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黄土谣:西北风·文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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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一片痴情唱塞上/张新民泽宁——《张弛歌词集》赏析

宁夏音乐家协会和《民族之歌》编辑部编印了《张弛歌词集》。虽说歌词主要不是供人“读”的。但拜读之余,我们仿佛听到塞上母亲的呼唤与歌吟。

歌词是以情为生命的。它是从乐感里诞生出来的能唱会飞的诗。它作为歌曲的一半天下,决定着歌曲的主体与走向,是情感的直接表露。

成熟的词作家、艺术家都有其熟悉和偏爱的描写对象及其表现方式,在价值判断上总有各自明确的取向。当这种取向强化为主体意识的投影时,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到自己的作品中去,表现出词家、艺术家本人的情感色彩。

钟情于塞上的黄土地——

在《张弛歌词集》里,我们突出感受到的,就是对生我养我的黄土地充满的深情。尽管词集表现题材十分广泛,把江南美景、塞北风光尽收眼底,但却以描绘黄土地上人的生存境遇、生活状态和风土人情见长。他毫无例外地钟情于这片广袤而神秘的黄土地及其古老文化的积淀,在笔下勾画出一篇篇富有泥土气息和充满赤子之爱的华章。单从《歌词集》的标题看,就有:《高不过咱家乡的六盘山》《富饶美丽的宁夏川》《塞上江南渔湖美》《金色的沙枣花》等。词家把大量篇幅献给了这片他寄以深情的黄土地,歌咏她无私的奉献,以及人们与之割不断的悠悠情思。

“塞上”二字,常常会让人产生一系列联想:黄土滚滚,冰天雪地,无边大漠,旷野荒村。在一般人想象中,塞上是荒凉可悲的不毛之地。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间或从古代边塞诗里得知一些诸如八月飞雪,一片孤城,万仞群壑的印象。随着现代都市文明发达与客观上存在的差距,一些人把边塞作为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似乎成为苦难的同义语。

生活在这里的词人眼中,却别有一番景象:黄河这条永不止歇的金色奔龙,对她有着特殊的挚爱之情。已不是奔流入海不复回的无情,而是“慈母情意厚/不尽波涛万古流”(《黄河永在心中流》)。她曲曲弯弯绕身旁,眷恋着田野和乡村,亲吻着土地和人民。边塞也不是落日残照,大漠孤烟的苍凉,而是:“平川里碧波荡漾/稻谷飘香好风光”(《宁夏川,我可爱的家乡》)这种主观色彩极强的印象,展现着词人对塞上的火热情怀。

我国西部的这片黄土地,从来就以其特有的自然风貌为世人瞩目。虽贫瘠却恢宏博大,是荒凉而不失赤诚。这里不光有浑黄的流水、沙石,也有满眼锦缎的绿洲;不光是焦黄的峰峦,还有富饶美丽的平川。它悠久的文明绝不是黄黄的焦躁和烦忧的排列组合。如今这块黄土地上,“岁月蚀去了荒诞的神话/朔风卷走了神奇的传说/光与热在这里组合/血与火在这时喷射”(《青铜峡,塞上的太阳》)真情来自对塞上的挚爱——

一个人不能替别人去爱,替别人去哭,但是懂得他为什么笑,为什么哭。“在这茫茫的荒原/有过破冰开渠的寒冷/有过桃花醉人的笑窝/有过汗滴禾下的炎热/有过红杏出墙的丽色/而今花开又落/却是沉甸甸的金果/在这迷人的荒原/有过不堪回首的痛苦/有过令人神往的欢乐/有过疲劳过度的呻吟/有过得而复失的悲歌/而这苦中求乐/正是拓荒者的性格。”(《收获不是无花果》)。这短短的几句词中,有寒冷,有炎热,有痛苦,有欢乐,也有呻吟和悲歌。奋发中透示出一种力量,困境中感到一种希望。回肠荡气的氛围中凝聚着悠悠情韵。

