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毅
中国的回族在历史上是全体信奉伊斯兰教的，他们和世界上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一样，都自称“穆斯林”，意即真主的信仰者与追随者。所以说，宁夏历史上的回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穆斯林文化。
回族穆斯林文化最突出最集中也最直观的体现是清真寺。和中国古代多建于名山清幽险峻之处的佛寺道观形成鲜明的对比，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绝不远离尘世，它们总是建造在穆斯林聚居的中心。清真寺的大小，数量的多少，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回族聚居的规模和社会组织的状况。
在中华大地上，回回民族从诞生的那天起，就辗转奔波、征战、屯田、驻牧、经商、宦游，走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长城内外。他们迁徙到哪里，哪怕只有十几户人家，也必定要建造清真寺。所以，凡追溯某个回族聚居区的历史，必定要追溯它的清真寺的历史。
中国境内的清真寺，最早的当然是唐宋时期的了。它们主要建造在南方一些商业口岸城市，属于早期回族先民的遗存。清真寺的大批出现在元代。当年马可·波罗在他的那本著名游记中曾对昔日西夏国旧地上新迁入的回回人及他们的宗教场所清真寺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稍后，一位名叫拉施特的史学家（元朝藩属国伊利汗国的政治家．、理财大臣），在他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史集》一书中写道：元世祖之孙安难答王统辖下的唐兀惕（即西夏旧境）“乃一幅员广阔的大国……在该国中有二十四座大城，该处居民大多数为木速蛮（即穆斯林）”。
当代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若依人口排序，列前三位的是壮族、满族、回族；若依地区分布排序，回族则为第一。55个少数民族中，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有10个，其中9个民族主要分布在新疆及西北其他省区，只有回族遍布全国。回族尤以宁夏最为集中，其次是甘肃、青海、新疆、陕西、北京、河北、山东、云南、贵州等省区。
如果说，新疆地区众多民族信奉伊斯兰教是由于当年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六世孙秃鲁黑帖儿可汗饭依伊斯兰教并在全疆推行伊斯兰化，那么，昔日西夏旧地在元代成为回族穆斯林的聚集区，则是因为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孙子、安西王阿难答饭依并命令他摩下的巧万蒙古军队全部改宗伊斯兰教这一历史事件的巨大影响。无独有偶，中国穆斯林史上的这两个重大事件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拉施特的《史集》对此有很精彩的大段记述……阿难答王断然拒绝了元成宗让他改宗佛教的规劝，以非和平的方式带领他治下的军民“成群加人安拉的教”，在军队营地中建造清真寺，经常念诵《古兰经》。
元时宁夏境内的清真寺已成历史的追忆。现存古清真寺大都为明代所建，且多在清代重修，包括著名的同心清真大寺、同心韦州清真寺、西吉北大寺、固原三营大寺、永宁纳家户大寺等。其中，同心清真大寺和韦州清真寺始建于明初，相传韦州清真寺还是根据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所赐图纸建造的。西吉北大寺、固原三营大寺与朱元璋义子、元初著名回族将领沐英的牧场设在固原地区有关。永宁纳家户清真寺是元代著名回族政治家纳速刺丁的后裔在明嘉靖年间建造的。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其基本信条是：信仰安拉为宇宙独一无二的神，穆罕默德为安拉的使者。伊斯兰教规定其教徒必须遵行五项功课，即念（时常念诵“清真言”：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真主使者）；礼（面向圣城麦加方向一天作五次礼拜，每礼拜五到清真寺参加聚礼）；斋（一年中封斋一个月）；课（按财产比例交纳天课）；朝（有条件的，一生至少去麦加朝觑一次）。此外，每年要举行圣纪、开斋、古尔邦三大节日和其他一些宗教活动，遇有生婚死丧也要举行宗教仪式。伊斯兰教以（古兰经》为根本经典，同时也是其立法、道德规范、思想学说的基础。
