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斯洛刚开始研究创造性时，还完全停留在学院和教授课业问题的地步。后来我被调到工业这样的机构。对于新部门的业务他一无所知，颇感不安，他的好多同事也和他一样遇到类似情况。他不敢肯定，他所做的工作和他得出的结论及关于创造性的认识在大型机构的形式中有多少用处。他所提供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悖论、问题和谜，他尚不知道，它们将如何解决。
这些问题，即使对有创造性的人员也是既棘手又重要的。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实质上都是一些不合群的人。那种有创造性的人往往在一个机构中很容易和人发生摩擦，由于很怕再发生的这样的事，他们一般都躲在一个角落或顶楼里独自工作。大机构中“不合群者”的地位问题，是这个机构的问题。
因为马斯洛所研究的人具有本质上的革命性——他们背离现实，不满足现状，所以这有点像努力对革命和稳定的社会进行调和。这是一个新的尖端领域，我们要做的不过仅仅是扮演研究者、医师和心理学者的角色，把所学的知识抛出来，把所有的看法提供出来，希望能对有关的人有点用处。
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尖端领域，那是使我们都不能不非常非常深入开发的一个新的心理学尖端领域。假如我能预先概要说明我将要说的内容，我可能这样概括：我们已经发现，原来我们正感兴趣的那种创造性的根源，或真正新思想的产生，是深蕴在人性的内部的。我们现在甚至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恰当的词汇可以代表它。假如你愿意，你可以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谈论，即谈论“无意识”。或用另一个心理学派的术语“真实的自我”作为话题，但不论哪一种情况它都是一个更深层的自我。它的更深层是在一种操作的方式中表现出来的，如心理学家或心理治疗家所看到的那样，即在你不复挖掘它的意义上说它是更深的。它的深蕴就像矿藏的深蕴一样，它是深蕴在机体内部的，为了得到它，你不得不奋力透过表层。
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含义可以说明这种新的尖端领域，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无所知的。这是某种不仅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而且还是我们惧怕的东西。那就是说，有对于知道它的“抗拒”存在。这就是马斯洛要试着说明的问题。这些问题即是始发创造性的东西，而不是次级创造性，是超越现实的新思想之源。这是一种与次级创造性不同的东西。这是一种多产性。
一位名为安娜·萝的心理学家曾在一些研究中做出过证明，她在一组又一组的知名人物——有能力的、成果累累的、作用巨大的著名人物中发现了它。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她研究了《美国科学家全书》中所有带星号的生物学家；在另一项研究中，她又对美国的每一位古生物学家进行了研究。她能证明一个非常特别的悖论，我们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即，许多的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心理病理学家或治疗家称之为相当刻板的人，相当拘谨的人，对他们的无意识有所惧怕的人，像上面提到过的那样。我们现在已习惯于两类科学的想法，两类技术的想法。假如你需要，科学能定义为一种工具，运用它，没有创造性的人也能创造和发现，只要能和大多数的人一起工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小心翼翼地工作，等等。那就是次级创造性和次级科学的东西。
马斯洛曾选出一些进行仔细研究的特别有创造性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种来自无意识的始发创造性。这种始发创造性极有可能是一种每一个人都有的遗传素质。它是一种共同的和普遍的东西。在所有健康儿童中肯定都能发现它的存在。它是任何儿童都具有而大多数人长大以后又会失去的那种创造性。它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普遍的，假如你以一种心理治疗的方式挖掘它，假如你深入到无意识层，你就会发现它的存在。只要向你提供仅仅一个例子，你们自己或许也都能经历到的例子。你知道，在我们的梦中，我们能比在醒时的生活中有更多得多的创造性。我们能变得更聪明，更机敏，更大胆，更有独创性，等等。把盖子掀开，把控制去掉，把压抑和防御撤除，我们一般能得到比可见表面更多的创造性。我问过我的一些精神分析家朋友，想了解他们解放创造性的经验。他们的普遍结论，那也是所有其他心理治疗家的意见：通常期望一般的心理治疗能解放出治疗前没有出现的创造性。要证明它是非常困难的，但那是他们共同的意见，甚至有资格被称为专家意见。那是从事这件工作的人的印象。例如他们曾帮助那些想写作却有心理障碍的人。心理治疗能帮助这些人解除、克服这种障碍，使他们重新开始写作。因此，一般的经验是：心理治疗，或深入这些通常受到压抑的深蕴层，能使一种我们大家原本都有的但又失去的遗传素质得到解放。
