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洛曾对创造性领域的新的和古老的情况进行比较而深感兴趣。首先积累的资料总数——纯粹研究著述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了任何人所能想像的。
创造性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精巧测验技术以及纯信息量的大量积累相比，进展并不大。我想提出理论的问题，即，有关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概念化方面的一些什么问题，并说明这些概念化问题的不良后果。
创造性领域中的思考和研究大都太原子论、太特殊了，而不是像它能够成为和应该成为的那样整体论的、机体论的或系统论的研究。当然在这里并不想进行任何愚蠢的二歧或极化的争论，表示对整体论的任何虔诚或对解析或原子论的任何敌意。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它们达到最佳整合，而不是在它们之间进行抉择。避免这样的二歧抉择的一个途径是利用皮尔逊的旧分辨法，他曾在一般因素和特定或特殊因素之间进行区分，两者都进入了不仅是智力而且是创造力的构成之中。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虽然创造性问题没有被作为建立理论的一个基础，但它和精神病学的健康或心理学的健康之间有非常关键、非常深刻、非常重要和非常明显的关系。例如，在以心理治疗为一方、以创造性为另一方的两类研究中，我们可以说这当中很少有什么联系。研究生理查德·克来格曾发表过一项非常重要的证明材料，说明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
托兰斯的著作《主要的创造才能》中曾以表格形式列出全部已证明和创造性有相关关系的人格特征，这是我们大家都有深刻印象的。也许他认为有30个或更多的特征是充分有效的。克来格所做的是把这些特征记录在一栏中，然后在相对应的另一栏中列出那些我曾用于描述自我实现者的特征（这些特征和许多其他人用于描述心理健康的项目有相当多的交迭，例如，罗杰访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人”，或荣格的“个性化的人”，或弗洛姆的“自主的人”，等等）。
两者几乎存在着普遍的交迭现象，一个表格中的三四十个项目中只有两三个特征用来描述心理不健康的人。没有一个特征是属于对立的方向的，结果是，让我们大致地说，近于四十或至少三十七八个特征和心理健康的特征是相同的——它们补充了心理健康或自我实现的综合性。
之所以引述这篇文章作为讨论的起点，因为创造性的问题是有创造力的人的问题，而不是创造产物、创造行为等等的问题。换句话说，他是一种特定的或特殊的人，而不只是一种老式的、平常的人，获得了一些外部的东西，学会了一种新的技巧如溜冰，或积累了更多的一些经验，它们虽然属于他“所有”，但并非他所固有，并非他的基本性质。其实，早在很久以前，马斯洛就对这一点有了坚强的信念。
假如你认为那种有创造力的人，才是问题的本质，那么你面临的问题就成为人性转变、性格改变、整个人的充分发展的问题。这又必然把我们带入世界观的问题中，带入人生哲学、生活方式、伦理准则、社会价值等问题中。这和那种特别的、因果的、压缩的、原子的理论概念、研究和训练，形成了尖锐的和直接的对照，这一类说法我们常常听到，例如：“创造力的起因是什么？”“我们能够做的最重要的、史无前例的事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课程表上添上一门三学分的创造性课程？”甚至很快就会有人问：“它定位在哪里？”或“试图插入电极促动它或抑制它”。在马斯洛和研究与发展中心的人商榷工业问题时，他也得到强烈的印象，发现他们总是寻求有什么秘密的按纽能发动创造性，像开关电灯那样。
很显然大概有成百上千个决定因素来得到有创造力的人。任何有助于人向更大心理健康或更丰满人性运动的事物都等于是在改变着整个人。这一更人性、更健康的人能产生和能发射出作为副现象，成打、成百和成百万各种不同的行动、经验、观察、传达、教导、工作等等，这种种不同的行为都将是更有“创造性”的。他那时将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会在各方面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行动。于是，作为一种替代，替代那独一无二的或将特定地产生更多特定的创造性的按纽或三学分的课程，这种更整体论、更机体论的观点将提出更有可能得出答案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让每一门课程都有助于培养创造性？”当然，这种对人的教育应该有助于创造一种更佳类型的人，能促使一个人长得更大、更高、更聪明、更有理解力（更敏感）——相应地，也自然会使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更有创造性。
可以提供一个有关这方面的例子。狄克·琼斯写过一篇博士论文，从哲学观点看是极其重要的，但它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他所做的是对高中生进行一种团体治疗，并在年终时发现种族偏见下降了，尽管一整年他都严守自己订立的规约避免提到这一类词句。偏见不是按一下按纽就能创造的。你无须训练人染上偏见，你也不能真正直接地训练他们“消除偏见”。我们曾经试验过，这些都起不到很好的效果。但偏见的消除像火花一样从轮盘上飞出，作为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的副现象、副产品而实现，不论是由于心理治疗或由于任何其他能改善人的影响。