中国古代的回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自始至终受到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也在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条件，不断探索，逐步形成自己的穆斯林文化体系与特色。宁夏自元代起，即是回族人民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在中国古代回族穆斯林文化数百年的演化过程中，宁夏回族穆斯林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担当起重大的历史使命——中国回族是外来民族与国内一些民族相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伊斯兰教作为其共同的宗教信仰，无疑是不同族类人们聚合的纽带。尤其在元代，伊斯兰教在回族及其他民族中的广为传播，不仅使回族聚合壮大起来，也把其他族类融合进来。
明代朝廷对包括回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是怀柔、羁糜与同化，对伊斯兰教的传播持肯定与宽容的态度。当时的穆斯林面对已大不如元时的社会经济，采取伊斯兰教义上倡导的“随缘”策略，因地、因时而利导，一方面改汉姓、习汉服、说汉语、与汉人通婚，以十分积极的态度介人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一方面则大力加强宗教活动和伊斯兰教义的研究，将伊斯兰教的一些教规演变为回族共同遵守的风俗习惯。明时，涌现出许多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回族穆斯林名臣、名将、硕儒、大文豪、巨商大贾、科学家。宁夏回族穆斯林以广有名将享誉全国，并且兴起了影响深远的“经堂教育”之风。
明时，陕甘宁回族穆斯林普遍实行教坊制。教坊是穆斯林以当地一个清真寺为核心所形成的共同进行宗教和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区域性集体。它既是一种宗教制度，也是一种政治与经济制度。几百户、几十户甚至十几户回民居住的地方，就建有清真寺，聘请教长主持这一地区的宗教事务，负责这一地区回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向回民征收天课。
随着教坊的普遍形成，迫切需要一大批对伊斯兰教有较深造诣的宗教职业者（即阿旬等）。当时由于回族社会地位的下降以及中外交通的困难，外国伊斯兰教士来华日益稀少，这就催生了以搜经讲经和培养专职布教人员为内容的“经堂教育”。其开创者是陕西咸阳渭城的穆斯林大学者胡登洲，人称胡太师。其嫡传高足海东阳则是宁夏同心韦州城人。他把经堂教育传人回族聚居的半个城（今同心县旧城）、韦州城一带，开创了宁夏经堂教育的先河。海东阳是继胡太师之后为数不多的伊斯兰教经学大师之一，他在半个城和韦州城设帐讲学，各地穆斯林学子纷纷慕名前来求学。同心一跃而成为“天下之人，裹粮问业，户外之履满焉”的经堂教育中心。
胡登洲的再传弟子走向全国后，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历史背景各异，对经籍推崇和对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重视程度的差异，使之形成了陕西学派、山东学派、金陵学派和云南学派。后世誉为中国回族穆斯林经学研究和教育四大学派。其中，陕西学派是胡太师首创，声名最隆。海东阳领导的“韦州学派”则被奉为陕西学派的正宗传承。