有一种形式的神经症能使我们在透析这一问题中学到许多东西，这时指的是强迫症，而且它是一种容易理解的事情。
一般有这种神经症的人表现为神情抑郁，举止刻板、封闭。这是一些总想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因而看起来相当冷漠，在极端的案例中甚至是毫无表情的。他们总是很紧张，很局促。这种人在正常状态下（发展到极端，它当然是一种疾病，必须接受精神病医师和心理治疗医师的治疗），一般是非常有秩序、非常整洁、非常准时、非常有条理、非常有节制的，能成为很有用的人才，例如，优秀的记录员，等等。现在，用心理动力学的术语可以非常简明地把这些人说成是“尖锐分裂的”，可能比其余的人都更明显地分裂。如在他们意识到的事物、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和他们对自己隐藏的、那些无意识的、被压抑的东西之间的分裂。
当我们更多地理解这些人时，对压抑的原因有所理解时，我们就会懂得，这些理由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人，因此我们可以从特殊的情况中推导出适合一般情况的理论。这些人必然会如此，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不可能走另一条道路，这是惟一能使他们达到安全、秩序、无畏惧、无焦虑的道路，即通过条理化、预见、控制、驾驭的道路。
这些理想的目标都只有用这些特殊的办法才能达到。对于这样的人，“新”东西是很可怕的，而任何新东西对他都不允许出现，因为他能把它纳入他过去的经验，能使变动的世界冻结，能自以为什么都没有变。他只有依据那些过去成功的、“久经考验的”规律和法则、习惯、适应方式步入未来，并坚持在未来继续利用这些法则，他才会感到安全而舒适。
为什么他不得不这样做？他究竟怕什么？动力心理学家的回答是——用非常一般的术语说——他怕自己的情绪，或最深处的本能渴望，或最深蕴的自我，那些他拼命抑制的内心冲动。他不得不如此！不然他觉得他会发疯。这一畏惧和防御的戏剧在人体内上演。但他使它趋向概括化，向外投射于整个世界，于是也很容易以这种方式看整个世界。他真正防范的是自己身体内的危险，但此后只要他一看见任何使他想起这些内部危险或和这些危险相似的东西，就会在外部世界中与之战斗。他同自己趋向混乱的冲动作战而变得特别从容不迫。外界的混乱将使他受到威胁，因为混乱使他想起他内部的混乱，或怕他抑制的冲动起来革命。任何危及这种控制的东西，任何能增强那种危险的潜伏的冲动或削弱防御的壁垒的东西，都将使这样的人惊恐不安。
这种人很能够控制事态，并能创造一种平衡而使自己保全一生，虽然在这样的过程中他要丧失很多东西。他的极大努力用于控制，大量精力消耗于控制中，因而仅仅控制自己也会使其疲惫不堪。控制是疲劳的根源，但他能对付下去，继续保护自己，防范他的无意识中的危险部分，或防范他的无意识自我，或他的真实自我，他曾顽固地认为那是危险的东西。他必须把一切无意识的东西驱逐出外。有这样一个寓言：一个古代的暴君追杀一个侮辱了他的人。当他知道这个人躲藏在一个城镇里时，于是下令杀掉城中所有的人，这只是为了能够确信那一个人不致逃脱。强迫症患者的行为就像这个暴君一样，杀掉和逐出一切无意识的东西，为了能够确信它的危险部分不致漏网。
谈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明，我们的快乐、幻想、欢笑、游荡等等能力，成为自发的能力，和在这里对于我们最为重要的创造的能力，都是出于这一无意识，出于这一深蕴的自我，出于我们自己的这一部分。一般地说，我们对于这一部分是心存戒惧因而竭力加以控制的，而我们的创造能力则是一种智力的游戏，是一种能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能进行幻想、放任，并暗自趋之若狂的能力（每一真正新颖的思想起初看来都像是疯狂）。
