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讲起课来，不但思维敏捷，语言生动，而且风趣幽默，妙语联珠。因此，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都喜欢听他讲课。
袁隆平的弟子罗孝和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曾经深情地说：“袁先生在科研事业中，没有门户之见，从来都是搞‘五湖四海’，我便是他搞‘五湖四海’的受益者之一。”
但是，在科学试验中，袁隆平却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熟悉袁隆平的人都说：“袁隆平进行杂交水稻科学研究的过程，既是造福于民的过程，也是他的人格日趋完善的过程。”
3月下旬，“野败”在地处天涯海角的海南抽穗扬花了。袁隆平与李必湖、尹华奇、罗孝和等一起，用广矮3784、京引66、米特374以及意大利B等20多个品种的雄花与“野败”的雌花杂交，获得了200多粒杂交第一代种子。
袁隆平向来自全国各地的科技人员无偿地奉献出这200粒种子。
江西萍乡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颜龙安、文友生等人，在袁隆平的精心指导下，利用“野败”进行杂交，获得了种子，并育出“珍汕97”不育系和保持系。
来自福建的杨聚宝等人利用袁隆平赠与他们的种子，育出“威41”不育系和保持系。
湖南贺京山原种场的周坤炉与袁隆平合作育出“29南1号”、“威20”不育系和保持系。
……
袁隆平无私献出的珍贵种子，成为全国农业科技人员共同攻关的可靠保障，大大加快了杂交水稻的研究进程。
经过一年多的协作攻关，到1972年就已经选育出了一批不育系和保持系。但是，恢复系尚未育成。“三系”尚未配套，杂交稻尚未成功。
在没有找到“野败”以前，袁隆平和他的弟子们在20世纪60年代利用栽培稻进行杂交育种，培育出了恢复系，但找不到保持系；当找到“野败”材料以后，培育出了保持系，但找不到恢复系。
这期间，学术权威的冷水又泼来了，他们说：“三系，三系，三代人也不成器！”
有些人在权威面前开始动摇了。
但袁隆平却在丰富的试验材料中，发现了具有恢复系基因的苗头。他满怀信心地告诉他的弟子们：“我们一定会筛选出来恢复系。”
1972年9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湖南长沙召开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科技攻关协作网。
他们紧密配合袁隆平的研究工作，对水稻“三系”配套和杂交组合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有力地支持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的科研进程。
三系配套获得成功
1972年，袁隆平的助手罗孝和在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里搞了4分田的“三超稻”，即产量超父本、母本和对照品种的杂交水稻优势试验。
刚开始，这些杂交水稻长势喜人，远远超过其他水稻。人们都赞叹不已。
湖南省主管生产的一位官员闻讯赶来视察，更是赞不绝口。
这位原本支持杂交稻科研事业的官员，此时怀着欣喜的心情集合各地、市主管生产的负责人和有关科技人员在“三超稻”试验田旁召开了现场会，号召全省各地、市尽快推广杂交稻。
到了秋收季节，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三超稻”在打谷场上一验产，稻草比对照品种增产了一倍多，而稻谷的产量却显得很一般，比常规稻品种多不了几斤。
这时，原本反对杂交稻研究的某权威人士趁机嘲笑说：“可惜人不是牛，要是人像牛那样能吃草，杂交稻的优势就很可观了。”
这时，有人竟然指责湖南省农科院的一位负责人说：“你为什么要支持这种浪费钱财和土地资源而徒劳无益的研究？”
那位军负责人无言以对。他在盛怒之下，把罗孝和叫到他的办公室，责问道：“你为什么要欺骗领导？”
罗孝和十分紧张地说：“我……我……我没有欺骗领导。”
这位负责人又怒气冲冲地说：“你们知识分子，就会玩花招！”
罗孝和十分笨拙地为自己辩解说：“我……我……我没有玩花招。”
负责人怒气未消，十分不客气地对罗孝和说：“有人骂你们是一群‘草包学士’！”
罗孝和挨了一顿臭骂，垂头丧气地回到他的住所，找到袁隆平，很无奈地说：“袁老师，有人骂我们是‘草包学士’。”
袁隆平拍了拍罗孝和的肩膀，笑着说：“小罗，我们是在搞试验嘛！既然是试验，就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失败了找原因，把胸脯挺起来，咱再从头来！”
第二天，袁隆平也被那位负责人找去谈话，谈话的内容还是“三超稻”的问题。他很不高兴地问袁隆平：“杂交稻为啥只增产稻草？你说杂交优势在哪里？”
袁隆平耐心地说：“增产稻草，也正是杂交稻的优势，至于怎样把增产稻草的优势转变为增产稻谷的优势，就看我们未来的试验了。”
负责人半信半疑地问：“未来你们准备怎样试验？”