明代宁夏的经堂教育较为严格地继承了陕西学派的衣钵，在清真寺中分别开设培养阿旬的“大学”、供成人穆斯林学习的“中学”及启蒙穆斯林儿童的“小学”。其“小学”主要学习根据伊斯兰教哈乃斐派法学思想编纂的初级读物《杂学》，“中学”和“大学”则程度不同地学习讲授阿拉伯语法修辞的《率而夫》、《满俩》、《拜亚尼》，学习讲教法教律的《伟戛业》、讲《古兰经》注释学的《戛最》以及认主学的《卡拉姆》。
明代前中期，宁甘青的穆斯林教坊是各自独立的，彼此无隶属关系，内部也无教派之分。各教坊在教义上都属于伊斯兰教正统的“逊尼派”，后世称之为“格底木”。明末清初，随着伊斯兰教“苏菲派”传教者由中亚和阿拉伯进人我国，同时也有一些穆斯林往麦加朝觑归来，陕甘宁青境内开始出现了新教派，并逐渐形成门宦制度。
伊斯兰教“苏菲派”注重内心苦修和自身的宗教形式，忽视“格底木”的正统的宗教仪式。“苏菲派”原来就有各种支派，传人宁陕甘青之后，又吸收了部分汉族传统文化和当地习俗，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苏菲派”的四大派别：戛德（卡迪）忍耶、虎夫耶、哲赫忍耶、库不忍耶。四大派别又各自生出若干小支派。
明末清初，“苏菲派”传人并在西北地区率先形成教派和门宦制度。这是中国回族穆斯林文化史、宗教史、政治史上的一大界碑。它标志着中国回族历史上一个较教坊制更高级、更严密、更具约束力和凝聚力的政教合一的穆斯林社会阶段的出现。
随着教派和门宦制度的发展，中国穆斯林文化中又平添了与清真寺并重的一大景观—拱北，即回族穆斯林的教内贤哲的陵墓。
中国回族穆斯林的殡葬习俗，遵从速葬、薄葬和“得土为安”的土葬。不论男女、老幼、贫富，概莫能外。但“苏菲派”各门宦内，对门宦领袖人物、传教先哲、教主及重要亲属、教众里的殉教英烈，则在其坟墓之上加造建筑物。这类建筑多为阿拉伯式的圆顶和拱形建筑，故采用阿拉伯语中这类建筑物的专门名词“kubba”的汉文译音“拱北”。今宁夏境内存有吴忠鸿乐府拱北、板桥拱北、同心红岗子拱北、固原二十里铺拱北、海原九彩坪拱北，它们既宏伟又肃穆，有众多穆斯林围绕而居。平时穆斯林群众常常去拜渴，也称“上拱北”，拈香、念“苏拉”（《古兰经》章节）、散包帖、上苫单—以长长的布单覆盖在拱北之上。若逢忌日或某些特殊时日，远近的穆斯林则集会于拱北，举行盛大的“尔曼力圣会”，诵经做善事，纪念与追悼。与中国古代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的陵墓相比，穆斯林的拱北内大都没有铺张奢侈的陪葬品，拱北建筑也不追求豪华，惟求肃穆庄严。更令人感佩的是，“拱北”永远存活在穆斯林心中，它和清真寺一样，与穆斯林的宗教生活、精神生活保持着血肉般的联系。
穆斯林对他们的信仰和风俗习惯的自尊自重表现在他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迫于明朝的民族同化高压政策，也为了便于和汉族交往，明朝以来中国的回族就开始以汉语为日常语言文字，但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却始终惜守着以阿拉伯语、波斯语为主体语言文字的原则。
明清时期的经堂教育，一般采用三种语言：一是阿拉伯语、波斯语；二是汉语与阿拉伯语、波斯语混合生成的“经堂语”；三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的“小儿锦”。
“经堂语”是穆斯林经师们的文化创造。当时的经师们用汉语大量音译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少量的、可以并有必要让穆斯林之外的人知晓其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才用汉语意译。在讲解伊斯兰教义的过程中，经师们还不断吸收和改造中国儒、道、佛各教经典用语及民间用语，使之成为“经堂语”的组成部分。“小儿锦”也是在中国特定的文化条件下，由穆斯林经师创造的一种拼音文字。用这种拼音文字写成的伊斯兰教著作，俗称“小经”。而用纯粹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成的伊斯兰教经典与著作俗称“大经”。