强迫症患者放弃了他的始发创造性，放弃审美的可能性，放弃他的诗意，放弃他的想像，淹没他的一切健康的稚气。而且，这也适用于我们称之为良好适应的问题，适用于曾被非常细腻地描述为八面玲珑的本领，即善于处世，很现实，按常识办事，成熟，能干大事。恐怕这些适应的某些方面也意味着背弃那些对良好适应构成威胁的东西。这是一些与世俗妥协，与常识的需要、与物质、生物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妥协的动机和努力，它一般是以放弃我们深蕴自我的一部分为代价的。它在我们中不像在上面说明过的情况中那样明显，但恐怕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我们称为正常成人适应的东西也越来越意味着背离那些会威胁我们的东西，而威胁我们的东西则是温柔、幻想、情感“稚气”。
在马斯洛对有创造性的人的研究深感兴趣（对非创造性的人的研究也同样），那就是对于所谓的“女人气”、“女性”或我们直接称之为“性变态”的任何事物的极端畏惧。假如她是在一种硬性环境中培养起来的，“女子气”实际上意味着一切有创造性的活动：想像、幻想、色彩、诗、音乐、温柔、感伤、浪漫，但这些统统都作为危及一个人的阳性形象而被隔离开了，一切被称为“柔弱”的东西往往会在正常男子的适应中受到压抑。而许多被冠以柔弱之名的东西，我们知道其实一点也不柔弱。
在讨论这些无意识过程时，讨论精神分析家称之为“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的概念时，或许对这里谈论的题目有点用处了。在面对混乱时力求从容镇定，用理性对待非理性，这虽然是个难题，但我们毕竟己想出了办法。这些始发过程，这些无意识的认知过程，即感知世界和思维的无意识过程，这些我们所关心的过程，是非常不同于常识法则的，不同于严密逻辑，不同于精神分析家称为“次级过程”的东西。在次级过程中，我们是合逻辑的，明智的，现实的。当“次级过程”和始发过程隔离开时，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双双受损。
在极端情况下，把逻辑、常识和理性同人格的深蕴层隔离开或完全分割，造成强迫性理智型人，这种类型的人简直无法在感情世界中生活，不允许自己恋爱，因为爱情是不合逻辑的，他甚至不敢放声大笑，因为大笑是不合逻辑、不合理和不明智的。当这样被隔离开，当这个人已经分裂时，你便得到了一种病态的理性，以及病态的始发过程。这些次级过程，弄得分隔开和二歧化，可以被认为主要是畏惧和挫折造成的一种结构，也就是一种防御、压抑和控制的系统、一种抚慰的系统所造成的，为了能够以不便公开的手段和一个使人受挫的、危险的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妥协，因为它们是满足我们需要的惟一源泉，使我们要得到任何满足都不能不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
这样一种病态意识，或病态我，或意识我，变得越来越觉察到它所领悟的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并奉之为生活的金科玉律了。这意味着一种盲目性。强迫型人不仅失去了许多生活乐趣，而且他也变得对他自己的许多方面在认知上毫无所见，对他人的许多方面，甚至对自然的许多方面也同样看不见了，甚至作为一位科学家，他也会对自然的许多方面置若罔闻。确实，这样的人也能做成某些事情，但我们必须首先问，像心理学家总要问到的：那是以怎样的代价做出的——对他自己而论？其次，我们也还要问，这样做出的是哪些事情，它们是否值得去做？
马斯洛曾介绍过一个最典型的强迫症病例——一个有节约癖的人：“他是我从前的一位老教授。他把读过的所有报纸都按周分别捆好。每周的报纸都用一根小红线捆上，然后再按月放在一起用一根黄线捆好。他的妻子告诉我，他每天的早饭也是很规律的。星期一是桔子汁，星期二是燕麦粥，星期三是梅脯，等等。如果星期一给他吃梅脯就要闹一场。他节省旧刀片，把自己所有的旧刀片都攒起来，包裹好，贴上标签。当第一次进入他的实验室时，我记得他正给每一件东西贴上标签，这正是这种人的典型作法。每一件东西都要编组，贴上带有粘胶的小条作为标记。我记得他不惜花上几个钟头设法在一个小探针上贴标签。有一次我打开他实验室里的一架钢琴，那里也有一个标签，说明它是“钢琴”。”
这样的人是真的有毛病了。他自己有时也感到很苦恼。这样的人做的这一类事和上面提出的问题很有关系。这些人做了一些事，但他们做的是什么事啊！这些事有价值吗？有时候有价值，有时候没有价值。我们也知道，很不幸，我们许多科学家却往往是这么做的。在这种工作中，这样的探察性格偶尔也会非常有用。例如，这样的人能花上12年对某一单细胞动物进行微细解剖分析。这种解剖分析需要所有人都具有那种耐性、坚持性、顽强性和认知需要。社会也经常需要这样的人。
对始发过程进行二歧式防范和莫名的畏惧就是一种疾病，但这并不一定非成为疾病不可。我们用希望、畏惧和满足的眼睛看世界，假如你像一个真正幼小的孩子那样看世界、看自己和看别人，以这样的方式思考，那或许对你会有所帮助。在没有否定，没有矛盾，没有分裂的同一性，没有对立，没有互相排斥的意义上，这是合乎逻辑的。
