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教育发展的成熟期，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南京国民政府由于奉行国民党“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政策，在教育领域里实行专制主义，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反面，而教育也逐渐走向没落。本专题学习的目标为：了解国民党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实质及相应的政策；了解国民政府的教育行政举措和学校教育的各项管理制度；了解国民政府对学制、课程标准的改革完善，客观看待国民政府时期各级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熟悉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和民主主义教育家的思想及其实践活动。
评价国民党的教育方针及实施，应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客观求实，既要从意识形态上正确剖析其阶级属性，也要从教育角度、历史条件出发，客观分析其利弊得失。在国民党统治区不乏成功的教育经验和进步的教育理论，对此应当予以借鉴。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和教育家，对其思想也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给予客观的评价。
第一讲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方针及实施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背弃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奉行独裁专制政策，其教育宗旨和举措也打上了明显的反民主的烙印。
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和实施原则
国民党“三民主义教育”宗旨有一个发展过程，是由“党化教育”演变而来的。
（一）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提出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建议，会议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将国民党改组为工、农、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体。会议决定模仿苏俄“以党治国”的模式，强调政治上一切举措都以国民党党纲为依据，教育也不例外，要实行“党化教育”。1926年2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教育行政委员会，正式提出“党化教育”的口号。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在召开的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上也提出要实行“党化教育”。同年8月初，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了《学校施行党化教育办法草案》，提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国民党的根本政策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议决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根据这种材料而定，这是党化教育的具体意义”。由此可见，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方针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下，按国民党的“党义”和政策的精神重新改组学校课程，其目的不仅是造就各种专门人才，尤其要使学生走出学校后都能为国民党效劳。
（二）“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产生
“党化教育”提出后即引起了各方的非议。进步人士强烈反对国民党“党化教育”的一党专制性，而国民党内部部分人则因“党化教育”的口号是在国共合作时期提出的，“党化”二字含义“太觉空泛”，恐为“异党”利用也加以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人提出以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代替“党化教育”。1928年5月，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召开，决定取消“党化教育”一词，以“三民主义教育”代之，并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说明书》，三民主义教育“就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就是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的设施，各种教育机关的设备和各种教学科目，都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
1929年3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点讨论教育问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推出《教育方针及其实施原则案》，倡言“中华民国今后之教育，应为三民主义之国民教育”。《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甲编）。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通令颁行《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其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同时配套公布的还有《三民主义教育实施方针》，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如何落实“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作出了具体规定。至此，“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终告形成。
（三）“三民主义教育”的实施原则
为了确保“三民主义教育”宗旨贯彻落实，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共计八章。各章依次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蒙藏教育、华侨教育、留学教育。每章分目标及实施纲要两节，实施纲要又分课程、训育及设备三段，每段分若干条。“三民主义教育”实施方针更加详尽具体。
当年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1929年公布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方针进行修订并再次公布，指出：“各级学校三民主义之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以史地教科阐明民族主义之真谛；以集团生活训练民权主义之适用；以各种生产劳动的实习，培养实行民生主义之基础；务使知识道德，融会贯通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收笃信力行之效。”
“三民主义教育”的宗旨和实施方针、原则制定后，成了国民政府实施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
二、国民党教育方针的调整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教育方针做了一些调整。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规定了战时教育的九大方针和十七项要点。九大方针为：①三育并进；②文武合一；③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重；④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⑤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⑥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之精粹，以立民族自信；⑦加速自然科学研究，以应国防与生产急需；⑧社会科学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求适合国情；⑨各级学校目标明确，谋求各地均衡发展，普及义务教育依原计划按期实现，有计划地实施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十七项要点则更为具体地规定了教育实施要求。《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1939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做《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讲话，认为国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经济、军事三因素组成，教育是基本，是经济和军事的总枢纽，指出“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编）。这一讲话更为明确地表达了国民政府战时教育的指导思想。
在战时教育方针指导下，国民政府勉力应变，积极保存教育实力。首先，高校迁移，将一批重点大学迁至西南西北，调整重组。如将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迁往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次，设置国立中等学校，保障部分学校正常办学。至1945年抗战胜利时，共办国立中学34所、国立大专院校附中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其三，建立战地失学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安置、培训流亡失学失业青年。其四，设置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实施战区教育。由于这些措施，使国家的教育事业未因残酷的战争而中辍，反而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
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制定的“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政策具有一定的远见性。它既顾及了教育为抗战服务的近期任务，也考虑了教育为战后国家重建和发展的远期目标。当然，“战时须作平时看”也表明了国民党要求一如既往地控制学校教育，他们虽然口头上讲教育要“适应抗战需要”，“符合战时环境”，但并不实行任何有利于抗战的民主改革，而是借口抗战需要，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更加严密的控制。
三、国民党教育方针在大陆的终结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教育部于9月召开了“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讨论关于内迁教育机关的复员和收复区教育复员与整理等问题。这时全国上下一致要求和平建国。慑于民情，蒋介石在会议上表示：“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编）。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对教育问题做了诸多说明，如：教育应发展国民的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国民受教育机会一律平等；6-12岁学龄儿童一律受免费的基本教育，逾龄未受教育者一律免费学习；各级政府广设奖学金资助品学兼优无力升学之学生；全国公私立文化教育机构均受国家监督；国家注重各地区教育的平衡发展，保障教育经费等。
《中华民国宪法》中的教育条款颇令人尤其是教育界感到鼓舞，但在实际中并没有兑现。国民党一手挑起内战，不得人心，不但没有消灭人民武装力量，反而使自己迅速陷入全面危机。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爱国师生和民众一起，响应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争取自由民主”的号召，积极投入反对美蒋的斗争。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面临内战的紧急关头，国统区学校师生和教育界人士强烈呼吁和平，反对内战。1945年9月，上海大中学生5000人在马歇尔住所前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反对内战”、“反对美军驻华”、“反对美国援助国民党进行内战”等要求。
国民党悍然挑起内战，美国是幕后元凶，全国爱国学生坚决反对美军驻华。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军污辱北京大学女学生的暴行事件，北京大学立即成立“北京大学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发起抗议美军暴行的万人大游行。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青岛、广州、福州、重庆、台北……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学生抗美示威活动。到1947年初，全国各地参加反美示威游行的学生人数达50万人以上。
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危机日趋深重，教育危机随之加深。5月，全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学生发出“要饭吃、要生存”，“反内战、反饥饿”、“抢救教育危机”等口号，要求增加教育经费。5月13日，南京中央大学开始罢课，发表了《反饥饿斗争宣言》，平、津、沪、杭、汉等地学校一致响应。5月17日，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等8所高校学生决定为增加伙食费派代表赴南京请愿。同日，清华大学学生罢课，发表《反饥饿、反内战宣言》，平、津13所高校成立华北反饥饿、反内战联合委员会。5月19日上海国立大专院校学生7000多人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并派代表赴南京。5月20日，沪、宁、苏、杭等城市16所专科以上高校学生5000多人汇集南京举行示威游行。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民众的声援，60多个大中城市的工人罢工，教师罢教，提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运动持续到6月中旬。1947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最终形成了以广大青年学生为中坚，包括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参加的反对国民党统治、争取民主和民族解放的“第二条战线”。
国统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1947年7月，国民政府通过《勘乱建国总动员方案》，并公布《勘乱总动员令》。穷兵黩武，财乏力竭，国民党既无心也无力按照《中华民国宪法》中的教育条款实施教育，宪法的教育规定遂为一纸空文。1949年随着国民党败走台湾，国民党教育方针在大陆走向终结。
四、国民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
