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这一部长篇小说令我对你大为刮目相看，你将荒诞色彩与现实性十分大胆地结合了起来。对于我，这是完全能接受的。七奶奶最后变成了“雷震枣门”的情节，确乎使我怔了许久，一时难以得出结论——那近乎神化的写法，究竟是好，抑或不好。我坦诚相告，现在我也难以就此自信地说三道四。我只能这么告诉你——起初觉得别扭，但后来别扭消失了，认可了你的写法。你的《白纸门》本就具有荒诞色彩，那色彩是你一定要体现在作品中的，那么对于具体的一个荒诞情节，读者尽可以不去究问它是否“太荒诞”了。对于荒诞之风格，本无所谓“太”与不“太”的，结合全书的状态来接受之，反而更近阅读情理。在你这一部长篇中，又有着很多象征、隐喻。你究竟要通过它们表达什么，不是我刚放下作品不久的现在就敢于说自己明白的。我只能说，我看出了它们，知道它们肯定象征着什么、隐喻着什么。甚至，也能领会最表层的象征和隐喻。但我又觉得，那象征和隐喻必有你独到的深意。故我只能先这么汇报——白纸门、鹞鹰，此二者在诸象征和隐喻之中，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是我目前仍不敢说完全明白的。
对于我，书中还有许多知识点，居然有那么多历史中的小说的人物皆属的神，老实说，我是读你的小说才知道。
螃蟹从海中爬上岸，要用它们的钳，徒劳无益地钳断铁轨，这细节也使我留下很深印象。难以想象，铁轨都铺近到海滩，人都一车厢一车厢地拥向海边，海如果有灵性的话，会有什么感觉。
因为海是远离热闹喧嚣，以孤寂为本色的。
你笔下的海，又确乎是有灵性的，是拟人化了的，是与人“对立统一”的一种存在。海本身倒很厚道，海狗和鱼、蟹、藻，其实是它向人类奉献的供品，为的是和人类统一。倒是人类，贪心巨大，巴不得最好把海收入自家缸里去，于是人将自己偏偏置于与海对立的立场。有些自然灾难，是人逼自然太甚的结果。
你写疙瘩爷有这么一句——“你内心里已没痛苦，只有疲劳。”
这是很厉害的一个短句。这几乎可以说是对当代许多中国人，甚而是对商业时代的许多别国人的一种诊断。
《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当他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便像疙瘩爷一样了。
五、兄弟，《白纸门》中的海狗，不就是我们在《动物世界》中见过的海狗吗？它们比海狮小，实际上又没腿可言。即使雄的，相对于手持利器的人，其凶其猛又能到什么程度呢？故我以为开篇的“引子”是不成功的。人猎海狗，无论如何，谈不上英勇，猎河马海象还差不多。在“引子”中似乎偏要写点儿“好汉”气概，而我觉得适得其反。倒莫如写出一种既猎之又怜之的矛盾心理……
六、日本海域里会有巨蟹，壳的直径有一米余，地道的“杀人蟹”，何不索性更狂想一点儿？七奶奶可变“雷震枣门”，将“杀人蟹”引入小说，又有何不可？拳头大的蟹，阵势再凶，终觉不十分可怕。因我们常吃它们，而且叫它们“海鲜”，跟毛虫大军的可怕性都没法相比……
七、你的《白纸门》，运用了与你以往小说创作完全不同的叙事方法，很新颖。当然，韩少功、李锐等我们的同行也运用过类似的叙事方法，但你与他们也还是有区别。他们所借之典之故，主要还是与“农”相关。而你所用的，却来自于海于渔民的关系中。海取代了土地，渔民取代了农民。比之于土地，海对人具有特别主动的攻击性、报复性，因而人与海的关系也更具有紧张感。《白纸门》一直紧抓住这一种紧张感写人写事……这一点我是钦佩的。
八、我对《白纸门》的文字风格也喜欢。我认为后边是越写越好了。“大铁锅”所引发的人物欲念，尤其那些村、乡的吏们对大铁锅的利用之心，写得不温不火，绵里藏针，到位即止。你时刻不忽视对景、境的细微描写，使小说文本很“文学”。
九、但我有些直觉的阅读印象，供你参考：即有些乡言俚语的掺入，与文学语言之间，似乎还不是融合得那么“舒服”。后来疙瘩爷和麦兰子对自己心灵的拷问，涉及正义、良心、道德等，那些语言似乎也显太直白了些，间接说教的意味儿太过显然……
仁山，以上是我的读后感，里唆，汇报完毕。
谭歌兄弟，若果而是由你来读，那么辛苦了，喝口水，谢谢。
因颈椎病重，用铅笔轻松点儿，字迹潦草，请谅。
祝研讨会开得好。
晓声
11 致俄国译者
葛·阿·卡舒巴先生：
您好！
首先虔诚地感谢您将我的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译为俄文。
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郭大文博士向我介绍——您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曾是职业边防军人，从青年时期就穿上了边防军军装，直至成为将军而后退休。因而您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位身板挺直，表情严肃的老人。
郭大文博士又向我介绍——您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孜孜不倦地为喜欢中国文学的您的同胞，翻译了不少中国现当代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民间故事……因而您在我的想象中又是一位具有文学修养和气质的老人。
郭大文博士还说，我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也许是您翻译的第一部中国长篇。对于我，您是长者。以您长者之龄而译晚辈之作，使我深觉荣幸。但一想到您所要伏案付出的心血，亦使我心生不安。既不但感谢，而且感动了。好在目前您已将它译完，很快就要出版了，我在替您欣慰的同时，当然更替自己高兴。
