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离开学的日子很近了。我检查了一下书包里已经做过的暑假作业，发现还缺几篇日记没有写。当初布置作业的学校是白云街小学，可是我暑假之后就要去读实验附小，我不知道两个学校的作业题目是不是一模一样，人家实验附小认不认我们白云街小学的账。唉，算了，不管它，我还是老老实实把手里的作业写完吧，这样的话，就算两个学校有不同，那也不是我的错。
我已经打算好了，要写一篇看3D电影的感想，还要写一篇饲养菜青虫的经过，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比较有话可说。可是我忽然又想到，丁老师说养这些虫子是不诚信的，是弄虚作假欺骗人。那我到底还要不要写出来呢？我不想新学校的老师看完我的日记后，认为我是个坏孩子。
我坐在饭桌上，咬着透明塑料的圆珠笔杆，把日记本的边角揉成了几片烂菜叶。我发现，“决定”是一个很要命的词，它总喜欢把人折腾得七荤八素才放手。
这时候我听到楼下有人喊我：“余宝！余宝！”
我扔下笔，飞奔到阳台上。楼下，小凌叔叔穿着一身浅蓝色警服，戴着深蓝色大盖帽和一双雪白的手套，站在水泥花坛边，使劲地朝我挥手，示意我下楼。
太好了，帮我做决定的人来了。我可以问一问小凌叔叔：饲养菜青虫的结果和饲养菜青虫的经过，两者是不是同一种性质的事？如果“结果”很坏的话，“经过”是不是也不可以写呢？
警察是最善于判断是非的人，这事他一准能断定。
不过我一出楼门，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小凌立刻拉起我的手，拽着就走。他的脸色看起来无比严肃，迈步出门时又显得脚步匆匆，吓得我把想问的问题憋回到肚子里。我一声不响地跟着他走。他腿长，步子大，迈一步顶得上我两步，我小跑着才能够勉强跟上他。
还好，出了巷口，就看见他的那辆带车斗的警用摩托车。他一拍我的肩，示意我爬进车斗里，然后自己也骑上去，突突地发动了车子，穿过整条蓝天街和白云街，朝着郊外疾驰。
我突然明白过来，他把摩托车停在巷子口，是不想让邻居们看到他把我带走了。他一定有秘密的事情需要我帮忙。这样一想，我兴奋得胸口嗵嗵直跳。
坐在摩托车上的感觉真惬意，热风呼呼地吹在我的脸上，头发唰啦唰啦地往后飘过去，头皮的每个缝隙里都有空气在穿梭，麻，微微地刺疼，但是绝对的爽。行道树像绿墙一样从我身边掠过，我根本不可能看清楚它们每一棵树都长成了什么样。前方有一辆慢腾腾行驶着的三轮小卡车，装着一车从城里拖出来的泔水，本来我还嫌泔水桶的气味太难闻，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已经呼地超过了它，把刺鼻的沤馊味抛到了身后。阳光在路两边的田野上跳跃，每一株植物的叶尖尖上都滚动着一粒小金珠，在它们同时迸射光芒时，世界变得如此美好，我真希望我能够张开双臂扑过去。
小凌叔叔一直没有跟我说话。我想这是因为他要全神贯注开车的缘故。再说了，风声这么大，声音一出嘴巴就会被吹走，他要是真跟我说什么，估计我也听不见。
我们很快拐下柏油大道，转到一条碎石子路面的农用公路上。小凌把车速降下来，左转右闪地躲避着路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泥土坑。有时候他躲开了一个，躲不开第二个，车子就猛一颠，车尾像风浪中的小船一样翘上去，再重重地砸下来，我和小凌叔叔的屁股便跟着一起一落，两个人同时龇牙咧嘴。