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设置教育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教育领导机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改教育行政委员会为大学院。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大学院设有大学委员会，为最高评议机构，有权推荐大学院院长及审议全国教育、学术一切重大方案。与之同时，地方试行大学区制，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每一大学区设国立大学一所，设校长一人总理大学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务。每区设评议会为审议机关；设研究院为学术研究机关，并担任设计事务；设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扩充教育处，分掌各项教育行政。
以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取代原来的教育行政体制，其意源于蔡元培，目的是为了“改官僚化为学术”。他认为，这样做既可以促使教育与学术的结合，实现教育行政机构的学术化；又可以使教育摆脱官僚的支配，事权统一，使教育经费、图书设备、教职人员得到保障；还可以通过大学委员会和大学区评议会合议制度的建立，实现教育民主化。
实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方向不可谓无道理，但在专制独裁统治逐渐建立、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中国却难以推行。而且这种做法也脱离中国实际，遭到中小学校的普遍反对。1928年8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辞职。同年11月国民政府下令：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各地大学区制试行不满两年，终因非难四起，迫于1929年停止，恢复教育厅制。后来各省教育厅或各市县教育局，虽内部组织不尽相同，但中央为教育部、省为教育厅、市县为教育局或教育科，这种教育行政系统基本上固定下来。
五、国民政府的学校教育管理
为了把各级各类学校置于严格控制之下，贯彻“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学校管理。
（一）整顿学风
国民政府在1928年10月发表“训政”时期施政宣言，提出在教育方面要普及“三民主义”的国民教育，严令各学校决不能放任学生参加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1929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所属大学、教育厅局和学校“整饬学风”，规范校纪；地方行政长官要协同教育部门对学生中妨碍社会治安者予以严厉制裁。
1930年4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在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演说，提出“改革教育当用革命手段整顿学风”。同年12月6日，在蒋介石兼任教育部长的当天又发布了《整顿学风令》，责令学生“惟当一意力学，涵养身心，禀古人思不出位之训诫，奉总理三民主义为依归，不得干涉行政，致荒学业”，如有违者，政府要“执法严绳，以治反动派者治之，决不稍事姑息”。12月11日，蒋介石又以国民政府行政院令发表《告诫全国学生书》，指斥各地发生学潮，破坏法纪，“自与反革命无异，政府自当严厉制止，如法惩处”。1932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与教育部长朱家骅联合签署《整顿教育令》，声称“对学生管理取严厉方针”。《中国教育史》。
（二）强化训育
国民政府在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整饬学风”的同时，又建立了训育制度。1929年7月，通令各省市，遵照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规定的《中小学训育主任办法》，设置训育人员，开始在中小学推行训育制度。所设训育主任、训育员和党义科（后改为公民科）教员，要时刻监督学生的言行，“考查学生所阅刊物及友类平时之言论行为，以便侦悉其对本党之态度及其生活与思想”。《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训育制度开始在全国中小学实行。此后国民党政府不断完善、强化训育制度。1931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各级学校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工作大纲》，规定党义教师与训育主任应时时与学生接近，以匡正其思想、言论、行动，中等以上学校还应随时调查学生平时所阅读刊物和所发表言论，随时调查学生平时交友情况及其行动。1932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今后中小学训育上应特别注重之事项》，要求“中小学各教职员均须切实同负训育责任，破除从前教学训育分裂之积习”。规定中小学每天必须举行晨会，全校师生一同出席，以作训练；并指导学生形成自治团体，学生团体生活，“应注意严密组织，竭力限制个人自由”。1936年2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员资格审查条例》。3月又颁布《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员登记规则》、《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员工作大纲》、《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及公民教员工作成绩考核办法》，从组织上保证和强化学校训育。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开始对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导师制，训育制度进一步加强。1938年3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借口现行教育“偏于知识传授，忽略德育指导”，制定了一个《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规定：各校每年级学生分为若干组，每组设导师一人，导师要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多种方式，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学业及身心施以严密训导，并作详细记录，每月报告学校及学生家长一次，对不堪训导的学生，可请校长退训，退训两次者除名。学生毕业时，导师出具训导证书，对学生之思想、行为及学业各项“详加考语”，以供有关方面查阅。此后教育部又于1939年7月公布《切实推进导师制办法》、1944年6月颁布《中等学校导师制实施办法》，不断加强导师制。1946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召开的高等教育会议决定，废除大学导师制，代之以训育委员会制，但中等学校仍继续沿用旧制。
（三）军事教育
为了加强学校管理，国民党对各级学校实行军事教育，在小学和初中实行童子军训练，在高中以上学校实行军事训练，用管理军营的办法来管理学校。
1926年3月，国民党中央决定设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委员会。1928年5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中国国民党童子军总章》，规定：凡12-18岁之青少年皆须入伍接受童子军训练；未满12岁之幼童，愿受训者可组织党幼童子军。通常小学都组织“幼童军”。1929年，军更名为中国童子军，并成立了中国童子军司令部，由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长兼任司令。1933年10月，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务处公布《中国童子军总章》规定：中国童子军“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训练之最高原则”，以“智、仁、勇”为教育目标。1934年11月，成立中国童子军总会，蒋介石为会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遂规定童子军为初级中学必修科。
抗日战争爆发后，对童子军的组织和训练更为加强。1937年7月31日，中国童子军总部颁布《童子军战时服务大纲》。同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中国童子军战时后方服务训练办法大纲》，强调童子军活动为战时需要服务，进行每日1小时的分组军事训练演习。1939年7月，教育部又公布《中国童子军兼办社会童子军暂行办法》，将童子军组织扩大到社会范围，要求各校童子军团招收学校附近12-18岁失学青少年组成社会童子军。
对高中以上学生，1928年5月大学院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决定军事教育作为其必修科。自1928年至1934年，教育部会同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对军事教育方案几经修改补充，对平时训练、集中训练、教学科目、教学时数、野外演习、医务看护、教官任用、服装设备等均有明确规定，并于1934年9月制定《军事教育奖惩规则》。为加强纪律训练，又于1936年12月制定了《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军训管理办法》。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步伐加快，学生军训也加紧进行。1947年7月，国防部规定，大学毕业生受训半年，作为中尉预备军官任用；高中毕业生受训一年，作为少尉预备军官任用；初中毕业生受训一年，作为预备军士任用。至此，学生军事训练已完全蜕变为穷兵黩武的工具。
（四）毕业会考
毕业会考是国民政府对中小学毕业生实行的一种管理制度。1932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中小学学生毕业会考暂行规程》，通令各省市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所属公立及已立案的私立中小学应届毕业生，在经过所在学校考试合格后，实行会考。按照会考暂行规程，毕业学生必须在学校的毕业考试中成绩及格，才有资格参加会考，会考的结果各科均能及格才能取得毕业资格。取得毕业资格后，也才能参加升学考试。如果会考中有一科或二科不及格者，规定可复试一次。复试仍不及格者，可补习一学年，再参加该科的会考一次。如果三科以上不及格，即令留级，亦以一次为限。
由于会考制度苛刻，也未经过局部实验，各地学校措手不及，不少学生难以通过会考，于是各地出现了请愿、罢课，抵制会考。如，1933年7月，安徽省各中学反对会考，组织了反会考大同盟，并发出了反对会考的宣言。慑于群情，国民政府对会考规定做了一些修整，1933年12月，教育部公布《中学学生毕业会考规程》，取消了小学生毕业会考，只中学毕业生会考。1934年4月，教育部公布了《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会考暂行规程》。1935年4月教育部又颁布《修正中学学生毕业会考规程》。
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战事频仍，全国各地举行会考已成困难，政府决定：已成战区的省均免行会考，接近战区的省份由省教育厅派员至各校监考，后方各省则照行会考不误。至1945年，因当时经济、交通和复员返迁等问题，毕业会考制度取消。
1.西南联合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日战争8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而成。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均学有成就，有的成为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3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址内。现在那里有闻一多、李公朴先生的衣冠冢和1945年“一二·一”惨案中牺牲的四位烈士的墓。2006年5月25日，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2.李公朴
李公朴（1902年11月26-1946年7月11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原籍江苏省武进县湖塘桥，生于江苏淮安，毕业于上海卢江大学。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投军北伐。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赴美留学。1936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李公朴被推为负责人之一。同年11月，国民党当局将他与另外等6人逮捕入狱，制造了震惊国内外的“七君子事件”。1938年11月他到达延安考察。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1945年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和民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45年12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旧政协胜利闭幕大会，他担任总指挥。因反对国民党挑动内战，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在云南昆明遇害身亡。
李公朴故居位于江苏常州武进县湖塘镇东村，1997年修复，主体建筑有门楼、官厅、主楼及两个天井。故居中安放着李公朴先生的汉白玉石半身雕像。上方悬挂着一块红木色匾额，上面雕刻着公朴先生1941年12月为朋友题字：“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大厅四周陈列着李公朴先生生平事迹的图片展。
3.闻一多
闻一多（1899年11月24-1946年7月15日），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诗人、学者，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下巴河镇。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国立山东、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在1945年“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他坚决支持学生的斗争。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遇害身亡。
闻一多纪念馆坐落在其故居湖北省浠水县清泉寺遗址上，占地15亩，建筑面积195平方米，主体工程是一座庭院式仿古建筑群。三栋平房和一栋二层楼被回廊连成一体。纪念馆由闻一多铜像、展厅和望天湖缩影三部分组成。其中展厅为纪念馆的主体部分，分为序厅、事迹展厅和录像厅。序厅正面墙壁上有壁画《红烛序曲》。
1.“三民主义教育”宗旨
“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从教育方面看确有不少可取之处，它使国家实施教育变得有法可依，有序可循，对民国教育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的稳定发展确有指导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三民主义教育”实质上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统治在教育领域里的具体体现。国民党借推行“三民主义教育”之名，行严厉控制教育之实，曾以“办理不善”、“违背法令”、“不合规程”等名义，封闭了不少进步学校。而且，在推行“三民主义教育”的同时，却不遗余力地反共“剿匪”，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和进步的教师学生，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背道而驰。“三民主义教育”事实上成为维护和粉饰专制统治的工具。事实说明，这样违背时代潮流的教育方针，是经受不住历史考验的，很快就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中去。
