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898～1976年），字翔宇，绍兴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曾留学日本，投身五四运动，赴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同年8月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他同毛泽东等一起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抗战时期，长驻重庆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和毛泽东一起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协助毛泽东领导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一度兼任外交部长，同时还担任党和国家许多重要职务。周恩来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丰功伟绩。
一
周恩来从小就崇敬历史上的英豪，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曾回忆小时候读章太炎发表在《国粹学报》上文章的感受说，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他曾在林则徐写给关天培祠的挽联“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双忠同坎槛，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前默默哀悼。1939年周恩来回绍兴，谈到团结抗战时，还谈到祠前的挽联，勉励家乡的父老乡亲勿忘关天培的气节。
他在不满一周岁时过继给了叔父。继母陈氏知识丰富，会诗文书画，教周恩来认字诵诗，从小培育了他丰富的感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诗句和他的乳母蒋氏的言行，使他懂得了劳动人民生活的苦难。母亲万氏的精明强干，西汉时淮安名将韩信乞食漂母到建立功业、南宋梁红玉在淮安抗击金兵、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故事，对他幼小的心灵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本来已经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堕入了清贫困苦的境地。两个母亲相继去世，父亲为了生活而长年在外谋事，幼小的周恩来不得不送衣物进当铺典押，或是去富户家叩门借债。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到奉天银州（今辽宁省铁岭），进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后，转入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在东北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上，留下过少年周恩来的足迹。“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这一誓言，此后贯穿在他的一生中，渗透在他的各项活动中。
绍兴周恩来祖居
1917年夏，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毕业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表明了他的人生理想和追求。但是，怎样才能使中华腾飞？当时，教育救国说，实业救国说，甚至军国主义救国说，众说纷纭。周恩来是一个踏实、谨慎的青年，他需要认真考察一番。因此，他筹划靠官费去日本留学。
明治维新后短短几十年就崛起的日本，既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世界，更有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饥饿和失业大军，军国主义分子叫嚣着要侵略中国。看到这样的现实，周恩来抛弃了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他处于彷徨、苦闷之中，在给人写的信中说过：“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后，在日本的周恩来从报刊上看到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有意识地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河上肇的著作《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给了周恩来深刻的印象。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变化，正如他在诗句中所说：“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他于1919年4月回到中国，接着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不敢贸然在《巴黎和约》上屈辱地签字，五四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周恩来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报上大声疾呼：“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从1919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为了支援山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两次进北京到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应和宣传、报道。这期间，天津五四运动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20名男女学生组成了觉悟社。《觉悟社社员歌》中提出了“阶级斗争，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五四时期，周恩来已经在系统地宣传马克思的学说，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
五四运动的斗争生活，使周恩来更加坚定，观察问题、考虑问题更加深刻了。他深深感到苦难的中国需要有根本的改造，而改造必须有更加强大的社会力量，要“到民间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而且必须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指导。
1920年11月，周恩来坐海轮去法国，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说：“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周恩来初到欧洲的时候，对于采取什么主义来救中国，思想上还没有最后确定：究竟是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暴力手段呢，还是采取英国的社会改良主义的做法？1921年1月，他到伦敦，对英国进行考察。英国这时正处在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之中，资本家疯狂地剥削工人，煤矿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这些使周恩来感到“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2月，他回到法国，辨析了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派思潮，终于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年春天，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从此，周恩来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二
周恩来早年就立志救国，在中学时代就开始注意军事问题。他很赞成德国革命家卢森堡提出的“我们要是没有军队，便不能革命”的主张，认为“这都是见到之语”。他明确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回国，9月初到广州。这时正是商团叛乱的时候，革命军击溃商团军，周恩来参加了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随后，他出任黄埔军校教官，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黄埔军校区别于旧军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设有党代表和政治部。军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须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未经党代表副署无效。政治部负责军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初期的政治部工作闲淡，形同虚设。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是由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开始的。
