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每个诗人的创作历程都不是凭空踏步。如果不介意的话，你是否可以坦言自己的诗歌创作受谁的影响最大？你在创作中是否因这种影响而焦虑？
我的诗歌写作所受的影响来源很多，也是分阶段的。叶赛宁的忧郁、勃莱的简洁、艾略特的繁复、里尔克的尖锐都曾让我迷恋一时，但20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十年中，最让我倾倒的还是毕肖普和阿什贝利。前者的客观化描述，精细入微，直接将真实转化为幻觉，她画家似的眼光符合我对存在所持的“看护”态度；后者满足了我对复合性的需求，他的诗在反讽中暗含了悲哀，他认为诗是关于诗的诗（关于事物如何进入意识并随后产生意义的过程，即诗歌生产它本身的过程）这一观念，给了我很大启示，可以说，阿什贝利在“客观化”上的实现（选择包罗万象的意义而非单一的意义）在另一极端符合了我力求“中道”的作风。我曾从1992年起陆续译出了毕肖普的诗全集，阿什贝利的11本诗集，包括《凸面镜中自画像》《网球场宣言》《春天的双重梦幻》《山山水水》《三首诗》等，度过了艰难而幸福的沉浸时光。
这种或隐或显的影响非但不使我焦虑，反而激发了我自身的潜质。他们或许不过是维吉尔式的引路人，引领你经历“暂时之火”，而“永恒之火”则需要我们自己去经历。这正如美国女诗人卡伊·伯伊勒所言，这种吸纳与整合，是为了“努力保持轻盈，挂在自己的骨架上，不靠牛马的饲料成长，在孤独的镣铐里，不使瘦灵魂变肥。”
2、诗歌观念及审美尺度是一个自觉的诗歌写作者必须明确的问题。你的诗歌观念和审美尺度如何？它是动态的还是相对稳定的？你的哪些作品可以作为这些理念的佐证？
我认为诗歌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局限的概念，在生命的每一阶段，对诗歌的要求都会有所不同。正如克尔凯戈尔将人生分成三个阶段一样，“审美阶段”的诗歌可能会华美、野蛮、表象一些。“道德阶段”（我觉得自己现在便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可能要求诗歌承担起人的责任和语言的责任。在这里，真实与客观这两个要素会发生凸显，这时我们考虑的，是如何准确而入骨地表现出事物的本真状态。我曾不无极端地使用过“记录”和“列清单”的方法，并首先提出“伪叙述”，以抵消“叙述”的泛滥造成的窒塞，破除单一视角的武断，而代之以回环的动态视点，所谓“散点透视”和“复调”（我在一篇文章中较详尽地论述过这些）。也许，最终我们会过渡到那个“宗教的人”，只不过我尚在怀疑，是否我们的传统中存在这样一种去处。说到底，诗歌是关乎幸福的一件事业，它对灵魂和现实都会有双向培育的作用。在灵魂一方是涤罪，在现实一方是去敝。
在复合性写作这点，我做过较多的实验。时常能让我想起的有《炼金术士》《小慧》《电影院》《本地现实：必要的虚构》《伪叙述：镜中的谋杀或其故事》等。
3、作为写作个体，你是否希望自己的作品对当代诗歌的繁荣与丰富有所贡献？如果是，那么，你区别他人写作的独特价值是什么？
作为个体，只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便是对整体的贡献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也许我们的自我并不存在，也不存在什么独特可言。我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聆听自然的时候，其实只听见了自己的／心跳，甚至心跳也听不到，听到的／只是词语，甚至词语也听不到／听到的只是虚无在云中移动……”（《响水村信札》）我们的自我也许是所有他人的自我，用脐带连在一起，累垂着机器、花朵、棍棒、岛屿、数字，等等。从这一点出发，能反思自己（据研究，人体细胞的９０％是细菌等异类组成），能以自己的呼吸方式（语言的和精神的）立于人世，便不失为一种贡献了。你到底为时间祭献了什么，得需要时间本身来决定，现在便认为自己如何如何了，只是个人的骄傲和自欺而已（欺人便更办不到了）。
4、作为转型期的当代诗歌，面临着审美定位、精神定位和价值定位的选择。你认为当代诗歌未来发展的取向是什么？你如何在自己的创作中实践这种取向？
作为转型期的当代写作，我预测的未来发展可能更趋整合。整合意味着单向性的思维会丧失对时代的触及能力。一条街只有两个方向，但每个行人的目的都不同。一部分诗人（北方诗人居多）将在社会批判和理性思辨方面深入下去，他们将保持开放与道义的担当姿态，似可称为新现实主义。而另外一支抒情意味较浓的诗人，则会在日益千人一面的“伪叙述”时代呈现出天然与人性质量。而这两者之中，许多诗人将意识到诗艺建设的重要，专注于文本本身。但能够将各个要素平衡融会的大诗人，似乎还难以在地平线上觅其踪影。
我可能仍会坚持一种沉思与描述并重的诗歌，在内与外之间进行某种转换。
5、谈及诗歌建设，自然包括诗人自身的完善和艺术形式的完善。你认为这两点建设是否重要？倘若重要，那么，它是诗人个人的工程呢，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化工程？当前最不利于诗歌建设的因素是什么？