2.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会考制度
会考制度的用意和效果均十分复杂。作为一个区域辽阔、各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建立统一的会考制度，客观上会对整顿各地各校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有一定的作用。而且，通过会考建立一种中学教育阶段学生培养和学校办学的合格认定制度，也不是全无是处。但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会考，使之成为对学生和学校有效控制的手段，这些才是主要目的。因此，国民政府对会考的贯彻不遗余力，一意孤行，基本不顾学校学生、教师和教育界的合理呼声和建议，使之走向偏激，结果造成学校与政府的对抗。中学生毕业会考制度的实施在当时社会引起的反响也颇复杂。政府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其多持维护态度，并不难理解；学生家长中也有颇多支持者，系出于能够保证教学质量，以令子弟学业顺利的期望；学校教师和主管由于工作和社会压力增大，工作受会考牵制过甚，反对者众；学生则表现出坚决反对和抵制的态度；教育界人士则大多慎重，反对和持保留态度者不在少数，并且希望通过科学研究和调查说明其合理性与否。总之，国民政府时期会考制度的实行确实留下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
1.中国国民党“一大”旧址
该旧址位于广州市东山区文明路6号（现为215号）。原为广东高等师范学堂的钟楼。钟楼大院的前面有块宽阔的广场，占地面积17460平方米，广场中间是一片大草坪，东西两端各有一个大讲台，周围绿树成荫，正门是开拱形圆柱廊，廊上有平台，廊下是门厅。1924年1月20-30日，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重新部署国民革命事业。
2.广州国民政府旧址
该旧址位于广州市越华路和吉祥路交叉处东北方，原为清代两广总督署，现为越华路118号广东省民政厅所在地。1925-1926年为国民政府办公地址。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之说明》的报告，阐明了成立国民政府的必要性。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为适应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国民政府于1927年初迁往武汉办公。
闻一多
1.书要读懂，先求不懂。
2.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3.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第二讲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学校教育
国民政府时期，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与质量较之清末、北洋政府时期，都大大提高了。学校教育的制度和课程标准日趋完善，教育结构、教学方法、教育观念不断革新，逐渐走上了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道路。但由于国穷民困，师资匮乏，教育发展异常艰难。自1931年“九·一八”始，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占领了我国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沦陷区奴化教育与反奴化教育也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一大教育现象。
一、学制的变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出于推行“三民主义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对学制进行了修订。
1928年5月，大学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了《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这一年是旧历戊辰年，故又称“戊辰学制”。学制第一部分是原则，共六项：①根据本国实情；②适应民生需要；③增高教育效率；④提高学科标准；⑤谋个性之发展；⑥使教育易于普及；⑦留地方伸缩之可能。第二部分为学校系统，与1922年“六三三学制”的结构体系基本相同。
“戊辰学制”颁布后进行过多次修改调整，其中变动大的是1932年12月废除了综合中学制度，随即先后公布了《师范学校法》、《职业学校法》、《中学法》，决定将这三类学校分别设立，国民政府教育部也据此颁布了《中学规程》、《师范学校规程》和《职业学校规程》。
国民政府学制的变迁，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如为了扫除“训政”和建国的障碍，使占人口80％以上的不识字儿童与成年人受到一定教育，较为重视义务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为提高民族文化程度，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工作重心定为整理充实，求质量的提高，不求数量的增加。为适应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增长，南京政府的教育决策明显向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倾斜，使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得到一定发展。如，师范学校及职业学校为适应实际需要对入学年龄作出了较灵活的规定，师范学校定为15-20周岁，初级职业学校定为12-18周岁，高级职业学校定为15-22周岁，高级护土职业学校定为16-30岁，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定为17-30岁。
二、各级教育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的统一
（一）颁布各级教育课程标准
1928年12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规程》，着手制定中小学校的课程科目、课程目标、教授时间、教学方法和学分标准等要点。1932年10月教育部正式颁发《小学课程标准》，11月颁布《中学课程标准》。其中规定初中课程为公民、国文、英语、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体育、卫生、童子军训练、劳作、图画、音乐等，周学时34-35小时；高中课程为公民、国文、英语、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算学、物理、化学、生物、体育、卫生、军事训练（女生为军事看护）、伦理学、图画、音乐等，取消学分制和选修科目，实行学时制，周学时31-34小时。1936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中学课程标准进行修订，减少了学时数，增加了职业科目等。
关于高等教育，1928年起国民政府便酝酿制定大学课程的统一标准，1929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大学组织法》，与此配套，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公布《大学规程》。在《大学规程》的第八条中规定大学各学院及独立学院各科以党义、国文、体育、军事训练及第一、二外国文为共同必修科目。同时，国民政府及教育部又相继公布《专科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规程》，对专科院校课程作出了规定。1931年《修正专科学校规程》明确规定：“各专科学校以党义、军事训练、国文、外国文为共同必修科目。”。至于其他科目分配以及课程标准由于大学各学院及专科学校系科复杂一时尚难制定。
1938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大学课程会议，公布《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具体要求主要有：全国大学各院系的必修与选修课程，一律由教育部规定范围，各大学院系在此范围内可酌量增减。大学第一学年不分系，注重专业基本训练。二年级起分系，三、四学年根据院系性质开设实用科目，以为就业准备。此外对大学教学、学分制、考试、毕业论文等都作了相应规定。1944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第二次大学课程会议，修订并公布了文、理、法、师范学院的院、系必修科目表。
国民政府颁定各级学校课程标准，并十分强调课程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一方面显然是为了强化对学校教育的控制。但另一方面，颁定课程标准，实际上又规定了学校教学的基本要求，有益于规范教学工作，保证教学质量。
（二）统一教科书
国民政府成立后，为贯彻党化教育，规定从速审查和编写教科书。1927年12月，大学院曾公布《教科图书审查条例》16条，其中规定的审查标准是“以不违本党主义、党纲及其精神，并适合教育目的、学业程度及教科体裁者，为合格”。《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1929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公布了《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对审查标准扩充为关于教材之精神、实质、组织、文字及形式等五类二十四条。其中首要的三条：一是要适合党义；二是要适合国情；三是要适合时代性。所有教科图书“未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审定，或已失审定效力者，不得发行或采用”，否则将绳之以法。
1932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国立编译馆，会同教育部普通教育司代表政府办理中小学教科书的编纂审定事宜，拟定从1933-1935年分三期完成编纂发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教育部还先后成立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教科图书编辑委员会和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负责各级各类学校教材的审查、甄选。1942年，三个机构归入国立编译馆。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由国立编译馆编纂教材。
国民政府建立和完善教科书审查制度，其目的是借助教科书来贯彻国民党的党义和三民主义精神。但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建立，也对全国教科书的编写、出版起到了规范作用，尤其是在教授专家学者、富有实践经验的学校教师、校长和出版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也确实出版了为数不少的优秀教科书。
三、初等教育
为发展初等教育，国民政府制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和办法，也采取过一些强制性措施，产生过一定的效果。但由于政府财源枯竭，师资与经费极端缺乏，加之国民党专制统治，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致使初等教育发展缓慢，义务教育难于普及。
（一）初等教育学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初等教育的法令法规，主要有1931年9月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1932年10月的《小学课程标准》、1932年12月的《小学法》和1933年3月的《小学规程》。
关于学制，规定小学修业年限为6年，前四年为初级小学，后二年为高级小学。初级小学单独设立，高级小学须与初级小学合并设立。儿童入学年龄为6岁。小学由市县或区坊乡镇设立，其有特殊情形者由省设立之，私人或团体亦可设立小学。为推行义务教育起见，各地方可设简易小学及短期小学。简易小学以初级为限，招收6-12岁的学龄儿童，修业3年。短期小学招收10-16岁年长失学的儿童，修业1年。
关于教育目标，规定：①使儿童整个身心，融育于三民主义教育中；②使儿童个性、群性，在三民主义教育指导下平均发展；③使儿童于三民主义教导下，具有适合于实际生活之初步智能。《中国教育史》。1933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小学规程》规定为：“发展儿童身心，并培养儿童民族意识、国民道德基础及生活所必须的基本知识技能。”1936年修订《小学课程标准》时，对此又作了具体阐述，沿用至1949年。
（二）初等教育的发展状况
国民政府时期的初等教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27-1937年，初等教育的稳定发展时期，国民政府着力推行义务教育；抗日战争时期，实施国民教育制度，初等教育在时局动荡中仍能维持一定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倾全力于内战，国民教育的实施受到扼杀，初等教育走向衰败。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宣言中提出“普及国民教育”，提高民众知识，以造成健全之国民。1928年5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决定“厉行全国的义务教育”，中央、各省区、各市县均设立义务教育委员会。1929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教育部于1934年底实现普及四年的义务教育，这明显脱离实际，于是在1930年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将义务教育完成期延长为20年。可是该方案过于笼统，仍难以实行。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制定了《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实施细则，提出要逐次推进，分三期实现普及四年制义务教育，第一期（1935年8月至1940年7月），各省市注重办理1年制短期小学，使80％以上学龄儿童都受到1年的义务教育；第二期（1940年8月至1944年7月），各省市注重办理2年制短期小学，使全国80％以上学龄儿童受到2年义务教育；第三期（1944年8月起），义务教育全部转为4年制，限期在全国范围内普及。这一计划实施不久，因抗战爆发即告中断。国民政府普及义务教育计划的屡屡变更，表明中国实现普及教育的艰难程度和政府对困难的逐步认识。民困国穷，是当时普及义务教育迟缓的重要原因。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实行国民教育制度。1940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国民教育实施纲领》，推行儿童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合一的新国民教育制度，并将小学改为国民学校和中心国民学校，还制定了到1945年8月的第一次五年计划和分三步实施步骤。规定全国6-12周岁的儿童，除可能受六年制小学教育外，均应受二年或一年制小学教育；15-45周岁的失学男女民众，均应分期受初级（4-6个月）或高级（半年至1年）补习教育。以求到1945年最终使入学率达到学龄儿童数的90％以上，失学民众数的60％以上。规定每乡镇成立国民中心学校1所，至少每3保成立国民学校1所。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提出了全面普及国民教育的方案，但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国民政府的普及教育计划终成泡影。
在整个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小学教育因时局动荡，发展起伏曲折。1929年全国共有各类小学212385所，学生8882077人。到1936年，学校增加到320080所，学生18364956人。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小学减为229911所，学生减为12847924人。到1945年，小学又增为269937所，学生增至21831898人，而当年失学儿童却有175209934人。