对于始发过程，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发言权。始发过程不依赖于控制、禁忌、训练、抑制、延宕、计划和对可能或不可能的计算。它和时间、空间或顺序、因果、秩序，或和物理世界的规律无关，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物理世界的世界。当我们把始发过程置于一种必需的情境中时，当始发过程必须将自己防范意识的觉察伪装起来、使事情的威胁性仿佛降低了时，始发过程能把几个浓缩为一个物体像在梦中能做到的物体那样，能使情绪脱离它们真正的对象，移置到另外的无害对象上；能通过象征化进行掩饰；能成为全能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它可以不用行动，什么也不做而单凭幻想来使事情发生。对于大多数人，它是前语言的，非常具体的，和原始体验更接近的，并往往是视觉的。
始发过程是超越评价、道德、伦理、文化及善恶之上的。在大多数文明的人中，正因为始发过程被这种二歧化挡住了，往往成为孩子般的、幼稚的、若狂的、危险的、可怕的。我曾提供一个人的例子，他已完全压制了始发过程，完全隔开了无意识。这样的人就是那种特定的方式看是一个病态人。
另一种人，他的二级过程——控制、理性、秩序、逻辑过程已经完全破碎，那也会成为一个精神分裂者，也会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患者。
在健康人中，特别是在有创造性的健康人中，我们发现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融合和综合始发和次级两种过程，意识和无意识两者，深蕴的自我和自觉的自我两者，能卓有成效地做到这一点。这是可能做到的，尽管不很普遍。可以肯定，用心理治疗可能有助于这一过程的发展，更深的和较长期的心理治疗甚至能更有效。这一融合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两者互相渗透就能在特征上都有所改变。
无意识不再变得更有威胁性。这样的人能带着他的无意识生活；能带着他的稚气、他的幻想、他的想像、他的愿望满足、他的女子气、他的诗意、他的疯狂生活了。像一位精神分析家用一句妙语所说的，他是一个“能倒退而为自我服务的人”，这是有意的倒退。这样的人能随时利用那种我们一直渴望的创造性。
但在极端的例子中，是不会发现那种强迫型人有娱乐行为的，他不能顺其自然。举例说，这样的人往往避免社交聚会，因为他太敏感并设想参加聚会可能会被弄得很尴尬。这样的人怕贪杯，因为那会使他失去控制而造成很大的危险。他必须所有时间都用在控制中，这样的人很可能是一个难以催眠的夜游神。他很怕麻醉，或任何其他有损于充分意识的状态。
这是一些力求在聚会中保持尊严、秩序、自觉、理性的人，在那里会被认为不是那样的。当一个十分安于他的无意识的人能那样顺其自然时，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在这种聚会中要有点疯狂，要有傻相，要插科打浑，并以此为乐，无论如何要有狂热的时候——像那位分析家所说的“为自我服务”。这像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的倒退——而不是力图显得庄重和总是有所控制（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这就像一个被描绘为“大模大样的”人，甚至坐在椅子里也是那样）。
心理治疗、自我治疗和自我认识全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因为对于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情况都在于无意识和有意识的彼此隔离。你如何能使心理世界和现实世界和睦相处呢？一般地说，心理治疗过程是在专家的帮助下一点一点地逐步面对最上层无意识的问题。这些上层无意识暴露在眼前，被容忍并被吸收了，原来并不危险、并不可憎。然后是再下一层，又下一层，在同样的过程中使一个人正视他十分畏惧的东西，并发现当他确实正视它时，并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东西。他曾经怕它，因为他一直是用他惯用的那种儿童的眼光看它，这是儿童的误解。儿童畏惧并因而压抑的东西，被推出了常识学习和常规体验的范围以外因而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不得不停留在那里，直到它再被某种特殊的过程拖出来。意识必须变得十分强大才敢于同敌人交朋友。