“坐稳！手抓牢！”他大声吼叫着提醒我。
我抿紧了嘴唇，眼睛眯缝着，抵挡公路上一团一团扬起的尘土。现在我们两个人都潇洒不起来了，满身泥土不说，屁股还火辣辣地疼。我发现城里的摩托车还是不能适应乡下的公路。
还好，又往前行驶约莫十分钟之后，小凌叔叔把摩托拐到了路边，停下来，钥匙一拧，关上发动机。然后他长腿一偏下了车，绕到车斗这边，揽住我的腰，把我夹出座位。
幸亏他帮我，因为我的屁股和腿脚都被颠得麻木了，一步都迈不开来了。
“怎么样？还行？”他低头问我。
我用劲跺着两只脚，说：“还行。”
他摸摸我的头，又拍了拍我的肩，大概是表示赞许。
接下来，小凌叔叔把一只手搁在我肩头上，带着我往前走。走了不到五十米，看见路边有一个不太大的鱼塘。他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下河坡，胳膊一挥，拨开塘边高高的芦苇丛。我忽然看见一辆破旧的汽车半栽在坡岸上，车头已经没入水中，车轮子一边陷在污泥里，另一边高高地翘着，活像狗在路边撒尿的那种架势。
“看看车牌。”他扭头提醒我。
我看了一眼车牌。33194。没错，就是那辆桑塔纳。
我的心狂跳起来。我爸的失踪跟这辆车肯定有关系。车在这儿了，我爸在哪儿呢？
“我们查过了，这是个假牌照。车是安徽车，半个月前报了失踪。你提供的关于车的线索，到此为止。”小凌叔叔简短地告诉我。
我不太能听懂他的话。假牌照，偷来的外地车，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鱼塘太小，藏不住东西。再说，车跟人不可能在一起，傻子才会这么干。”小凌叔叔眯眼打量鱼塘，像是对我解释，又像是自言自语。
我还是没怎么听懂。难道他怀疑有人把我爸扔进这口鱼塘了？
“鬼眼男孩！”他突然喊我的绰号，“来，帮我个忙，发挥你的超能力，看看能不能感受到你爸的踪迹？”
我心里说，我爸不可能在这里，如果他在的话，我不会没有一点儿感觉。可是，既然小凌叔叔请求了我，我要尽可能地帮助他。
我站在坡岸边，闭上眼睛，用心聆听来自鱼塘里的声音。我听到水流清凌凌地、慢吞吞地在鱼塘里旋转，听到塘底水草蜿蜒飘浮时有节奏地甩动它们的叶片，听到鱼儿在喋喋地咂嘴，水流从它们的腮肺中呼呼地穿过，鱼尾在水中扑打时“哗”的一声，“哗”的又一声，果断而有力量。还有，我听到风声在耳边呜呜地响，听到鸟儿翅膀穿透空气时的轻微的震荡，听到芦苇们咿咿呀呀地低声絮语，水底淤泥汩汩地发酵，还听到脚下大地一起一落的呼吸。
可我没有听到我爸爸的任何动静。如果他在，他会用各种方式提起我的注意，会迫不及待呼喊我的名字。可是他不在。
我爸爸不在。
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了小凌叔叔。他咂了咂嘴，好像早有所料，又好像很不满意。我猜他是希望我能够更明确地给他一点儿提示，就像我之前向他报告有一辆可疑的桑塔纳一样。我很愧疚，我的“鬼眼”似乎并不是随时随地都能管用。
“走吧，回去吧。”他轻轻叹一口气。
走几步之后，他又回头看看鱼塘：“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确定的，桑塔纳是涉案车。”