张弛写塞上就像在写自己,如数家珍,自然贴切。亮开绿色的歌喉,“唱生活/唱爱情/唱劳动/唱丰收/唱我们的理想和追求”(《唱吧,朋友》)。在词人笔下,塞上风光是那样的美:“沃野千里聚宝盆/引来凤凰落梧桐”(《我爱你,心中的凤凰城》)。“黄河流水弯套弯/一条金带绕山川/两岸土地肥又美/沟渠成网自流灌/沙枣花开香两岸/绿树枝头挂金冠/茨园枸杞红又红/乌金滚滚煤浪翻”(《富饶美丽的宁夏川》)。劳动是那样幸福欢乐:“手拿(者)羊鞭(哟)云彩里站/心坎里烧起了火一团/望着家乡的山和水/一曲山歌赛清泉”(《高不过咱家乡的六盘山》)。

读着这些歌词你会觉得塞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有情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固然是一种情,但我们多么需要词人这种赤子真情啊!正是这种深深植根于人民,对生活,对时代的挚爱,才会产生出“捧一捧黝黑的泥土/觉得格外甜/采一束梦中的绿叶/觉得格外亲”(《我走进当年的山林》)。执著的情,真挚的爱,在词作中无处不嵌刻着深深的印记。

用生动的形象描写生活图景——

在《张弛歌词集》中,那些描绘塞上农村的作品尤为动人。特别表现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非常敏感,极为关切。如他在《党的政策暖山沟》中写道:“雾腾腾,云悠悠/春风吹来云雾走/阵阵春雨天上来/浇去农家千般愁。”把党的富民政策比做“春风”“春雨”,用“禾苗盼着春雨浇”来表现广大农民对党的富民政策的渴望和拥护。他在《庄户人骑上了摩托车》中写道“马达嘟嘟叫/喇叭声声脆/庄户人骑上了摩托车呀/挺起腰板显神威/白云为我闪开了路/杨柳刷刷往后退/一路行车一路歌/好像那插上翅膀朝前飞。”写出了三中全会以后“责任制来到了咱社队”,农民“人有劲头地变金”的精神风貌。寓示着老牛破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告别贫穷,走向富裕已成为山区农民的共同心声和追求。短短几句词,写出了山区农民富裕之后的自豪感,贴切生动,形象逼真。

以自身的风格特色,求与时代主旋律和谐——

诗缘情而绮丽。没有情就没有诗,没有真情就不会有好诗。歌词亦然,张弛的歌词,不管是热情的讴歌,还是柔情的抒怀,无不寄托着词人对社会,对人生,对自然,对艺术的深沉思索与理解。歌咏进步,赞美光明,为塞上而吟哦,与时代而共鸣似乎是他的“永恒主题”。“我要扑向温馨的田野/采撷一捧梦中的绿叶/我要喝口家乡的泉水/滋润我那心田的花朵。”(《我走在故乡的小路上》)。“如果说世上有迷人的乐园/那是我们明天的祖国/那是一个彩色的世界/盛开着科学的花朵。”词中对祖国的未来充满憧憬与希望,号召青年人与时俱进,“面对美好的理想/面对历史的重托/为夺取胜利的金杯/快去把知识掌握/迎着困难拼搏/做振兴中华的开拓者。”词人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激励青年要适应时代潮流,努力掌握科学知识,挑战自我,为跨入知识经济时代创造条件,成为有用人才。歌词给人鼓舞,催人奋进。

表现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

词家具有独特的艺术感觉,一般人看来平淡无味,毫无意蕴可言的东西,词家却能生发出奇思幽想,赋予它生命。如一束《金色的沙枣花》中:“呼吸那醉人的芳香/驱走那心中的苦辣”,“倾注赤子般的真情/编织那美妙的诗画”,一勾《弯弯的新月》中:“深藏着爱的情意/爱着山/爱着水/爱着养我的黄土地”。