袁隆平说：“我们继续寻找最佳组合。”
负责人的脸色变得和缓了一些，他说：“照你这么说，杂交稻有优势，而且最终肯定不会光增产稻草，不增产稻谷，是这样吗？”
袁隆平神情郑重地说：“我可以向领导保证，一年以后，这样的优势便会显现出来。”
接着，袁隆平详细地向这位负责人讲述了他敢于“保证”的理论根据和准备采取的实验措施。
负责人这才打消了顾虑，说：“杂交水稻还是大有前途的嘛！你们就大胆地去搞你们的‘最佳组合’吧，我们将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们！”
1973年初春季节，袁隆平亲自在海南岛南红基地配制了10多公斤杂交稻种。回长沙后，分给他的助手们试种。
李必湖、尹华奇、罗孝和等在湖南省农科院1.2亩试验田里，种下袁隆平配制的种子，虽然只中耕一次，施肥一次，可收获时，亩产高达505公斤。
这一年，全国农业科学技术人员齐心协力，广泛选用我国长江流域、华南以及东南亚、非洲、美洲、欧洲等地的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先后筛选出1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
袁隆平和他的弟子们率先找到一批优势很强的恢复系。
同年，为了检验杂交水稻是否有高产优势，湖南省农科院在这块试验田附近，组织全国和省里几位劳模用5亩上等好地播种没有进行杂交的水稻种子，进行丰产竞赛。这些人在这5亩好地上精耕细作，偏水偏肥，各方面都给予最优越的条件。到了收获的季节，5亩田，却只有1亩亩产勉强超过500公斤。
比较之下，杂交稻的高产优势是十分明显的。
此时此刻，袁隆平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他的心情十分舒畅。
这天夜间，袁隆平把他的小提琴带到打谷场上，充满激情地弹奏起巴赫的作品。
此时此刻，天地一片寂静，只有他那动人的琴声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轻轻地流淌着……
至此，按照袁隆平起初对杂交水稻的理论设计——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宣告成功！
“三系”的配套成功，预示着我国率先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时刻即将到来。
袁隆平成功地开创了我国杂交水稻的高产之路，他用自己的成果对美国经济学家布朗的质疑作出响亮的回答：高科技养活中国人！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左连生说：“袁隆平的世界观突出地表现在他崇高的民族自尊心上。他潜心于杂交水稻的研究，致力于创新。他的科研成果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全永明说：“袁先生是智慧、勇敢、坚忍的象征，是无私奉献的典范。因为有了这些美德，他注定要在高科技杂交水稻研究中获得成功。”
1973年10月，袁隆平赴苏州参加中国农业科学院在这里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袁隆平宣读了他的又一篇论文《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他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科学家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稻“三系”配套成功！
袁隆平在宣读完论文后，又针对美国经济学家布朗的质疑，意味深长地讲了下面一段话：
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为之自豪。我们不曾卑微，因为在人类长长的生命链条中，我们承前启后，正在从无限走向无限；
我们也不曾骄傲，因为人类创造辉煌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未来的路依旧很长很长……
袁隆平的论文和讲话，在这次会议上引起极大的震动。
回长沙以后，袁隆平写了这样一张纸条挂在自己的书橱上：“灵感在科学研究中与在艺术创造中一样，具有几乎同等的重要作用。”
袁隆平从在稻田中发现水稻的杂交优势，到寻觅“野败”，都表现出一种思维上的突破性，袁隆平把这种思维上的突破称为“灵感”。
1974年新春佳节，邓哲到广东出席生物防治会议，她趁此机会顺道到海南看望丈夫。
大年初一那天，袁隆平带着邓哲来到三亚的天涯海角，他们看到茫茫的大海上，一只只海鸥，正张开强劲的翅膀，搏击着狂风巨浪，向前奋飞。袁隆平触景生情，对身旁的妻子说：“我们过去只不过是洞庭湖边的麻雀，现在却要做太平洋上的海鸥了！”
1974年，袁隆平培育出强优组合的“南优2号”，并于当年试种成功。
1974年春天，袁隆平将自己育成的我国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杂交稻种子，拿到安江农校去试种。