周恩来到职后，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日常的工作秩序，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选员任职，重新制定对学生的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课程；他建立和健全共产党与青年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他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目的，指出“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以公开讲演，找士兵个别谈话等方式，“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周恩来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经常在军校内的大榕树下同学员们促膝谈心。学员们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军校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组建了以他们为骨干的两个教导团，每团1000多人，编制采三三制。每连有9名军官，一半左右是共产党员。这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部队，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役中，成为革命军中一支劲旅。这时，周恩来把平时的政治教育转变为战时政治工作，在实践中逐步创立一套新型的军队政治工作。后来毛泽东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耳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朱德曾说：“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周恩来解决了建立革命军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关于建军的宗旨与任务，他指出：孙中山设军校是要建立“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军队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革命军队的任务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关于军队和党的关系，他指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革命军队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关于政治思想工作，他指出：“部队政工是革命的灵魂，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对于军队同人民的关系，他指出：“革命军队必须同人民紧密团结，革命军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
周恩来还筹建了一支特种革命队伍———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军队。后来，这支队伍扩建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为北伐军的先锋。
1925年，革命军进行了两次东征，周恩来都是政治部的领导人。他规定了“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等纪律。东征军军纪严明，鸡犬不惊，当时曾有“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的《爱民歌》。“革命军所到之地，人民乐于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做侦探工作，所以作战顺利，一战而克复东江，此乃中国军队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之成绩。”
在东征中，周恩来不仅取得了政治部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有了军事指挥、后方勤务和地方行政工作的实践。
1926年12月，周恩来离开广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次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2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由******、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准备进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发动时，周恩来担任了总指挥。周恩来认为敌人部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
1927年的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动。整个行动，由特委会指挥，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汪寿华）、******指挥。周恩来分工在南市指挥，后来又奔赴闸北前线。他身穿灰布棉袍，头戴鸭舌帽，在总指挥部对着地图同赵世炎边商量，边决定，听取报告，指示行动。经过28小时战斗，攻下北洋军阀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起义取得了胜利，完全是靠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武装作战，打败了几千反动军警。这是中国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武装起义胜利的光辉一页。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由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此前，在汉口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7月15日，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他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为回击蒋介石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周恩来最早提出了南昌起义的建议。7月27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来到南昌。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已经正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前委书记，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举行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驻南昌国民党军3000余人，于天亮时占领南昌。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的开始。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了这个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8月1日为建军节。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光荣节日。
起义胜利后，周恩来出席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的由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并被任命为参谋团委员。
周恩来于8月5日随革命委员会撤离南昌。29岁的周恩来率领着几万人的起义军，由南昌向南挺进。有战士写道：“每天，当行军休息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或者踱着步子，默默沉思。”“我们对周恩来同志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从不敢懈怠。这是因为周恩来同志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尤其严格。”
南昌起义的胜利，打响了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历史。
三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参与领导了中共“六大”的召开，担任大会秘书长。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1928年，周恩来最早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问题，而后处理了中共顺直省委、江苏省委、红四军中的组织问题，纠正了李立三“左”倾错误，这些都是当时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存亡和革命发展的关键问题。
