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知识分子对“左”“右”等方位词政治术语的恐惧与过敏，随着经费的日益紧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如今的社科研究部门，与很多非生产单位类似，维持着吃饭财政，除了发工资，能报得起医药费的，就算是有办法的单位了。至于科研经费，一个课题一二百元，甚至可怜得只有50元。这已为书呆子们从不解不满到逐渐适应。50元能干什么？能买１００个雪人冰淇淋，能买一张银川—北京的硬座单程车票。至于收集复印材料，印制调查表，做实地考查，购买书报杂志卡片稿纸，似乎已难办到。想搞也可以，那就只好自己掏腰包，或者乞求企业家的“施舍”赞助，亲朋故旧的慷慨解囊。
社会科学工作者没有钞票研究活生生的社会问题，好在眼下毕竟不同于延安时期了，大多数的社科研究单位都有幢不高不低的小楼，与世无争的书生们便想“躲进小楼成一统”，企望不管“春夏与秋冬”，研究点不需花钱或花钱不多的问题，或者干脆修身养性，以待条件改善。
学者们果真能做到“管他春夏与秋冬”吗？说说气话、发发牢骚可以，真正做起来却很难。人的认识水平提高不同于上楼，上了楼可以下来，而认识上去了，不对社会做理性的审视和价值判断，再回到一无所知的台阶上却难以做到，除非他变成植物人。所以尽管从政可以升官，经商可以发财，但学者改行的仍是少数。他们仍钟爱自己的专业，仍在“一统”的小楼里默默地啃书本，爬格子，掉头发。但惨就惨在他们远离了社会生活，研究只能大多引用报刊书籍上的二三手材料，因而其成果总让人有隔靴搔痒或浅尝辄止的感觉。偶尔有人出国参加一两次国际学术会议，才知自己已被远远甩在了后面。躲进小楼想成“一统”，结果成了“半桶”，令人扼腕三叹。
需要思考的是，“半桶”的遗憾和耻辱，难道仅只是社科界学术理论界的吗？恐怕不能这么看，这与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是搭界的吧！
“小楼”与“半桶”的问题，应当引起社会的密切关注与高度重视。救救我们的学者！
（载1991年7月30日《银川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