“经堂语”作为汉、阿拉伯、波斯语合璧的语言文字形式已日益普及。时至今日，当你走进宁夏的山水之间，接触到回族同胞的生活，仍会感受到这种“经堂语”的深刻影响，当然也不难体味其中蕴含着的回族穆斯林炽热执着至纯至真的民族情感——但凡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用语，一般不用汉语音译，而用“经堂语”。譬如，伊斯兰教，音译为“伊斯俩目”；宗教信仰称为“伊麻尼”，掌教为“伊麻目”；真主为“安拉乎”、“胡大”；德高望重、已达到宗教高级品位的人称为“筛海”、“卧里”、“固土布”；礼拜为“乃玛仔”，听劝戒为“卧尔兹”……在日常生活中，“经堂语”也广为流行。譬如，朋友称为“朵斯提”，仇者称为“都士蛮”，魔鬼称为“伊不利思”；定婚叫做“道喜”，结婚时请阿旬念“尼卡哈”（喜经）和“依扎布”（证婚词）；普通人去世称“无常”，有名望的回族穆斯林去世称“归真”，遗体称为“埋体”，举行殡葬仪式叫站“折纳孜”。有名的宗教人士“归真”后，要为他建“拱北”，大干“尔麦里”（纪念活动）。互相见面时，要道“色俩目”，即使是素不相识的人，也会立即亲近起来。当你走进回族餐馆，只要见到写有“哈吉”字样的贺匾，当知那是去麦加朝觑过的穆斯林之尊称。现在，有些从“经堂语”演变出来的日常用语，不但宁夏的回族人讲，汉族人也常说。如把难看说成“殊弥”，可怜贫寒说成“无巴怜”，吃说成“口道”，走说成“开派”，施济、捐献说成“出散”……元时，宁夏的回族人为了适应战争环境，青壮年大多学会了骑马射箭、使枪弄棍。他们在向汉族学习武术的同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与风格。明清时，其武术种类繁多，风格迥异，趋于成熟。由于回族人常在清真寺内练武，故被称为“教门拳”。明代时，宁夏、陕西地区流行有“回回十八肘”、查拳、马家枪、汤瓶功等穆斯林武术。在中国武术界，常把穆斯林武术划为“鬼仑派”，以“西域鬼仑”为标记，与少林、武当、峨眉派相提并论，称为我国四大武术流派。清同治年间，回族穆斯林哲赫忍耶门宦第五代教主马化龙，抗凌辱图生存，以宁夏吴忠金积堡为中心，毅然发动了宁夏、甘肃及青海回民大起义。回民军凭着刀枪棍棒与清军浴血奋战达11年之久。由是，吴忠的何家棍、张家枪威名远扬。清代宁夏径源知县郝遇材这样描述回族穆斯林的形象：“不仅能刻苦，更有尚武之风，善骑术，精狩猎，刀法、枪法均极精准。老少男子皆存此风，且多善拳术……”
清朝时期，全国范围内的回族穆斯林的境遇已是大不如昔，而宁陕甘青地区的回族穆斯林与内地相比更是每况愈下，清乾隆以后则迭遭厄运。广大的回族穆斯林被迫揭竿而起，发动了史书上记载为“半个城”或“同心废城”。如不知其来历，初观乍看，你定会以为那是一条干涸的河床。当时我脑海中闪现的第一个词语就是“劫后余生”……在宁夏这个回族自治区生活得久了，我渐渐拥有了不少回族穆斯林挚友。记得有一年一位同心当地的回族青年学者陪我去同心清真大寺和韦州清真寺参观，他无意中说，同心清真大寺是穆斯林心目中的“全美之寺”。当时的我大概是以汉文化的概念去思忖这“全美之寺”四个字的，满脑子联想的都是与这清真古寺有关的辉煌。当我越来越多地了解了宁夏回族穆斯林文化的发展历程，特别是知道了宁夏回族穆斯林历史上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故事，我才恍悟“全美”二字的分量和意蕴。恍悟闪念之际，我的心中为之深深地震撼。却原来，穆斯林的文化意念中，所谓“美”并不仅仅是指辉煌，而是在追求真知真理的道路上，经受一切悲苦的历练，这本身就是“美”。辉煌与悲壮，合则才真正为“全美”……我把我的领悟说给我的那位穆斯林朋友听，他竟拍着我的肩膀，伸出了大拇指连声称我是“满拉”。我揣度，那意思是说我这个汉族的普通学者对穆斯林文化的理解大概已够得上伊斯兰经学院的学生（满拉）的水准了……在中国回族穆斯林的文化旗帜中，数百年来一直飘扬着“清真”二字。“纯洁无杂谓之清，真诚不二谓之真。”这是经堂教育兴起后，中国回族穆斯林经师和学者们对伊斯兰宗教根本精神和穆斯林文化基本特征的高度概括。他们认为“清真”二字最符合真主的“清高至上”和“独一无二”的境界。于是，回族穆斯林把伊斯兰教称作“清真教”，把宗教场所称为“清真寺”，而念“清真言”更为“五功”之首。在回族穆斯林极为重视的饮食文化上，更是处处遵从“清真”的严格规范。
我认为，“清真”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同时也是在宗教文化的土壤中诞生的一种文化意念与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