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难，难做人。很多时候，不仅要给别人留有余地，还要给自己铺个台阶。如果不具备一点“心机”，做人就会陷入死胡同，既没有退路，也没有出路，只能阻在死路上，哀叹绝路。
1．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
俗话说“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刘禹锡的一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道出了多少兴衰荣辱，朝代更替。人在鼎盛之时就好比沸腾的开水，如果不迅速降温，没过多久便会蒸发得无影无踪。懂得“釜底抽薪而止沸”之人，才能避开即将到来的杀身之祸，才是真正人杰中的人杰。
清末名相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而达到事业顶峰之时，深知权高震主、盛极必衰的道理，因而迅速果断地采取示弱之举，避免了一场即将到来的权力之争，甚至有可能招来的杀身之祸，实为明智之举，这等“心机”和远见，值得后人研究和效仿。
攻克天京，这是曾国藩率湘军出战以来的最大胜利，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两人的声望如日中天，达到了极盛。清政府便对这些“栉风沐雨，艰苦备尝”的功臣们进行了赏赐。曾国藩被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被赏加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对于如此隆重的封赏，曾国藩十分感激：“我朝酬庸之典，以此次最隆，愧悚战兢，何以报称。”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加给曾国藩兄弟二人表面上的荣耀。暗地里，曾国藩兄弟二人所面临的是无数汹涌的“漩涡”，这些漩涡的产生的能量足以将其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天京被攻克以后，曾国藩已非昔日京城中手无一兵一卒的兵部侍郎，他的门生故吏已遍及于东南各地，上至巡抚，下至提督。同时，曾国荃手里亦掌握着“精悍”的5万湘军，这无疑给清政府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天京陷落后，清政府最大的忧患，已不再是太平天国的余部，而是兵权愈来愈大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和以湘军为中心的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治、军事力量。这就要求清政府必须从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这一总体战略出发，而这一特殊的政治需求决定了曾国藩在成功之后逃脱不了被夺权的命运。
在天京陷落以后，清政府即已开始着手限制曾国藩势力的膨胀。清政府利用湘军内部固有的矛盾，迅速提拔和扶植曾国藩手下的将领，他们的地位迅速提高，以至于与曾国藩地位不相上下。当左宗棠的左系湘军与沈葆桢结成同盟，并脱离曾国藩，向其发起挑战时，清政府则大加利用，暗中支持左、沈与曾国藩分庭抗礼，从内部瓦解曾国藩的势力。而对于曾国荃则竭力进行压制，不让其有抬头的机会，虽已升任浙江巡抚，却以尚未赴任为借口，不允许其单折奏事。
面对大有“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之势的曾国藩，如何摆脱眼前的困境，确实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其实，在天京陷落前的一段时期里，曾国藩就已经对大功告成后如何收场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当天京陷落以后，面对朝廷的猜忌和随之而来的种种为难之举，曾国藩早已洞若观火，并有了思想准备。要想善其末路，必须自剪羽翼。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他十分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因此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盈保泰。当曾国藩从安庆赶至江宁的时候，“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
曾国藩到达南京以后，七月初四“定议裁撤湘勇”，在七月初七的奏折中，向清廷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
