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西夏传》载：“曩霄（李元昊）用兵多诡计，其左右任事之臣有疑，辄诛杀之。尽更先世所为居室衣冠文字，而国中数有叛者。”
用兵多疑，那是军事家的天性，所谓兵不厌诈是也。军事家如果在战略战术上不用疑兵，不挖陷阱，不设圈套，让人一眼能望到底，那他不说每战必败，但总体上绝对不可能是胜者。
曩霄用兵多诡计，孙武、勾践、项羽、刘邦、韩信、徐达、成吉思汗、康熙、刘伯承、林彪、白崇禧等等军事家，也莫不如此。诡计者，韬略也。韬略乃军事家必备之素质。
我观上面这几句史料，似重点不在说他用兵多诡计，而是用人多疑。而且如果对哪个文武大臣起了疑心，动辄就要砍他的脑袋。元昊无疑是多猜忌并且凶险残暴的，虎狼之属。
大凡有雄心有野心者，特别是开国皇帝，其大脑就特别复杂。他们或在创帝业，或在守君位。他们的帝业哪里来的？从别人手里夺来的。不论揭竿而起的，斩蛇起义的，陈桥兵变的，参加黄巾军的，都是在一批同党一批兄弟的拥戴支持下从别人手里夺得权柄的。既然他们能夺别人的，别人包括他的臣子们也就有可能串通别人，甚至勾结敌国夺他们的。帝王包括元昊疑心很重，滥杀臣子，不说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必然的。这是历史的逻辑，也是如黄炎培老先生所言之历史周期率中的必然环节与特殊要件。
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江山的过程中，也曾有过多疑与滥杀的问题。比如红军时期的反托派，捕杀AB团，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与军事才俊被当作奸细、特务、反革命抓起来，然后严刑逼供，然后一枪结束其生命。比如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把许多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抢救”成了“特务”，并送进了坟墓。比如解放战争，林彪经营东北，辽沈战役后入关的部队是百万人，可据张正隆的《雪白血红》透露，四五年间东北光是逃兵、特务、可疑分子等，毙掉的就有一二十万人。这些事，一方面看是失误，另一方面看则是在严酷的环境中不得不采取的措施。特别是东北军，其环境极其复杂严酷，如不惩治逃兵，部队就稳不住，就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如果不剪除特务，千里之堤会毁于蚁穴。至于错杀的，数目可能不少，但在两军严重对垒，两党生死攸关的特殊时期，实属难免。虽然康生之流在延安搞的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已遭历史否定，遭世人唾弃，但有一些惩治、诛杀被怀疑者的行为，在历史的层面上，却是必然必须的。
李元昊对有疑之臣“辄诛杀之”，其结果可能是防止了一些失误的产生，但错杀滥杀的结果，是“国中数有叛者”。事情两分法吧。对于疑臣，最好用宋太祖赵匡胤的办法，“杯酒释兵权”，剥夺了权力养起来。对于刘少奇，既然他要求回乡当农民，不再居国家主席之要位，让他退休了事，让他回湖南老家养鸡吃荷包蛋，用不着非得整个“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让他戴，并从肉体上摧残与毁灭，而且骨灰盒上还得用假名字。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虽然“文革”时未怎么出现李元昊时期的“国中数有叛者”的情况，但人心涣散了，却是事实。人心涣散了，比出几个叛逆者要严重得多。
2006.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