袁隆平在安江农校试种的结果是“南优2号”杂交中稻亩产628公斤；他耕作的晚稻示范田20多亩，平均亩产511公斤。
攻克制种高产难关
杂交稻“三系”配套已经完备，高产优势也已经呈现在眼前，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当年，他们制种试验田的产量很低，每亩生产杂交种子只有5.5公斤。
如果按这种产量来计算，那么，平均每公斤种子要达到73公斤普通稻谷的比价，也就是说，这种种子的价格应该是常规稻种的73倍。虽然杂交稻的用种量只需常规稻的20％，但是单位面积的种子成本还是要高于常规水稻70倍以上。
如此昂贵的稻种，农民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农民如果不授受，推广杂交水稻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因此，提高制种产量，又成为袁隆平科技攻关的新课题。
这一新课题能否攻克，成为杂交稻能否大面积推广的关键。
这时，反对研制杂交稻的人又有了新的话题，他们说：“水稻是白花授粉作物，花粉量少，花粉寿命短，柱头弱小，且多数品种不外露，每日开花时间短，这些特征都不利于异花授粉，因此制种产量非常低，难以大面积推广。”
袁隆平在“制种低产论”面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当时，袁隆平的一个学生唉声叹气地说：“难啊，干成一件事真是难啊！”
袁隆平对他的学生们说：“一个人的一生，顺利是相对的，不顺利是绝对的。我们应该有走向成功的决心和信心，也应该有承受坎坷、承受不幸的勇气。如果我们能够把前进道路上的风风雨雨化做动力，我们就会走向成功，走向辉煌……”
袁隆平环视一下周围的学生，又接着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真正打败我们，除非自己打败自己。在挫折面前，一定要激流勇进。失败往往是成功的前奏，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也就将要看见成功的背影了。没有挫折与失败，我们就不会懂得成功的艰难，就不懂得奋斗的可贵。”
袁隆平面对“制种低产论”者的嘲笑，丝毫也没有畏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攻克制种高产这一关。
此时，袁隆平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最低限度需要多高的制种单产，才能开始使种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都有利可图，从而开始乐于接受杂交水稻。
从此，袁隆平不分昼夜地守护在自己的制种田里。在如火的烈日下，在狂暴的风雨中，他也不肯躲避。他戴着一顶破斗笠，在制种田里，忘我地观察着，思索着……
袁隆平在长期的观察中发现，杂交水稻制种产量的高低，与花粉数量虽然有关，但主要并不取决于花粉数量，而取决于父、母本扬花的时间能否一致，即双方能否在花期相遇。
袁隆平知道杂交水稻是异花授粉，父、母本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品种，因此，彼此的生长发育时间肯定会有一定差别。
此时，袁隆平意识到如果母本和父本的花期一早一晚，不能同时，那么，父本散发的花粉再多，也是白搭。
昏黄的灯光下，袁隆平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他断定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袁隆平忽然扔下铅笔，在桌子上猛拍一掌，站起身来，欣喜若狂地叫醒了所有正沉醉在梦乡的湖南组科技人员，把自己思考的结果告诉了每一个人。
接着，袁隆平兴奋地对大家说：“我们从明天开始，就必须认真研究气温、水肥、土壤，以及叶龄等等与杂交制种的父、母本花期之间的关系，摸清父、母本之间的生长和开花习性等、方面的不同特点，然后准确地计算出它们在各种不同条件下，从播种到开花所需的不同生长期，以及开花、盛花和谢花的具体时间。”
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袁隆平，认真地听着他说的话。
袁隆平环视一下大家，又接着说：“以后，我们要依据它们的不同生长期，采取父、母本分期播种的办法，以及利用温度、水肥和施用生长激素等办法来调节它们的花期，使它们尽可能完满地重合。为了防止万一调节无效，我还想到一个办法：除父、母本分期播种之外，我们还可以围绕着母本的开花、盛花和谢花时间，再将父本也分三期播种，分别把三批父本的盛花期，连接不断地对准母本的开花、盛花和谢花时间，这样，即使第一批父本的盛花期没有和母本的盛花期重合，第二批、第三批，总有一批能重合。这样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这是今后我们必须紧紧把握的第一条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