四、中等教育
国民政府时期的中等教育在最初10年里，通过一系列中等教育法规，保证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考虑到社会生产的需要，职业技术教育受到一定的重视。抗日战争时期由于采取“抗战建国”方针，中学数量增长较快；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中学数量达到最高点。
（一）中等教育学规
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学暂行条例》，沿袭了1922年的“新学制”。1929年颁布《高级中学课程标准》，废止了高中普通科文理分组办法。1932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学校法》，废止综合中学制，确立三类中等学校分别设立，并据此制定各类中等学校规程。这一变革使中学教育的目标、结构与线索变得更为清晰，更有利于发挥各种教育的功能，适应当时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1933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公布《中学规程》，至此中等教育基本规范化和定型。
1.关于中等教育的学制
《中学规程》规定中学分初中、高中各3年，取消普通科名称，不过公立高中及初中分别附设特别师范科及简易师范科。1939年全国教育会议决定试办以准备升学为目的的六年一贯制中学。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六年一贯制中学课程标准草案，并指定若干学校试行。同时也有试行五年一贯制者。同年修订三三制中学课程，初级中学分甲乙两组，甲组作为就业准备，乙组作为升学准备。高级中学分甲乙两组，甲组侧重理科，乙组侧重文科。中学的设置有省立、市立、县立、联立和私立五种。
2.关于中等教育的目标
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为：“一、确定青年三民主义之信仰。并切实陶冶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二、注意青年个性，及其身心发育状态，而予以适当的指导及训练；三、对于青年应予以职业指导，并养成其从事职业所必具之知能。”《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甲编）。1932年12月公布的《中学法》进一步明确中学教育的目标为：“继续小学之基础训练，以发展青年身心，培养健全国民，并为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之预备。”这一目标在1933年3月公布的《中学规程》中又具体化为：“①锻炼强健体格；②陶融公民道德；③培育民族文化；④充实生活技能；⑤培植科学基础；⑥养成劳动习惯；⑦启发艺术兴趣。”《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乙编）。
（二）普通中等教育发展概况
国民政府时期的中等教育也先后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在其前10年里，如上文所述，通过一系列中等教育法规，中等教育的内部结构有很大调整，教学质量有较大的提高。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沦陷区学校师生大批流亡到大后方，国民政府设立了一批国立中学予以安置。八年抗战中，前后办理国立中学34所，另外设有国立师范学校14所，国立职业学校14所。这些国立中等学校都是公费住宿制学校，条件较优越。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8年12月从战时状态出发，通令西南、西北后方诸省先行实行中学分区制，即根据省内交通、经济、人口、文化、教育实际情况，划分若干个中学区，各区内调整公立私立学校设置，每区设1所完全中学、1所女子中学，1所示范性学校。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还规定国立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和中南、西南诸省教育厅各择1-2所办学优良的中学，试行六年一贯制，以求办出一批高质量的、能起表率作用的学校。这些措施从不同方面促进了中学教育的发展。
抗战胜利后，中等教育曾得到短暂发展，1946年，教育部开展国立中学复员工作，分别将国立中学交由各省教育厅办理，学生资送回乡入学，全国中学数量达到最高点。但随着内战爆发，国民政府的中学教育迅速败落。
国民政府时期的中等教育，1928年，有中等学校1339所，学生234811人。到1936年，增至3264所，627246人。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减至1896所，389948人。1946年10月，发展到4226所，1495874人。
（三）职业教育发展概况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对职业教育基本上是按照1922年“新学制”办理的。后来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1931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酌情举办高、初级农工科职业学校；自当年起各普通学校一律添设职业科目或职业科；各县立中学逐渐改组为职业学校或农村师范学校；各县市及私人呈请设立普通中学者，均劝令改办职业学校。1932年起先后公布了《职业学校法》、《职业学校规程》、《职业学校补习规程》等。1935年又颁布了《短期职业训练班暂行办法》。对于护士助产等职业学校还专门订有暂行通则。
按《职业学校规程》规定，职业学校与普通中学分别设立。职业学校以就某业中之一科单独设置为原则，分为初级与高级两种。初级职业学校招收小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程度者，修业年限为1-3年。高级职业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或具有相当程度者，修业年限3年，或招收小学毕业生，修业5或6年。初级职业学校入学年龄为12-15周岁。高级职业学校的入学年龄初中毕业者为12-22周岁，小学毕业者为12-20周岁。
为推进职业教育，教育部曾规定各省应依照省内职业、物产、交通、文化及已设各科职业学校分布情形，划分职业学校区。每区必须于一二年内成立高级职业学校一所，初级职业学校2或3所。已设有学校之区域应调整科别，加强内容，扩充学额。奖励实业机关团体开办职业学校，对成绩优良者给予补助费或奖学金等。
抗日战争时期职业教育有较大发展。由1937年的292校增至1945年的576校。在校学生也由31592人增至102030人。《第三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五编）。战后复原时期，国立职业学校有的交省接办，有的仍为国立，有的留原地办理，有的迁校东归。对原敌占区类似职业学校的各种训练机构，一律改办为职业学校或职业训练班。到1946学年度统计，全国各类职业学校有724所，在校学生137040人。《第三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五编）。为解决企业、事业单位技术人才之急需和中学毕业生的失业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高等教育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由于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爱国师生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有所发展。而政府也采取较为积极的措施，制定了统一的课程标准，规定了大学教师的级别和资格，以及招生考试的方式与具体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专业教学的质量，在培养具有专门技能的人才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高等教育学规
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和《本科学校组织法》、《专科学校规程》，对大专院校的目标、学制、办学、课程等做了规定。其中关于办学目标指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强调的是研究和学术性；专科学校是“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侧重的是应用性。全国大专院校分为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四种（师范学校不允许私立）。大学分科改为学院，分设文、理、法、农、工、商、医各学院，并增设教育学院。凡具备三个学院（必须具备理学院和农、工、医学院之一）以上者，方可立为大学，否则只能作为独立学院。大学修业年限除医学院为5年外，其他学院均为4年，采用学年学分制。专门学校改为专科学校，修业期限为2-3年。
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注重于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1930年，废止大学预科。1931年又废止专科学校的预科。同时，高等教育的办学开始向实科的方向倾斜，扩充或改设理、工、农、医等学，逐年减少文、法、教育、商等科的学生数。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还规定高校招收文、法、商、教等科的数量不得超过理、工、农、医等科。这一部署对中国历来重文轻实的教育传统有所改变，使高等教育能够更加适应社会需要。
（二）高等教育课程和院系的调整统一
1938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大学课程会议，公布《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提出规定统一标准、注重基本训练、突出精要科目三条课程整理原则。具体要求主要有：全国大学各院系的必修与选修课程，一律由教育部规定范围，各大学院系在此范围内可酌量增减。党义、军训、体育为大学共同（公共）必修科目。大学第一学年不分系，注重专业基本训练。二年级起分系，三、四学年根据院系性质开设实用科目，为就业准备。1944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第二次大学课程会议，修订并公布了文、理、法、师范学院的院、系必修科目。
为规范办学，国民政府对大学的院系名称也做了统一规定。1939年，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各学系名称》，规定：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哲学、历史学等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心理学等系；教育学院仍设教育原理、教育心理、教育方法等系。全国高校院系名称由此趋于统一。
（三）抗日战争时期高等教育发展概况
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存国家教育实力，国民政府将沿海地区不少著名大学西迁，高等教育的基本力量不仅得以保存，还获得一定发展。一些原有著名大学经过合并组合，使各自的优良传统和学科优势得以互补，形成新的特色，比如西南联合大学就是这样。另一方面，在西南、西北还新设和改制了一些大学。通过这些措施，抗战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呈发展态势，学校和学生数比战前有较大增长。
抗战胜利后，大后方高等教育回迁、战时停办的大学得到恢复、敌伪大学的接收改造、新校的增办，使得高等教育在短期内有较快发展，1947年全国高等教育在数量上达到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点。但随着国民党发起内战，统治危机的出现，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走向尽头。
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1928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有74所，学生25196人。1936年达到108所，学生增至41922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减为学校91所，学生31188人。到1947年，高等学校发展到207所，学生155036人。
六、日伪占领区的奴化教育和反奴化教育的斗争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蓄意发动事变，随后四个月占领了整个东北。翌年3月“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很快占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大片国土，扶植建立了华北和南京的伪政府。日本侵略者为了对占领区的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利用傀儡政权竭力推行奴化教育，不仅制定了旨在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革命思想的教育方针，而且建立了一套培植汉奸、走狗的殖民主义教育制度和机构。但沦陷区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和学生并没有屈服于侵略者的淫威，他们同日伪推行的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展开了顽强英勇的斗争。
日本侵略者在进行军事进攻时，往往是肆意破坏摧残中国的文化教育机构，掠夺中国的文化遗产。在东北，伪满洲国成立后的5个月中，侵略者焚烧中国历史文化图籍、进步书刊达650余万册。同时，封闭了东北地区所有大学，严格控制其他学校，对有抗日思想的进步师生则进行残酷镇压。“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的摧残更加毒烈。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7月至1938年8月的一年里，沦陷区中国的高等学校遭侵略者破坏的达91所，占当时全国高校108所中的85%；当时沦陷区中等学校有1926所，由于战争竟使50%的中等学校学生无法上学；受到破坏的小学、幼稚园达129700所，占全国小学、幼稚园总数的44％；受破坏的图书馆2118所，民众教育馆835所，博物馆42所，古物保存所54处。受到破坏的小学和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机关的财产总数约达18300万元。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丰富的古迹文物和图书典籍也进行了疯狂的毁坏和掠夺。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大批珍贵图书毁于战火，其中有专藏古籍孤本、善本、秘籍的涵芬楼藏书。江南沦陷时，我国著名藏书楼浙江南浔嘉业堂珍藏的不少古籍善本、手抄稿本，国内古籍《永乐大典》残本，被掠夺而去……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中国教育史》。
日本侵略者国小人少，缺乏支持长期战争的人力物力资源，妄想把中国沦陷区建成其侵略基地，达到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为此，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强制推行殖民地政策，实施奴化教育。
在东北，“满洲国”成立之初，日伪统治者就开始着手制定奴化教育方针。早期的伪满政权一方面强令凡有关国民党党义的教科书一律废止，禁止使用中国教材，另一方面则借助中国儒家道德礼教来迷惑人心，标榜“以王道为施行教育之方针”，“王道精神，首重博爱。所谓种族观念，排外思想，务使根本铲除，不遗丝毫芥蒂。以期民族与国际间之协调，而树人类相爱之基础”。他们别有用心地借中华民族的一些优良传统来模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对立，妄图麻醉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