在历史中，类似的情况可以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发现。男人害怕女人，因而统治女人，这种统治是无意识的，他们这样做的理由非常像他们对自己始发过程的畏惧。动力心理学家往往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很大成分是由这样的事实决定的，即女人会使男人想到他们自己的无意识，也就是想到他们自己的女子气，他们自己的柔和与温存，等等。因此，同女人作战或力图控制女人，贬低她们，这已成为对于这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都有的无意识力量进行努力控制的一部分，在惊恐不安的主子和仇恨满怀的奴隶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爱的。只有当男人变得足够坚强，足够自信，并足够整合时，他们才能容忍并最终喜爱自我实现的女子，喜爱人性丰满的女子。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女子为伴侣，相信没有哪个男人能够实现他自己。
因此，坚强的男人和坚强的女人是彼此互为条件的，因为两者的存在谁也离不开谁。他们也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女人成长为男人，男人也成长为女人。而最后，他们也是相互报答的。假如你是一个很好的男子，你要赢得的也是那样的女子，那样的女子也是你应得的报答。因此，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类比上来，健康的始发过程和健康的次级过程，或健康的幻想和健康的理性，需要彼此的帮助，以便融合为一个真正的整体。
按年代顺序来讲，我们关于始发过程的知识最初来自对梦和幻想以及神经症的研究，接着又来自对精神病和疯狂过程的研究。这一知识只能一点一点地从它的病理学儒染中解放出来，从非理性、从不成熟、从贬意的原始状态中解放出来。只有在我们对健康人的研究中，我们才逐渐充分意识到创造过程，意识到娱乐、审美感知、健康的爱的意义、健康的成长和形成、健康的教育，才懂得每一个人既是诗人，又是工程师，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既是孩子，又是成人，既是男性的，又是女性的，既处在心理世界中，又处在自然世界中。我们也是逐渐地才懂得，我们如果天天都力求成为仅仅纯粹合理，仅仅合乎科学、逻辑，仅仅明智、实际、承担责任的人，我们便会有所失。
我们确信，整合的人，充分发展的人，充分成熟的人，必然是在这两种水平上同时对自己起作用的人。当然，很少有人污蔑人性的这一无意识面，把它说成是病态而不是健康，弗洛伊德曾这样想过。但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全面的健康意味着在所有的水平上都对自己起作用。我们不再说这一方面是“恶”而不是“善”，是低级而不是高级，是自私而不是无私，是兽性而非人性。
通观人类历史，特别是西方文明史，更特别是基督教史，总是不能摆脱这种二歧式。我们不再能把自己二歧化为洞穴人和文明人，恶魔和圣贤。我们现在能够把这看成一种不合理的二歧式，一种不合理的“非此即彼”，通过这种分裂和二歧化过程本身，我们创造了一个病态的“此”和一个病态的“彼”，也就是创造了一个病态的意识和一个病态的无意识，一个病态的理性和一个病态的冲动。
理性能成为十足的病态，你在电视上的问答比赛节目中可以经常看到这种病态。有一个可怜的家伙，一位古代史专家，他的收入极高，曾告诉某人他达到这一步只不过是靠熟记下全部剑桥古代史——从第一页开始直到末一页，现在他已熟知这本书中的每一个日期和每一个名字。这个可怜的家伙！亨利曾写过一个人的故事，他想，既然百科全书概括了全部知识，他就无须为进入学校发愁了，只要熟记百科全书就行了。他从A部开始，然后是B部、C部，等等。那就是一种病态的理性。
这种二歧式一旦被超越并得到解决，我们如果把这两极能够一起纳入它们原本相属的统一体中，例如，在健康儿童中，在健康成人中，或在特别有创造力的人中，那么，我们就能认识到，二歧化或分裂本身是一个病理过程。这时一个人的内战也就有可能结束了。这种事情也正是被我称为自我实现的人身上发生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他们描绘为心理上健康的人，那正是我们在这样的人中所看到的。
当我们从总体中挑拣出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最健康的人时，我们将发现这些人在他们一生中，有时得益于治疗，有时没有治疗，都已经能把这两个世界合而为一，并在两者中都能安然地生活。健康人好像具有一种健康的稚气。这是用语言难以说清的，因为“稚气”一词习惯上意味着成熟的反面。假如最成熟的人的生活也是赤子般的，这听起来像是矛盾，但实际上并不矛盾。最成熟的人也是最有情趣的人。这是一种更可以接受的说法，这些人也是能够随意倒退的人，他们能变得像个孩子并和孩子在一起玩，接近孩子们。孩子一般会喜欢他们并愿意和他们相处，这绝非偶然，他们能倒退到那一水平。非意愿的倒退自然是非常危险的，自愿的倒退却显然是非常健康的人所特有的表现。
