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把自己的事业维系在一个人身上，这样风险太大。要想大厦牢固，必须深扎根基；要想事业常青，必须培养种子。
有些人怀揣宏大的理想，想做一番大事业，他终于得到一位强势人物的赏识，自己的事业得以开展。可是他的靠山一倒台，他的事业往往也一同结束了。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太多了。
吴起是战国时的一位军事家、改革家，为了追求功名，他几乎是六亲不认。他本来在鲁国为官，齐鲁交战时，鲁国国君想任命他为统兵御敌的主帅，偏偏他的妻子是齐国人，便有点儿信不过他，他为了取信于鲁，竟残忍地杀掉了自己无辜的妻子。他曾发誓，不为将相，誓不还乡，后来他的母亲病逝，他果然不回家赴丧。
然而，他的仕宦生涯并不顺利，他虽然杀掉了妻子，鲁君依然不信任他；后来到了魏国，为魏国立了大功，又为魏国的贵族所不容。最后，他来到了楚国，深得国君楚悼王的倚重，任命他为相国，主持楚国的变法。他变法的一个主要内容便是“损有余而继不足”，把矛头指向在楚国根深蒂固、势力雄厚的贵族，剥夺他们的田产，废除他们的特权，并将他们迁移到偏远的地区去开荒种地。
楚国强大了，吴起却孤立了，他遭到了旧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和憎恨，只是由于楚悼王的支持，这些人一时还奈何他不得。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了，吴起的后台没有了，那些仇恨积压已久的旧贵族们再也按捺不住复仇之心，立即对吴起群起而攻之。吴起无处可逃，情急无奈，一下子扑到了楚悼王的尸体上，他估计那些旧贵族们投鼠忌器，一定不敢再对他施行攻击的，如果伤害了国君的尸体，那可是灭族的大罪。可那些疯狂的贵族早已失去了理智，什么也顾不上了，乱箭齐发，国君的尸体并没有帮吴起的忙。
吴起的遭遇有一个可以汲取的重要的经验教训。吴起以为，有了楚悼王这样的最高掌权者的支持，他便可以有恃无恐，放手大胆地去干他所想干的一切，而对其他政治势力的态度可以不闻不问。殊不知，没有永远不倒的靠山，像楚悼王这样地位的人，你将他作为一个孤注，将一切成功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有朝一日，他两眼一闭，呜呼哀哉了，你该怎么办呢？
找靠山也需要一种平衡艺术，既要左顾右盼，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又要瞻前顾后，考虑到事情的前因后果。不能只在一棵树上吊死，也不能一条道走到黑。
在秦国，吴起的悲剧又在商鞅的身上重演了。
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之初，反对者数以千计，连太子也不以为然，一再犯法。商鞅说：“变法的法令之所以不能贯彻执行，是由于上层有人故意反抗。”便想拿太子开刀，刑之以法。可是太子是国君的接班人，是不能施刑的，结果便拿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当替罪羊，一个被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了字。当时商鞅甚得秦孝公的宠信，权势极盛，太子拿他也无可奈何。
商鞅的变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经过十几年的时间，秦国的国力得到极大的充实，武力得到极大的增强，由一个西部的边陲小国，一跃而成为七雄之首。秦国最后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便是由商鞅奠定的基础。
然而，正当商鞅的权势如日中天之时，秦孝公死了，太子即位，他就是秦惠文王。他一上台，他的老师、那个被割掉了鼻子的公子虔便出面告发，说商鞅想要谋反，惠文王下了逮捕令，商鞅匆匆忙忙逃离咸阳，当他来到潼关附近想要投宿，旅店的主人也不知道他就是商鞅，拒绝收留他，说道：“根据商君的法令，留宿没有证件的客人是要进监狱的！”
商鞅这才是真正的作法自毙，他走投无路，被收捕，车裂（即五马分尸）于咸阳街头，家人也被族灭。
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商鞅其人，作为一个改革家，在政治上是极具远见的，他的变法政策，为秦孝公以后几代秦国的国君所信守，秦国因之而强大。
但他长于谋国，拙于“靠”道，他却没有想到，宠信他的秦孝公不可能陪他一辈子，未来的天下毕竟还是太子的，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得罪呢？就像一个老于棋道的棋手一样，当你走出第一步棋之后，还要想到第二步、第三步如何个走法，走一看二眼观三，这样你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政治舞台上，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而商鞅却把自己的命运、新法的命运全寄托在孝公一人身上，而没有给自己留下抽身退步之地。在改革大业上他是一个英雄，在官场上，他却是个失败者。
要想在社会上立于不败之地，就不能只顾一人，不及其余，他日靠山一倒，则墙倒众人推，自己必然会遭到众人攻击，致使身陷险境，自己的事业也废止了。
做事情要把上下都看清楚，上面要找好靠山，防止一棵树上吊死；下面要培养好自己的接班人，使事业后继有人。
曾国藩之所以保持不败，主要就是他在权力交接上下了功夫，培养出了追随者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后，朝廷要求他裁撤湘军，他及时把力量转给了李鸿章的淮军，使自己的事业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