其中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在7月时认为：“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周恩来、瞿秋白就是本着这一精神，回国来纠正错误的。可是，正当局面已经扭转，工作走向顺利的时候，共产国际看了李立三8月1日、3日在政治局的讲话记录，十分恼怒，于是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说它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共产国际在10月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说是“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这样，六届三中全会就被放到了调和主义的地位，周恩来、瞿秋白遭到了责难，正确变成了错误。在中共中央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王明这个投机分子、野心家先于中共中央知道了共产国际的精神，写了《两条路线底斗争》的小册子，形成宗派来反对中央，使党内十分紊乱，在白色恐怖环境中处于极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后来说：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同王明合作，批评中国较正确的两位领导同志，说他们是对立三冒险派的调和主义，硬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要把王明等人扶上台，使中共中央置于共产国际的绝对控制之下。为了改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意斯基提出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派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
周恩来、瞿秋白开始时曾进行申辩，说明三中全会是按共产国际的精神召开的。后来看到情况已发展到中央破产、党内分裂的痛心局面，他们从照顾大局，相忍为党出发，就不再辩解，接受国际决定，表示自己既已错误，应退出政治局，辞去中央职务，希望过去曾反对过立三错误的各方面的人团结一起，来执行国际路线。由于中共中央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他在党内的威信使他们不便抛开周恩来，他的辞职未获允准。周恩来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工作下去。处于万分痛苦中的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生存。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坐船经广东省的汕头、大埔，转到福建永定继续航行，于下旬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王明已经先周恩来于10月间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行前，王明曾经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只管政府的工作。周恩来离上海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又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管政府，朱德管军事。这都是说，不要毛泽东管军事。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纠正了当时苏区存在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军事方面，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毛泽东找周恩来谈了在苏区打寨子的必要，而不应打大城市，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没有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意图办事，使临时中央感到十分不满。对此，周恩来不得不做出检讨，而在军事行动上仍听取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和朱德继续领导红一方面军在前方作战。1932年年底，国民党军组织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红军采取集中兵力，击敌中路的方针，经过黄陂、草台冈两战，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胜利地打破了“围剿”，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但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错误造成的结果，使革命根据地丧失，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上，周恩来和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明确了红军战略战术上的是非，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上由朱德、周恩来指挥，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会，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工作上的帮助者193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到浙江抗日前哨视察袁并指导中共浙江省的地下党工作袁足迹遍及金华尧临安尧绍兴尧丽水等十余县遥图为3月30日周恩来在故乡绍兴与亲友合影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在渡乌江前，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团，指挥军事。接着，红军南渡乌江，又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并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从此，周恩来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并和军委主席毛泽东数十年间在军事上进行了亲密合作。
四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这时起，国共双方已经陆续有一些接触和谈判，周恩来指导了这项工作。后来，国民党同共产党发展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常驻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和党的领导工作。这样，从1936年到1946年，同国民党代表协商谈判，就成为周恩来的主要工作。国外称他是一个伟大的谈判家。
1946年4月，周恩来在一个茶会上说过：“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
从他的内心说，在炮火连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他是情愿到前方抗日的。但是，党和革命事业需要他在后方，而且是在国民党地区，去从事艰难的前所未有的谈判工作。他服从组织的调派，在白色恐怖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新的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十年谈判生涯，可以从1936年4月9日晚同张学良的会谈说起。
4月9日下午，张学良在王以哲、刘鼎等陪同下从洛川飞抵肤施（延安）。他们来到天主教堂，在暮色苍茫中等候着。马蹄声里，周恩来和李克农到达了。会谈进行了一晚上，周恩来高屋建瓴、深刻透辟的发言和周到恰切、解决实际问题的分析，使张学良感到解决了很多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张学良的爱国热忱及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主张和积极态度，也使周恩来感到欣慰。张学良完全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意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参与酝酿这事。对于蒋介石，张学良认为蒋介石现在是在歧路上，有可能争取其抗战，要他目前反蒋还做不到，但是蒋介石如果投降日本，他会离开蒋介石。周恩来表示，关于联蒋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意把张学良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同志这样明朗、切实的表示，就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几个月来思想上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下解决了，顿时非常高兴，并说：“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这次会谈，为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了。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刻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电复张学良，表示“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
