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同学们，你们好！你们来这里听讲座之前，应该在海报上看过了我的简介，知道我是一个写作者。但今天，我要讲的话题，是无关于文学的，而是完全关于良知的。或许你们会想，你一个写作者，为什么撇开文学，来讲良知呢？这主要考虑到以下两个方面：一、当前的中国，其他的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良知，所以我们都很有必要补一补；二、作为一个写作者，“凭着良知写作”一直是我的写作基点。这也等于说，如果失去了“良知”这个元素，写作对我而言就变得毫无意义，所以现在来做良知的讲座，应该也是合情合理的。
一
好，言归正传。今天，我要跟大家交流的话题，就是“良知对于人生的重要性”。说起这个话题，要提到你们宁波的两个大名人，一个是明朝的王阳明，他原名叫王守仁，出生在宁波，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二程、朱、陆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良知”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孟子提出并使用的，但真正让它的内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就是王阳明先生。
他提出的“致良知”说，就试图用这一道德体系改变明中期内忧外患的处境和士风日下、道德沦丧的社会风气，以道德修养和实践改观社会风气，通过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使人们向善从善，提高整体社会的道德水平，升华人的精神素养，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睦，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致良知”说不但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在今天同样也具有现实的积极作用。
另外一个我要讲到的大名人，就是名闻天下的第一大儒方孝孺。方孝孺是宁海人，他是明代的大臣、著名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就是你们的这位老乡，在“靖难之役”期间，因为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刚直不屈，孤忠赴难，被诛十族。
被诛十族是一个什么概念？大家可能都知道，历史上常见的有被诛九族，这九族包括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具体一点讲，就是当事人全家要被处死，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也要被处死，就连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甚至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都要被处死。而被诛十族，要被处死的人更多了，不光光上面提到的人要全部被处死，就连当事人的门生（通俗一点讲就是他的学生）和朋友也要统统处死。据有关史料记载，方孝孺那次事件被诛的十族，被杀掉的人共达873人，投入狱中和被流放充军的人更是超过数千人。
按一般人的想法，方孝孺是用不着死的，他的十族也不会被诛死，只要他为朱棣起草一个诏文。不就一个诏文吗，不但自己可以活，他的十族也全保住了，而且还可以为朱棣所重用。但是，这样活下来，对方孝孺来说，却是一个奇耻大辱。面对专制君主的屠刀，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舍生取义也。”一个“义”字，通俗一点讲，也就是“良知”。他只有选择死，这是他不辱自己名节的唯一途径。尽管现在看来，他的死带有一定的封建色彩，但他的那种精神，在历史上实在是罕见的，不失为一座丰碑，一种恒久的精神力量，为中国文化史填写了精彩的篇章，应该值得我们无限敬仰和赞颂的。
二
上面我围绕“良知”这个话题，举了你们两个老乡的事例。从中，一方面已解释了“良知”这个概念，另一方面也列举了历史上坚守良知的最著名的典范。接下去，针对“良知”这个问题，我再观照当前中国的现状，跟大家进行深入交流一下。
前段时间，我在游览网页时，偶尔看到了一篇网文。该文对2010年相关“良知”的大事件，进行了归纳，分别为：“校园血案”“拆迁战争”“矿难哀歌”“工潮连绵”“疫苗血泪”。
该文在提到“校园血案”时，这样叙述：“这一年，至少发生了七起惨烈的校园血案，分别是：3月23日，福建南平，失业医生郑民生杀死8名、重伤5名小学生；4月12日，广西合浦一小学发生血案，死伤多人，其中1名小学生死亡，3名小学生受伤；4月28日，广东雷州一陈姓教师，砍伤16名小学生和1名教师；4月29日，江苏泰兴一幼儿园被袭击，32人受伤，其中幼儿29人（这个伤亡情况曾受广泛置疑，真相如何，至今不得而知）；4月30日，山东潍坊一小学受袭，5名学生受伤；5月12日，陕西南郑一幼儿园受袭，至少9名幼儿死亡，逾20人受伤；5月24日，江苏武进一幼儿园遇袭，至少1名幼儿死亡。”
“拆迁战争”这一条，文章是这样写的：“除9月10日宜黄拆迁自焚案外，这一年在拆迁战场上，影响比较大的战役，还有3月3日武汉黄陂70岁老太王翠云被推土机活埋案，以及10月30日太原孟姓博士之父被入室打死案等。其他大大小小的战斗更是数不胜数，拆迁部队在全国城乡均取得了全面胜利。”
在提到“矿难哀歌”时，作者如此描绘：“矿难是中国多年来绕不开的哀伤。这一年，比较大的矿难有，1月5日死亡34人的湘潭谭家山矿难；3月1日死亡32人的内蒙古骆驼山矿难；3月28日死亡38人的山西王家岭矿难；3月30日死亡44人的河南伊川矿难；6月21日死亡49人的河南平顶山矿难；10月16日死亡37人的河南中平矿难等。……在其中，王家岭矿难最为牵动国人的心。据说是成功救出了115人，成为人类矿难救援史上的第一奇迹。”
