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七言古诗《韩碑》，叙述了韩愈奉敕作碑文以及立碑、毁碑的经过，对此事件的评价。
唐代自玄宗到顺宗，因藩镇叛乱，京都不守，皇帝狼狈出奔，蒙羞蒙耻。唐宪宗命宰相裴度讨敌，以雪列圣之耻。裴度的十四万大军攻破蔡州，活捉贼首。为此，“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皇帝高度评价了裴度的功劳，并命他的下属，随军做行军司马的韩愈为之撰写碑文，勒石立碑，以为纪念。碑文借鉴尧典等文，写得文采飞扬，言辞深切。碑立起来了，“碑高三丈字如斗”。但是，好事做了，麻烦来了。有人向皇帝进谗言，说韩愈的碑文包藏着私心。言外之意应该是写裴度的功劳多了，功高震主了。于是乎，“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碑趴下了，上面的文字也被磨掉了。类似的场景我们在电视上看过，伊拉克人把长绳拴在萨达姆塑像的脖子上，一个个地拽倒捣毁。历史真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论所为对错，手法出奇的一致。
韩愈的遭遇很悲惨啊！但是，韩愈的功，裴度的功，是难以被埋没湮灭的。因为，“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碑文若天地浩然正气，早已深深刻在烙在人心里了，并未因碑文被磨掉而从人心中流失。
读《韩碑》，最震撼我的，是这两句：“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
人类的思想、事迹等等一旦成为文化，便很难被人为地扼杀与湮灭。
《韩碑》说，“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商的盘和孔的鼎都有铭文，器物虽遗失了，文辞却代代相传。这就是明证。秦始皇“焚书坑儒”，书烧了不少，儒士活埋了不少，但儒与文化，中华文化，仍然鲜活地存在着，蓬勃地发展着，这也是明证。
其实，可以支持李商隐观点的事例很多。
藏族的《格萨尔王》，英雄史诗，长达几十万行。这部史诗，基本上是靠民间艺人一代又一代吟唱背诵，流传下来的。为什么能够流传？因为格萨尔是他们民族的英雄，他们心目中的神。
除了藏族，我国的其他少数民族，比如蒙古族以及西南的一些民族，许多也虽无碑，也无书，却有“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气势宏伟、可歌可泣的史诗和民间叙事诗。
有内涵，有深度，有能力，有活力的思想是禁不住的。
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华民族道德的重要凭依。“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攻势猛烈，但“孔家店”的某些柱石仍然屹立在中国人的心里。孔家店有该打的地方，全盘推倒则不可行。“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把“四书五经”以及《三字经》《千家诗》《女儿经》等等都纳入了批判讨伐的范围。可年轻的一代，通过“批判”，接受了儒家文化的滋养与沐浴。
历史的事实也是抹杀不了的。中华有丰富的著述，清朝皇帝为了删除内中揭露他们祖先原始落后习俗，以及其宫廷斗争中的肮脏内幕的内容，毁掉了不少书，但他们的那些破事，今人仍然知道。
西方先进的思想，遭到过中国守旧势力的抵抗。所谓“奇技淫巧，坏我民心”。但如今，电灯电话飞机火车电脑等等，一股脑儿进来了，普及了。而我们引进科技、发明创造的脚步仍不可能停歇。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遭到了更为残酷的围剿，抄家搜书烧书禁书，反动当局诸般手段用尽，可是呢，马克思主义却如白居易笔下的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日月在天，江河行地，遮不住，阻不住，并且终于有了结果，“剥夺剥夺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历史上，许多的政治家，许多的文人学者，许多的文学家艺术家，因为其著述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对统治者有所讽喻和揭露，对于人民民主、自由意识的苏醒与强化有引导与唤起作用，所以遭禁了，遭毁了。但是，有如“韩碑”一样，其内容，早已“入人肝脾”了，发挥作用了。毁掉的，只是表象的东西。
中国人有一些很不好的意识和传统，以言废人和以人废言即是。以言废人，那是治思想罪的做法。连脑子都不让活动，专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人废言呢，也很可笑。某人也许因为多种原因犯了错误甚至罪行，这个人被社会制裁了。他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一个人栽了跟头，并不意味着他的一生都是错的，他一无是处、一无可取，他的言论著作统统是反动的、有害的，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也许他的许多言论许多思想许多著作都是正确的，或者大部分，或者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因人被废而废了其言，没有道理，也殊为可惜。因为那些东西，已不仅仅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全社会全人类！
也许骨子里，李商隐是反对文字狱、反对以人废言的，这有《韩碑》为证！
2008．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