12月15日，周恩来偕罗瑞卿等人启程，17日到达西安，傍晚就同张学良会谈。会谈中，周恩来的态度是：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介石的安全无保障。双方商定了同宋子文的谈判条件。6日，他电告中共中央说：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时强硬，现在也转取调和以求恢复自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电，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发表通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周恩来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事变中，蒋介石的诺言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促使团结抗日的局面在中国出现。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一到杭州，二上庐山，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过中共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做了大量的工作。
蒋介石在抗战初期曾有过借日军之手消灭开往前线的八路军的打算，但未能实现。1938年，他主要想从组织上熔化共产党，想把共产党并入国民党成为其中的一个派，但也没有得逞。在1938年以前，总的说蒋介石抗战还是比较积极的，周恩来往往耐心地就国共合作问题解释中共方面的态度，注重于推动蒋走向进步。1939年以后，蒋介石的重心转向了反共。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的反共倾向总的说是逐渐增加的。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始到1942年以前，他采取了军事上削弱以致消灭共产党的策略。1940年策划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这期间，周恩来对蒋介石抗战这一点，还是鼓励的，但同时批评蒋介石“熔共”、“剿共”等行为是在破坏抗战。1941年国民党采取军事“剿共”行动，发动皖南事变，周恩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的著名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已经成为这一事件的重要历史见证。但是在这一年的反共转入低潮后，周恩来立即努力争取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后来就恢复了对话。1942年和1943年，蒋介石看到从军事上采取反共高潮不能达到目的，反而引起国际国内一片反对，因而改用政治解决的策略。他两次提出要对共产党采取政治解决办法，甚至提出想同毛泽东直接会晤。
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周恩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改善国共关系的契机，对于蒋介石任何一种类似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好表示，都采取积极的反应。
在这场复杂、艰巨的斗争中，周恩来重视一切积极的力量，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时，他已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他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国民党地方势力以及国民党内有矛盾的各派力量，都是他争取的对象。
另一方面，周恩来把“与各地方军队联系”列为统一战线的原则之一。对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嫡系如张治中等也做了大量工作，团结他们坚决抗战。这也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争取他们起义或合作打下了基础。
在这段时间内，周恩来同许多国家驻华使馆的官员和一些援华组织成员广泛地建立联系，同他们交朋友。他同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等常有往来，会见过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威尔基、拉铁摩尔，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经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同国际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王安娜、艾黎、爱泼斯坦等过从甚多，同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学者费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也有交往，并且接待了许多外国记者。通过这许多活动，大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同国外接触和走向世界打开了局面，周恩来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良好的印象。费正清写道：“周恩来的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致力于集体主义的事业。”谢伟思说：“周是非常熟练的、敏感的、感觉力强的、明智的人”，“认识周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有原则性的人”。很多外国人士正是通过周恩来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正直和代表着中国的光明前途。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取得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双方力量的对比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认为：“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决定今后“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谈判是艰难曲折的，但总算形成了一个《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在重庆曾家岩举行签字仪式。12日，这个《纪要》由国共双方予以公布，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不得不承认要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避免内战。然而，签字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却发动了内战。
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结束了10年谈判生涯。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3人开会。会议肯定了周恩来谈判的成就，认为和平虽不可能实现，但是为了教育人民，谈判是必须的。谈判整个说来是成功的，证明了同国民党蒋介石妥协的不可能，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党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敌人是孤立的。这次会议确定了“打”的方针，要孤立蒋介石，进而做到打倒蒋介石。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7年又兼任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擘划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毛泽东在1950年2月27日曾经回顾说：“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9年10月1日下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政府首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从此开始了他27年国家总理的辛勤劳苦的历程。
五
青年时代的周恩来，曾经在他的诗篇中写道：
没有耕耘，哪来收获钥？举起那黑铁的锄儿袁，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曰：种子撒在人间曰：血儿滴在地上遥。
为了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周恩来已经付出一生的大半年华。现在，政权在手了，他在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又将经历多少艰难曲折，在祖国土地上滴下多少心血！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他在政协会上报告《共同纲领》的特点时，作了说明：“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政权”。