我同意他的看法。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万事开头难。我们家报案才两天，警察们就找到了“涉案车”，这是好兆头，往下的事情一定会顺利。
我妈问我，想不想去温家别墅干一次活儿，挣一百块钱？原来温家的花园里长了杂草，温太太怕环境污染，不肯喷除草剂，就让我妈帮她找人拔，一次一百块。我妈怂恿我，去吧去吧，就当过去陪妈干活儿了。
几年前，我跟妈妈去过一次温家。那时候他们家刚搬到别墅，一切都是崭新的，我印象中楼上楼下全是玻璃镜子，走到哪儿都能看见另外一个我。我还记得他们家有个小女孩，叫温曼曼，差不多跟我同岁，白得像个瓷娃娃，特别爱哭，弄得我妈一看见我走近温曼曼就紧张，生怕我哪儿不对招惹了这个泪公主，让温太太误会。后来我觉得他们家很没劲，再不乐意去了。
几年不见，温家的别墅旧了一点儿，可是也更加气派，我想这是因为别墅周围的大树花草比从前长得更加茂盛葱茏的原因。还有，也因为我妈妈每天每天在这里辛苦打扫，把别墅的里里外外都擦得这么清洁明亮。
妈妈带我见过了温太太，就把我领到别墅后面的花园里，告诉我应该怎么拔草。我妈拨弄着草棵子教我分辨：叶片细得像头发丝的，是花大价钱从国外买回来的洋草，千万不能糟蹋了，只有一些大叶子的、长得四仰八叉没个好模样的，是杂草，要拔掉。得揪住它们的茎，连根拔，否则一场雨一下，它们又会发疯一样地蹿个儿。
“小心着啊，别糟蹋了东西啊。”我妈一再叮嘱我，好像草地是我们自己家的一样。
时间是早晨八点钟，太阳还没有升到树梢那么高，草地上的露珠一颗一颗闪着光亮，低下头，能闻到潮润润的泥土香，还有青草被我的凉鞋踩过之后甜丝丝的青涩味。
我一只手拎着一只塑料袋，另一只手去抠杂草的根，抠起来，扔进袋子里。杂草其实并不多，太阳从树干爬到树梢的工夫，我已经清除完了草地的一个角落。我喜欢干这活儿，看到杂草拔去后草地变得像绒毯一样漂亮，心里挺有成就感。
草地上有许多小虫子：咖啡色的地鳖虫，一扭一扭匆忙逃窜的百足虫，还有草根带出来的淡黄色的虫蛹，我不清楚它们将来会蜕变成什么玩意儿。偶尔还有七星瓢虫飞过来，红玛瑙一样圆滚滚的小身体，乌黑的花点点，停在发丝一样柔软的草叶上，美得让我大气都不敢喘，生怕一出声会把它们惊着了。
忽然，我听到身后有小心翼翼地脚步声，很轻很轻，像是踮着脚尖在走路似的。来人停在草地边上，不再动了，无声无息，只抛过来一条薄得透明的身影。我好奇地回转头，看见一个穿粉红色短裙的女孩，头上扎着同样粉红色的发带，手里抱着一个扁扁的书本那么大的玩意儿，很期待地看着我，想说话，又不好意思说。
温太太跟着从别墅后门里走出来，对我招手：“余宝，你别拔草了，过来我跟你说话！”
我起身，在短裤上擦了泥乎乎的手，走出草地。
“你看，大了几岁，都不认识了。我女儿，温曼曼。她跟你同岁，同年级。”温太太说。
我知道温曼曼跟我同年级，可她上的是外国语学校，寄宿，那是另外一种生活。
“她也放暑假，一个人在家，挺无聊的，你们两个玩玩吧。”
我有点不愿意，可我又知道不应该反驳温太太的话，这不礼貌。我迟迟疑疑告诉她：“草才拔了一点点。”
“没事。”温太太说，“明天再拔，我会算你工时。”
我一下子脸红起来，眼前的局面让我挺尴尬，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
