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九月，西天山伊犁盆地一个叫惠远的古镇，漂泊着一股久远的气息。那是一岁的我所感受到的气息。母亲怀抱我爬上了宽阔的古城墙。岁月磨砺，曾经的坚固墙体已变得残缺不全，大量存留下的是土夯的内墙，在殷红残阳的映射下，它弥漫着悲悯的缥缈之气，斑驳而沧桑。我穿着老式开裆裤，在城墙上学步着，不知羞耻地袒裸着下身，还在城墙上撒了一泡尿。撒尿的时候我看到远处苏联国境线上的铁丝网，瞭望塔上有隐约的栗发士兵正向我这边张望着。我不知道他是否看见了我们。
一九五九年九月，准噶尔盆地西北缘的黑油山周围，聚集了一批身穿黄旧军服的转业军人，他们在排队领取深蓝色的石油工装。他们是来黑油山挖掘石油的开发者。不过他们刚来时并不懂得如何挖石油，他们甚至以为像挖水井一样用辘轳和木桶来完成那个神圣的事业。在这群开发者当中，有一个皮肤黝黑的男青年和一个皮肤白皙的女青年。许多年后，这俩人都与我有一些密不可分的关系。皮肤黝黑的男青年是输油泵工，叫王成吉，二十三年之后，他成了我岳父。他是一个性格倔犟，为人耿直的实干者，有一点像王进喜。那一年王进喜刚刚从河西走廊的玉门去了东北茫茫的大草甸。后来我岳父王成吉说，他一九五七年见过王进喜，王进喜脸膛黑红，稍瘦，但激情飞扬。王成吉还说，他是在广场打擂比武大会上看见王进喜的，王进喜披红戴花在话筒前讲一口甘肃话，样子很勇武很大气，“铁人”非他莫属。这一年，黑油山油田已更名为克拉玛依油田，但青年王成吉还是习惯叫黑油山油田。
皮肤白皙的女青年，娴静，清婉，光艳袭人，她叫范秀英，是油田化验工——就是身穿白大褂在透明的玻璃容器中穿行的“洋气”女孩。那时不兴叫“洋气”。白净的范秀英眉清目秀，风韵迷离，是许多男青年瞄准捕捉的对象。休息时，男青年们会用一些现在看来十分拙劣的方式炫示他们的爱慕之心。那时，范秀英胸襟里只装有一个男人，那男人曾经偷偷地送她一只金星钢笔——一个陈旧老套的细节。范秀英喜欢钢笔胜过许多追随她且看起来很阳光很俊朗的男青年。范秀英手握钢笔心存少女温馨之梦。多年后，范秀英对我说，我的少女时代很乏味，谈情说爱是最龌龊的事，是资本主义，不干净，送钢笔最高雅了。钢笔能写日记，能绘画，能写感情信。范秀英没有说写情书，却使用了不常用的词——感情信。
范秀英的金星钢笔基本用途有两种，一是在笔记本上写油水分析资料。做原油试剂的配制和酸值、硬度、粘度、准确度、矿化度以及凝固点的测定数据。她是一个质朴诚实的化验工。二是绘画。范秀英是一个对绘画有奇异感觉的女孩。在倒休的空闲时间，她会在自制的速写本上，画线条流畅、意匠独运的人物与花草。范秀英细腻，温婉，有悟性，于是，她的人物与花草就富有了张力和美感。女性多有昭君、解忧的意味，婉约里透着不阿的刚气，妩媚里带着凄迷的冷寂，尤其那飘逸的长丝带，柔软，奇幻，瑰丽，深藏着一种坚韧。男性就多似******、******，有手擎炸药包的擎天臂力，也有静卧烈焰中的涅伟气，可以崇高，可以献身。她的花草就又不一样了，张扬恣肆，流光溢彩，那勾勒出的花瓣，花蕊，呈艳丽开放的姿态，朱红，粉绿，青紫，鹅黄，繁华如锦，婀娜柔美，尤其那笔锋更使得花瓣与叶片柔软而生动，赋予了生命的意趣，有明暗，有枯荣，有浓淡，有干湿，还有妍丑，灵动，朴茂，古雅，极耐看，极娇媚。
范秀英是那些青春似火的女工中的佼佼者。但如果把范秀英臆想成后来的我岳母就大错特错了，她与那个叫王成吉的人没有一点关系。
白皙多艺、身影袅娜的女化验工范秀英是一九五九年黑油山上的一个亮点。这一年九月中旬，她的一幅画获得了油田《庆祝建国十周年美术作品展览会》乙等奖。获奖者中她是唯一的女性。奖品是一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美术日记》笔记本。在那个年代，这种笔记本美术画册很受工农兵的青睐。
一九五九年的北京建设了一批庞大经典的标志性建筑。那是蓬勃向上的年轻共和国蒸蒸日上的象征，也是力争上游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熠亮成果。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等，它们诠释了那个时代昂扬辉煌的气度。范秀英虽然身在西边遥远浩渺的准噶尔盆地的黑油山油田，但她的目光却丈量了首都的熹微晨色。她于是就画了那些流金溢彩的建筑。获奖的那幅作品就是两个女化验工手捧油样瓶向往人民大会堂的奇妙组合。两位女工，一位是汉族，另一位是身穿艾德莱斯绸裙的维吾尔族。范秀英心海里盛装着朴素的姐妹情感，作品清新明丽，用笔爽利俊秀，墨色雅洁清脱，有言意隽永的意味。范秀英的这种创作路径，在后来的中国绘画界，效仿者颇多，形成了一种新的模式桎梏。