“工潮连绵”作者写得很简短，但很悲壮：“富士康的‘十几跳’令人震惊。一个接一个的年轻员工，竟然以生命的代价，去控诉一个罪恶的经济制度。何其惨烈啊！”
“疫苗血泪”，文章这样写道：“在现代社会，‘专业’仿佛成了令人肃然起敬、不敢置疑的存在状态。其实不然，不管是专业的工程师、专业的公务员、专业的医生，还是其他任何职业，这种‘专业’都必须要建立在良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专业’的尊严，发挥‘专业’的威力。如果失却了良知，所谓‘专业’，就成了骗人的幌子和杀人的凶器。
以山西为主，全国各地不少人因使用这些假劣疫苗，而致死致残。酿出大祸后，卫生部上下不但不做丝毫反省、检讨，查找原因，追究责任，反而利用所谓的‘专业’障碍，来继续欺骗社会，吓唬民众。相关受害民众家破人亡后，投诉无门，不得不四处上访，又遭四处打压，甚至抓捕。真正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血泪纷飞。”
这里，我之所以不惜占用你们的宝贵时间，将那篇网文所归纳的五个事例长篇累牍地照搬过来，无非是要说明：在当前的中国，每一个领域，每一处角落，良知都像泥坝一样，在利益和私欲的冲击下，毫无抵御地决堤！使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被淹没的危险。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坚守良知显得尤其重要，更加具有意义。
三
在座的大都是大学生，换句话说都是未来的知识分子，而我除了写作者的身份，还有一个身份是“浙江省知联会理事”。“浙江省知联会”全称“浙江省知识界人士联谊会”。这个组织是由浙江省知识界人士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党外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的社会团体。这也就是说，我现在同样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来跟大家进行交流的。所以，我就先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跟大家探讨一下坚守“良知”的意义。
其实，“良知”与“知识分子”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确切地说，“知识分子”这个称谓的产生是跟“良知”密切相关的。要讲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先要了解“知识分子”这个称谓的来源。
“知识分子”这个称谓的由来，跟一桩叫“德雷福斯事件”的公案有关。那是1894年，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诬向德国人出卖军事机密，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但随后法国情报机关查出一名同此案有涉的德国间谍，从而得出德雷福斯无罪的结论。但法国军方无意纠错，层层掩盖真相。
“德雷福斯案”暴露了当时法国司法界的种种陋习。1896年前后，犹太裔记者拉扎尔对该案的报道促使关注该案已久的著名作家左拉于11月25日在《费加罗报》上撰文声援德雷福斯。次年1月13日，军事法庭第二次宣判德雷福斯有罪后的第三天，左拉又在《曙光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我控诉！》一文，激烈攻击军方乃至整个司法制度的不公正性。
左拉的文章发表后，当时还年轻的普鲁斯特和很多学生一起为德雷福斯鸣冤叫屈，在他们的奔走下，无数知识分子签名、要求该案件重审的请愿书也在《曙光报》上发表了，其中仗义执言的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法朗士和印象派画家莫奈等。
左拉因为连续发表反对当局的文章而被起诉，并被判一年监禁和3000法郎罚款。左拉的战友，法朗士在1898年2月19日出庭为左拉做证。《曙光报》的主编、后来著名的政界人物乔治·克雷孟梭也为左拉四处求情。同年，法国出版了一本《法国文学界向埃米尔·左拉致敬》的书，书中那些支持左拉的人，被称为崭新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当然，有着社会道义和人间情怀的“知识分子”的抗争没有白费工夫。后来的情况是这样的：1899年6月，德雷福斯从魔鬼岛回到巴黎；9月9日，法国总统宣布对德雷福斯“特赦”；1906年7月12日，最高法院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无效，蒙冤12年的德雷福斯终于彻底平反；1908年，法国政府将去世后的左拉迁入先贤祠。
在《我控诉！》发表百年后的1998年1月，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公开信，庄重纪念“已成为历史一部分”的《我控诉！》100周年，他在信中这样评介左拉说：“让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冒尽风险，不顾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执笔为真理服务……一如伏尔泰，他是最佳知识分子传统的化身。”