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成立。会上，他作了《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说：“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他说明了政务院和它下属的4个大委员会和30个行政部门，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采取科学分工的机构，希望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一起来做好工作。周恩来领导着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统一的政府，这个政府精干、廉洁、高效率和生气勃勃，齐心一致地进行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当时，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两项大任务是：巩固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周恩来说，“我们所接受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
周恩来提出了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方针。他指出：“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我们的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周恩来强调：“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稳定物价是人民政权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之一。当时政府在经济上所遇到的最严重困难，就是国家在自抗战以来12年中产生的严重通货膨胀。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11月，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等物资，并采取停止贷款和按期收回贷款，开征税收，冻结资金投放等措施，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趁市场价格上涨时大量抛售，在几天时间内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沉重的打击，平抑了物价。1950年3月3日，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政府放手抛售库存物资，把延续12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消灭了。到第二年四五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使全世界的观感为之一新。物价突然稳定，成为举世闻名的奇迹。这被称为是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恢复和修建铁路也取得了明显的成就。1950年年初，大陆的铁路网基本恢复，从抗战之初起中断了交通10多年的华北和华南的铁路连接起来了，沟通了全国城乡经济。1952年7月1日。新建的成（都）渝（重庆）路通车了。1952年9月，新建的天（水）兰（州）路全线通车了。
周恩来既主持政务院的工作，还主持着军委的日常工作。到1949年年底，除西藏外，全国大陆已经全部解放。1950年4月16日到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薛岳所部3万余人。此后中央准备大量复员军队。5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讲话，就军队的整编问题提出意见，指出整编原则是使解放军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在近代化条件下发展。6月5日，中央复员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在组织实施军队精简整编的同时，周恩来主持和参与领导了海、空军和其他兵种的建设。1949年11月空军正式组建。1950年4月组建了海军。同年8月到1951年3月，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和工程兵的领导机关也先后建立起来。这些工作，他都亲自过问，有时还参与具体组织实施。短短几年间，人民解放军由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和边防、海防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在我国准备大量裁减军队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了内战。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武装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他们的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将受到帝国主义武装进攻的威胁。
中国政府立刻作出反应。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与此同时，周恩来领导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外交斗争。8月间，他多次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提案，抗议美国的侵略罪行。但是，美帝国主义对此都不理不睬。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后，很快进抵“三八”线，准备越过“三八”线，吞并全朝鲜。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国庆节大会上，再次提出警告，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不能置之不理”这句话，后来成了美帝国主义后悔莫及的谶语。
美国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对中国的严正态度置若罔闻，加快了向中朝边境进犯的军事行动，企图将战火烧到中国来。10月上半月，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和祖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救援朝鲜的主张。
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经过5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灭敌军23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6月30日，美国方面被迫同意进行停战谈判。7月10日，停战谈判在三八线上的开城举行。
这个谈判，中国方面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后来，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签字。新中国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一起，对拥有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军事较量，取得了胜利，打破了“山姆大叔”不可战胜的神话，保卫了朝鲜和我国的安全。
在胜利地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国内完成了土地改革、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稳定物价、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重大任务。
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了。重要的工业、企业、银行、铁路等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起着主导的作用。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消灭，平息了匪患，消灭武装匪徒240多万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全国修复和新建的铁路，通车里程达2.4万多公里，公路12.7万公里。土地改革除新疆、西藏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外，在全国基本完成，从而彻底推翻了长期统治和压迫中国农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了工农联盟，为今后的建设创造了条件。
六
在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完成后，从1953年起，我国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阶段。如何尽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如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稳步前进，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冥思苦想的重大问题。由于各人的思路不同，其想法也不尽一致。毛泽东显得有点急于求成，主张“多、快、好、省”。周恩来则表现得沉着冷静，主张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因为他认为革命和建设尽管主题不同，但都存在防右反“左”的问题，这样才不会在实践中迷失方向，发生偏差。
