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开的蔷薇花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石评梅就是盛开在荒野之上的一朵蔷薇花，不卑不亢，在混沌初开的世界里，一路跌跌撞撞，却不知畏惧，不知退缩，昂首阔步，洞穿枷锁。
“凌寒独自开”的梅花，在石评梅的儿时，便深深扎根在她的脑海里，成为柔弱中带着坚强的印象，长大后，她字号评梅，斋名梅窠，以示对梅花的衷情。
闭塞腐朽的时代，作为女儿身，得益于有一位开明的父亲，将其视作掌上明珠，悉心呵护，又亲自督学，小小年纪便熟读三字经、千字文，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她通过泛黄的书页，找到了不同的活法。
十二岁时进入山西省立女子师范读书，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不在话下，是公认的的才女，作诗“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做十分春。”配上自创的《雪梅图》，相得益彰，一诗一画，散发出淡淡的芳香。书读得多了，想法自然就会有千头万绪，对现实的世界有所期待，也有所失望，她的眼睛注视着时局的更迭起伏，她的心也随着跳跃。
曾经因为参加女师学潮，而一度被学校除名，她的冲动让她去闯，她的理智告诉她这并没有错，她的才华帮助她挽回局面，校方爱惜人才，虽然满是无奈，却依旧恢复了她的学籍。
她是傲然挺立的梅花，纵然前路坎坷颠簸，却依旧在凛冽的寒风中，孤芳自赏，执拗着自己的脾气，与不堪的命运一决高下。
兜兜转转，走过人生东南西北的路口，许多不如意容易让人彷徨，在他人迷失在自己的抉择中时，石评梅没有半点慌张，往哪里去，如何去，她会自己思量。
1920年，石评梅正值18岁，顺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选专业时，奈何国文系不招生，权衡再三，选了体育系，也许是上苍有意的捉弄，又或许命运如此安排自有道理。
读书的时光静默无声，除了学习，自然少不了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留下几段青葱岁月中弥足珍贵的友情，同为一代才女的庐隐和陆晶清走进了石评梅的生命，见证了她短暂却热烈的一生。
豪放爽朗的庐隐，比石评梅大四岁，二人亲如姐妹，在文学上的共同追求是精神层面的寄托，而相近的身世，让两个少女惺惺相惜，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石评梅与陆晶清则更多了份情愫，志同道合，情趣相投，点滴心事，都彼此分享，共同承担。在附中担任体育老师、兼任国文教员时，用一个女子的勤勉撑起学生的天地，她的学生李健吾回忆，她在一次座谈会上动情地说：“我最近读了本小说，叫《爱的教育》，读完后我哭了。我立誓一生要从事教育，我爱他们。”她说到便会做到，用一片赤诚的心感染学生，她的青春昂扬在教书育人中，传道授课的同时，不忘指引孩子们的精神灵魂，讲中国人的民族气节，讲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热情，讲女性独立平等的迫切希望。
《爱的教育》，她推崇备至，以爱为支点去感化孩子，用脉脉温情点亮心灯，照亮世界，尽她所能及之责，创造希望的火把。
温和、倾心，且不知疲倦。她的学生颜毓芳，有着不幸的身世，年幼时母亲便撒手人寰，丧失母爱的孩子，在封建家庭中小心翼翼却依旧遭到嫌弃，幼小的心灵早已是伤痕累累，世间于她而言，只有现实的残酷。
参加附中女排运动会时，寒冷彻骨，颜毓芳没有携带任何行礼，比赛结束后，困顿乏力的她还来不及脱衣脱鞋，不知不觉便沉沉地睡去了。石评梅心疼她，帮她脱鞋，又担心她着凉，执意与她合铺取暖。
石评梅宛若一束阳光，扫清颜毓芳心头的阴霾，将恨的枝枝蔓蔓修理干净。她怀揣一颗爱人之心，坦诚真挚，不懂矫揉造作，一味付出，却不图任何回报。
