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昊建国称帝后，宋夏关系立即跌入冰点，双方开始了长达两三年时间的大规模的交战。交战的结果是，双方均兵疲财困，死伤严重，人心厌战，难以为继。
对于经济势力相对较弱的西夏来说，困难更多。西夏通过三川口、好水川、麟府丰和定川寨四大战役，虽未能得城扩地，但达到了向宋朝显示军事实力的目的，捞到了与宋和谈的政治资本。
宋朝虽势力较强，但连年战争，到处征兵，百姓恐慌，有人为免上战场而自残自毁。战争加重了税赋，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也使朝廷难以承受。宋朝大臣富弼说：“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军可谓多矣，财可谓耗矣。”蔡襄在上疏中说“内则帑藏空虚，外则民财殚竭”。
于是，开始议和。
宋夏议和的过程是艰苦漫长的。夏宋互派使臣请和，其间几经反复。作为第三国的辽国，从中也起了作用。1043年正月，辽兴宗派律敌烈与王惟吉到西夏，“谕夏国与宋议和”。元昊同意罢兵议和。辽国又派使臣赴宋劝和。辽国的斡旋，促进了夏宋议和。
议和的难题在于要价。宋朝要求西夏的，是称臣，是边疆的安宁，国家的安全，是自己的面子。而西夏所要的，自然是钱物，贸易，并且，“仍欲称男不为臣”。宁肯当儿子，不肯当臣属。而且元昊“不肯称臣，索物太多”（欧阳修语），要价太高。
对于西夏的贪得无厌与狮子大开口，宋朝大多数官员以为必须予以抑制。欧阳修提出：抑绝分外要求；只许沿边市易；不许青盐内销。
就在宋朝大臣们纷纷向皇帝进言献策之时，宋朝的使臣张子奭、王正伦却已经接受了西夏关于增币、市易与青盐弛禁的要求，即岁赐等达到二十万钱物，贸易不限于沿边，允许青盐内销。张、王二人为什么要答应这些要求？这里面有西夏的军事高压，辽国的压力，有宋朝皇帝及某些臣子的畏惧心理与急于求和的要求，但最为重要的，是二人接受了西夏的重贿。他们收受了西夏的金节头冠、胡蹀躞等等。这两个家伙回宋后说“羌人新附，不敢逆其意”。从表面上看，张、王所受的贿并不很重，但他们起码也是因贪蝇头小利，出卖了国家利益。当然，他们之所以答应西夏那么苛刻的条件，还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贪贿坏国，也是一大原因。古语说，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因为受了西夏的贿，宋朝使臣的天平便偏向了西夏一方。
对于张子奭、王正伦二人的行为，谴责者多，但也有人为之辩护。范仲淹说，宋仁宗派人出使西夏时，“满朝缙绅，无一士请行，朝廷召张子奭驿而至，又选王正伦副之，皆敢行不惧……乃遣将命。暨还，得元昊书疏，颇顺于前，愿去号称臣，又有减数节事体。且沙漠穷绝，入不测之地，既能忘生，又不辱命，朝廷擢进两资，不可待以常调也。戎狄素贪，利于厌心，兵扰绝塞，此戎狄之常态，非子奭之过也”。范仲淹的意思是，张、王二人在无人敢去愿去的情况下，接受派遣，精神可嘉。答应了西夏的条件，那是党项人贪婪，不答应不行，与张、王二人基本无关。这些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不能说全有道理。如今的史学界做翻案文章，为李鸿章等人辩护，用的大约也是范仲淹的方法与角度。但事实上，如果张、王二人不受贿，不为金钱所动，完全站在宋朝的立场上，为皇帝与百姓考虑，他们是可以在谈判桌上有所收获的，至少不会一败涂地，这个教训，今天的中国人也应当记取。
2006.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