首先，周恩来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速度方面，力主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面对落后，我们不能鸭步鹅行，“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加强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经济文化落后，就想一步登天，盲目图快。其次，周恩来在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也力主既反保守又反冒进。1953年6月，他针对农村工作指出：“我们国家总是要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而且是在走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是一天天在增长着。所以，我们既反对保守思想，也反对急躁情绪。在农村工作中我们主要的是反对急躁。再次，周恩来在制定经济计划和预算方面，仍然突出地强调既反保守又反冒进。针对1955年后半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上提出的一些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操之过急的设想，他强调对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计划要符合实际，不要光热火朝天，而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虽然在实际的工作中遇到不少的困难，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不但得以恢复，而且在指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在经济建设上周恩来还主张：既要自力更生，又要开放搞活。
新中国建立之初，周恩来在讲到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外国援助为主时说：“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接着，他补了一句：“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相隔15年以后，即1963年，他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归纳，讲了16个字，即“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强调自力更生为主，这是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中华民族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传统，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更应该依靠本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进行经济建设，才能建成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强国。强调自力更生为主，这也是符合当时中国客观情况的。当时，帝国主义要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对中国封锁禁运。我国必须以自己的力量来举办工业，克服困难，建设自己的国家，挺起民族的脊梁。周恩来历来重视自力更生，有一次在新安江建设工地视察，听说这里所用的采矿船、筛分机等设备全是国产的，非常高兴。离开时，他为电站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表达了自己的兴奋心情。接着，他到上海参观了工业展览会，看到国产的丝织机就问：“这种机器国外有没有？”他听到国外没有这种丝织机时，高兴地说：“多搞几台，给外国人看看。我们不要在外国人后面跟，应当超过他们。”但是，自力更生为主并不是闭关锁国，对此，他一直是很明确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现实，不可能对西方开放，只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实行“一边倒”的政策。1952年4月，他在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讲我国的外交方针和任务，就讲了“互通有无”的必要。1955年11月，他又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孤立地进行经济发展”，“必须在和平共处的环境中互通有无”。到1956年中共八大时，他把“互通有无”的范围扩大到“经济、技术、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并说：“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周恩来一直很注意引进先进技术。大的引进有过三次，分别是“一五”计划期间、三年调整期间、粉碎林彪集团以后，每次都动用了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引进资金。1970年，他在广州参观出口商品交易会时说：“闭关自守，不利用一切机会引进技术，是不对的，但是立足点一定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当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这样的话，该需要多么巨大的政治勇气。他从大处着想，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体现了组织经济建设的领导艺术，并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思想的先声。
七
十年动乱期间，周恩来的处境十分艰难。他既要顶住突然袭来的狂潮恶浪，维持国务院机构的正常运转，又要忍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他的攻击、诬陷、侮辱和围攻，与他们进行巧妙的斗争。为了尽量减少损失，维持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保护老干部，他忍辱负重，谨言慎行，力排干扰，力撑危局。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了江青、张春桥等合谋攻击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评》，《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周恩来在转载时加的编者按中，强调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按照学术问题，以“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来进行讨论，力图把已经掀起的批判运动控制在学术范围内。
1966年5月，北京大学聂元梓贴出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大字报在电台播出后，他和刘少奇等向北京各大中学派工作组，试图控制混乱局面。毛泽东批评了派工作组，为了避免与毛泽东正面顶撞，他在中央的会议上，对这件事情承担了责任，为保护工作组的干部，同时还声明：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份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林彪、江青一伙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招摇撞骗，唆使红卫兵“造反”、“火烧”、“游斗”、“体罚”、“炮轰”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引起天下大乱，以便乱中夺权。党内外广大干部忧心忡忡，希望中央出来稳定局面。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顺应广大干部的心愿，极力地平稳局势。他一方面巧妙地与红卫兵周旋，千方百计地限制红卫兵的非理智行为，另一方面制定政策措施，控制红卫兵的串联“造反”对各行各业的影响。9月中旬，由他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毛泽东后发出，规定：“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这两个文件的下达，使各级党委松了一口气，也部分地控制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坏性影响。
