到今，人们都称赞苻坚在草野中找到王猛，一时之间将那班老臣全都撇在一旁而和他商议国事。苻坚这么一个普通人居然夺取了天下的一半，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我非常同情贾生的志向，所以，详加评论。也使做皇帝的明白，得到贾生这样的臣子，就知道他有洁身自爱的节操，一不被任用，就会忧愁、颓丧，不能重新振作。而作为贾生一类人来说，也该节制内心产生的情绪啊！
晁错论
苏轼
【导读】
这是苏轼对西汉景帝时著名大臣晁错的一篇评论。
作者对晁错的改革是同情的，对晁错的被杀也是惋惜的。但他认为晁错被杀的原因，不是由于袁盎的进谗言，而是“自祸”。抓住晁错当时对待吴、楚起兵所采取的措施进行分析，令人信服。作者特别指出，“立大事”要有政治预见性和妥当的处置措施；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在关键时刻要挺身而出，“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这些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文章以理论史论人，以人以史说理，环环相扣，结构缜密，是苏轼著名的史论散文之一。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1］，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2］，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3］，谋弱山东之诸侯［4］。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5］，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6］，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7］，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8］，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注释】
［1］狃（niǔ）：习以为常。［2］循循：顾虑退缩的样子。［3］晁（cháo）错（前200—前154）：西汉时期颖川（郡治在今河南禹县）人。［4］山东之诸侯：汉初封同姓亲属为王，地处崤山以东，所以称山东诸侯。［5］龙门：山名，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6］七国：指西汉王室亲族的封国吴、楚、赵、胶东、胶西、淄川、济南七国。［7］袁盎（？一前148）：字丝，西汉时期楚人。［8］淬（cuì砌）砺：磨炼。
【译文】
天下的祸患，最难办的是表面上太平无事，实际上却有无法预料的忧患。坐在那里看它发展，而不想法解决，恐怕就会发展到不可挽救的地步。起来强行处理，那么，天下的人又会因为习惯于太平无事的安乐，而不相信我的看法，只有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能够挺身而出，为天下的人冒大难，以求成就伟大的功业。这本来不是在短时期内勉强从事、苟且求取的人所能做到的。
天下太平，无缘无故地去引发大难的事端。我引发了它，我能够解决它，这样才能对天下的人有个说法。事到临头，却胆怯退缩而想避开，让别人来承担责任，那么，天下的祸殃，必定会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
从前晁错竭尽忠心为汉景帝谋划，图谋削弱山东诸侯的势力。山东诸侯同时起兵，以诛杀晁错为借口，天子对此不能明察，杀了晁错向诸侯解释。天下的人都悲叹晁错因为尽忠而遭受祸殃，却不知道他本人有自取其祸的原因。
古代做成大事业的人，不但有超越世人的才能，还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前夏禹治水，开凿龙门，疏导黄河，让水流到海里去。在他的大功还没有建成时，也有洪水溃决奔腾横流的可怕危险。只是因为能够事前预料到它的必然性，事到临头而不畏惧，而是从容地设法解决它，因此能够达到成功的地步。
以七国的强大，却突然削弱它们，他们发动叛乱难道还值得奇怪吗？晁错不在这种时候献出自己的生命，为天下承当大难，从而控制吴、楚的命运，却拿出保全自己的计划，想让天子亲自带兵去打仗，自己反而在后方留守。况且，引发七国之乱的人是谁呢？自己想要求得名声，又怎么能够逃避祸患呢！权衡亲自带兵的极大危险和留守后方的最大安全，自己是引发大难的祸首，却选择最安全的差使，把那最危险的事留给天子去做，这是忠臣义士愤恨不平的缘故啊。在这种时候，即使没有袁盎，晁错也不能逃脱杀身之祸。为什么呢？自己想留守后方，而让人君亲自带兵，按情理来说，天子本来就难于接受了，因而极不同意他的建议。正因为如此，袁盎的话才能够在这中间发生作用。假使吴楚反叛，晁错能亲身承当危难，日夜训练。面对东方叛军，严阵以待，这祸难不至于牵累自己的君王，那么，天子将会依靠他，而无所畏惧，即使有一百个袁盎，能够找到机会离间吗？
唉！世上的君子，想求得不平凡的功业，就不要至力于谋划保全自己的办法。假使晁错亲自带兵讨伐吴、楚，未必不能成功。就因为他想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天子心中不快，所以奸臣才来钻空子。晁错用来保全自己的办法，正是他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的根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