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白派女诗人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1928～1974年）名字中的Sexton在英文里为教堂司事，“担任管理教堂、敲钟、挖掘坟墓等工作”。1974年10月，在与好友玛克辛·库明（Maxine Kumin，也是优秀的女诗人）一起用完午餐后，塞克斯顿在波士顿她自己的汽车里吸一氧化碳自杀了。
翻出《1940年后的美国诗歌》，发现自己总共才翻了她的三首诗，《她那类》《他皮肤的苔藓》《写于穿越长岛海峡的渡船上的信》。她在《写于穿越长岛海峡的渡船上的信》中写道：“我吃惊地看见海洋仍在继续……哦，好吧，我说，我会救我自己。”语调还是自信的。而在《她那类》中则变得决绝：“一个那样的女人根本不是女人，一个那样的女人不会被理解，一个那样的女人不羞于去死，我一直是她那类。”
安妮·塞克斯顿相信，最有趣的诗是从个人经验中写出来的，从一开始，她的创造性冲动就来源于“从她自己的传记和心理事实的混乱中塑造出形式的需要”。按照常规的理解，诗歌本身的“驱魔”作用应当能使诗人从不平衡走向平衡，给内心的混乱赋予形式，并因此获救。塞克斯顿自己对死亡的态度并非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她曾和普拉斯一起讨论自杀问题，她说：“自杀毕竟是诗歌的对立面。西尔维亚和我常谈论对立面，我们热切地讨论死亡，我们两被死亡吸引，如同飞蛾扑火，牢牢地被吸引了……死亡吸引我们的那一刻，我们感到身临其境……我们谈论死亡，这对我们来说是生命，不管怎么说是永久的生命，或者更好的生命，我们目不转睛，手指紧紧地抓着玻璃杯……”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她们对死亡的迷恋是形而上意义的，其中有着存在主义“向死而在”的意味，不是实际地去死，而是通过对死亡的思考认识自己的本己属性，认识到自己是不可替代的、个别的，从而进行自主的选择。
然而，自白派主要诗人最后都以自己的“掘墓人”之手了断了自己。1963年，一个严寒的下雪天，普拉斯吸煤气自尽；1972年，贝里曼从明尼阿波利斯大桥纵身一跃，即成永恒（或虚空）；塞克斯顿以和普拉斯几乎相同的方式背叛了生命（其实也是背叛了诗歌）。这也许说明了这样的问题——即便是在诗中谈论死亡、迷恋死亡，也会唤起内心的死亡本能，因为所有有机体的最终目的是返回无机状态。诗歌既抵抗不了坦克（外在的压迫），也抵抗不了内在的分裂。这世上什么也救不了他们。这个结论也许只是表面上显得悲观了一些。因为人力是有限的，我们自己、他人，我们人类创造的东西，都无法从根本上拯救我们。但是，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所以，这样的结论实质上是最为客观的。
1974年10月4日的那个中午，我们不知道到底她和库明谈了些什么。库明是她最好的朋友。塞克斯顿回到家后，喝了几杯伏特加，打了一个改变约会时间的电话，然后去下手上的戒指丢在包里，打开衣柜取出母亲的皮大衣。她曾对人说每次她穿上它就觉得自己很像自己的母亲。穿好大衣后，她又端起一杯伏特加，走进车库，关上门，坐进那辆红色的美洲狮，打开收音机，也打开了发火装置……
奇怪的是，同样是自白派的重要诗人，普拉斯在中国的译介要远远超过塞克斯顿。迄今为止，尚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塞克斯顿选本问世。
值得一提的是，她们都有着非凡的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