对于周恩来的言行，林彪、江青一伙十分恼火，攻击他“和稀泥”，“是折中主义”，是“救火队长”。但是，周恩来并不因此而停止采取稳定局势的措施，如把一批单位列为重点，不准外面的人冲击。1967年1月，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随之，夺权之风遍及全国。为此，周恩来、徐向前、叶剑英一起修改《中央军委令》稿，规定一切指战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必须坚守岗位；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或变相体罚等，力图扭转混乱局面。1967年2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二月抗争”被林彪、江青一伙诬蔑为“二月逆流”，周恩来被攻击为“二月逆流总后台”。周恩来岿然不动，继续强调：宣传、财政、外交、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走资派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林彪、江青一伙坐立不安，对周恩来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1967年5月，他们丧心病狂地指使“造反派”贴出了“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江青还把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找出来，胡说“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指周恩来的化名）”。周恩来严加驳斥，声明“中央已有结论，纯属敌人伪造”。王力在8月7日的讲话中，煽动群众夺取外交部大权，林彪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全国混乱达到顶点。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指出是“大毒草”。陈伯达不得不宣布：外交大权归中央，由周恩来负责。同时，周恩来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武斗，反对夺枪，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经过这段艰苦的工作，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1971年9月，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粉碎了林彪集团武装政变阴谋。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力排干扰，力挽危局，着手整顿和加强工业企业管理，恢复和落实正确的农村经济政策，使管理混乱、不讲经济效益的局面有所改变，工农业生产逐步回升。他认真贯彻党的干部政策，为遭受打击和迫害的部分领导干部平反昭雪，安排工作。他贯彻正确的外交方针，使外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江青集团为了扫除其篡党夺权的障碍，发起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但是，江青集团日益明显的帮派体系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和警惕，而周恩来轻权位、重事业、远宗派的作风赢得了毛泽东的好感和信任。1974年10月，王洪文去长沙诬陷周恩来，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随后周恩来到长沙，毛泽东则与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基本同意了他拟定的新一届政府班子。总之，他在艰难处境中努力控制局面，保护党政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维护生产稳定，平稳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场大动乱。
八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忙于处理国内外大事，经常顾不上吃饭，顾不上休息，夜以继日。有一次，一位烈士子女来探望他，恳求他保重身体。在傍晚的院子里，周恩来目光炯炯地看着这位同志，说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周恩来决意面向这场灾难，为党和国家献身的忠诚誓言。这八个字贯穿了他的一生。
周安来准安故居
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1971年10月上旬，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撤销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周恩来等有了一定的条件后，设法尽量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给各个领域造成的严重恶果。他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平反一些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干部，逐步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并着手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当时，周恩来指出了经济工作中有“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要着重加以解决。1972年初，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工资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针对这个问题，国务院采取了坚决的措施。首先，控制基建规模的扩大，减少基建投资，同时压缩基建占用民工人数，增加农业财政拨款和支农工业投资（1973年比上年增加19%）。第二，加强劳动工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第三，积极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经过1972年、1973年的努力，“突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反对极“左”的同时，周恩来在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农村政策，重视教育和科研工作，发展对外经济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农村方面，也纠正了一些“左”的政策。1971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依样画葫芦学习大寨的管理办法，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周恩来还努力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
在对外经济方面，周恩来努力为改善、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和对外贸易创造条件。1973年1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日本、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总额43亿美元（后来实际对外签约成交39.6亿美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引进，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这些引进项目到1979年年底绝大部分建成投产，在我国后来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这段时间，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因此，国民经济逐步回升。1973年，我国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财政情况也有好转。
在外交方面，我国也打开了新的局面。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报。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用了很大力气来对大量的被打击迫害的党内外干部恢复名誉和安排工作。
国外有些人是这样评论的：“由于周，林死后的接班真空才得以暂时填补。长期的接班斗争，在周的谨慎的战略指导下，才避免让‘四人帮’接班。由于周的经验和在中央的连续领导，那些被侮辱的干部和高级文职人员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中比较容易地恢复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原来甚为健康的身体，由于长期过度紧张、繁忙而急剧衰弱，除得了心脏病而且屡次发作外，1972年5月，医护人员发现周恩来小便中红血球增加，并有细胞变异现象。经专家会诊，确诊为膀胱癌。11月，医生向叶剑英、李先念等报告，认为周恩来要特别注意休息。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但周恩来万机待理，不可能真正地得到休息。因治疗一再延宕，到1973年1月5日，大量便血。3月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说明了便血的情况，向政治局请假两星期，并提议在自己去玉泉山检查身体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还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10日，他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毛泽东批：同意。3月10日到24日，周恩来到玉泉山进行检查治疗。10日晚，做了一次手术。4月9日，周恩来专门约邓小平、卓琳谈话。