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漫漫长路沁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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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漫卷红旗 情系巴蜀(1)

向大西南走——回顾西南服务团二支队二大队八中队的创建

1949年6月,在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将最后埋葬蒋家王朝,迎接新时代到来的伟大历史转折时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前夕,为解放西南准备干部,在刘、邓首长直接领导下,组建了西南服务团。在建团初期派的带队干部是从华东支前司令部所属的赣东北办事处、苏南办事处、皖南办事处、浙江办事处抽调的。我们二支队二大队是以上海学生为主组成的,带队干部都是来自山东老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经历过长期的战争考验,曾带领民兵、民工参加过支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这批干部政治素质好,有一定文化知识水平,作风过硬,有较强的组织能力,有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能够密切联系群众,适宜做青年学生的工作。我原在赣东北办事处组织科工作,并任机关总支书记,后被分到学生队八中队工作。

西南服务团二支队二大队八中队,是于1949年6月下旬在上海的大夏大学组建的,其中有大专生、师范生、中学生,年龄最大的26岁,最小的15岁(蒋风仅13岁,个儿高、发育早,冒报为15岁)。这个中队共100人,其中女生20多人,有许多人是上海地下党和党的外围组织骨干,当时就有党员18人,组建了党支部,王希发任中队长,高树梅任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李宽宜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团支部共有团员30多人。

1949年6月30日我们在南京原国民大会堂参加了西南服务团开学典礼。会场上张挂着“把胜利的红旗插到西南去!”“西南七千万人民在呼唤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大幅横标。刘伯承司令员以《我们在京沪杭胜利后要向西南进军》为题发表演讲,他分析了国际形势,又分析了京沪杭胜利后的形势。他说:京沪杭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死亡,帝国主义权利的消灭。这充分说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要彻底肃清残余的敌人,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把全国统一在新民主主义之下,建设自给自足,独立自主的经济,建立巩固的国防。西南服务团的任务就是为西南七千万人民大众服务,就是去解放他们。军事上肃清反动残余,进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把农业的西南变成工业的西南。他最后指示全团做好三点准备工作:第一,要有艰苦奋斗的决心,要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第二,要学习城乡的各种政策,尤其要注意学习农村政策;第三,要准备行装,行李要简单些,轻装前进。

此后,在南京原国民大会堂听了邓小平政委《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报告,在原中央大学广场又听了他《老实》的报告,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他讲清了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前途,讲清了“四个朋友,三个敌人”,他说,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从而给我们树立了标准,划清了界限,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在《老实》的报告中,他讲清了革命青年同党的关系。他说,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最觉悟的部分。共产党代表全人类的利益,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代表着未来。中国青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解放。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党的新鲜血液,革命事业要靠年轻一代去完成那尚未完成的事业。他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革命者,如何工作和学习,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忠诚老实。他谆谆告诫我们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要认真学习,虚心学习。要向工农老干部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毛主席都甘愿作人民群众的“小学生”,他从不自满,非常虚心,肯向一切人学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猪嘴巴插大葱——装象。我们聆听了刘、邓首长的报告,备感亲切。他们那种博大的胸怀,高昂的斗志,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精炼和抑扬顿挫的语言,真是扣人心弦。上万人的大会,人人全神贯注,鸦雀无声,时有欢声雷动,热烈鼓掌。虽已时隔近40年,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学生队因在前排,休息时,有些同学向邓政委提问,许多同学还请他签名留念。他那种有问必答以及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真使人永世难忘。此外还有宋任穷、彭涛、李达、石西民、周兴、冯定、曹荻秋等同志分别给我们作形势、任务、组织、纪律等问题的报告。集训期间,队里经常采取典型开路,大会发言与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解决了刘伯承司令员所比喻的“过五关”(家庭关、爱情关、生活关、学业关、生命关)的问题。如清心中学被录取的罗平、罗明、向民、向群、左民、左令、杨恒、蒋风、孟俊、羽青等都是为了逃避父母拖后腿,而改名换姓投身革命的。在南京学习时,李莹的母亲、羽青的祖母来看他们,想劝说子、孙回家,经黎明达、李晨棻、赵小玲、曹小明等女同学给她们谈心劝说,使她们想通了,放心了,愉快地返回上海。有些同志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正确对待了家庭阻挠,克服了个人动摇情绪,中队部就组织他们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介绍他们如何通过学习,提高认识,从而具有了战胜困难勇气的过程。这些同志的典型发言,有声有色的现身说法、谈经过、谈思想、谈体会,具有较大的说服力。然后通过小组座谈讨论,人人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充分起到交流经验和启发自觉的良好效果。

从8月中旬起,西南服务团全体团员,一面学习,一面开始进行短途行军的锻炼。我们建立了严格的学习、生活制度,队里充满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每天早晨出操,学会打背包,有时夜间搞紧急集合,短途行军,经常进行卫生大扫除,还广泛开展了立功创模活动和开展干群、党群之间的谈心活动。加强了党、团组织生活,定期开支部大会、小组会,讨论建党建团问题。

1949年10月1日,在南京庆祝新中国诞生的锣鼓鞭炮声中,在二野刘、邓首长的率领下,西南服务团的万名大军,背负着人民的希望,浩浩荡荡地迈着坚定的步伐,踏上了进军大西南的征途。

回顾我在西南服务团学生队搞政治思想工作的四个多月时间,觉得很有意义。队里同志都是来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京沪杭的大中学生,一般生活比较富裕,有的出身于资本家、工程师、教授、医生和国民党中上层人士家庭。由于是青年学生,他们的思想比较单纯,性格也比较热情开朗,接受新鲜事物快,都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一般具有追求真理、向往进步和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特点,其中不少人解放前就受到党的影响,参加了党所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对党的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为什么有的青年吃大米,反饥饿(指在国统区),有的青年吃小米,扭秧歌(指在解放区)?”这就是说:只有接受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劳动人民和青年自己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想起我们当年朝气蓬勃,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着高昂的革命热情、衷心拥护共产党,一切听从党安排,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而且无限热爱劳动人民,把为人民服务看成是自己的天职。今天我们的国家又处在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因此,我们要继续发扬这种优良的革命传统,永葆革命青春,服务四化,再展宏图!