走出家门的那一刻，她确定自己未来的基调是自由，漫漫求学路，她无悔无憾，当她触碰到爱情，为她的生命又添了一道光彩，可是毕竟没有预判未知的能力，爱情于她是甜蜜还是苦涩，她一时没有看清楚，待她幡然醒悟，她坚决不放纵。
一切从外出求学开始。父亲担忧女儿第一次远行，于是请同乡吴天放“多多关照”，一番好意，却带来了禁锢的开始。
吴天放毕业于北大，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可算是同龄人的翘楚。他对石评梅一见倾心，她的灵动与洒脱，清新与淡雅，成为他的魂牵梦绕。
护送她进京，周到地陪她来校报到，虽被婉拒，却依然执着。邀请她逛公园，去来今雨轩吃饭，这些都没有打动石评梅。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吃饭时，巧妙地将话题引向梅花。
一叠精美的印花信笺，送到石评梅的眼前，每页信笺都绽放着一枝梅，并配以咏梅的诗句，“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梅”，句句都是石评梅的心头暖，下方“评梅用笺”的印字，娟秀可人，他的别出心裁让少女石评梅心头小鹿乱撞。
心动的感觉油然而生，更是因为他对梅的侃侃而谈更加欣喜，走遍天涯，知音难觅，在异乡能有如此切合心意的知己，石评梅有说不出的愉悦。
爱她，就要投其所好，吴天放深谙此道，他的谈吐和儒雅渐渐俘获了石评梅的芳心，茶香四溢，二人静坐一处，谈天说地，纵古论今，石评梅心花怒放，恋上他的体贴，坠入爱河。
石评梅享受着情侣间的亲密无间，携手郊游，月下散步，你侬我侬。对他的满怀深情，被一次偶然打碎，无意间得知自己深爱之人竟是有妇之夫，如有五雷轰顶，让她一时间难以接受。
石评梅此时只是不谙世事的少女，她的心纯净天然，只懂爱情是真心相悦，全然不会料到“上帝错把生命之花植在无情的火焰下”。
石评梅从来都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更不是见不得阳光的情妇，她要吴天放给她一个说法，不能相爱一场，却变成一个笑话。
比起石评梅的敢作敢当，吴天放如此懦弱又贪婪。他想要美满的家庭，又不愿放弃与石评梅的私情，他的进退两难让石评梅感到极大的侮辱，她从未想要伤害任何一个人，从未想过自己竟然踏入别人的家庭，沾染他人的丈夫。
错误已经开始，却不能一错再错。她决定将往日情丝一并斩断，当初因为爱而奋不顾身，如今也因为爱而将一切舍弃。吴天放却坚决不肯，他一时用公布情书来威胁石评梅，逼她就范；一时又跪地不起，恳求她的原谅。
她说爱情是魔鬼，一旦触碰，就会变成它的俘虏。她不甘心，她要挣脱，她的倔强和无奈凝成诗句《疲倦的青春》：
“缠不清的过去，猜不透的将来？一颗心！他怎样找到怡静的地方？”
她立下誓言，此生此世，再不恋爱，决不结婚！吴天放对她的欺骗，可以说影响了她整整一生，她对人生的态度自此发生转折，她有了明确的抉择和意念。在散文《给庐隐》中，她这样说：“青年人的养料唯一是爱，然而我第一便是怀疑爱，我更讪笑人们口头笔尖那些诱人昏醉的麻剂。我都见过了，甜蜜，失恋，海誓山盟，生死同命；怀疑的结果，我觉得这一套都是骗，自然不仅骗别人连自己的灵魂也在内。宇宙一大骗局。……我的心应该信仰什么呢？宇宙没有一件永久不变的东西。我只好求之于空寂。因为空寂是永久不变的，永久可以在幻想中安慰你自己。”
爱过，痛过，在失望的无限循环中，她找到了出口，得到的不真实，不如不去拥有。
情感似波浪
在北京城南著名的陶然亭公园内，有一座高大的青石雕像掩映在白杨绿柳之间。那是一对青年男女拥肩而立的雕塑造型，人物的衣装、发式，还有那富于书卷气的金丝圆边的眼镜，都标志着鲜明的五四时代特色，彰显出一股新生命与新气息。绕过石雕和石雕后那个林木葱茏的土丘，两块并排而立的汉白玉石墓碑赫然在目——这里便是陶然亭公园内有名的高石之墓，即20世纪20年代著名山西籍女诗人石评梅和她的情人高君宇死后并葬的坟冢。
这一处简单的景观，却折射出多少令人惆怅叹惋的爱恨别离！这个高石之墓在未被树立之前，曾经演绎着一出人间爱的悲剧。
