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是中华元文化的重要精神。研究中华文明的产生，不能不涉及“和而不同”的理论与实践。
一、《周易》论“和而不同”
八卦、六十四卦，卦卦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所有的卦的卦象均由阴阳两爻所组成。卦象虽然由阴阳两爻所组成，但是在每一个卦体的爻位之上阴还是阴、阳还是阳，两者丝毫不能混淆。阴阳和而不同，是八卦、六十四卦卦体结构的基本形式。
太极为一，一中有二，二为一阴一阳。一阴一阳可以合为一体，但始终不能混淆。阴阳和而不同，是太极结构的基本形式。
阴阳是两种基本元素，阴阳是两种原动力，是两种恒动力，正是在阴阳之间的和而不同又相互作用，才产生了天地万物。
《周易·系辞下》在评价阴阳之间的关系时，使用了一个“合”字——“阴阳合德”。《周易·乾·彖传》在谈到万物状态时，使用了“合和”两个字——“保合太和”。阴与阳，本身性质不同，但两者之间必须有一个合和的关系，才能体现出“生生”的造物功能。
天文中演化出人文，是《周易》的基本特色。六十四卦第三十八卦是《睽》卦，《周易·象传》注释《睽》卦，注释出了一条“以同而异”的人文哲理：“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阴阳和而不同，产生天地万物，这是《周易》所认识的天之道。君子以同而异，才有太平天下，这是中华民族所认识的人之道。天道与人道，共同的特点就是“和而不同”。
二、《左传》论“和而不同”
《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记载了晏婴与齐景公的一段重要对话，在这段对话中晏婴讲出了一个治国需要的大道理——和而不同。
晏婴在对话中首先用做羹为例子，说明“和而不同”的重要性。做羹一需要基本原料——水火，二需要各种调料——醋、酱、盐、梅，三需要主要材料——鱼和肉。厨师把所有的原料调和在一起，或增或减，这样才能做出味道适中的美羹。
晏婴在对话中其次用乐曲为例子，说明“和而不同”的重要性。乐曲声音如做羹，乐曲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相成”，由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迅、高下、出入、周疏“相济”，如此众多的“不同”才能合成美妙的音乐。
两个例子围绕着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国家大政方针决策时，君臣之间需要和而不同的讨论：君以为可，臣可以以为非；君以为非，臣可以以为可。如果君可臣亦可，君非臣亦非，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以同一种调料做羹，用同一种声音奏乐。晏婴的结论是，同一种调料做羹，没有人喜欢吃；同一种声音奏乐，没有人喜欢听。晏婴的言外之意是，同一种声音产生不出治国良策。治国良策产生于君臣之间的和而不同。
三、《国语》论“和而不同”
《国语·郑语》中记载了郑桓公与大臣史伯的一段重要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史伯也讲出了一个治国需要的大道理——和而不同。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俾同，尽弃之矣。
史伯所讲的“和实生物”，是自然之道。阴阳和谐，产生万物。同阴同阳，则无一物可生。从自然之道衍生出和而不同的处事原则。处理国家大事必须使用这种原则。国家的治理需要不同的声音，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种声音，那么国家的前景就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尽弃之矣”。
兴旺国家的良策，产生于君臣上下的和而不同，史伯与晏婴的认识完全是一致的。
史伯讲这番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周幽王治理国家抛弃和而不同的法则，处处喜欢专制统一；排斥贤能正直君子的正确主张，采纳小人的阿谀奉承，使周朝已经陷入了衰败境地。
四、《论语》论“和而不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夫子的这个论断被弟子收录在了《论语·子路篇》中。