渠江春晓

——渠县土改亲历记

封建专制两千年,农民苦痛实难言;

脸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动难饱暖。

革命声势如潮涌,奋力推倒三座山;

翻身不忘共产党,经济腾飞谱新篇。

1949年12月22日,在凛冽的寒风中,我们西南服务团二支队二大队八中队到达渠县,与地下党会合,分别担任县区领导职务,进行接管建政,投入新区的征粮清匪、减租退押,建立新政权和人民武装组织的工作,遵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上级党委的布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规定,于1951年至1952年在渠县全县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渠县这块数千年封建积淀、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在这块旧的农村经济千疮百孔、严寒紧锁贫瘠的山地上,一股春流正在悄然萌动、奔涌。

渠县历来是个农业大县,解放前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1949年占总人口6.9%的地主,占有33.5%的土地,人均占有6.19亩;而占总人口50%的雇贫农,只占有22.6%的土地,贫农人均占有0.69亩,雇农人均占有0.15亩。大军阀杨森在渠县友庆区占有大量的肥沃土地,官僚地主勾结占有较多土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只有租佃地主的土地耕种,收获的70%至80%作为地租被地主索取。受地主的高租重押和高利贷的剥削(利息一般为8合10、7合10、有的竟达6合10、5合10)。还要为地主付无偿劳役,生活极端困难,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正如伟大的诗人杜甫所记述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占总人口7.8%的中农,占有28.2%的土地,只能保持自给自足状态,无能力扩大再生产,生产被动、落后、保守。农民还要负担国民政府繁多的苛捐杂税。年负担国民政府的农业税折稻谷18868.5吨,其他捐税共计银圆3001.6万元。农民饥寒交迫,生活十分困难,无钱添置劳动工具,改变劳动条件,无力发展牲畜,改变投肥条件,造成缺劳力、缺工具、缺肥料,遇到天旱水涝还缺种子的生产条件。农业生产品种单一,种植粗放,农民靠天吃饭思想色彩极其浓厚,听天由命,无力战胜自然灾害。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扼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束缚着农村生产的发展,使农村劳动生产率极低,是农民受剥削受压迫和贫穷的根源。解放前全县历年稻谷总产量均在9万吨以下,据统计1949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仅为9654万元,粮食总产量仅为15.09万吨,其中稻谷总产量仅为8.55万吨。

老区土改,那里地处平原,村庄大、人户集中,群众受的阶级苦民族恨深,易于发动。而渠县是新区,山高坡陡,居住分散,因此,如何着手发动群众搞土改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我们西南服务团赴渠县的百多名同志配合部队转业干部、地下党组织,率领新吸收培训的农民积极分子,深入基层,放手发动群众,首先开展了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和减租退押运动。1933年,红军在渠县北部开辟过川陕革命根据地,曾建立了红色政权,进行过打土豪分田地,但红军北上后又沦陷为白区,遭到反动政权的血腥镇压。封建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成千上万的翻身农民被杀害,其疯狂残酷程度,令人发指。压迫愈深,人民反抗愈猛。革命火种从未熄灭,在地下党领导下曾多次爆发农民起义,最著名的是龙潭等地的起义。而封建地主阶级在国民党反动派支持下,官僚地主合一,特务、反动党团军警、反动会道门、土匪恶霸沆瀣一气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以法西斯的惨无人道手段杀戮革命群众。临解放时,他们预感到末日来临,进行垂死挣扎,伺机反扑。岩峰乡伪团总、恶霸地主刘君实预先修好坟墓,在墓石上刻的楹联是“可恨无力补天,纵死黄泉心不甘;一旦埋头在地,虽当黑夜鬼也雄。”足见其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阶级本质。伪专员邱仲丕,军统特务代尚谋,匪首吕良富、徐行等纠集反动武装拉上山,妄图与我打游击。还有些反动恶霸地主组织什么“红兵解仇大国”“新中国齐民党”“九路军”“中国国家社会党”“新民青年团”等反革命组织,妄图支撑封建地主阶级,顽匪吕良富纠集土匪武装配合刀儿教头子陈光全等500余人,攻打我新建的临巴区公所,被迅速歼灭。有些地主隐藏转移财产,有的则软硬兼施、腐蚀拉拢我军干部。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尖锐、激烈。

我们在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和减租退押运动的基础上,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按照“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于1951年至1952年分两批在全县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整个土改运动分五步进行,即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查田评产,分配土地,动员生产。

我当时担任渠县贵福区区委书记,有西南服务团和军队转业的十多名同志同西南局派来的土改工作队,还有新吸收的干部100余人在四个乡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根据在老区土改的经验,最重要的是放手发动群众,启发和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广泛宣传土改法,访贫问苦,组织苦大仇深的雇贫农在小组会和忆苦大会上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激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在一次忆苦大会上我把农民诉苦内容综合编写成《穷人恨》歌词20首,利用四川流行小调教唱。先是农民歌手曾福轩表演唱,后被许多农民业余剧团演唱。歌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