通过上面的事例，我们不难理解“良知”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可以深刻地感悟到坚守良知的意义，那就是——正因为左拉对良知的坚守，捍卫了真理正义，阻止了公权蜕变，保护了共和民主，挽救了法国荣誉，同时也给全人类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四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一定都会为中国的现状摇头叹息。是呀，纵观当前国内知识界，还有多少知识分子，具有左拉他们那种社会道义和人性良知呢？！更不要说像他们那样为正义而呼唤，甚至于牺牲自己的利益和生命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整个社会，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悖论：“我们想念那些有良心的人，却都不愿意去充当，谁都不愿意做英雄，只想坐在路边，当英雄经过的时候，给他们鼓掌。那些用生命去书写的人不见了，那些将我们拼命唤醒的人不见了，那些举着火把带领我们前行的人不见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只剩下我们，除了纪念，除了想念，没有其他办法可想。”
这也正如曾试图唤醒德意志人民要求国家统一的德国哲学家、爱国主义者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在他的著作《论学者的使命》中所言的那样：“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是呀，连最理应担负起社会道义感的一群人，都彻底违背了苏格拉底所说的“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向前，我就要把通向真理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绝不顾虑后果。”难怪当前的中国沦落成了一个知识界思想真空、人格矮化的国度，光2010年这么短短一年内，就发生了诸如“校园血案”“拆迁战争”“矿难哀歌”“工潮连绵”“疫苗血泪”等众多惨不忍睹的恶性事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生死朗读》？这部电影里，善良而美丽的女主角汉娜是一名普通电车售票员，因战时雇佣为纳粹集中营女看守而在战后受到审判。法官讯问汉娜为什么要在集中营参与筛选犹太人并送去屠杀？汉娜回答道：“那是我的工作，筛选是我的职责。”法官后来又问及在解送三百名犹太人途中，当关押她们的教堂中弹起火时，为什么不打开门锁让其逃生反而见死不救？汉娜的回答是：“打开门会出现混乱，我们是看守，要维持秩序，要为此负责。”
汉娜的回答让我们惊诧。在我们看来那分明是伤天害理的罪责，但在她却是面无愧色的职责。汉娜为什么不认为杀害犹太人是罪行？为什么她连基本的善恶都区分不了？是什么让她将罪责视作为职责的呢？职责与罪责，却原来同于一体，虽然它们有泾渭之分，但在特定历史下会自动变换而不露痕迹。只有人内心的良知才具有判断和识别的能力。一旦良知丧失了，善恶和是非就不能再分辨；而罪责视为职责，也就成了必然。
一位普通、善良而美丽的女子“忠于职守”而成为纳粹罪行的从犯，这毕竟有些残酷。“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这是汉娜法庭上对法官的反问。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反问。设身处地，你能放弃合作从而失去工作的机会或升迁的前景、甚或陷入某种更加不利的境地吗？如果不能，那么你就成为罪恶的同谋或充当邪恶的打手。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丧失良知的个人是可悲的，丧失良知的时代是可怕的。德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汉娜也因此受到处以刑期的惩罚。汉娜以忠于职守为规范，以维持秩序为准则，服务于纳粹邪恶事业而成为民族悲剧制造的参与者，到头来又是这一悲剧灾难的受害人。这种历史悲剧的双重角色表现在小人物身上，具有特别的醒世意义。
五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在上面的交流里，我为什么特别强调“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中坚与脊梁。社会的变革，也往往由他们发起，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国的五四运动。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就是推动时代进步的精英。而你们都是未来的知识分子，让你们树立起责任感与良知，不仅是家庭和大学的责任，也是全社会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从目前中国的现状来看，大学生自我责任意识明显地在增强，对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发展要求也比较高。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家庭责任意识不是很强，爱情、婚姻责任观念相对比较混乱，职业责任认识有些模糊，他人责任和集体责任观念较为淡化，合作意识不强等。总体来说，自我责任意识在提升，但社会责任感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另外，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追求高消费，脸不红心不跳地向家长要钱，根本不认为是什么有愧的事情。这个问题和家庭教育有关。看看现在从农村到城市，几乎都是一个理念“再穷不能穷孩子”，倾家荡产也要送学生上大学、出国。培养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不是把培养他的责任心作为成长的一个基本条件，更没有把人格健全作为基本目标。因为这样，导致了很多问题的存在。
就以今年发生的深圳一北大毕业公务员殴打亲父母事件为例：