与释迦牟尼的万法平等的观念不同，《周易》认为一是人物有异，二是人也有异。《周易》把人分四种人——圣人、大人、君子、小人，界定四种人的依据是品质而不是行业，而小人的品质特征就是积恶而不积善。
“小人”一词最早出现在《师》卦上六爻词中：“上六，大君有命，开承国家，小人勿用。”
《周易·系辞下》把小人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孔夫子对小人的界定，界定在了无原则的“同而不和”上。君子有原则性，在重大事情上能够拿出自己的主张——和而不同，而小人只会盲从，只会阿谀奉承。
五、《庄子》论“和而不同”
庄子作《齐物论》。《齐物论》恰恰讲的是“物不齐”之大道理。同样是潮湿的沼泽，人长期住在那里就会腰痛偏瘫，泥鳅住在这里却非常喜欢。同样是高高的树梢，人住在上面就会头晕发抖，猿猴住在上面却轻松愉快。自然之理，以不齐为齐。如果整齐划一，万物将会灭绝。
一部《庄子》里面，只有“和”的特点，没有“同”的弊病。以“道”为标准，庄子评判过黄帝，评判过尧、舜。以“道”为标准，庄子尖刻地挖苦过儒家。天地之间，物以不齐而齐之。人世间，认识以不齐而齐之。
六、清源浊流
尧为帝时，天下大事君臣之间是可以讨论商量的。《尚书·尧典》中记载了三件大事的讨论：一是掌治四时的人选，二是治理水患的人选，三是接班人的人选。
掌治四时的人选，大臣们推荐了尧的儿子丹朱，被尧否定了。君臣共同讨论问题，臣以为可而君以为非，最后可以以君的意见为准。
治理水患的人选，大臣们推荐了鲧，尧以为不可，但是大臣们坚持用鲧，尧采用了大臣们的意见。君臣共同讨论问题，臣以为可而君以为非，最后可以以臣的意见为准。
接班人的人选，大臣们推荐了舜，尧采用了大臣们的意见。君臣共同讨论问题，最后可以以臣的意见为准。
禹为帝时，皋陶为臣。在《尚书·皋陶谟》中记载了皋陶与禹的对话。对话中，皋陶说禹听。皋陶说话，说的是指导性的话；禹听话，所持的是学生态度。对话中，皋陶所用的自称是“朕”。皋陶对大禹说，具有九德的人才能担任官职。九德宽为首，中华民族的“宽”精神、“宽”品德、“宽”气象，最早的理论出处就是这次对话。君臣之间，臣的水平可以高于君，臣可以在君面前说指导性的话。一个“朕”字，在早期的中华大地其含义仅仅是第一人称，臣也可以使用，并没有什么绝对意义。
舜为帝时，禹为臣。《尚书·益稷》记载了禹与舜的对话。对话中，禹说舜听。禹说话，说的是指导性的话；舜听话，所持的是谦虚态度。禹对舜说，治理天下应该起用正直的人。君臣之间，臣的水平可以高于君，臣可以在君面前说指导性的话。
殷纣残暴，但祖伊敢于进行面对面的批评。《尚书·西伯勘黎》记载了这件事。《尚书》之中，暴君面前亦有不同之臣。
和而不同，在早期的中华大地上，理是这样的理，事是这样的事。这就是“那个”至今还让世界所景仰的中华民族的行为方式与行为准则。
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作为处世与处事的原则，在秦汉以后的中华大地上失传了。
在理论上否定和而不同是法家人物李斯。秦始皇用武力统一六国后，李斯建议焚书。在这个建议中，李斯首先否定的是诸子百家，说是各家根据自己的学说“入则心非，出则巷议”来评判朝政，如果不加以禁止，君主的权威就会减弱。李斯的建议，马上被秦始皇所接纳、采用，于是就有了“焚书坑儒”事件的前半部分——“焚书”。“焚书”事件众所周知，但是事件背后的理论意义——和而不同原则的丧失往往被人所忽略。
真正在实际中否定和而不同的是挂儒家招牌的叔孙通。叔孙通在刘邦由无赖而皇帝之后，为其制定了树立绝对权威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中，取消了大臣的座位，从此大臣在皇帝面前由坐变为站，即使坐的时候腰杆子必须由直变为弯——俯首。从此，君臣之间和而不同的议政方式消失了。大臣即使有高明的指导性的意见，一是不敢轻易说，二是说的时候也必须趴在地上说。和而不同的议政方式与原则，在叔孙通所制定的仪式中彻底消失。
和而不同，留下了尧、舜、禹三位圣人君王的千古佳话，同时也留下了令人向往的千古文明。同而不和，使千古文明一步步败落。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凡是国家大事朝中只有一种声音的时候，“指鹿为马”的故事就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