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人们常爱说这样一句话：“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在人年轻的时候。”不错，我当时就正处于这么一种状态：其一，我年轻，还是个下乡插队的知青；其二，我正在找关系办理回城的手续——你说我是不是正处于人生最要紧的那几步？
老实说，当知青返城的小道消息一开始在我们知青点的被窝和厕所里疯传时，我一点儿也没心动。也不是说我不想返城，而是说我有自知之明——就凭我有个大右派老爸的政治面貌，还有什么资格去做抢头彩拔头筹的美梦？所以当大队老书记喊我到队部去的时候，我吓得直打哆嗦，说：“我可一直和他划清界限，没通过信。”
大队部就设在一个破窑洞里，洞里有个炕，老书记就蹲在炕上噙着烟锅吞云吐雾。听了我的话，却没一点儿反应。过了老半天才冷不丁问：“想回城不？”我看老书记不像是开玩笑，便老实说：“想。”书记说：“想了你就去办一件事。听说你爹是一个有名的啥球家……对，书画家，叫他写幅字——不是我要，我要那不能吃不能喝的劳什子干啥，是县知青办的王主任要……”我怕又是老书记给我出题上课，考验我的立场意志，忙说：“他搞的那都是封资修那一套……”老书记却打断我说：“王主任说了，你要赶后天下午6点前把字送来，他保你第一批就返城去……傻孩子，还不快去……”
老支书说完走了，我却还像个瘟鸡似的呆着。突然间才明白过来，向外跑去。
这就是命运——一个让人吃尽了苦头的坏爸爸，一霎又使他前程似锦，谁会想到？刻不容缓，我就跑到公路边，上了去火车站的长途汽车。别说老头子接受改造的那个山旮旯偏僻得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都没有，它就是在爪哇国，我也要找到。幸运的是，还不到晚上12点，我就叩响了他栖身的牛棚。令人意外的是，听了我的请求，他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他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傲，连看都不看地说道：“不写。”恰恰相反，他的头低着，声音低沉得像是秋末的苍蝇嗡嗡地说：“笔墨纸砚都没有。县城也不一定买得齐……”我说：“那我就回趟省城。”他说：“恐怕也来不及。”我说：“明天下午天黑前我一定赶回，你晚上写……我已买好了后天12点回去的火车票，赶一赶，一定行。”他说：“那你就赶快睡，等会儿坐头趟汽车去……”
一切都异常顺利。当我拿着我爹连夜写的字坐上去火车站的长途汽车时，我感觉路旁的小花都在对我笑。
真想不到，车坏了。在乡下汽车半路抛锚是常有的事，但今日麻烦却似乎有点大，一晃半个小时过去了，那车仍趴在路边没一丝儿气。怎么办？活人能让尿憋死？急中生智，我就拦起过路的顺车来。但不管我是怎样的声嘶力竭歇斯底里，也没有一辆停下来。我的心像在油锅里煎着。最后，我干脆站在了路中央……
“大叔”，对着一辆停在我面前的大卡车我拿着火车票快哭的光景，说：“我有急事要赶火车你能不能捎我一程……”司机不耐烦地做了个上车的手势，我就上车了。但下车后我才发觉：已经是12点15分了。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停下脚步——因为我一门心思只想着我要尽早赶回去。一进车站我才发觉，啊，原来那趟车还在那里停着！晚点了，它足足在那里停了40多分钟！气喘吁吁地上了车，我的心里一时却充满了对人生和命运的感慨。天虽然阴着，我的未来看来却是一片光明了，当然，如果车能再开快点，情况就更好了。
下了火车坐长途汽车，最后的那几里山路简直就不在话下了。但刚进山走了不久，天就打雷了。返回镇上去避雨，已经来不及了。没办法，我只有拼着小命往队里跑了，但人哪里跑得过雨啊！直到这时，我才后悔，怎么没把写的字用个塑料袋子包了。眼看装它的信封就要淋湿，我急忙跑到树下，脱下衣服把它包了。但是不行，雨越下越大了。完全是下意识，我趴在地上，把它紧紧地压在肚皮底下……但是没用，不一会儿水就没过我的屁股，把它泡成一包稀糊糊了。我哭了，伤心地哭了，也不管下的是冰雹还是刀子，只往回跑。完了，一切都完了。我像个疯子似的跑回宿舍，躺在炕上。又像在梦中，只不知大家在一旁议论什么，说哪儿山溜了，窑洞坍了，把老支书压死了。我一下惊得坐起来，说：“胡说，老支书在哪儿死了？！”大家奇怪说：“在队部。你不会看去。”
踩着泥水，顶着风雨，我哪里还找得到队部和那个窑洞的影子……我实在不敢往下想了：假若火车早晨没有晚点，我现在恐怕也和那个窑洞一样踪影难觅了……
当然，第一批返城知青的名单里没有我，但过了不久，大家都返城了。假若第一批回去，我一辈子也许就窝在那个小厂当小炉匠，后来也就不会被分到一个机关当秘书去了。人生的事，投机好还是不会算计的好，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