廖祥光，男，1952年生，湖南郴州桂阳县莲塘镇三候村人，家中有两女一男三个孩子，儿子排行老二，从小读书就很争气，全村都很有名。2000年，儿子考上了天津财经大学，此后更是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就读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
就是这样一个北大硕士毕业、在深圳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工作的高才生，竟对远从湖南赶来照顾媳妇和孙子的父母实施家暴，不但打母亲耳光，父亲廖祥光的胳膊也被咬得鲜血淋淋，对挣钱供其上学的姐姐也是拳脚相加。
据廖祥光的老伴（也就是这个高才生的母亲）说：“从4月15日到8月26日，我被打了7次，多次被甩耳光。”她说，她来深圳带孙子，还帮助儿子做饭做家务，但是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被儿子打骂。比如廖惠莲在家里说湖南家乡话，比如儿子和老婆吵架，比如廖惠莲有时犯了头痛的老毛病，这些都能成为儿子动手的原因。她还说，有一天，儿子骂她是个猪，老家伙怎么不撞车去死，她整整哭了一夜。
这是一个人伦惨剧，让人震惊。母亲把儿子拉扯大，赚钱让他上大学，毕业成家后又帮他带儿子，这是天底下最无私的母亲了，但是，儿子居然多次对着母亲甩耳光、辱骂，还动手殴打生父，扯碎生父的衣服，咬伤生父的肩膀，这是何等丧尽天良，何等无耻，何等残忍！
更严重的，还有著名的药家鑫事件：
2010年10月20日23时许，西安某高校大三学生、21岁的药家鑫驾驶红色雪佛兰小轿车从西安长安送完女朋友返回西安，当行驶至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外西北角学府大道时，撞上前方同向骑电动车的张妙，后药家鑫下车查看，发现张妙倒地呻吟，因怕张妙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便产生杀人灭口之恶念，遂转身从车内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对倒地的被害人张妙连捅数刀，致张妙当场死亡。杀人后，被告人药家鑫驾车逃离现场，当车行至郭杜十字时再次将两情侣撞伤，逃逸时被附近群众抓获，后被公安机关释放。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经法医鉴定：死者张妙系胸部锐器刺创致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而正是这个药家鑫，据他的辅导员纪老师介绍，他在校学习非常出色，第一学年获得学校乙等奖学金1000元。他所在班级共有87人，能获得奖学金，成绩至少应在前十名。对于药家鑫的行为，纪老师称，她感到既痛心又惋惜。因为药家鑫的钢琴水平已经达到10级，在校外带着几份钢琴家教，每节课60至100元。
记得，像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大学生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为那时的社会给大学生创造了条件，只要考上了大学，就不会担心毕业找不到工作。但现在不一样了，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大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毕业找不到工作，连自我责任都担当不了，更不用说家庭责任、社会责任了。所以，当代大学生实用主义倾向增强，社会责任感有所减弱，应当说和当前社会大环境有关。
但是，越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一名大学生，越应该加强自身的责任感，为今后担当起社会的重托，实现人生的理想而打下扎实的基础。
六
那大学生该如何重塑自己的良知意识呢？其实，良知人人都有的，只要通过正确的引导，通过社会道德的约束，通过不断的自我反省，人的良知就会不断自我升华。而作为大学生，我们首先要正确认识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幸福。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百度了一下“成功”和“幸福”的定义，我觉得百度上阐述得很到位，它说“成功就是达成所设定的目标。成功其实是一种感觉，可以说是一种积极的感觉，它是每个人达到自己理想之后一种自信的状态和一种满足的感觉！”
而幸福呢，百度上说是“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
其实，对于什么是成功和什么是幸福，美国生物学家及教育家乔登早就总结过：“品德成功论强调，圆满的生活与基本品德是不可分的。唯有修养自己具备品德，才能享受真正的成功与恒久的快乐。没有正常的生活，就没有真正卓越的人生。”乔登所说的“基本品德”，也就是我在说的“良知”。
这里，我先来讲一个关于“天堂”的小故事：
一位行善的基督徒，临终后想见天堂与地狱究竟有何差异？于是，天使就先带他到地狱去参观。
到了地狱，在他们面前出现一张很大的餐桌，桌上摆满了丰盛的佳肴。基督徒说：“地狱的生活看起来还不错嘛？”天使对他说：“你不要急，再继续看下去。”
过了一会儿，用餐的时间到了，只见一群骨瘦如柴的饿鬼鱼贯地入座。他们每个人手上拿着一双长十几尺的筷子。可是由于筷子实在是太长了，最后每个人都夹得到，但吃不到。这时，天使问基督徒：“你真觉得很悲惨吗？好，我再带你到天堂看看。”
到了天堂，同样的情景，同样的满桌佳肴，每个人同样用一双长十几尺的长筷子。不同的是，围着餐桌吃饭的可爱的人们，他们也同用同样的筷子夹菜，但他们在喂对面的人吃菜，而对方也在喂他吃。因此每个人都吃得很愉快。
天堂里的人跟地狱鬼，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样的佳肴，为什么却具有不一样的幸福感呢？这主要是因为，天堂里的人心中有“爱”，也就是我们在谈论的“良知”。所以，他们的人生就焕发出了异样的光彩。