马斯洛曾用不同于传统科学的方法对创造性进行过调配研究。他说：“我不得不发明整体论的交谈法。我试图一个人又一个人地去了解，尽我的可能进行深入、深刻、充分的了解，直到我觉得对于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作为独特的、个别的人）有了真正的理解。”这是在获取整个生活和整个人的非常充分的历史材料而不怀有特定的课题或问题，就是说，不是抽取这个人的某一方面而不涉及其他方面，而是在进行个案研究。
但之所以称之为法则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它也可以涉及特定的问题，在进行简单统计后得出一般结论。你能把每一个人都看作一个无穷大，而多个无穷大可以相加，百分数可以求出，正如超穷数也能运算一样。
如果你能用这种方式去深刻、深入和个别地了解人的样本，那么，就可以将某些典型传统实验中不可能的操作变为可能。马斯洛有一个大约包括120人的研究对象名单：“对他们每一个人我都花去了大量的时间——仅仅用于对他们进行一般的了解。这样做以后，我能再提出某一问题，回溯我的资料并得出答案，即使120人全都死了也能得出答案。”这和就某一单独的问题所做的特定实验形成对照，在这种实验中将变动某一变量，而所有其他变量假定“保持不变”，尽管我们自然都非常清楚，有成千的变量在经典的实验范式中只能假定受到控制而不是实际受到控制，更不用说保持不变了。
马斯洛曾非常坦率地坚信因果方式的思维在作为普遍的科学哲学时已经过时了。尽管它曾在非生命的世界中发挥大的作用，而且也曾在解决人的问题中因取得或多或少的成功而被学会。我们绝不能再这样做，因为它只能引导我们进入特定的思维，即关于某一原因引起某一后果和某一要素产生某一要素的思维，而不是使我们对那种系统的和机体的改变保持敏感。对这种改变，其中任何单一的刺激都可能会改变整个机体，而改变的机体又会引起生活一切部分的行为改变（这也适用于社会组织，无论大和小）。
例如，假定你想要得到身体健康，又假定你问：“你是怎样使人的牙齿好些的？你是怎样使他们的脚好些的？”或他们的肾、眼睛、头发等等。任何一位医生都会告诉你，最好的办法是改善一般系统的健康。也就是说，你要改善一般因素。假如你能改善他们的饮食和生活方式等等，那么这些办法将能一举改善他们的牙齿、肾脏、头发、肝脏、肠子，以及其他任何器官，即整个系统都得到改善。
同样地，按照整体论的看法，一般的创造性也是从整个系统中出发的，一般地改善的。而且，任何能产生更有创造力的人的因素也能使人成为一位更好的父亲，或更好的老师，或更好的公民，或更好的舞蹈家，或一位更好的什么人，至于达到和一般因素的增强相应的程度。当然，接着还要有特定的因素与此相加，才能把好的舞蹈家或好的作曲家和好的父亲区分开。这一点很重要。
葛洛克和斯塔克写过一本讨论宗教学的好书，可以作为一种对这一类型原子论的和特定的思维的相当高明而又合格的描绘，特定的思想家，刺激—反应思想家，因果思想家，“一因到一果”的思想家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领域，这两位作者可以做为先驱。首先，他们当然觉得必须给宗教下定义。当然，他们不得不下定义说宗教是纯粹的、分立的，说它不是任何别的什么，进而把它孤立起来，和其他每一事物分割开，然后开始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A”和“非A”绕来绕去：“A”是所有“A”，不是“A”以外的任何东西，它是纯粹的“A”；而“非A”是纯粹的其他事物，因此两者没有交迭，没有融合，没有结合，没有熔接，等等。这使他们能够继续前进并陷入一种绝对的、全盘的混乱——但这是从未见过的一种美丽的混乱。他们钻进了死胡同，停留在那里，使宗教行为和所有其他行为完全分开，以致他们全书所讨论的都是外部行为，去教堂或不去教堂，节约或不节约小片的木料，对某件事或另一件事表示或不表示敬意，这样便把我称之为宗教的宗教完全排除在全书以外，我所谓的宗教指那些有深刻宗教思想而又可能和宗教机构、超自然现象、偶像崇拜无关的人的宗教态度和情感、情绪等。这是原子论思维的一例，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在任何生活部门中，一个人都能进行原子论思维。
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一定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创造性。我们能把创造性弄成一种主日行为，它出现在一间特定的室内，一座特别的建筑物中，比如在一个教室里，并出现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如星期四。它只有在那间室内和那个时间内而不是在任何别的时间和地点才是创造性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且只有某些领域和创造性有关，如绘画、作曲、写作，而不是烹调或驾驶出租汽车或做管工。但还想提醒一下，创造性是几乎任何行为都包含着的一个方面，不论是感知的、态度的，或情绪的、意动的、认知的、或表现的。假如你以这样的方式研究它，你将能提出各式各样有趣的问题，如果你以另一种两歧化的方式研究创造性，将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如同你刚开始学习跳舞时一样，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大多数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都要经过亚瑟摩雷学校的训练，先出左脚然后迈右脚走三步，这样逐渐地你经历了大量外部的、有意的运动。有助于学会跳舞的心理疗法就在于使你懂得有成千的效果可以使你学会很好的舞蹈动作，就是说，要更自由地跳，更优雅、不拘束、不抑制、不自觉、不渴求，等等。同样，我想，好的成功的心理治疗（而我们都知道也有大量蹩脚的心理治疗）也能增进一个人的创造性而无须你有意去培养，甚至无须你提及这个词。