日伪政权处心积虑炮制奴化教育方针，加紧建立奴化教育体系。东北沦陷不久，日本当局下令东北所有高等学校一律停办，而代之以各种“养成所”，意在培养效忠于伪满政权的走卒。1937年，公布《学制纲要》，对教育行政、学制体系、教育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同时，还规定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阶段和师道教育、实业教育两个部分的学制系统，废除了1922年的学制。在伪满的学校系统之外，还有两所特殊的教育机构——“建国大学”和“大同大学”，这两所学校不归属伪满“民生部”（即教育部），直属伪满“国务院”，专门培养伪满政府的高级随从。
“七七”事变爆发后，随着对中国领土的鲸吞蚕食，侵略者还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沦陷区强制推行伪满“新学制”。为了统一南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1940年秋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东亚教育大会”，疯狂叫嚣“日支亲善”、“共存共荣”。日寇在占领中国期间，在华北沦陷区改组设立了7所高等学校，其中有一所是专门培植日本侵略者高级随从的“新民学院”。同时，沦陷区的教育机关在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编辑出版了一套宣扬“日中亲善”、“日汪提携”的教科书，以实施“中国日本化”的奴化教育。
日伪的奴化教育自始就受到沦陷区广大爱国师生的抵制和反抗。有的教师宁肯失业失学而不去日伪学校教书或学习，有的教师宁肯少拿薪金去私立学校或英美教会学校，也不受日伪高薪的诱惑而去日伪公立学校；有的家长宁肯花钱送子女去私立学校，也不去免费的日伪公立学校。东北沦陷区的爱国师生们，很多人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义勇军，直接抗击日本侵略者。更多的师生组织起各种社团和秘密抗日组织，借助文艺演出、读书会等公开活动和散发传单、进行破坏等秘密活动，积极投入“反对日本仔的奴化教育”的斗争。北平沦陷区的师生在日伪的高压之下，仍然保持着五四青年的爱国精神，他们不愿意穿着日伪市政府规定的学生制服，不参加日伪组织的庆祝战绩的游行活动，以表示反抗。为了不忘记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一些沦陷区学校的师生往往准备两套课本，当日寇和汉奸不在场时，就读中文课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努力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
沦陷区人民反对奴化教育的斗争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持。在东北，1933年春，中共满洲省委曾派于天放到齐齐哈尔负责组织和领导黑龙江支部工作，下设教师、学生、士兵三个支部。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在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士兵中建立并扩大党组织，宣传党的主张，秘密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工作。原齐齐哈尔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王宾章接受党组织的旨意，出任伪教育厅长，以公开的身份掩护爱国人士，从中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活动。侵略者占领上海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在上海教育界建立了教师工作委员会，组织进步师生开展反抗日伪统治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经常刊文揭露日伪奴化教育的阴谋与罪行，教育沦陷区和全国人民认识日伪统治者实施殖民地奴化教育的险恶用心。
1.《课程标准》
《课程标准》是规定某一学科的课程性质、课程目标、内容目标、实施建议的教学指导性文件。中国清朝末年兴办近代教育之初，在各级学堂章程中有《功课教法》章，列有课程门目表和课程分年表。这是课程标准的雏形。1912年1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此后，课程标准一词沿用了约4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课程标准》为《教学大纲》。进入21世纪，随着新的基础教育改革的开展，又恢复了《课程标准》的这一说法。
2.国民教育制度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初等教育采取了应变措施，实行国民教育制度。1940年3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将小学改为国民学校和中心国民学校，还制定了到1945年8月的第一次五年计划和分三步实施步骤。第一期为1940年8月——1942年7月，规定每乡镇成立国民中心学校1所，至少每3保成立国民学校1所，须使儿童入学率达到学龄儿童总数65%以上。第二期为1942年8月——1944年7月，逐渐增加国民学校，须使儿童入学率达到学龄儿童总数80%以上。第三期为1944年8月——1945年7月，增加保国民学校数量，做到每保一校，须使儿童入学率达到学龄儿童总数90%以上。
3.沦陷区广大师生与日伪奴化教育斗争逸事
沦陷区广大师生明里暗里地对学校中横行霸道的日籍教员和学生，以恶作剧的形式千方百计地给予惩戒。他们常常打匿名电话警告，让棺材店送棺材给汉奸校长。有的学生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如在济南一所小学，有一次日寇宣抚班派人来讲“倒蒋反共”，小学生们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宣抚班讲完话后问：“小朋友，你们长大做什么呢？”马上有响亮的回答：“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民国时期义务教育为何举步维艰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致力于推行义务教育，1929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教育部于1934年底实现普及四年的义务教育，1930年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将义务教育完成期限延长为20年，1935年8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又制定了《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实施细则，计划分三期实现普及四年制义务教育。这一计划实施不久，因抗日战争爆发即告中断。国民政府普及义务教育的决心不可谓不强，计划不可谓不周密，但屡屡变更，难以实行，直到南京政府灭亡，义务教育也没有普及。中国普及教育艰难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民穷国弱、社会动荡是当时困扰义务教育的重要因素。历史反复证明，发展教育事业必须要有经济实力作为基础，还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
2.如何评价国民政府的新国民教育制度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推行儿童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合一的新国民教育制度。将小学改为国民学校和中心国民学校，还制定了到1945年8月的第一次五年计划和分三步实施步骤。对这一历史现象应客观评价，一方面，国民教育制度的实行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达到旨在国民党“一党治国”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国民教育制度的实行也确实有利于推动义务教育的发展。
第三讲民主主义教育家的思想及其实践活动
新文化运动后，民主主义教育思潮兴起，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和教育家，将科学、民主和个性等新教育的要素引入实践并使之深化。他们出于提高民族科学、文化、教育水平，以使祖国振兴的强烈愿望，出于不同的立场，依据不同的理念，采取不同的方法，苦心孤诣，探索、寻觅改造中国教育、改良中国社会之路，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教育理论。这一时期出现的“乡村建设”派、“职业教育”运动、“生活教育”理论以及“活教育”理念等，使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倡的教育平民化、教育科技社会化、儿童教育个性化更具有中国社会的特色，它标志着中国的教育理论整体上从简单模仿进入到自我创造、初步民族化的阶段。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和实践，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
一、晏阳初的“乡村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教育实践活动
晏阳初（1890-1990年），名兴复，字阳初，四川省巴中县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倡导者，教育救国论者。
晏阳初出身书香世家，四五岁时入塾馆习读儒家经书。1913年9月，他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入香港大学政治学系。1916年夏，晏阳初考入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经济系。1918年6月，在耶鲁大学毕业后的次日，晏阳初搭乘美国军舰赴欧。当时有20万华工在欧洲战场担任筑路、运输、挖掘战壕的工作。晏阳初来到华工营后，办起了华工识字班，并创办《华工周报》。晏阳初的识字教育运动在华工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的中国留学生纷纷仿效推行。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运动就这样在异国的土地上发轫了。
1943年5月，晏阳初与爱因斯坦等被膺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时，与主持人沙普列博士（中）合影。
1920年7月，晏阳初获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同年8月回国。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他担任总干事，从此积极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自1926年起，晏阳初把平民教育的重点从城市移到乡村。1929年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由北平迁入河北定县，晏阳初与“平教会”同仁携家属同时迁居定县，任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院长。1940年，他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并任院长。1943年5月，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纪念会在纽约举行，晏阳初被美国百余所大学的学者推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与爱因斯坦、莱特、劳伦斯、杜威等人齐名，成为当时获此殊荣的唯一的东方人。晏阳初后在美建立平民教育运动中美委员会，并任国民政府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1950年定居美国。
1950年后，晏阳初开始从事国际平民教育运动，曾任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顾问，先后到过许多发展中国家考察和指导乡村建设工作。1967年，晏阳初任国际乡村改造学院首任院长。1985年和1987年，应邀两次回国访问。1990年1月，在纽约逝世，享年100岁。
（二）平民教育的宗旨与使命
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时，宣布以“除文盲，做新民”为其根本宗旨。晏阳初对此做了明确的阐述：“我们内受国家固有文化的陶育，外受世界共同新潮的教训，自觉欲尽修齐治平的责任，舍抱定‘除文盲，做新民’的宗旨，从事于平民教育的工作而外，别无根本的良谋。”《晏阳初文集·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使命》。他认识到20世纪的世界是民族智识的战场。中国虽号称有四万万人民，但其中三万万以上是文盲，这些同胞名为共和国的主人，实际上如中世纪专制国家的老愚民，“以我们这样目不识丁的民族与那饱受教育的民族相竞争，自然是瞎子斗不过明眼人”。为了使民族能生存于当今智识竞争的世界，并对世界文化作出新的贡献，只有以尽心竭力于平民教育为天职。
“除文盲”是整个平民教育的基础工作，它以人人识字，人人取得基本教育为目标。“做新民”则是平民教育的最高目标，目的在培养适应20世纪中国所需要的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公德心及健康体魄的“完整的人”。
（三）“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
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大多数人口在乡村，欲普及平民教育，应到农村去。他在河北定县进行乡村教育实验，对如何普及乡村平民教育总结了一套经验，概括为“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
1.“四大教育”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问题基本上是“愚”、“穷”、“弱”、“私”，即没有文化、饥寒交迫、体弱多疾、彼此不能合作。晏阳初强调这些问题如不得以解决，任何建设事业都谈不上。而要根本解决此四大问题，必须从事“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穷，提高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增强强健体力；以公民教育攻私，使乡民有公共心、团结力。
2.“三大方式”
为了推行“四大教育”，晏阳初提出了“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家庭式教育”三大方式。学校式教育，以青少年为主要教育对象，包括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生计巡回学校；社会式教育，主要是通过社会力量开展各项活动，如成立读书会、演说比赛会，演新剧，成立自助社、合作社、农业展览会等；家庭式教育，就是每个家庭应对其成员进行公民道德训练、卫生习惯、儿童保护、家庭管理、妇女保健、生育节制等方面的教育。
（四）“化农民”与“农民化”
晏阳初积极倡导乡村教育与建设，大力提倡知识分子“与村民的一起劳动和生活”，“给乡下佬办教育”。他提出了“农民科学化，科学简单化”的平民教育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认为：“我们欲‘化农民’，我们须先‘农民化’。”《晏阳初全集》（第一卷）。而要做到“农民化”，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彻底地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深切了解农民，懂得他们的需要，才能实实在在地进行乡村改良。可以说“化农民”与“农民化”是晏阳初进行乡村建设试验的目标和途径。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理论颇具中国特色。而且，晏阳初“四大教育”、“三大方式”的理论打破了狭隘的教育观念，把乡村教育视为与乡村经济、文化、卫生、道德等方面共同进行，学校、家庭、社会相互促进的系统工程，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种创新，直至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但晏阳初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分析是不科学的。他指出的愚、穷、弱、私等问题只是反映了中国社会问题的表面现象，并没有真正看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主义是导致农村破产与农民贫困落后的根源。因而他提出的解决愚、穷、弱、私的“四大教育”，也不是对症之药。