5月20日，他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在讲话中特别表示欢迎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说对于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12月12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接着，周恩来忙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部署，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22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并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并于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议军委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和紧急作战事项。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毛泽东表示同意。至此，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格局已经有了初步的安排。
1974年年初，周恩来病情加重。1月20日后，连续作治疗。24日，江青一伙背着毛泽东召开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25日，又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这两次大会，经过江青一伙策划，迟群、谢静宜等作了煽动性讲话，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他们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4月底以后，周恩来病情日益加重。6月1日，他又做了一次大手术，此后就住在305医院里了。6月14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代的儒”，说“写老的儒有问题，不然只是刘、林”，对“现在的儒应写文章”。10月17日，江青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利用“风庆轮”事件围攻邓小平，矛头指向周恩来。11月上旬，周恩来在医院里分三批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解决了“风庆轮”事件问题。
1974年年底，周恩来不顾病情的发展，为了主持开好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仍然紧张地工作着。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他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争取要把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委三个部委的领导岗位。周恩来约李先念等交换意见，感到教育部关系重大，确定以周荣鑫掌管为宜。12月23日，周恩来以重病之身，还远行千里，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这一次，还同毛泽东单独谈了话，提到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事情，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在谈话中，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提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增补他为中央副主席，还对周恩来说，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走，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这次，周恩来回到北京下飞机前，坚持叫秘书搀着到驾驶舱看望机组人员，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这是他最后一次乘坐飞机。这时，他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肠部。
1975年1月8日到1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并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会议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1月下旬，周恩来连日在医院里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嘱咐国务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庆彤转告邓小平，请邓小平把分工列出，“他不好讲，由我讲”。2月1日，他主持了由总理、副总理13人出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同日，召开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说：“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第二天，他写信给毛泽东，谈了副总理的分工情况，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我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975年4月底，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北京。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劝阻，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会谈中，他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他说：“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向国外朋友介绍了邓小平。10月以后，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卧床不起。24日，再次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躺在手推车上，向围绕在周围的政治局委员们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并握住走上前来的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表示了对邓小平的支持。
周恩来从1972年得了癌症后，作为病人，他应该休息治疗；作为一个对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七旬老人，更应该得到休息和疗养。一向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周恩来，这时候也向他身边的同志吐露，说自己感到疲乏。他何尝不想休息？但是，当时党和国家的现实，“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图谋，他的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使他不能够也不考虑休息疗养。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担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正是为此，他患了重症却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把生命倾注在保护党和人民的事业上，不顾病情的恶化，不顾“四人帮”的攻击叫嚣，全部心力完全彻底地贡献给了党、国家和人民。
周恩来晚年，胸前始终挂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这是用意深刻的表明心境的证章。他公而无私，全心全意，决心把有限的生命完完全全地贡献给“为人民服务”的事业。邓颖超说过：“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这是十分真实的写照。
周恩来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病中，他对关心他的亲属讲：“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他确实对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在病痛的折磨之中，他同邓颖超一起吟唱《国际歌》。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微睁双眼，对病床前的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别人。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代伟人周恩来溘然长逝，终年78岁。“巨星陨落，人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沉痛悼念周恩来。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