悲剧的女主角，便是集民国时代才华横溢却命途坎坷的女才子和长期活跃在先进思潮宣传和女权运动中的领军人物于一身的——石评梅。
多才的女子，其生命里总是聚集着无数护花使者，才华越高，意味着情感世界和情感历程往往越发丰富多彩。总之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便是“才情并茂”。
石评梅也不例外。她是灵魂漫歌里的一枚清脆悦耳的音符，是大千世界里一株美丽娇羞却又饱经风雨的紫罗兰，更是冬雪怀抱里一剪孤清傲冷的寒梅。
石评梅短暂的二十七载光阴之中，有两个在她生命中最为重要的男人，既与她的衰颓与命短有一定关联，又促使她不断追求自由与真爱。
两个男人，一个是吴天放，一个是高君宇。古今中外，大凡注重于情感真爱的叙事性文学，无不钟情于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故事主线。也许只有两个男人的魅力之和，方能衬托出这个女人由表及里的美艳无瑕与崇高无上。法国文学大师雨果以一部《欧那尼》彻底将古典主义推下了欧洲主流文学的宝座，而这部作品，就是在一个匪徒与骑士之间，讴歌出一个高贵的女性灵魂。
古华创作的《芙蓉镇》也是一部类似题材的小说，美丽如芙蓉般的米豆腐西施胡玉音虽备受作弄，最终却否极泰来。完成这个漫长任务的，也是两个男人，黎满庚是她前半生的坚定信仰，秦书田是她后半生的坚强后盾。
回到主角石评梅的身上，石评梅的情感生涯可以比作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说这枚硬币的正面画满的是对高君宇的惋惜与歉然，那么其反面则是充斥着对吴天放的罪孽感。
硬币的两面看似阴阳相隔，实际上却互为依存，构成相互影响的作用。
没有吴天放的欺骗，就不会滋长石评梅对独身主义思潮的满足，自然也就没有对高君宇或许是真挚的恋情的一再错过，直至两人在陶然亭公园的高石墓碑前诉说着生前那一幕滚滚红尘。
多才的女子对男人来说，通常是备受欢迎与怜爱的；而多才多艺且又思想活跃的男人对女人来说，昙花一现的温馨与诗情画意的点缀过后，往往意味着蜉蝣般的恋情的终结。
也许是两千余年封建思想的因素使然，男子的利益总是凌驾在女人之上，尤其是在感情方面。男人左拥右抱，还要冠之以风流的美称。而对于女人来说，正如张爱玲所讲的那样，爱的意义通常是“被爱”，而非主动的追求之爱，更容不得和男人一样权利的博爱。
总之，男人之爱，其魅力通常张扬于一种广度；而女人之爱，引人注目的则是一种深度与纯度。
吴天放与石评梅既是同乡，又是当时北京境内高校的知识分子，所以对于吴天放来说，追求石评梅，完全可以把她作为自己的精神伴侣，又存在着知根知底与近水楼台的优势，于是他很快向貌美多才的石评梅伸出了玫瑰。
只不过岁月证明，这朵玫瑰不是红色的，而是白色的，惨白惨白，毫无一丝朝气与鲜艳可言。
因为，正是吴天放的轻佻，最终害得石评梅终身未嫁！如果石评梅再“小女子”一些，内心的依赖性再稍强一些，她与高君宇的恋情定会增添些许眉目。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说得好：无能的女人是最最厉害的女人。基于这种认识，她在初见胡兰成的时候，故意把自己的名气与才气压得“很低很低，直至低到尘埃里”。在她看来，娇弱是取宠于男人的法宝。
可是石评梅恰恰与之持有相反态度，在她看来，女人在男人面前，也要像对待自己的文艺创作与学业生涯一样，一片诚心，一往无前，更重要的是坚贞不渝，不可在冲突与困难面前心慈手软，更不可坐以待毙。
然而，石评梅一错再错，最终恋爱的悲剧在不断酿成。女人越是坚强，越是臣服于自己脑海中的信仰，结局往往也最容易降下那一束让人同情的帷幕。吴天放受经营太原图书馆的石评梅父亲之托，好好照顾在女师就读的石评梅，然而这一照顾，便陷入了恋情的泥淖，以至于可以暂且将自己的发妻抛弃一旁，不闻不问。
对一个同样遭受封建婚姻毒害的吴大才子而言，石评梅的确是家庭桎梏之外引人入胜的风景。自幼饱读传统蒙学经典，报刊上不断发表的其原创诗文的涌现，教学事业中的勤恳以及对学生爱若幼妹似的呵护，这些近乎完美的光辉闪现，足以让心如花火的吴天放晃瞎双眼。