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
在新文化运动后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潮中，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独树一帜。所谓乡村建设，是一种力图在保存既有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乡村教育的方法，实现乡村经济改造和社会改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在旧中国的乡村教育运动中居于重要地位，对国内外教育界有一定影响。
（一）生平与教育实践活动
梁漱溟（1893-1988年），原籍广西桂林，生长于北京。祖先本是元朝宗室，为蒙古族，姓也先帖木耳，后改汉姓梁。他的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从举人或进士出身而做官的。他先在家塾读书，六岁进中西小学堂。十岁改入启蒙学堂。十四岁考入顺天中学堂。他在学习期间，对时事政治很关心，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保支部。1912年任《民国报》编辑兼记者。他曾沉迷于社会主义，转而研读佛经，著文《究元决疑论》于1916年《东方杂志》连载，得到蔡元培赏识，次年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讲授印度哲学，并评点东西方（西洋、印度、中国）文化。1924年辞去北大教职，赴山东主持曹州中学高中部。
1929年春，他到南京晓庄师范参观，很佩服陶行知的办学精神。他又考察了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的乡村改进事业；还考察了晏阳初主持的“平教会”华北试验区翟城村的自治事业。1929年秋，梁潄溟赴河南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自任教务长。次年赴北平主编《村治》月刊，宣传村治理论。1931年与河南村治学院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先后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并兼邹平实验县县长，直到抗战爆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议员。1941年参与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1946年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与国共调停，为国内和平奔走。不久退出民盟，在重庆主持勉仁文学院，潜心讲学著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他曾到各地参观访问，对中国共产党的总纲领、总方针心悦诚服。晚年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其代表作有《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中国文化要义》。
（二）中国问题的症结——文化失调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理论建筑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分析、中西文化的比较之上。梁漱溟认为，晏阳初所讲“愚、穷、弱、私”这四大问题只是中国社会的表面病象，而不是内部根源问题，如果不医治内部病根，中国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
那么，中国的问题何在呢？在与西洋和印度社会进行比较之后，梁漱溟指出，西洋社会崇尚科学，崇尚个性发展，态度积极进取，但一味外求，丧失精神；印度社会具有强烈的宗教情绪，努力于精神解脱，是一种“消极”的出世态度；而中国文化则是遇事安分、知足、寡欲，取一种向自身内求“调和持中”的有理智、有意识的态度。因此中国社会是一个“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社会。他断言世界文化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所以中国问题的解决只有从自身固有文化中寻找出路。但是，由于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被破坏得千疮百孔，社会文化秩序坏乱不堪，在农村尤甚，所以说“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
（三）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
中国问题的症结既然是文化失调，那么应当怎样解决呢？梁漱溟认为，“应当是乡村建设”。这是因为，首先，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80％以上的人民生活在乡村；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其三，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已被破坏得不堪收拾，乡村经济尤其陷于破产，中国如要从头建设，必须一点一滴地从乡村建设抓起。梁漱溟曾经多次阐明，他倡导的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所在，是建设一种新社会组织，要从乡村入手，从乡村开端倪，从乡村长苗芽，使之从乡村慢慢发展成一个大的社会组织。整个社会制度，无论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都须从乡村中逐渐培养、发展和充实起来。
那么，乡村建设百业待发，应该由何而始呢？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既然已经严重失调，而教育的功能又在于继续文化而求其进步，乡村建设必须借助教育之功。他认为教育是较之暴力革命更为有效的社会改造手段。通过教育实现人的进一步提高，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合理，由此才能去实施建设。所以，乡村建设必寓于教育，他说：“中国的教育制度，无论小学教育、民众教育、职业教育、中等教育，乃至学术研究的大学教育，都须造端于乡村而生长起来，成为中国的一整套。”《梁漱溟全集·乡村建设理论》（第二卷）。他一直把乡村和“理性”看做是中国社会的根本和中国文化的根本。正是这样，他强调他所设计的“国学、省学好似后方大本营，县学好似前敌指挥部，而乡学、村学则等于前线作战单位”。《梁漱溟教育论文集·论广西国民中学制度》。他所谓各种教育“都须造端于乡村而生长”，即是从乡学直到国学，无论教育目的、作用、内容和方式，都要充分渗透乡村中保留着的固有的“理性”，让它生长、发展；他所谓乡学、村学“前线作战”，其作战的武器，也就是这个“理性”。他很不主张工商业的发达，因为这样会扰乱乡村的静穆的气氛。他非常欣赏宋儒程明道所谓“观鸡雏可以知仁”，因为西洋的物质文明容易损伤“农民的宽舒自然的性情”，主张各种教育“都须造端于乡村而生长”，即是要保持乡村中的“理性”这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根本，要在近代都市文明之外，去辟造一种“乡村文明”。
（四）乡村教育的实践
1931年，梁漱溟到山东邹平开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始乡村教育的实践。其方法就是设立乡农学校。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1933年，山东省政府将邹平、菏泽划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县长由乡村建设研究院提名，省政府任命，实验区两县的行政机构与研究院事实上合一，而整个行政系统与各级教育机构合一。实验区将全县分成若干个区，各区成立乡农学校校董会，开办乡农学校。乡农学校由学长、学董、教员、学众组成。学长和学董是“乡村领袖”，是乡农学校的领导；由众学董组成的学董会是乡村的办事机构；教员是在乡村建设研究院受过专门训练的乡村建设者，是乡农学校的教师和乡村建设的指导者；学众则是乡村中的一切人，主要是成年农民。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虽然无果而终，但对后人有一定的启示：他认识到中国问题的根源是农村的问题，并立足于文化传统来思考中国社会的改造，拓展了人们研究问题的思路，使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方教育思想的传播更贴近中国的国情。
三、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
黄炎培是我国近现代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和奋斗终生的职业教育活动，为改革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的传统教育起过重要作用，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可贵的教育遗产。
（一）生平与教育实践活动
黄炎培（1878-1965年），号楚南，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早年父母双亡。20岁起，即在家乡任塾师。21岁，以府考第一名取秀才，后来中举人。1901年，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从蔡元培受业，受其影响至深。1905年秋，加入同盟会。同年，江苏学务总会成立，被推任该会常务调查干事。辛亥革命前，曾亲手创办并主持上海县广明小学、师范讲习所、浦东中学等新式教育机构，同时在爱国学社、丽择书院等教育团体、学校授课。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被任命为江苏省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科长兼教育科科长。1912年底，改任江苏省署教育司司长。1913年6月，任教育部“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委员，被推举为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1916年9月，主持成立江苏省职业教育研究会，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成立的省一级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络国内各界知名人士48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此后几十年间，黄炎培的教育活动和社会活动主要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社来展开。1917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黄炎培在以主要精力从事职业教育活动的同时，先后参与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暨南学校、上海商科大学、厦门大学的筹办工作。其间两次拒绝担任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之职。
“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黄炎培担任主席。1945年7月，他应邀访问延安，写成《延安归来》一书。1945年12月，黄炎培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被推选为召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
黄炎培的主要教育论著有：《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国教育史要》等。
（二）职业教育的作用与地位
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的功能就其理论价值而言，在于“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黄炎培教育文选》。就其教育和社会影响而言，在于通过提高国民的职业素养，使学校培养之材无不可用，社会从业者无不得到良好训练。就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作用而言，在于有助于解决中国最大的人民生计的问题，消除贫困。
关于职业教育的地位，黄炎培指出，职业教育在学校教育制度上的地位应是一贯的、整个的和正统的。所谓一贯的，是指应建立起从初级到高级的职业教育系统，职业教育应贯彻于全部教育过程和全部职业生涯。所谓整个的，是指不仅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应有一个独立的职业教育系统，而且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也要与职业教育相互沟通。所谓正统的，是指以升学作准备的普通教育和以就业作准备的职业教育应等量齐观，不能厚此薄彼。
（三）职业教育的目的——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黄炎培把“谋个性之发展”列为职业教育的目的之一，并概括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黄炎培教育文选》。此后的几十年里，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他对职业教育的定义、目的做过许多说明，但总是把这两句话作为职业教育的最终目标。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作为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体现了黄炎培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他认为，教育是一种前人将所获得的知识与经验传授给后人；后人在仿效中获得改进，或进而有所发明的社会活动。从广义上讲，“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盖教育云者，固授人以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其作用，“语小，个人之生活系焉；语大，世界国家之文化系焉”。《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因此，教育与个人生活，与社会生计，与生产力发展的联系是必然的。职业教育即是这种必然性的延伸，它是“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发展其能力，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作为他提出的职业教育的目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是他对教育本质认识的概括。
黄炎培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对教育在人的发展、教育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方面的论述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他所提出的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虽然反映了他的教育救国的政治理想和追求，但却夸大了职业教育的作用。
（四）社会化、科学化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
黄炎培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社会化、科学化。他认为，这是职业教育办学应遵循的基本方针。所谓职业教育社会化，包括：办学宗旨的社会化——以教育为方法，而以社会职业为目的；培养目标的社会化——适合社会生产和社会合作的各行业人才；办学组织的社会化——学校的专业、程度、年限、课时、教学安排均需根据社会需要和学员的志愿与实际条件；办学方式的社会化——充分依靠教育界、职业界的各种力量。