或许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吧,宁夏人作词写诗粗犷豪放者居多,且常常引以自豪。好像不这样就不能体现塞上风采。然而,使柔美的花朵在尘沙漫漫的黄土高坡绽放,不也是一种风格吧?那些司空见惯的视象,不也充满着形象感与生动感吗?词人一刻都没有忘记自己所钟爱的缪斯常具有的艺术敏感,因而总是对她倾注着热烈的真情,对平凡的事物用人们能够具体感受到的意象加以营造,使其在哲理、情趣上得以升华,使我们从中获得深邃的意蕴及美感。

他,敞开胸怀拥抱绿色——

词人并不回避这里的瘠薄,他也用浑黄的、焦黄的、苍黄的字眼描绘塞上的流水、沙丘、山川……但是他无时无刻不渴望摆脱黄色,敞开胸怀拥抱那迷人的绿色:张弛唱着绿色的歌。“两代人的心血渗入泥土/垦荒者的青春化作绿云”,“汗水和泥土化作绿色的波涛”(《垦荒者的歌》);“绿色的森林/绿色的事业/海一样风采/山一样气魄/向着蓝天敞开胸怀/向着大地铺开绿色/碧叶千张/扬起生命的风帆/绿树万棵/撑起大厦的巍峨/波涛中流淌着青春的旋律/浪花中飞出绿色的歌。”“任凭那秋风萧萧瑟瑟/绿色的信念谱出绿色的歌”(《森林吟》);“啊/荒原/荒原/我们期待着/期待着你那淡淡的绿色。”(《荒原五部曲之一》)。

从大地母亲身上汲取力量——

一首好的歌词是由作者心灵对外界的真诚感受而写成的,它必然流淌着作者心灵深处的吟哦与震颤,昭示着灵魂的苦恋与追寻。

人们常把大地比做“母亲”。我们的词人也像大地之子安泰一样,从大地母亲身上汲取力量。他们懂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主宰。或许词人那万般情思的真正意蕴就在于此。他们为她讴歌,为她呼喊,企图复活沉寂了亿万年之久的茫茫西部。无论是古老苍茫的塞外山脉,还是漂亮潇洒的塞上江南,都不单纯只是自然景观的显现,而是词人心灵情感的客观对应物,它所显示的意蕴,已远远超出了本身的范畴。

黑格尔说:“意蕴是比直接显现的现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他还认为“艺术的真正职责就在于帮助人认识到心灵的最高旨趣。”张弛的歌词,若仅仅以数以百计的词作言及是很不够的,因为数字有时并不能说明根本问题。词的缪斯王国中的象征符号,并不都有现实具象性。读词集,总感觉到有一种内在贯注的生气和灵魂,风骨和精神雄居于疏离了喧嚣、拥挤的塞上土地,得天独厚地领受到一种沉默的伟岸,一种恢宏的气度,一种特定生存环境下民族性格与文化熏陶的印记……这思索,这获取,这旨趣,这价值,期间的历程虽短暂,却在作者人生之旅显得极为珍贵。就其艺术意蕴而言,已非这篇短文所能兼容。说它足以代表目前宁夏词坛的水平和创作实绩,恐怕并不为过。

他在向新的台阶跨越——

从《张弛歌词集》中,我们还发现:有部分近年来的词作已开始突破传统的窠臼,克服表象化、雷同化倾向,寻求新的突破和超越。内容上,注意开掘词的内在意蕴,增强词的创意性、哲理性;形式上,有的已脱离了豆腐干式的板块结构,趋于散文体,以期为曲作者留有更广阔的空间。这显然是受外来音乐影响、借鉴港台歌曲创作手法而进行的一种探索。其中有《一切都已过去》《人生是一支唱不完的歌》《爱河》《月下情思》等。这批词作无论在内容的哲理性,形式上的创新方面都给人们以清新的印象,歌词能站在生活辩证法的高度,用朴素无华的语言,畅抒胸臆,直面人生,它有一种新的风貌,读起来发人深省,嚼起来有滋有味。标志着他的创作已注入新的思维,跨上新的台阶,在向全国歌词水平迈进。

原载《塞上文谈》1992年第2期。本文在编入本书前又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