庐隐说：“石评梅对学生真仿佛是一个温和的大姐姐，对待小妹妹似的，所以没有一个学生不受她的感化。”尤以后来成为编剧与作家的颜毓芳感受最深。
因为如此，在吴天放疯追石评梅的同时，北大才子高君宇也进入了她生命与爱情的范畴与视野。和吴天放一样，高君宇的脖子上一样戴着封建家庭的枷锁，也同为石评梅产生了非凡的影响。
吴天放由于自身缺乏解开枷锁的勇气，便也让石评梅大受牵连。当另一个戴着枷锁的男人走在她面前单膝下跪的时候，她选择了一再地退避。
高君宇面对石评梅依旧执着：“不要强求自己回报我对你的爱”。面对高君宇的执着，石评梅终于打开心房，并给足了高君宇后来挣脱解锁的勇气。只是可叹，高君宇却在此时溘然长逝。此后，石评梅又是孤单一人，高君宇的死，使石评梅感情上再度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几乎痛不欲生，所做的也只有将高君宇的遗骨葬在她最喜欢的城南陶然亭。
这时的她，真正认识到：高君宇是一个伟大而多情的英雄，只有他才是她忠诚的情人，才是她生命的盾牌，才是她灵魂的保护者！
伴随着情感立场的定位，石评梅很快紧随高君宇而去。她生前以庐隐为代表的朋友心领神会地将她与高君宇合葬一处，在风水凄美的陶然亭公园之中，与天地风水永世长存。
调出生命的浓度
石评梅的感情世界错综复杂，正如她的生活阅历一样，充满着无数不确定的因素，包含着无数不能够预测的未来，也积淀着无数不能穷尽的假设与遐想。
可是，“多少话要说千绪万端……这悠悠相思谁与我谈？”加一句插科打诨的调侃：学历与事业千难万险，谁说女子不如男？
石评梅的感情屡遭挫折，但求学历程和信念中的事业却充满了传奇的色彩。作为民国时代的一位奇女子，才华横溢、博学多识且不必说。石评梅与庐隐、萧红和张爱玲并称作民国四大女才子。虽然民国时代女权运动与女性文学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下蓬勃发展，知名度高、才学深厚且发表作品繁多的女作家数不胜数，林徽因、冰心、陈衡哲等个个女才子俱是出类拔萃，为什么单单把这四个人列出来赐予这样的殊荣，恐怕这里还另有文章。原因很直白：她们的创作最符合女性文学的审美视野，最能体现出女性在艺术世界里表达出的对现实生活的要求与渴望。所谓的女性文学，其构成要素无非有三：作者是女性及专职女作家，反映的生活体现出女性的生活状态与主题内涵，对女子内心世界的揭露要刻骨铭心。
由于理论要求的束缚，使得女性运动在五四运动拉开序幕以后，直至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之际，女权运动与女性文学创作的巅峰才姗姗而来。
因为在那个封建思想毒瘤依然存在的民国时代，能够造就完全化了的女性主义英雄的时事没有形成，女性主义的文化领袖与全能的女性作者也就寥寥无几，而且基本处在单丝不线、孤掌难鸣的窘境地步。
茅盾和曹禺虽说善于写女子，但他们都是男性，对时代新女性形象塑造得再经典，也只能算是艺术的复制，而不算生活的描摹。
林徽因虽说是当时著名的女才子，并一度博得大诗人徐志摩的芳心，创作文艺作品对她来说却也属于业余工作，所以她的作品也上升不到理论的高度。
冰心的小说虽然体现出高度的女性意识，但她的笔尖下勾勒的图景太行云流水化了，在揭示母爱的伟大与讴歌女性新时代新生活的同时，却忽略了女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依然令人心碎的悲剧化的一面，没有完成解锁女子的内心遭受感情波折与现实困扰的缠绕的艺术任务。
四位女才子中，除了张爱玲外，其余三位均是繁华世界里的匆匆过客，她们作为远见卓识的女子，敢于直面女子面对的生活问题，并在文字中大胆揭露出女性生活中令人心碎的一面，且将其中注入了凝重的生命意识。而这，正是冰心和三毛没有完成的艺术使命。
石评梅只走过了二十七个春秋，便被命运钉在陶然亭公园的高石之墓上。