“我们玩这个，好不好？”温曼曼举起手里那个金属的书本模样的东西。
我问她这是什么？因为它跟我见到过的游戏机不太一样。
“Ipad。”她说。
我想起了，我在电视购物节目里看到过，它是一个叫乔布斯的美国人发明出来的很特别的电脑，跟余朵朝思暮想的苹果手机一样有名。
我没有用过这种东西，连摸都没有摸过。我不想跟她玩，那会让我露怯，显得我这个人笨头笨脑。我不愿意让女孩子对我有这种看法。
可是温曼曼误以为我的不表态就是答应，开心得满脸放光，也不管她家的台阶上是干净还是脏，拉着我一屁股就坐下去。想到她穿着这么漂亮的衣服，坐下去的时候没有任何迟疑，我又觉得她这个人不坏，起码不是我想象中的有钱人家的坏小孩。
她开机，手指灵活地滑开屏幕，找出游戏图标。图标有很多，有的画着扑克牌，有的画着钢琴键，有的是一大堆五彩球，还有一只卡通小狗神气活现地瞪着我。她点开一个小鸟图标，欢快急促的音乐声突然响起来，把我吓了一跳。她先玩了一遍给我看，原来这游戏很简单，就是在画面上想象出一把弹弓的意思，让虚拟的石头飞出去打笼子里的小鸟，打不着，小鸟会开心得叽叽喳喳叫，打着了，有砰砰的爆响，鸟笼炸开，飞出一串串的数字，表示你的得分。两个人轮流玩一遍之后，得分高的那个人是赢家。
太简单了，我只看了两眼，就知道我绝对会赢了温曼曼，因为她打出的那些石子根本没准头，不是高就是低，让小鸟们又蹦又跳得意死了。女孩子玩电游，再怎么都不是我们男孩子的对手。
第一轮结束得很快，因为彼此技术都不高，每人差不多都是五万多分。我头一回上手，还没有琢磨出门道，打了好几个瞎弹。到下一轮的时候肯定不是这个局面，我会大开杀戒，赢她个稀里哗啦。
温曼曼把红艳艳的小嘴巴嘬成一朵花苞的模样，睁大眼睛看我，“哦”了一声，表示对我的赞叹。“你好棒哦！”她真心实意夸我，“第一盘就打这么好。我刚开始玩的时候，一只鸟都没打着。”
她干脆放弃了她的游戏权，把小电脑放到我的膝盖上，侧转身，一只手撑着身后的台阶，歪斜了脑袋，兴致勃勃地看我玩。她不像我们学校的许多小女孩那么要强，不依不饶的那么一股劲儿，我玩和她玩，她同样都高兴。她的脑袋小小的，圆圆的，头发上有一股很好闻的香味，跟我大姐余香在家里用的洗发液的气味不一样，好像淡一些，也更加文静一些。
我想我还是不要赢她太多，那有点欺负人。我可以装作笨手笨脚，偶尔失误一两回。
每次我失手，她一定为我遗憾：“哎呀！哎呀哎呀！”
她希望我一直一直赢，赢到最高分为止。我觉得她有点过高估计我了。
温太太拿着两瓶冰冻果汁走过来，递给我和温曼曼一人一瓶。瓶子已经打开了，瓶口上插着白色吸管，瓶身表面的水珠密密麻麻，肯定是刚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喝吧，”温太太说，“天太热了，要多补充水分。”
她抬头看看太阳，又看看我们坐的位置，提出建议：“别坐这儿，一会儿就晒着了。家里有空调，会凉快得多。”
温曼曼轻轻碰一下我的膝盖，征询我的意见：“进去嘛？还是你喜欢坐这儿？”
我倒是不怕晒，可我知道女孩子们都不喜欢太阳光。我拿起膝盖上的小电脑，站起身，准备跟她们进屋去。这时候别墅大门外传来嘀嘀的汽车喇叭声，然后电动大门徐徐地打开，沙沙地滑进来一辆铮光闪亮的车，是温董的大奔驰，我能认出来。
温太太本来已经进了屋，看到车子，赶快又走出来。
