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牛撇捺文集·意识荒草(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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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名节之矜与不矜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注重“名节”,羞言做官。但从骨子里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比哪国的知识分子都想做官。此种情形,于今尤甚。这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虚伪文化,或者说是畸形文化。

摧残与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恢复了正常的高考制度,培养的大学生逐年增多,而且在研究生的培养方面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年每年大学毕业生均在几十万名,硕士生博士生数万名。按理说,人才济济,可以满足需要了吧?可情形并非如此,许多部门,尤其是生产第一线常喊缺乏人才。那么人才到哪里去了?出国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的钻进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去走“仕途”,谋求升官发财、飞黄腾达、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去了。这种情形,是社会畸形发展一个侧面的写照。

公平地讲,知识分子们往“仕途”上挤,是社会奖惩机制、分配机制等导引的结果。时代发展了,经济体制也变化了,可政治体制依然滞后,观念意识依然滞后。官本位不但存在,而且表现还特别强烈和突出,任你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工业专家农业专家,统统比不上一个“长”字。即便一个“九品”的小小“长”,其房子车子票子娘子儿子等方面的问题都可能解决得十分可心可意,而一个相当于“三品”“五品”的“家”,却哪方面也提不起来,出无车,食无鱼。有鉴于此,知识分子们只好揣起博士证硕士证学士证,放弃自己心爱的专业,高喊“长铗归来乎”,去捉刀代笔弄公文,去打字校对糊信封,甚至于去喝茶看报聊大天。当然,其中有一部分人遂了心愿,当上了这个长哪个长,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这是行政部门需要量之内的,超过需要量的,要么得不到“长”,要么只能混一顶“相当于”某级“长”的虚衔。党政部门进一些知识子是必要的,但高学历者的大量的超需要量的涌入,却是病态的。当然,其责任在于社会的导引与调节。对于知识分子的个体而言,遵循社会的导引机制与奖惩机制,“人往高处走”,应当说没有什么过错至少无大过错。

让人感到不太美气的是,如今的知识分子们又特别的注重“名节”。当了官的,表现得似乎很无奈,给人的印象是“不得不为之”,很“无所谓”;想当官而未当上官甚至还未步入“仕途”起跑线的,则表现得轻视官鄙视官以至仇视官,常挂在嘴上的是“我们又不想当官”,当官的如何如何之类的话。可流露出的,全是未当上官的失意、不平衡与愤懑。这些人一有步入“仕途”的机会,便会打破头去争;有一顶比芝麻官的顶带还小的帽子,也会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抢在自己手里,顶在自己头上。我认识一位搞研究的先生,业务不错,为人朴实,工作勤奋,成绩不小,单位也充分肯定了他的成绩,给评了相应的职称,多次评其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之类,可此公尤其是此公的“内助”却十分不平,认为单位对其先生不公。不公在何处,这位经常诟病当官者的女士未说,但明眼人清楚,无非就是未提个大一点的“长”嘛。我还认识一位先生,张口闭口是批评当官者,表现得与“官方”感情疏离,可说到最后,则是骂领导未给他提个官。这些现象,让同为知识分子的我感到不十分美气。

在当今社会,知识分子醉心“仕途”似乎算不得不光彩,那么既然想走官道,就不要过分地掩饰自己。古时候毛遂尚且可以自荐,他想当官想干事便堂堂正正地提出了,非议者并非没有,可肯定者居多。李密在《陈情表》中有一句话,说“本图宦达,不矜名节”,然李密是因为在乎名节而辞不受官的,但他的这句话,却很值得当今的知识分子们琢磨与采纳。知识分子绝对要讲气节,但却应当真诚坦率一些,既然想“宦达”,就不要虚情假意地硬“矜”什么名节。即便“名节”不全,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想“矜”是“矜”不住的,只能徒增笑柄,如此一来,代价更大,损失更惨。看来,“名节”是由人的行为决定的,而不是靠矫饰取得的。

1998.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