下面我再讲一个发生在现实中的事例：
25年前，有位教社会学的大学教授，曾叫班上学生到巴尔的摩的贫民窟，调查200名男孩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做一评估，每个学生的结论都是“他毫无出头的机会”。
25年后，另一位教授发现了这份研究，他叫学生做后续调查，看昔日这些男孩今天是何状况。结果根据调查，除了有20名男孩搬离或过世，剩下的180名中有176名成就非凡，其中担任律师、医生或商人的比比皆是。
这位教授在惊讶之余，决定深入调查此事。他拜访了当年曾受评估的年轻人，跟他们请教同一个问题，“你今日会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什么？”结果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回答：
“因为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
这位老师目前仍健在，虽然年迈，但还是耳聪目明，教授找到她后，问她到底有何绝招，能让这些在贫民窟长大的孩子个个出人头地？
这位老太太眼中闪着慈祥的光芒，嘴角带着微笑回答道：“其实也没什么，我爱这些孩子。”
这个故事中，因为那位老太太对孩子们的爱，也就是说她坚守了一个教育工作者最起码的良知，从而改变了近200名原本“毫无出头的机会”的孩子的命运，从中她也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快乐，实现在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最崇高的理想。
从乔登的总结和上面的两个例子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良知对于人生，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七
上面我讲到良知对于人生的重要性，那么作为在校大学生，应该怎么去坚守良知呢？接下去，我要讲的几个例子，也许可以给你们一些启发。
众所周知，艾滋病是人类最严重的疾病，在非洲，它已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成千上万的人处在病症的折磨中，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向死亡靠近，成千上万的人对艾滋病的预防和传播并不了解。而社会舆论尚停留在对艾滋病人不遗余力进行道德谴责的最初阶段。
然而，塞姆克利丝，这位普通的南非妇女站了出来，出人意料地宣布自己患有艾滋病。她的良知告诉她，不能再把艾滋病当成隐私，唯一的理由是，这样做对公众有好处，这样可以教育和挽救她的同胞。
形销骨立的塞姆克利丝坐在沙发上，眼神中流露出忧伤和渴望，身边坐着她健康顽皮的儿子，她让摄影师给她照了张相。一个月后，病魔夺去了她美丽的生命。虽然疾病侵蚀了她的肉体，但是，她始终保有健康的心灵，她的心中有一块圣洁之地，圣洁之地安放着“良知”两个字，连魔鬼也无法夺去。
我再来讲一个事例：
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四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他的好朋友，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德。几声枪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朋友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柏林墙被推到，而自己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东德当局命令守护柏林墙的士兵对企图逃往西德的东德人格杀勿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力，所以他是无罪的。
但这并未被法官采纳。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者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在这个故事里，作为一个士兵，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就是坚守了他的良知。
下面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中国：
2006年的超强台风“桑美”夺走了苍南老人吴乃宜的三个儿子，并给这个破碎的家留下了60多万元的债务。漫长的五年里，这位孱弱多病的驼背老人背着生存与欠债、悲伤与压抑的双重重负，步履蹒跚却又坚定地走在“子债父还”的诚信守诺之路上。老人每天喝稀饭，编渔网，勒紧腰带已经还掉40多万元。广大网民纷纷敬称他是“诚信老爹”。
当年已经77岁高龄的老爹，面对巨额的债务，完全可以扯皮耍赖，反正已经这把年纪，而且家中也是这样的情况，任何人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是老爹说“做人要讲诚信，要凭良心，哪怕借了一分钱都要还。”“儿子已经死了，我不能丢儿子的脸！”没有否认、没有推诿，只有勇敢地挑起沉重的负债。相比而言，两个拿了钱留下孩子就走了的儿媳妇是何等的恶劣和不堪，弃几十万的债务于不顾，甚至弃孩子于不顾，只顾贪图享乐，将“良知”二字抛于脑后。
听到这里，有些学生估计会感到很为难：“我没得艾滋病呀！”“那我不是士兵呀！”“我也没有诚信老爹那种还债的机会呀！”其实，真要坚守良知，未必一定要碰上“机会”，在日常生活中，便能实现。
前不久发生的佛山小悦悦被撞事件，大家肯定都耳熟能详：