车门打开，下车的不是温董，是一个晃里晃荡的小个子男人，长头发，戴墨镜，穿一件暗花的翻领衬衫，底下一条黑色瘦腿裤。他走出车门时头一抬，迎向阳光，我于是看见了一张异常丑陋的脸：墨镜后面的半边脸颊是深深浅浅的红色，布满疤痕，坑坑洼洼，活像被热气烘烤后纠结成一团的塑料布。疤痕最深处，脸颊甚至凹陷进去，连带着半边嘴巴也皱缩起来，露出挺恶心人的粉红色牙龈。还有，在他转头时，头发一甩，我看见他的耳朵也很怪异，整个耳郭都没有了，只剩褐红色一团残肉，虫子一样地趴着。
这根本就是一张电影里面才会出现的恐怖面孔，如果我在黑夜里冷不丁看见，我一定会以为见到了鬼怪。
小个子男人关上车门，跟温太太招呼：“嫂子，温董让我来拿份材料，他忘在早饭桌上了。”
温太太点头：“我收到餐具柜上了，你自己去拿。”
那个人三步两步跳上台阶，从我身边擦过去，进了别墅的嵌彩玻璃门。
我想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因为温太太都注意到了我的异常。
“余宝，”她抬手揉揉我的脑袋，笑着说，“别怕，他是温董的表弟，小时候摔了个跟头，脑袋摔到火炉上了，没好好治，脸就长成了这模样。他叫阿四，一直跟着温董做事的，以后碰到，你叫他
四叔。”
温太太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看见了我的苍白如纸的脸色，不可能看见我心里的恐惧。
我害怕的不是眼前这张丑陋无比的脸，是藏在这张面孔背后的、跟他这个人如影随形的套牌桑塔纳，它正在起步掉头，轰隆隆地驶向我，它的车轮像鲨鱼张开的牙齿一样，白森森地闪光，转眼就要把我碾碎，再一口吞下肚。我看见我爸爸跟在车后面拼命地跑，他高声叫喊我的名字：“小宝！小宝！”我想要答应他，告诉他我在这儿，我没事。我还要问他去哪儿了？为什么丢下妈妈和我们不再回家？为什么不给我们一点点暗示，让寻找他的小凌叔叔那么为难？为什么跟这个叫阿四的男人纠缠到了一起，弄得我心里混沌不清、一团乱麻？
我有很多话要问我爸爸，可是在那一刹那，我的嘴巴是紧紧闭着的，我的心脏也被一根绳子用劲儿勒住了，憋不过气，不能呼吸……
我身边的温太太还在轻声轻气地告诉我：“别怕，他是温董的表弟。”
……
继续说我们家的事情吧。二大爷的心脏手术做完之后，医生告诉他说，他可以先出院，回乡下老家康复一小段日子后，再来做癌症手术。医生说，这样比较好，能省掉康复期间的住院费用。
好多报纸上的文章都说，医院是一台榨油机，只管榨干病人的钱，不讲公德和人情。其实不全是这样，二大爷的这个医生就很好，他知道农村人看病不容易。
走之前，狗叔特地到我家里来告别，顺便打听有没有我爸的消息。
“哥这人真是，出门就不知道打个招呼，害嫂子着急。”他嘟嘟囔囔。
我妈一直都没有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怕他们瞎着急。二大爷的心脏刚装了支架，还没长牢实，万一那玩意儿急火攻心蹦出来了，我爸的钱就白花了。
狗叔一嘟囔，我妈就把话头岔开去，问他说，再来住院的话，钱的事情有着落了吗？
我妈的意思很明白，她是在委婉地提醒他，恐怕我爸爸再也帮不上他们的忙了。
可是很奇怪，一提到这事，狗叔反而眉开眼笑：“嫂子哎，哥没跟你说过吗？他早就把手术费预存到医院柜台上了，就等我们提用呢。”他羡慕不已地咂巴着嘴：“还是城里人日子好过，大几万的钱，说弄就能弄得到。这要搁乡下……”