所谓职业教育科学化，是指“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职业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编、教学训练原则的确定、实习设施的配置、职业教育管理的组织、机构自身的建设等，均需遵循科学原则。例如，黄炎培在中国率先运用心理测验的手段进行职业学校招生，根据学生的心理性向判断其所适宜从事的专业。
（五）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手脑并用”、“做学合一”
黄炎培根据职业教育的特点并总结以往教育的经验，提出“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等主张，作为开展职业教育教学工作的原则。比如，黄炎培在其办学实践中要求，所办职业学校要附设工厂、农场、商店等，为学生提供实习场所；课程的安排充分考虑实习时数；学生修业期满，必须在工作单位实习一年等。
（六）职业道德教育——“敬业乐群”
黄炎培十分重视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他认为职业教育的概念从内涵上讲，应该包括职业技能的教授学习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二者缺一不可。离开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职业教育也就失去了意义。他把职业道德教育的基本要求概括为“敬业乐群”四个字。所谓“敬业”，即热爱所业，尽职所业，有为所从事职业和全社会作出贡献的追求；所谓“乐群”，即有高尚情操和群体合作精神。
作为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先行者，黄炎培及其职业教育思想不仅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其平民化、实用化、科学化和社会化等特征，也丰富了中国的教育理论，并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及实践
陈鹤琴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儿童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建设中国现代儿童教育，研究教师如何“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学生如何“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他是“活教育”理论的首倡者，“活教育”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通过实验探讨幼儿教育的规律，在建立中国化的幼儿教育体系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
（一）生平与教育实践活动
陈鹤琴（1892-1982年），浙江上虞人。他出生于一个逐渐败落的小商人家庭。自幼丧父，即知勤奋自励，且聪明颖悟。8岁入塾读书，14岁入杭州教会学校蕙兰中学，始接受新式教育。中学毕业后，1911年春先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秋考入北京清华学堂高等科。1914年，考取赴美公费留学，他原选择学医，但在赴美途中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改学教育。他在《我的半生》一书的回忆中写道：“我的志向是为个人吗？决不！是为一家人生活吗？也决不！我的志愿是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医生是医病的，我是要医人的。医生是与病人为伍的，我是喜欢儿童，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要学教育，回去教育他们好。”《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从此，他确立了献身教育事业的宏愿。
从1914-1918年，他先后就读于霍普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就学于著名教育哲学家克伯屈、教育史学家孟禄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桑戴克。1919年，陈鹤琴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应邀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任教。从1920年起，他以长子陈一鸣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其出生开始作了长达808天的详细记录，写成了《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两部重要著作。在《家庭教育》一书中，他第一次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幼儿教育思想。
1923年，他在南京自己的住宅里，办起了南京鼓楼幼稚园，自任园长。后经改建、扩建，1925年定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成为我国第一个幼稚教育实验中心。1927年，陈鹤琴在南京发起组织了幼稚教育研究会任主席，1929年扩大为中华儿童教育社，这是我国最早的儿童教育研究组织。1927年，《幼稚教育》创刊，陈鹤琴任主编。
1940年春，陈鹤琴到江西省筹建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并附设小学和幼稚园，以及校办农场，开展“活教育”实验。1941年1月，他创办《活教育》杂志，标志着“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和“活教育”运动的开始。1943年春，幼师改为国立幼稚师范学校，并增设专科部。1945年秋，陈鹤琴被任命为上海市教育局督导处主任督学，获准将幼师专科部改为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迁来上海。年底，又创办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学校，后改为上海市立女子师范学校并附设附小、附幼。他兼任幼专、幼师两校校长，继续他的“活教育”实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鹤琴曾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连任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又任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虽兼任如此繁重的职务，但他始终未曾脱离幼儿教育园地，一直在这块充满希望的园地上辛勤耕耘，为中国的幼儿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二）“活教育”的目的论
陈鹤琴提出：“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就在于，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其出发点是人，其目的仍然是人。“我们生而为人……可是有哪几个真正知道做人呢？”《陈鹤琴全集·活教育要怎样实施的》（第4卷）。教育首先必须使人明确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把人从传统的习惯性认同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自觉的人。为此，活教育提出了做人的三个基本要求：“第一，他必须爱人，不论国界，种族，阶级或宗教的关系；第二，他确实最爱真理，不为富贵所淫；第三，他有人类崇高的精神，天下一家的观念。”《陈鹤琴全集·活教育要怎样实施的》（第4卷）。
但是，人毕竟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物，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因此，陈鹤琴进而提出“活教育”的深一层目的——“做中国人”。“做中国人”就是要培养每一个国民，使其具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爱国主义品质。它体现出教育目的的民族性。
但“做中国人”只是体现了“做人”的民族特征，仅此还不够，还要有时代特征。20世纪是科学与民主的时代，活教育力求体现这一时代精神，培养具有科学头脑和民主精神的人。为此，陈鹤琴最后把教育目的归结到“做现代中国人”上。他说：“‘做人’不易做，‘做中国人’不易做，‘做现代中国人’更不易做。”《陈鹤琴全集·活教育要怎样实施的》（第4卷）。现代中国人必须具备五个条件：①“要有健全的身体”，以寓道德学问，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②“要有建设的能力”，恢复文化科学事业；③“要有创造的能力”，把被旧制度束缚了的中国人的创造能力重新唤起，创造中国的现代文明；④“要能够合作”，牺牲个体之小我，以成全国家民族之大我；⑤“要服务”，肯为社会造福。
（三）“活教育”的课程论
陈鹤琴坚决反对“书本中心”的传统教育，他认为书本上的知识是间接的知识，是死的；大自然、大社会才是直接的知识来源，才是活的教科书。为此，他提出了“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的课程理论。
陈鹤琴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儿童面对大自然、大社会去获取知识。直接经验是“学习中的唯一门径”。以直接经验为主导，才算是“读活书”、“教活书”。至于书本知识、间接经验只能当做学习的副工具和参考资料，如果让儿童在实际活动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再参考书本知识以解决问题，就能做到“活教书”、“活读书”。他认为，读书者之所以“呆”“不是因为读了书才成了呆子，而是因为他们只晓得一味读书，而不去和真正的书——大自然、大社会接触，才变成呆子的”。
因为直接经验是儿童在各种活动中获得的，所以，活教育的课程又是活动的课程，其组织形式也须符合儿童的活动和生活的方式，符合儿童与自然、社会环境的交往方式。为此，陈鹤琴提出了“五指活动”教学法，即：儿童健康活动（包括卫生、体育、营养等），儿童社会活动（包括史地、公民、时事等），儿童科学活动（包括生、数、理、化、地等），儿童艺术活动（包括音、美、工等），儿童文学活动（包括读、写、说、译）。“五指活动”的主要特点就是以“做”为中心来组织教材，打破传统的壁垒森严、分门别类的科目，“废除科目名称，按照各组活动的内容来组织教学”，并“将原有集团活动各依性质分配于五指活动内”，它们“只分室内室外，不分课内课外”，因为它是以直接经验为主导的，因而它实际上就取消了学科体系，削弱了课堂教学。
（四）“活教育”的教学论
“活教育”教学方法是“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与其在课程论中强调直接经验和活动内容相一致，陈鹤琴在教学方法方面把学生获得知识经验的感性活动——“做”放在首位。他说：“‘做’这个原则，是教学的基本原则，一切的学习，不论是肌肉的，不论是神经的，都要靠做的。”。“做”比起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法具有巨大的优越性：首先，做是知行合一，行中有知的表现，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可以由做来缩短，知识与技能可由做来联结。其次，做也是感性与理性的协调活动，将理论知识以形象化的形态展现在学生的活动当中，儿童可以从中得到美的享受，因而“做事的兴趣愈做愈浓”。另外，做还具有培养儿童道德的功能。儿童通过做“就能知道做事的困难”，体会劳作的辛苦，培养良好的品质。因此“在学校里的一切活动，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
当然，陈鹤琴也指出，儿童的“做”往往带有盲目性，因此教师要进行有效的指导，但指导不是替代，而是运用各种心理学、教育学规律予以启发、诱导。总之，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注重从各个方面去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意在破除“以威以畏来约束儿童”的“灌输”的教学法。
五、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
陶行知，杰出的人民教育家和坚定的民主战士。他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思想上经历了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在教育上从“五四”前后到20世纪40年代不断追求、前进，创造和发展了他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探索民族教育的新路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生平与教育实践活动
陶行知（1891-1946年），安徽歙县人。少时曾断续就学于旧式塾馆。1906年在歙县教会学校崇一学堂读书，在这里接受了西方文化科学的教育。1910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预科，不久转入金陵大学文科。1914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文科学士学位。他筹借费用赴美留学，入伊利诺大学攻读，1915年秋获政治硕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以杜威、孟禄为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和教育学说曾对他产生很大影响。1917年秋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都市学务总监”文凭。是年秋，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聘回国，历任教授、教务主任兼教育科主任，讲授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介绍实用主义教育理论。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任主任干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东南大学，任教育科主任。1923年辞去东南大学教职，与朱其慧、晏阳初在北京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先后赴河南、浙江推行平民教育运动。
1927-1930年，陶行知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即晓庄师范学校），从事乡村教育运动。陶行知批评“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必须“根本改造”。因为这种乡村教育教人“看不起务农”，“把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不会生产劳动，只想往城里跑，这是死路一条。“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新的乡村教育必须有新的乡村教师，因此，必须改造师范教育，从乡村实际生活出发，创办活的乡村小学，产生“活的国民”。在这里他确立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提倡乡村教育、兴办乡村学校的先行者。1930年，晓庄师范学校遭当局查封，他受通缉而亡命日本。
1931年春，陶行知回国，从事科学普及教育，开展“科学下嫁”活动，编辑了许多科普读物。1932年在上海郊区大场创办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力图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以达到普及教育之目的。1934年创办《生活教育》月刊，任主编。7月，发表《行知行》文章，正式改名“行知”，以示人生态度和学术追求。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陶行知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发起国难教育社，推行国难教育。7月，赴英国伦敦参加国际新教育会议，并受全国教育联合会委托，作为民国外交使节，访问亚、非、欧美28国，宣传中国的抗日，以求国际社会支持。期间他先后三次在伦敦拜谒马克思墓，表达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敬仰。1938年夏回国，被选为国民参政员，积极呼吁战时教育。12月，生活教育社在广西桂林正式成立，陶行知被推为理事长。1939年7月，他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苦心兴学，培养了一批艺术人才。