在裁撤湘军的同时，也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曾国荃攻陷天京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为担心，惟恐他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让其赴浙江巡抚任。无奈，曾国藩只好以其病情严重，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很快清政府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而曾国荃对此却大惑不解，但曾国藩却深知其中利害关系，极力劝说。
随后，曾国荃返回家乡，怨气难消，以致大病一场。从此，辞谢一切所任，直至同治五年春，清政府命其任湖北巡抚，他才前往上任。曾氏以退为进、以退护官的为官之谋，令后人不由不为之叹服。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作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人的职位越高、功名越大，越容易颐指气使、得意忘形，而此时遭来的怨愤和嫉讳也越多。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伟人、名人的崇拜，成为封建时代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与他善收晚场有很大关系。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出，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可见，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和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他可以说是做到了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曾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他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正是由于曾国藩的深谋远虑和殚精竭虑，才保住了曾氏家族获得的巨大荣誉和政治资产。在曾国藩攻克天京后，其个人声望和军事实力都达到顶峰，他的不少部下都暗示曾国藩举兵起事，以恢复汉族江山，对此曾国藩婉言谢绝，并以一幅“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的对联来表明心迹。
曾国藩一生深谙为官处世之道，尤其是在达到顶峰之后深知树大招风的道理，自剪羽翼助其渡过“生死玄关”，在封建末期落得了“圣相”的美誉，历来被后人所称道。
2．凡事留有余地，退一步绝无坏处
大千世界，最难测的便是人心，某些人貌视正人君子，平时总是嬉皮笑脸，但下起手来比谁都狠，比谁都黑。对于这种背后捅刀子的小人，下策为躲，三十六计“躲”为上计；中策为制，假手他人，将其制服；上策为除，阴谋阳谋，除去为上谋。
《三十六计》最后一计是“走为上”，原计曰：“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今译为，全军退却，避开敌人，以退为进，待机破敌，这不违背正常的用兵法则。
走，表面看来是退，实际是最高的战法，它具有切实的实用性，令人有“与其卖弄小聪明，倒不如退为佳”的感觉。
走的计策，在做人做事上，则有“随退随进”一说。随退随进，不是懦弱的象征，而是有“心机”的表现。苏东坡《与程秀才书》中讲到：“我将自己整个人都交付给了老天爷，听其运转，顺流而行，遇到低洼就停止，这样不管是行，还是止，都没有什么不好的了。”苏东坡主张，人应当顺天意，进退不强求。这就像大自然有阴晴，月亮有圆缺，季节有冬夏，天气有冷暖。万事如意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人生难得一帆风顺。
庄子曾讲，穷通皆乐；苏轼则言，进退自如。无论是庄子的穷通，还是东坡的进退，同指一种做事的策略。穷通是指人实际的境况遭遇，进退是指人主观的态度和行动。庄子认为，凡事顺应自然，不去强求，才能过着自由安乐的生活。苏轼认为，人只有安于时代的潮流，应用自然法则，才能进退自如，穷通皆乐。如此看来，进退即是做人的大道理、大智慧。
我们常说：“做人不要做绝，说话不要说尽。”廉颇曾顽固不化，蔑视蔺相如，到最后，不得不肉袒负荆，登门向蔺相如谢罪。郑庄公说话太尽，无奈何掘地及泉，遂而见母。故俗言道：“凡事留一线，日后好见面。”凡事都能留有余地，方可避免走向极端。特别在权衡进退得失的时候，务必注意适可而止，尽量做到见好便收。