与石评梅最要好的大姐庐隐，一生只活了37岁。生来便命途多舛的萧红，只活了32岁。张爱玲虽然长寿，活了长达76年。然而她的自然生命也是与其艺术生命几乎并驾齐驱、同生同灭的。在失去胡兰成以后，自然生命基本也形同行尸走肉，毫无憧憬与新奇可言。创作也随之戛然而止，烟消云散。
郭沫若先生曾经写过一部历史剧，叫作《蔡文姬》，剧作里面曹操慨叹汉末才女蔡文姬命运跌宕与才学渊博集一身的时候，得出了这样至高的评论：和屈原、司马迁一样，蔡文姬的诗歌和文章是用生命写成的，不是用笔墨写成的。
这个评论，同样可以用在以石评梅为代表的民国四大才女身上，尤其是寿命最短的石评梅。
在石评梅短暂而凄婉的一生中，没有庐隐那样细腻而丰富的情感履历，也没有张爱玲那样传奇般的一生，而创作的诗歌、散文与小说同样具有量的绝对优势，更兼具质的精华。这也就意味着，她用最短暂的生命，创造出最惊人的创作成就。
再者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庐隐、张爱玲与萧红着重于小说，而诗歌则是石评梅最为得意的体裁创作。为此她留下了“北京著名女诗人”的荣称。诗歌中的内容大多以追求真理与自由、渴望光明与希望著称。清冷婉约的意境与懵懂的哲学意味形成了巧妙的结合，灵与肉之间，实现了灰色的统一。
套用一句曹雪芹的诗句，那便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她用哀婉的文字一声声呼唤着错过一生的高君宇：“把草里的虫儿都唤醒，我低低地唤着你的名字，只有树叶被风吹着答应。”情感的物化在诗句中得到瞬间完成并发挥到极致的同时，也透露出作者内心的无上惋惜与无助的挽留。
徐志摩面对即将别离的康河之夜，夏虫选择了沉默；石评梅面对永不归来的恋人，虫子却无法保持夏夜的沉默。
面对着娇艳的紫罗兰花，她瞬间联想到忧喜参半的自己：
“花儿的风姿，不如她世界活泼的娉婷，现着一点笑，隐着一点愁，她半喜半怨地倚着那紫罗兰不动。人的痴心啊！”
纪伯伦意识中的紫罗兰，是虚荣的代名词；石评梅欣赏着紫罗兰，却在看似雍容华贵的表象中透露出一种融入自然、成为其主要旋律一部分的深切渴望，以及内心由于理想难以实现而凝成的那股淡淡的忧伤。
庐隐曾评价她说：石评梅注定了她是悲剧中的主角。她经历了从幻想到现实痛苦，从虚幻、失望、渴望到仇恨、反抗、破坏的连续悲剧起落的过程。
石评梅在诗歌创作方面显示出独有的灵性，然而今人想起石评梅那个时代的诗歌成就，大多只是胡适《尝试集》的先锋地位以及郭沫若《女神》对旧世界藩篱的无情摧毁。这种现象足以说明：石评梅的时代虽然历经五四运动的洗礼，然而那个时代由于封建余孽没有被铲除干净的缘故，女性意识在文学领域中的变革依旧处于影响甚微的起步阶段。
但是，正如她以志存高远来挑战薄如纸的命运一样，在那个女性主义未成气候的历史时刻，她还是成了女权运动的领军人物。也许正由于情感生涯的不尽人意，促使她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轰轰烈烈地追求女性自由与男女平等的以女权运动为主旋律的社会活动中去，化作一种无形却又无限的动力。
早在女师就读期间，石评梅便广闹女权风潮，突出了非凡的组织能力，也折射出惊人的反抗思想。
深入到社会，她曾经将这种反抗延续下去，有力配合当时的各种民主革命。
可惜天不假年，也许是1927年受困于国民大革命的功亏一篑，第二年的石评梅便顿觉心力憔悴，直至一命呜呼。
多彩却又多舛的一生，瞬间降下了帷幕！
大革命的失败，标志着封建余孽依然滋生于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上。女人，以感情为重色调的小我人生未能定格于理想的画廊，大千世界又依然充斥着昏暗与凶杀，这样的生命，也许真的就该终结了。为此，陈天华选择了沉湖明志，邹容选择了身陷囹圄。
叶圣陶笔下的那个理想主义的知识青年倪焕之，和石评梅一样，也是逝世于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不久。
不同的是，倪焕之是艺术里的真实，而石评梅则是真实中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