范秀英只是一个小人物，一个边疆沙漠油田的普通女工，无论如何画不出威名远扬的铿锵大作。但是，当年那些声名显赫的画家的作品就刊登在那本《美术日记》上。那笔记本使我的脑海在岁月流逝了五十年后还觊觎着那些线条、色彩和笔墨。这就是范秀英与我的关系契合点。实际上后来我成了那个笔记本的持有者。
范秀英送我笔记本的那一年，我还很年轻，刚刚十七岁，有一点好高骛远，正跃跃欲试地为绘画奉献自己精瘦的躯体。我如饥似渴地学着绘画，像一只雏鸟，翅膀还未长硬，就开始笨拙地飞翔。中年女士范秀英看中了我的稚嫩、憨拙和执拗。范秀英说，送给你吧，我现在用不上了，也没有精力画了，挺不甘心。范秀英还说，那时这些画可是中国绘画中的极品。其实，十七岁的我不懂也没法领悟范秀英女士话语中所隐含的真实意蕴。我只是阵脚慌乱地接过了笔记本。
那是一本淡蓝色布面的精美笔记本。笔记本里第一幅作品是李武英、夏晔的油画《毛主席和炼钢工人》。毛泽东当年身穿黄绿色大衣站在炼钢炉前，形象高大而魁梧。毛泽东手拿一张可以滤看炉堂火苗的长方形墨镜片，炉膛里向外冒着熊熊火焰，那火焰吐着浓浊的黑烟（那时我们还不提倡环保，我们刚刚建国，百废待兴，需要加速发展），有五个炼钢工人正在向毛泽东讲述着什么，他们脸上洋溢着笑意——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报答的笑意。当年，这种主题浅显却激情飞扬的作品，曾经引领过多年中国美术走向的潮流。它们光鲜而清丽，让人倾心不已。当年，毛泽东深谙钢铁是国家经济命脉的道理，不仅号召大家切记钢铁的硬度，更不辞劳苦地下到炼钢车间高炉旁与工人膝谈如何炼制好钢。毛泽东不怕那些浓浊的熊熊黑烟。于是，毛泽东的神态就被心高气傲、缘物寄情的画家们记住了，企图通过炼钢的细节，来诠释毛泽东发展钢铁的意义，现在看来画家的境界还是过于直白和浅显了。
我以为，笔记本中最精彩的当属李宗静的《小画家》，那一股扑面而来的清逸之气，如撩开了一角湿润的绿荫，吹得我凉爽无比。小画家静坐在山坡上的姿态，涵盖了那个时代阳光少年蓬勃向上的明亮姿态。那个年代一切都是新的，人是新的，地是新的，草是新的，红领巾是新的。小画家们充满生气地画大好河山，画田间自然，也画自己的内心世界。有一句话，至今还常常在我耳边流动——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的生活如此幸福。小时候，我坐在教室里上课，就有一种红旗下的骄傲和自豪，我暗暗庆幸自己是新中国的儿子，没有赶上枪林弹雨，赶上了可能就没有我了。我这样想着，觉得自己很肮脏。小小的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怎么可以这样混浊地想。《小画家》展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红旗招展的明亮年代，看着画中热气腾腾又风姿绰约的大千世界，而我自己这一刹那却肮脏而可耻。《小画家》那扑面而来的激情和波光潋滟的美丽，感染了我，让我反思，让我回忆，也让我亢奋。我想，很多与我年龄相仿的人都可能会有我一样的私字一闪念，只是他们可能比我更早一些醒悟，更早一些走向了光明。
笔记本里竟然有齐白石、李可染、艾中信、王式廓、沈柔坚、赵望云、黄胄、叶浅予等一批声名显赫画家的精品。他们的画作居然也都洋溢着一种清洁，一种博大，一种崇高，一种开阔。只有在那样一个全新的年代，才会造就那种活力四射的清丽之作、大美之作。
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吴谷虹的《拖拉机开来了》，张怀江的《佛子岭水库速写》，金梅生的《劳动愉快》，丰子恺的《建筑的起源》，张汝济的宣传画《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机器》等，仅从作品名称就能感受到那些别样新鲜、火热、高华和清爽的气味。它们在火红的初升的太阳营造的全新氛围里，奔涌着改朝换代后芸芸众生们的炽热情感。那是一股摧枯拉朽的革命情感，也是健康丰沛、万物复苏的生命情感。