春光虽好，但总有尽时。人生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有高潮和低潮。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就像搓牌一样，一个人不能总是得手，一副好牌之后往往就是坏牌的开始。所以，见好就收便是最大的赢家。做人的真谛就在于此，与人相交，不论是同性知己还是异性朋友，都要有适可而止的心情。君子之交淡如水，既可避免势尽人疏、利尽人散的结局，同时友谊也只有在平淡中方能见出真情。越是形影不离的朋友越容易反目为仇。因此，古人告诫说：“受恩深处宜先退，得意浓时便可休。”即使是恩爱夫妻，天长日久的耳鬓厮磨，也会有爱老情衰的一天。北宋词人秦少游所谓“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不止是劳燕两地的分居夫妻之心理安慰，更应为做人交友的处世之道。
3．好处不要自己占绝
一个人做事千万别做绝，好处全部得尽，这样的话你得势时虽然做到了初一，但等你失势时人家就会做到十五，到头来自己说不定就会落得个悲惨的下场，所以有好处时一定要分人一杯羹，这叫“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清朝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一生纵横官场与商场，黑白两道，上下通吃，做人真正地做到了“人精”的地步，他做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便是“利益均沾，资源共享”。这才成就了他一段“不朽”的传奇。
胡雪岩做生意，永远会把人缘放在第一位，“人缘”，对内指员工对企业忠心耿耿，一心不二；对外指同行的相互扶持、相互体贴。
胡雪岩对于金钱的看法有他独到见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与他人分一杯羹，好处共享。
有一次，胡雪岩打听到一个消息说外面运进了一批先进、精良的军火。消息马上得到进一步的确定，胡雪岩知道这又是一笔好生意，做成一定大有赚头。他立即找外商联系，凭借他老道的经验，高明的手腕，以及他在军火界的信誉和声望，胡雪岩很快就把这批军火生意搞定。
正当春风得意之时，他听商界的朋友说，有人在指责他做生意不仁道。原来外商已准备把这批军火以低于胡雪岩出的价格，卖给军火界的另一位同行，只是在那位同行还没有付款取货时，就又被胡雪岩以较高的价格买走了，使那位同行丧失了赚钱的好机会。
胡雪岩听说这事后，对自己的贸然行事感到惭愧。他随即找来那位同行，商量如何处理这事。那位同行知道胡雪岩在军火界的影响，怕胡雪岩在以后的生意中与自己为难，所以就不好开列条件，只好推说这笔生意既然让胡老板做成了就算了，只希望以后留碗饭给他们吃。
事情似乎就可以这么轻易地解决了，但胡雪岩却不然，他主动要求那位同行把这批军火“卖”给他，同样以外商的价格，这样那位同行就吃个差价，而不需出钱，更不用担风险。事情一谈妥，胡雪岩马上把差价补贴给了那位同行。那位同行甚为佩服胡雪岩的商业道德。
如此协商一举三得，胡雪岩照样做成了这笔好买卖；没有得罪那位同行；博得了那位同行衷心的好感，在同行中声誉更加高了。这种通达的手腕和高超的做人“心机”日益巩固着他在商界的地位，成为了他在商界纵横驰骋的法宝。
不趁人之危抢人饭碗是胡雪岩圆融的处事方式的具体体现。他一直恪守这一准则，使得他在商界中获得了极好的名声。
胡雪岩在外经商多时，尽管自己不愿意做官，但和场面上人物来往身上没有功名，显得身份低微，才买了个顶戴，后来王有龄身兼三大职务，顾不了杭州城里的海运局，正好胡雪岩捐官成功，王有龄就说要委任胡雪岩为海运局委员，等于王有龄在海运局的代理人。
对此，胡雪岩以为不可。他的道理也很简单，但一般人就是办不到，其中关键，在于胡雪岩会退一步为别人着想。胡雪岩直告王有龄，海运局里有个周委员，资格老、辈分早，如果王有龄卸任，应由周委员替代才是，如果贸然让胡雪岩坐上这个位子，等于抢了周委员应得的好处。反正周委员已经被他收服，如果由周某代理当家，凡事还是会与胡雪岩商量，等于还是胡雪岩幕后代理。既然如此，就应该把代理职位赏给周委员。
这样一来，胡雪岩避免了将周委员的好处抢去，也避免为自己将来树立一个潜在的敌人。所以说，他的“舍”实在是极有眼光、有远见的。
利用同样的观念，胡雪岩还曾帮助了王有龄一次。王有龄官场得意，身兼湖州府知府、乌程县知县、海运局坐办三职，王有龄在四月下旬接到任官派令，身边左右人等无不劝他，速速赶在五月一日接任视事。之所以有这等建议，理由很简单：尽早上任，尽早搂到端午节“节敬”。
清代吏制昏暗，红包回扣、孝敬贿赂乃是公然为之，蔚为风气。风气所及，冬天有“炭敬”，夏天有“冰敬”，一年三节另外还有额外的收入，称为“节敬”。浙江省本来就是江南膏腴之地，而湖州府更是膏腴中的膏腴，各种孝敬自然不在少数，王有龄四月下旬获派为湖州知府，左右手下各路聪明才智之士无不劝他赶快上路，赶在五月一日交接。如此一来，刚上任就能大搂“节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