诗歌成熟的前提是人的成熟，不是变得世故（那只是一枚酸果），而是像歌德那样，在老人的脸上有着一双孩童的眼睛，是在洞悉与透彻中葆有本真的情怀。技艺和感觉是同时出现的，不可割裂。在诗歌对社会的直接作用日益衰微的今天，完善作为人的自身，也许更为重要。伟大的诗歌需要以伟大的人格为基础，可惜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如果诗人也是蝇营狗苟、利欲熏心，我不知道读者还有什么必要关注他们显然是作秀的所谓“诗篇”。
6、可以说，没有一个健康的批评环境，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创作环境。你对目前的诗歌批评感想如何？期待建立一种怎样的批评氛围？
美国有“黑人诗人，白人批评家”这么个有趣的说法。我个人认为，对写作有益的只有诗人或具有诗人洞察力的批评家（如海伦·文德勒）的文字。现在欠缺的是那种客观的分析式批评，它使批评者隐去个人见解去关注文本本身，使文本中的幽微之处焕发出光亮。需要的是耐心的倾听，而不是用生锈的尺子衡量别人。
7、不同的人对诗歌的需求和期待是不同的。你是否认为阶级或阶层的差别仍是今天区别不同诗歌内涵的决定因素？譬如，贵族诗歌和平民诗歌。假如是，那么，当代诗歌的繁荣是取决于不同阶级或阶层审美意识的相互尊重以及思想矛盾的调和呢？还是纵容他们的个性对立，并最终发展为斗争和革命？
对于这个问题，我愿意再一次引用罗兰·巴特的观点，他说，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很自然的诸种意义都是文化的产物，甚至对风景的认识也是受其所在的文化集团的控制的。所以，审美取向肯定有着阶级立场的根源，分化最终将归结为风格的对立，既然一切都是在“语言之中”。
8、显然，语言是诗歌最终的存在形式。越来越多的诗人意识到语言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并且把对语言的诗化实现和抵达看做是诗歌的最高目的。那么，你是否担心诗人过分地迷恋语言将导致诗歌中人文精神的沦丧？你的语言观或运用语言的原则是什么？
诗歌最终是语言？或许我这么反问是出于误解。我恰恰认为诗歌最终只是无言，是感动，那才是最高的境界，所谓不落一字，尽得风流。或许确切地说，诗歌目前的载体仍是语言，在未来，可能语言的诗歌会消亡，而音乐的诗歌、绘画的诗歌、行为（performance）的诗歌、物质的诗歌会分散诗歌，并使之持续。语言首先是一种表达的局限，它通过层层的限定来抵达，更多的时候语言是遮蔽，说出什么便丧失什么。所以不说，所以“欲辩忘言”。话说回来，在使用语言为工具的诗人（所有本真的人都是诗人，正如所有本真的事物都是诗歌一样）来说，不存在玩物（语言）丧志的问题。如果他是诗人，他肯定具有精神质地的优良，而人文精神对于他就在语言中存在，他不是行动者。在这个前提下，“迷恋”语言就是迷恋精神。如果他没有什么独立的人文品格，他就已经不是诗人，那么让他去玩好了，最后语言会把他给玩死。
我一贯是尽量地尊重语言，看护它，净化它，小心地剔除其意识形态的语义积淀，进行必要的“还原”。有时候，我也采取“超载”的手段，以阻断意义的生成。
9、文学即人学，诗歌是人学的人学。假如你同意此观点的话，你是否赞同诗歌在审美之外，应当为人类承负更为艰巨的责任？譬如，在生活上抵御物欲的侵袭，保持精神的完整性，或者坚守道德，唤醒生命中泯灭的善良人性等。
审美就是承负，因为你是诗人，而不是行动者，你是“词语的人”。承负是在诗歌内部的承负，否则就是荒谬。而如何在诗歌内部承负呢？我愿意强调庞德的说法，“技艺是对真诚的考验”。承负语言的压力，使自己的技艺不断完善，就是对良知等的承负了。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别的更谈不上了。“技术主义”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由美学立场过渡来的产物，而美学立场又是有其精神原则为前提的。忽略了这三者的承递关系，将其割裂，已经造成了当下写作对技艺的忽视和误解。需要警惕的恰恰不是“技术主义”，而是虚夸的所谓精神持有者，他们可能不是骗子就是野心家（蹩脚的政治家）。
10、当然，从原则上说，每个诗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在诗歌创作中，他就是立法者，秩序和存在的主宰者。但是，这个自足的世界不是封闭的，每个诗人都希望有更多的读者阅读自己的作品，问题是你向读者敞开的是一扇怎样的门？你试图奉献给他们一个怎样的艺术天地？
我不大顾及读者，如果不那样，我就什么都写不出来。那也是异化之一。在此我愿意引用博尔赫斯的说法（大意）：我写作，不是为了那个谄媚的抽象的整体，也不是为了少数精选的朋友，而是让时间的流逝使我安心。
或者如弗罗斯特那样，以述说自己的痛苦来减轻时代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