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首次代表大会，陶行知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编《民主教育》月刊。1946年1月他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任校长，推进民主教育运动。4月，返回南京、上海，为反对专制独裁、争取和平民主而奔走呼号。7月25日，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8月11日，延安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题写挽辞：“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二）高尚的民主教育家品质
陶行知认为教师要有为人民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和创造精神。他一生中言行一致，堪称人民教师的光辉榜样。“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他一生为人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真实写照。他热爱人民，热爱儿童，诚心诚意为劳苦大众获得教育而殚精竭虑，忘我无私。1926年，他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927年春，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创办晓庄学校，确立“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并亲自实验。
陶行知为人民大众办教育可以说是做到了忘我无私。当认识到作为平民的80％以上的农民生活在缺少教育的农村时，他毅然辞掉大学教授职务，到乡下去办学校。他将编写《平民千字课》所得版税一万元全部献给平民教育之用，曾将所有积蓄用于创办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一直从事为农村培养乡村教师的事业，为此他拒绝了一次次升迁机会。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部任职时，月收入相当可观。但是，他放弃了高薪职位，而从事乡村教育，并且说：“我有一种信仰和决心，要从中产阶级不爬上去，而要爬下来。其实爬下来就是爬上去。要爬上去就要落下来。”这就是说，为了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人上人”而“爬上去”，其实是堕落，而站在劳苦大众之中，不为名利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爬下来”其实正是“爬上去”，就是攀登到人生的崇高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思想境界上去。1938年他自国外归来，李宗仁曾邀他出任安徽省教育厅长，蒋介石也委任他担任三青团总干事，他都辞而不就，致力于从事抗战教育，创办育才学校。
同情民众、为百姓办教育的教育家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并不少见，但像陶行知这样地无私奉献却鲜有闻。陶行知在称赞《新华日报》的《新闻大学》一诗中写道：“跟人民学习，向人民报告，为人民服务，代人民呼号，教人民进步，做人民向导……”。可谓他本人精神的写照。
（三）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其理论渊源起自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陶行知认为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是把社会生活引入学校，是在鸟笼里人造一个树林，生活已失其真，而中国的情况是实行新教育30年，依然换汤不换药，“不过把‘老八股’变成‘洋八股’罢了。‘老八股’与民众生活无关，‘洋八股’依然与民众生活无关。”他认为真正的生活教育必须是“适应于中国国民全部生活之需要”即提倡一种把鸟儿从鸟笼放回树林的教育。
1927年起，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学校先后作了《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生活即教育》等演讲，将“教学做合一”、“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内涵为：“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陶行知教育文选·谈生活教育》。
（四）“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其内涵十分丰富。
首先，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陶行知说：“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从生活的横向展开来看，过什么生活也便是在受什么教育：“过康健的生活便是受康健的教育；过科学的生活便是受科学的教育；过劳动的生活便是受劳动的教育；过艺术的生活便是受艺术的教育；过社会革命的生活便是受社会革命的教育。”。从生活纵向的发展来看，生活伴随人生始终：“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
其次，实际生活是教育的中心。陶行知认为生活与教育是一回事，是同一个过程，教育不能脱离生活，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无论教育的内容还是教育的方法，都要根据生活的需要。他认为，“生活与生活磨擦才能起教育作用。如果过的是少爷生活，虽天天读劳动的书籍，不算是受着劳动教育；过的是迷信生活，虽天天听科学的演讲，不算是受着科学教育；过的是随地吐痰的生活，虽天天写卫生的笔记，不算是受着卫生的教育；过的是开倒车的生活，虽天天谈革命的行动，不算是受着革命的教育。我们要想受什么教育，便须过什么生活”。
再次，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生活决定教育，表现为教育的目的、原则、内容、方法都为生活所决定。另一方面，教育又能改造生活，推动生活进步。
（五）“社会即学校”
“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理论另一重要主张，是“生活即教育”思想在学校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具体化。首先“社会即学校”是指“社会含有学校的意味”，或者说“以社会为学校”。由于到处是生活，到处都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社会也就成了学校。其次，所谓“社会即学校”是指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学校通过与社会生活结合，一方面“运用社会的力量，使学校进步”，另一方面“动员学校的力量，帮助社会进步”，使学校真正成为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社会即学校”是拆除学校围墙，依据社会的需要，利用社会的力量，在社会中创建新型的学校，即把工场、农村与学校、社会打成一片的学校，只有这样的学校，才能产生改造社会的功用。他强调说：“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
（六）“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即教育”在教学方法问题上的具体化。其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综合来说，“教学做合一”包含以下要点。
首先，“教学做合一”要求“在劳力上劳心”。陶行知认为，在传统教育下劳力者与劳心者是割裂的，造成“田呆子”（劳力者）和“书呆子”（劳心者）两个极端。为纠此偏，就必须“①教劳心者劳力——教读书的人做工；②教劳力者劳心——教做工的人读书”。
其次，“教学做合一”是因为“行是知之始”。陶行知批评传统教育历来把读书、听讲当成“知之始”，并以之为知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行（做）是知识的重要来源，也是创造的基础，他形象地比喻说：“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其三，“教学做合一”要求“有教先学”和“有学有教”。“有教先学”即教人者先教自己，“有学有教”就是“即知即传”，它要求：会者教人学，能者教人做，不可保守，不应迟疑，不能间断。
其四，“教学做合一”还是对注入式教学法的否定。陶行知指出，注入式的教学法是以教师的教、书本的教为中心的教授法，它完全不顾学生的学，不顾学生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根据生活教育的要求，“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是服从于学的。而教、学又是服从于生活需要的。
1936年春，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中认为生活教育有六个特点：即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1946年他又把生活教育的方针总结为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一种大众的教育、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教育理论。
晓庄学校晓庄学校不是一所学校的名字，而是多所学校的集合名称。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创办的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学，被认为是晓庄学校的起点。其实，在2月份晓庄中心小学已经开学。后来，又有多所小学和幼稚园创办，晓庄学校的规模逐渐扩大起来，但晓庄师范学校一直处于中心地位。1928年7月，冯玉祥到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参观，陶行知陪同。8月1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改名为晓庄学校。10月，蒋介石参观晓庄学校。1929年1月20日，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在晓庄学校的“犁宫”前，演出《卖花女》、《湖上的悲哀》、《苏州夜话》。10月15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克伯屈参观晓庄学校，对晓庄学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30年4月5日，晓庄师生在中共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参加南京学生反帝爱国示威游行，声援下关和记工厂的罢工斗争。4月12日，国民党政府以晓庄学校“非法组织委员会，发布宣言，四出诱惑，希图扩大反动风潮，实行破坏京沪交通，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为由，强行封闭晓庄学校。晓庄学校被国民党武装军警强进解散，当时及以后被捕者30余人。陶行知亦遭通缉，被迫避走上海。晓庄师范学校办学虽只三年，但生活教育的基本理论体系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1.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乡村教育思想
该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良主义。他们无视中国社会当时客观存在的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持反对态度，其问题和错误不言而喻。正如梁漱溟自己后来所认识的：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我们是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因此乡村建设是一场不成功的实践。但是，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对后人也有一定的启示：他们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是农村的问题，认为中国的教育应该注重于农民，这是符合中国情的。
2.黄炎培提倡职业教育
黄炎培提倡职业教育，是有感于当时中国百业不良、社会生计恐慌和广大青年失学失业，试图通过推行职业教育来解决国家问题。数十年间，他曾提倡和创办过各种各样的职业教育，希望实现“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理想社会。然而最终是可望而不可即。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制约日益加重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难以发展，职业教育也就缺乏发展基础。黄炎培认识不到这一点，他所做的实际上不免有些本末倒置。只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不改变，中国百业不良、社会生计恐慌的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1.陶行知纪念馆
该纪念馆位于行知故里歙县中和老街。馆址是他少年时期读书的崇一学堂，占地面积1700平方米，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馆内收集保存了他早年生活、学习的遗物与其他珍贵的纪念品。中共中央宣传部把它列为全国一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2.晏阳初博士史迹展览馆
该展览馆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巴州区郊2000米处的塔子山。展览馆由陈列楼、陵墓和雕像组成，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馆内已收集有关晏阳初博士的生活及办公用品、著作、资料、照片等1000余件，收集名人名家题词、书画200多幅，程思远、陈立夫、蒋纬国等皆有墨宝赠送。
3.黄炎培故居
该故居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川沙镇兰芬堂74弄1号。故居占地面积306平方米，建筑面积480平方米，坐北朝南，两层砖木结构院落。故居内设黄炎培生平事迹展览，陈列有《黄炎培家谱》、《黄炎培日记》、《延安归来》等书籍，以及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来往信件等共270余件。黄炎培居住部分，按原状修复，并复原卧室、书房及楼下客堂等，其中部分家具系原物。
陶行知
1.教育不能创造什么，但它能启发儿童创造力以从事于创造工作。
2.手脑双全，是创造教育的目的。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使手脑联盟。
3.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4.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
5.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
6.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
7.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
8.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
9.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10.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