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在广东佛山南海黄岐镇广佛五金城，两岁的小悦悦在家门口的巷子里玩耍着，一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猛然加速，将悦悦撞倒卷到车底。司机停了一下车，又加油门开走了，后轮再次从悦悦身上碾过。两名路人先后路过均对倒地的悦悦不理睬，接着悦悦被一辆小型货柜车再次碾轧。之后五分钟往来的十余个路人均不闻不问，直到一位拾荒阿姨看到，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
听了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很清楚：要坚守良知，其实不难，只需要像那位捡垃圾的阿姨一样，在小悦悦刚被撞倒的时候，扶她起来就行了。而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屡见不鲜，比如看到盲人过马路，你有没有去搀扶？又如面对乞讨的老人，你有没有给予？再如目睹扒手即将作案，你有没有提醒被窃者？
那所有的一切，都涉及良知的问题。关键在于，你有没有熟视无睹？你有没有出手相助？
八
如果一个人缺乏了良知，就会有人因此而遭受灾难，像药家鑫，因为他丧失了良知，导致了无辜者张妙的死亡；如果一个企业家缺乏了良知，他公司里生产出来的产品就会让众多无辜的百姓经受痛苦的折磨，像2008年的毒奶事件，对无数婴儿造成了危害；如果一位身居要职的官员缺乏了良知，那么人民的福利将无从再谈起，人民的困难将无法再解决。而如果一个民族缺乏了良知，将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呢？
就拿纳粹德国来说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分子为镇压异己和推行种族主义，在国内和被占领国建立了众多集中营。集中营也称“死亡营”，通常建有用于大规模屠杀和进行人体试验的毒气室、尸体解剖室和焚尸炉。二战期间，纳粹集中营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二战中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种族灭绝灾难。纳粹用“死亡坑”“死亡营”等大批量、集中的手段屠杀了582万犹太人，使欧洲犹太人骤然减少了1/2，世界犹太人减少了1/3。最残酷的奥斯维辛死亡营用毒气室杀害了100万人。人类绝不能忘记纳粹大屠犹的事实，绝不能让大屠杀悲剧重演。
无独有偶。文化大革命，也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按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
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级行政、司法和临时运动组织完全不必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程序和原则而判决处决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医疗服务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杀的。有些人的死刑没有经过审判，往往是一个人说了算，例如：张志新。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公开这一数目。由于“文革”期间各国家职能机构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可能这一总数早已无准确记录、统计的可能。同时“文革”期间中国基本对境外完全封闭，而国内正常信息的传递也陷于瘫痪，所以国内外非政府机构也无法做出可信的计算。国外科学家依靠在国内出版的县志资料计算1966年~1971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
由此可见，如果一个民族缺乏了良知，那带来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正因为良知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无数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把正义和良知看得比生命更重。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代都可以找到许多。如魏晋时代的嵇康，不苟同于司马昭集团，一篇《与山巨源之绝交书》写得酣畅淋漓，最后招致杀身之祸；清代的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清失败后，以死来抗命清朝廷征召他赴博学鸿词和参修国史；近代有作为古文化煞尾者的王国维，因不忍心看到祖国被蹂躏列强的铁蹄下，身投昆明湖自尽；现代有“真理的女儿”张志新，她在“文革”这个最惨烈最黑暗最痛苦的岁月，敢说真话反抗专制压迫，最终被惨无人道地割断喉管折磨致死。
大家都很清楚，当前中国，良知正在缺失，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而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分子，都有义务来改变这种现状。所以，我特地来做这个讲座，希望通过自己的弱薄之力，来提醒在座的各位，去恪守良知。因为良知，是人类文明的底线和基石。只有人人都有了良知，我们的社会才能平安和谐，我们的民族才会蓬勃发展，我们的国家才会繁荣昌盛，我们的人生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好，我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