另外，有一些完全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被一个学生的一篇论文揭示出来。它的开端是关于生孩子的高峰体验，来自母性的欢乐等等。但它接下去转了话题，因为谭泽夫人曾发现，当生孩子是良好或伟大体验的时候，会有各式各样其他奇妙的改变发生。那时，许多事情在那位妇女的一生中都将改变。它可能有宗教转变体验的一些味道，或有类似伟大启蒙的效果，或类似伟大成功的体验，它强烈地改变了那位妇女的自我意象，因而也改变了她的一切行为。
另外，这种一般的研究在谈论“气氛”时肯定是既高明而又富有成果。由此我们可以制定非线性系统组织的体制并找出这种组织中出现一切良好效果的原因。
那么，这种创造性气氛是由整个社会环境造成的。我们不能拣出某一种主要的原因盖过其他。有一种一般性的自由，像大气一样，弥漫全身，无所不在，而不是如同你在星期二做的某一件小事——一件特定的、可以和其他事件分割开的什么事情。能增进创造性的正确气氛、最佳气氛将是一种理想王国，或优美心灵的组织。那将是一种社会，它是特地为促进所有人的自我完成和心理健康而设计的。在此范围内并以此为背景，我们然后才能用一种特定的“轮廓”，一种特定的格局，用特殊因素使某某人成为一位优秀的工匠，而另一个人成为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但没有那个一般的社会背景，在一个不良的社会中（这是一种一般的制度论述），创造性就会较少可能出现。
我们也需要治疗方面的类似物的帮助。我们从那些对这一研究和思想领域有兴趣的人那里可学到很多东西。例如，我们必须正视他们提出的什么是同一性，什么是真实的自我，什么是治疗和教育，在帮助人趋向同一性时应该做的等等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关于某种自我、某种特征的模型，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设想为生物性的，它是体质的、气质的“类似本能的”。我们是一个物种，我们不同于其他物种。假如是这样，假如你能接受这一模型而不是“白板”模型，不是把人作为纯粘土可以铸造或强化成为任何预先设计的形状，像某一专断的控制者所要求的样子，那么你也必须接受作为揭示、解除束缚的治疗模型，而不是作为铸造、制造和塑造的治疗模型。这对教育也适用。由这两种关于人性的不同概念所构成的基本模型也是不同的——在教育、学习，在每件事上都不同。
那么，创造性是否是一般人类遗传的一部分呢？它确实经常会丧失，或被掩盖，或被歪曲，或被抑制，或受到任何可能的阻碍，那么任务就在于揭示什么是所有婴儿与生俱来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深刻、非常重大的问题，一个我们必须讨论的基本哲学基础问题。
最后，再说一点，一个特殊问题，而不是一个一般问题。问一问，什么时候我们不想要创造性？有时，创造性能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它能成为一种麻烦的、危险的、混乱的事情。马斯洛曾从一位“创造性的”研究助手那里理解到这一点，她把他曾研究了一年以上的课题搞乱了。她变得“有创造性”了，中途改变了全部事务，甚至连个招呼也没跟他打。她搞乱了所有的资料，浪费了他一年的时间，把工作弄得乱七八糟。我们要求火车基本上正点运行，要求牙医一般不要发挥创造性。一个人有一次要动手术，还记得当时他一直感到不安和担忧，后来他见到了他的外科医师。很幸运，医师是一位精细专心型的人，非常干净利落，一丝不苟，这显然是一位十分正规、有节制而清醒的人。这个人宽慰地长出了一口气——这不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这是一位能进行规范的、惯常的、平凡手术的人，不会玩任何花样或试验任何新方法或进行任何新的缝合手术实验等等。
这不仅在我们的社会中是重要的，我们的分工要求我们听从命令，执行计划，不出意外。而且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不仅就我们作为有创造性的工作者来说是如此，而且作为研究创造性的学者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我们都有一种神化创造性的一个侧面的倾向，神化热情、顿悟，神化启示、高明的主意，神化夜半灵感的来临，并往往会低估随后几年的艰辛劳动，那是任何美妙想法要成为有用的东西都不可缺少的。
站在时间的角度上，那些美妙的想法其实占有我们的时间是很少的，我们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艰苦的工作。马斯洛认为：“我们的学生不懂得这个道理。这些麻木的孩子更多出在我们的门下可能是因为我的学生常常同意我的某些看法，因为我写过有关高峰体验和灵感等等的文章，他们就觉得这是惟一的生活方式。生活没有每日或每时的高峰体验就不能算是生活，因此，他们不能做任何枯燥的工作。
“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不，我不想做这件事，因为它不能使我感到愉快。’于是，我涨红了脸，怒气上升：‘什么话！你干，不然我开除你。’然而他认为我在践踏我自己的原理。我也认为，要对创造性进行更有分寸和更平衡的描绘，我们研究创造性的人必须对我们给予他人的印象负责。”
显然，我们给人造成的一个印象是，创造性像闪电在某一伟大而光荣的时刻击中你的头脑。能创造的人也是优秀的工作者这一事实往往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