如何才能达到这种融合？在日常促进人内部这种融合的实践中，惟一真正可行的办法是心理治疗。这当然并不是一个现实的或甚至受欢迎的建议，自然也存在自我分析和自我治疗的可能性。任何能增进深蕴自我知识的技术在原则上应该也能增进一个人的创造力，使他能够利用思想与观念作戏的这些原动力，能够超越这个世界和地球，摆脱常识的束缚。常识意味着在现实中生活，但有创造性的人是那些不想要现实而宁愿造就另一个世界的人。为了能够做到这点，他们必须能够脱离地球的表面，去想像、幻想，甚至成为疯狂的和着迷的，等等。我能向那些管理有创造力的人提出的实际建议很简单，只能是注意发现这样的人才，因为他们是已经存在的，然后把他们选拔出来，并紧紧把握住他们。
如果向某一个公司说明这些第一流的创造性人物是怎样的，他们就会明白这些人是多么有作用的。他们往往正是那些在一个机构中制造麻烦的人。他们往往不循规蹈矩，往往有点不合时宜、不现实，常被称为缺乏训练；有时不严格、“不科学”，这是就一种特定的科学定义说的。强迫性格较强的同事往往称他们为幼稚、不负责任、野性未除、发疯、爱推测、无批判、无规律、容易激动，等等。这听起来像是对流浪汉或波希米亚人或古怪人的描述。但应该强调一点，在创造性的早期，你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浪荡汉或波希米亚人或古怪人了。
有一种“脑风暴”法可能有助于我们成为有创造性的，因为这种方法来自那些已经成功地成为有创造性的人。他们让自己在早期思想阶段成为这样的流浪汉，他们让自己成为无批判的，他们任自己产生各式各样怪诞的想法进入脑海。在情绪和热忱的冲动下，他们可能潦草地写出诗篇或公式或数学解答，或制定理论，或设计实验。这时，只有这时，他们才进入次级过程，变得较有理性，较有控制，并有批判了。假如你在过程的第一阶段就力求有理性，有控制，有秩序，你会永远得不到它。“脑风暴”法正是这样的——无批判——任你自己与观念作戏——自由联想——任它们大量地跳到桌面上来。然后，只有这时，才抛掉那些不好的想法，或无价值的想法，保留那些好的。假如你怕造成这样的狂想错误，你也就永远别想得到任何光辉的思想。
当然不必按照一种模式将这种波希米亚式的事务进行到底。他们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倒退为自我服务、自愿的倒退、自愿的发狂、自愿进入无意识。这些同样的人后来又能戴上他们的帽子、穿上长衫，成长起来，变得理性了、明智了、有条理了等等，并能用批判的眼光审查他们在热情迸发时和创造性强烈时产生的一切。于是，他们有时又能说，“它在诞生时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美妙，但它实际并不怎么样”，因而又把它抛弃。一个真正整合的人能够既是次级的，又是始发的；既是稚气的，又是成熟的。他能倒退，又能回到现实中来，在他的反应中变得较有控制和批判精神。
一个公司，至少它的负责人事管理工作的人，是很有必要了解这一点的，因为他一直在考虑要解雇这样的人，他非常强调执行命令和顺从机构的安排。不知道一个机构的管理者将要如何处理这些事情，不知道这对社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不知道在一个机构的工作过程中怎样才有可能利用这样的人物，这个机构不得不有条不紊地进行许多贯彻某一想法的工作，一个想法仅仅是完成任务必须经历的复杂过程的开始，这是不容易在地球上任何地方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对研究和发展投入大量经费。创造性人才管理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那些大公司中曾成功推行的行为准则显然需要进行某些改变和修正。我们必须寻求某种方法让人在机构中能表现出个人特色，不知道怎样做到这一步。这必将成为一种实践的结果，这样试一试，那样试一试，再另外试一试，最后达到某种经验的结论。如果能认准这样做不仅是发狂而且是创造性的特征，那将是有帮助的。顺便说一下，对任何这样做的人都给予好的评价是不必要的，他们有些人确实是发狂了。
我们已学会分辨，要学会尊重这种人或至少用开放的眼光看待他们，并设法使他们能够适应社会。这样的人大都是孤独者。你们将更有可能在学院环境中而不是在大机构或大公司中发现他们，他们在学院会觉得更安适，因为在那里容许他们爱怎么发狂就怎么发狂。人人都期待着教授们的狂想，这对任何人都不会产生利益的冲突。任何别的人都见不到他们，除非是听他们讲课。教授有充足的时间在他的顶楼或地下室梦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论是否可行。在一个机构中，你会弄得混乱不堪。有一桩滑稽事值得一提：两位精神分析家在一次聚会中相遇，一位分析家走到另一位跟前打了他一记耳光。挨打的分析家毫无思想准备，愣了片刻，然后耸耸肩说：“那是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