葛维墨的油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表现的是一群朝气蓬勃的男女青年，手提，肩扛，身背行囊，扑向广阔天地的震撼人心的画面。那是一片江山如此多娇的美丽天地。男女青年们徒步走向大自然，走向亘古荒漠，走向日出的茫茫草原，走向夜晚的戈壁，走向灰褐的黄土沟峁。他们走向的是年轻共和国袒裸的肌肤和企望的眼神。那时，流行一句新谚语：好儿女志在四方。青年王成吉就是那时到西部大荒野来的。他从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下来，带着志愿军的胸章，黑瘦黑瘦的，一脸的踌躇满志。他的形象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中行走在最前沿的男青年很相像，个头也相仿。王成吉曾经说，开始我以为黑油山很高，第一眼见到，有点失望，居然矮矬矮矬的，顶多二十米高，但发现它的表面满是凸凹不平焦黑焦黑的油砂时，就肃然起敬了，那些黑油流溢了三百万年，大概就是在期待我们。期待我们来挖掘，揉搓，提炼。这个蛮荒亘古又深邃冷峻的黑油山，据说五大洲世界仅此一座。青年王成吉站在冷峻凝滞的黑油山之巅信誓旦旦地说了一句话：好儿女志在四方。他把自己喻为好儿女。当年，其实我岳父并没有那么高的人生境界，但站在黑油山之巅，他却有一股腾跃的欲望，于是，他发自内心地说：好儿女志在四方。是的，做好儿女，就要走向大山大河，走向大苦大累，就必须有跃马揽辔、奔逸天岸的豪情壮志。那是当年有志青年企求完善自己的真实信念。
蒋兆和有两幅彩墨画，一幅叫《听毛主席的话》，另一幅叫《小孩与鸽》。两幅都是我小时候见过最多和印象极深的画。它们曾经用画面上那些墨晕、线条、形象、表情、举止、意境、氛围感化和培育过我，在我幼小的灵魂深处埋下了伏笔。它们如甘甜的乳汁成为哺育我成长的一分子，也宛如冬日的阳光，温暖抚摩过我微凉的躯体。范秀英女士将笔记本送我时，我随手一翻，第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小孩倒地伸手抓和平鸽的伟大瞬间。那是一个难忘的瞬间。五岁的时候，我家的石灰墙壁上就贴了这张彩墨画。那是父亲母亲因喜欢，因需要哺育我而进行的早期行为艺术熏陶。它或许就是一九五九年那个曦霞初露的清晨，父亲在伊犁惠远镇的新华书店购买的，然后由母亲张贴在了墙壁上，它于是就播下了我早期对和平鸽喜爱的种子。蒋兆和那三只神态可掬的鸽子，成为后来我中学时代养鸽子的导火索，也促成了我对各类信鸽知识的初级了解。范秀英女士送我笔记本后，十九岁的我精心临摹的第一幅中国画，就是《小孩与鸽》。我以为它在我心中有着神圣的位置，以为它看似渲染粗放，笔墨简洁，就可以糊涂乱抹，然而，我错了，我临摹的这张画，就永远停留在了笨拙、龌龊、丑陋等贬义的辞藻上。蒋兆和酣畅洒脱的笔墨，昂扬向上的激情，精深旷远的意境，是我等狂妄小辈和目光短浅者无法效仿也无法复制的。蒋兆和的学生范曾说，兆和先生之画朴质于外，深秀其内，决不殚精竭虑于争光鬻采。蒋兆和先生的“用笔气格豪纵”，怕是我等鼠辈今生今世要永远学摹的了。
徐悲鸿的一幅画也很有意趣，如今它早已成为了画界同行们熟知的经典——《向日葵与鸡》。东方泛红了，雄鸡站在尖峭的石崖上，高唱着打鸣金曲——那是一声撼动世界的东方鸣响。雄鸡墨黑墨黑的，健壮，朝气，鸡冠殷红，嘴唇鹅黄。它站立的姿势，威武，傲岸，富有更深层次的象征意味。雄鸡挺立在画幅的左上方，画幅中间是一组摆动得及优雅的向日葵，它们有硕大的花瓣，有鼓胀饱满的种子，并且优美地将腰肢弯向了东方——那也是雄鸡面朝的方向。在浓浊的彩墨阔叶错落有致的簇拥下，雄鸡、向日葵相互映衬着，组构出一幅力透纸背的寓意，令人击掌叫绝。这是一幅墨韵奇异又深含大爱的经典之作。不知道当年徐悲鸿是在什么样的心态下皴擦、渲染和勾勒这幅多重寓意水墨的。但通过墨色却能管窥出他那随时代变化而变得开朗和阳光的美好心境。早先徐悲鸿的《九方皋》和《愚公移山》，豪雄，大气，悲悯，凄恻，满含忧患意识。而今天，阳光下的雄鸡和向日葵，却高歌着画家发自内心深处的爱恋和自信。我以一个后生肤浅的一知半解，来笔析悲鸿，实属饥鹰渴骥之想。我想，徐悲鸿一生有数千幅精美之作，那些精美之作浩然壮阔，清新俊逸，既满怀忧患与博爱，也涌泻着无羁骏马的狂放激情，它汇集出的就是华夏民族的铮铮傲骨形象，于是，他才会被敬仰，被爱慕，被反复评说。徐悲鸿说，古法之佳着守之，垂绝者迷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窃以为，当今我们依然要铭记徐悲鸿的教诲，于作画，于做人。