我看见我妈一下子变了脸色，神魂不安，眼神游移，狗叔再说什么她都是嗯嗯啊啊，明显没有听进耳朵里。
送走狗叔之后，妈独自坐在饭桌边，手撑着下巴，想了半天的心思。
她是不是在担心，爸爸借的钱太多了，将来我们一家人怎么还清这么多的债？
立秋过去后，早晚天气转凉，天使街的人不再指着日头骂娘了。过了处暑，日子就更加好过，台风带来的雨水三五天就来一场，一点一点地洗去了城市的暑气，让人们可以直着脖子顺顺畅畅呼吸。
星期天我妈歇工在家，四处转悠着找活儿干。看到床上睡得油光光的竹凉席，就说立了秋不能贪凉，凉席该收起来，改睡草席。她让余香烧了一大锅热水，要擦洗换下来的席子。睡了整整一个夏天，汗水把席片浸透了，不擦洗干净的话，收进橱柜里一准会长霉。
我妈个子小，干起活儿却可比我两个姐姐利索得多，我们家里只要我妈休息在家，那一定是窗明几净，馒头掉在地上都能捡起来吃。
擦洗凉席的程序是这样：先烧一大锅热水倒进洗衣盆子里，拿一条旧毛巾当抹布，把凉席摊开在床上，先擦一面，完了翻一个身，再擦另一面。擦完还得挂到阳台晾衣竿上阴干。干透之后卷成小圆筒，拿麻绳扎紧，在橱柜角落给它们找个安身之地。
这一套程序，年年夏天过去后我都看着妈妈做，已经看熟了。
我妈先擦大床上的席子，这个工程最大，按她的理论，难做的活儿要先做。她穿着一身大洞套小洞的汗衫汗裤，晃动着胸脯和肚皮上的肉，俯身在热水盆里咝咝哈哈地倒着双手绞了一把热毛巾，托在手里，爬到床上，跪着，从里面往外面顺序擦。床上有我爸的一个枕头，硌在席子下面挺碍事，我妈随手扯出来，扔到身后我的小床上。
枕头一挪开，我妈忽然停住了手，腰背猛地往后一挺，半天没动弹。
我赶快问她是不是腰扭了？要是扭着了的话，我可以爬到床上帮她擦席子，这活儿我爱干。
她摇摇头，一句话都没有说，手伸到凉席下面，夹出了一个紫红色的小本本。
银行存折。崭新的，应该没有使用过。我的眼睛好，看得很清楚。
她扭头瞄了我一眼，又抿一下嘴唇，下大决心似的，在手指头上舔一下，碾开了存折的第一页。我想她是一下子没有看懂，因为她眉头慢慢皱起来，脸上现出一种奇怪的迷茫。然后她掰了一下手指头，嘴里念念有词了几声，合上存折，仍然是跪在席子上，脸色却一点一点变白，变得惊慌、惊惶，直到从双手到身体都在簌簌地哆嗦，像寒风中的枯叶一样。
“二十万。”她嘀咕。
我问她二十万什么？说真话，我对这个数字一点儿不敏感，因为跟我的距离太远。
“钱。”她清清楚楚说，“你爸爸留给我们的钱。”
什么意思啊？爸爸给我们留了二十万？他哪有这些钱，又为什么要给我们留这些钱呢？我还是不太明白。
我妈猛地扔掉存折，双手一下一下拍打着竹席，号啕大哭起来：“宝啊，余宝啊，出大事了啊，你爸给我们弄这些钱，他是准备好了去送死了啊！宝儿哎……”
我站在床边，呆呆地看着我妈，看她呼天抢地的样子，心里很害怕。我明白二十万是一笔大钱，很大很大的钱。爸爸刚给二大爷付完了手术费，又在家里藏下这二十万，他的无端失踪，是不是跟钱有关系呢？
不由自主地，我跟妈妈一样拼命地哆嗦起来。我抖着抖着，觉得裤裆里热乎乎的，肯定是我一边哆嗦一边尿了裤子。可我现在管不了这些，我的心思全在我爸身上：他从哪儿弄来这些钱，谁会给他这么多的钱。
毫无疑问，我爸爸犯了大错，他付出去的可能是生命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