王居平的宣传画《争取和平与友谊，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很有震撼力。那是两位横眉怒目的青年妇女的玉照。一位是中国女青年，黑发剪头，另一位是苏联女青年，金发扎辫，她们一个穿灰色中山装，一个穿白色俄式衬衣，都很英武很阳刚。那苏联女青年手握飘扬的红旗，上面分别写有汉语和俄语的“和平”，并且两个妇女的手——苏联妇女的左手，中国妇女的右手——紧握着，信心百倍的样子。欣赏这幅画，让人有一些感动，也升起了一些久远的回忆和遐想。在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最初日子里，苏联老大姐也没有闲着，她们也极为大度地引领着刚刚站起来的中国姐妹们，冲锋陷阵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前沿。我想，宣传画其实只是一种应时宣传，是为了当时形势的需要，而进行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应时之举。中国画家没有示弱，走在了当时维和的最前列。如今，国际维和已不再是一两个国家的事了，联合国常常会出面组织维和警察与维和部队。多国警察有不同的肤色，也有语言上的磕磕碰碰，但身穿的迷彩服却都一样。这显然与五十年前的维和有了本质不同，不过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一九五九年的中国与一九五九年的苏联关系已有很大裂痕，可以用面和心不和来比喻，赫鲁晓夫在北京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阅兵式后，还指手画脚地说过中国“像好斗公鸡”的不敬之语，让中国人多年后还对他记恨在心。后来，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中国也令世人咂舌地造出了“两弹一星”。然而，两国军队却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和新疆的巴尔鲁克山发生过武装流血冲突。又多年之后，苏联解体，喧闹一时的“超级大厦”一夜倾覆，留下的只是淡淡的忧伤和悲戚。如今，不知道我们曾经“洋气”的苏联老大姐是否还优闲悠哉地游走在伏尔加河岸边？那些曾经的勇敢和浪漫是否还漂泊在顿河平原以及顿河垄岗上？那些曾经的卓娅、冬妮娅、娜达莎、喀秋莎是否还安康、快乐？——在我记忆的深处，她们总是窸窸窣窣地定格在苏联那些耳熟能详的山川大地，定格在那些美丽清雅的名字上，我甚至还能回忆起她们多情、热烈、纯洁、健康的样子和金色头发飘扬起来的柔曼与清丽。
一九五九年九月中旬那个碧空如洗的日子，边疆大漠油田普通化验工范秀英的一幅反映石油女工心向党的彩墨画，获得了黑油山油田《庆祝建国十周年美术作品展览会》乙等奖。范秀英羞涩地接过那个精美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的《美术日记》，脸颊微微泛起了红晕。范秀英抚摸着布面带有压花的淡蓝色笔记本，心潮荡漾，白皙娇好的面庞流露出一种甜美幸福的笑意。她悄悄瞟了一眼送她钢笔的小伙子，她发现那小伙子正用火辣辣的目光盯着她。
一九五九年九月中旬那个碧空如洗的日子，一个女婴在准噶尔盆地西北缘的黑油山职工医院出生了，她白白胖胖的，啼哭的声音很大。那哭声预示着她将来是一个性格开朗又清洁伶俐的女孩。那女婴二十三年后成了我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