我出生在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那是一座深受俄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影响的城市。在繁华市区的几条主要街道上，俄式建筑风格的楼房比比皆是。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连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用语中，也每夹杂着俄文，如小桶叫“维大罗”；向日葵籽叫“协麻兹”；面包叫“褐列巴”……
在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历史上，它曾被西方人比作“东方的小巴黎”；而哈尔滨人自己，却更愿亲切地将自己的城市比作“中国的莫斯科”。
小时候，家居那条街上，曾有三四户俄国侨民长期生活着，院子的另一边，便是一处俄国侨民经常聚做祈祷的教堂。而我也曾和俄国侨民的男孩儿女孩儿在一起玩耍过……
从少年至青年时代，我阅读了许多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对许多优秀的俄国文学大师们的生平也颇为了解。俄罗斯文学对我的创作实践有重要的影响，也使我的心灵世界获益匪浅。
您从《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当然已对我这个当年的红卫兵在中国“文革”时期的表现产生一些间接的印象了。总而言之，我扪心自问——觉得自己乃是当年一个戴红卫兵袖标的少年人道主义者及人性论者。
而我实际上最想说的是——人道主义和人性原则的心灵营养，乃是文学给予我的。具体而言，乃是俄罗斯文学给予我的。
俄罗斯文学和中国文学一样，在革命胜利以后，受到过几乎相同的政治和阶级情况的干扰。这是相同之点。即使在此前提之下，人道主义和人性理念，在后期苏联文学中仍处处有所体现。这是俄罗斯文学在近当代与中国文学很不相同之点，也是我们中国文学曾最不幸的“革命”遭遇。
最高的道德是人道。
最高的人性是仁爱。
这一朴素的思想，我在近年才悟到，而且是在文学启发之下才悟到的。我因此而自慰，亦因此而自惭。
不知您所获得的我的小说，是最初的版本，还是现今的再版本。
第一版发行于一九八六年。扉页上印有我这样一句话——“我曾是一个红卫兵，我不忏悔。”
我当年将这样一句话作为题记，乃因我在“文革”中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人的劣行。恰恰相反，我以一名中学生当年仅能采取的方式，深切地同情过受“文革”伤害的人们。自认为不但没有什么可忏悔的，更不必向后来的时代做什么赎罪的表示。
我的一句话题记，是针对以上情况的一种极个人化的声音。
事实上，我又认为，对红卫兵现象，无论批判还是反省，中国人都做得不够。尤其曾是红卫兵的一代人对自己的批判和反省不够。仅仅从政治上批判和反省，就将永远不够。这起码应涉及青少年社会心理学，国家和民族应对他们进行人道及人性教育的责任，成年人坏榜样的影响、阶级斗争理论洗脑的坏作用等。
郭大文博士向我转达您的要求——为俄文读者写篇自序。我觉得似乎以给您写这封信的方式“交卷”更好些……
倘还有什么另外要求，请继续通过郭大文博士联络。
再次感谢您的翻译工作！
祝身体健康，心情永远快乐！
梁晓声
12 你以情怀感动了我——致徐育伟同学
育伟你好：
有了你的音讯，并与你通过话了，高兴。
想来，“缘”字令人温暖。五六年前，几堂联校大课，使我认识了你这名矿业大学的学子；并且，还将你介绍给了我们北京语言大学那些和你一样爱好文学的学子。当年真好，我们北语人文学院竟有三份刊物，且都是由同学们自己来办的。现在，因为连中文学子也不怎么动笔了，你知道的《文音》和《斯人》也就停了……
前不久，我为裴春来证婚，吴泓毅、张诚、方伟嘉、俞德术、宋博等同学或与妻子，或与恋人都去了，我们谈到了你。当年，你写的小说，起码还可以在北语的刊物上发。于你，亦一欣慰，是吧？
有一次我到矿大去开会，主持会议的是你们矿大的校长，我还在发言中谈到了毕业后当“村官”的你——你虽是矿大的学生，然我像关心自己教过并喜欢的学生一样，一直惦记着你。
先说你的这一篇小说——我读了很感动。
中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农民，但是反映农村现实，反映农民生活和命运的文学，眼见是越来越少了。
你是“80后”，“80后”的笔而写农村现实，而写农民诉求，简直可以说是罕有之事啊！你这个农民的儿子，从一九五六年前到现在，却一路地执着写来。我从你这篇小说中看到了一种真挚的情怀。
我对有情怀的小说一向另眼相看的。
“80后”中，即使写得好的，也往往是在写情调、情绪、情结、情爱；能写到大情愫的层面，已少见。而你，从当年到现在，却一直以一种对中国农民们的真挚又饱满的情怀来写他们的喜怒哀乐。
文学在你那儿，不是玩儿，不是炫，不是一味铺陈自我；而几乎是在“载道”。
这不能不令我感动。
此篇小说是写得很不错的。
你写出了一种农村的常态。写出了这样一种事实——中国之许许多多的农民们，正是在那么一种常态中，被诸多无奈逼仄着，走投无路，入地无门。
小说的生活氛围写得好，不显山露水的。写常态，像常态。能将现实生活写得像戏剧，是水平。而能将生活写得“像生活”，是更高水平。
你已谙此理。
某些内容的小说，以前一种写法为好。另外的一些，以后者为好。你此篇小说的内容便是一例。
农民张大庆的无奈跃然纸上。村支书刘士文这个人物，写得颇见功力，是一位常态中的村支书。镇农建科科长这个人物写得也好，着墨不多，却也写活了。那二人都非不好的村镇干部，在我看来，能那么挺客气地对待一个农民，几乎够得上好了。
然而张大庆的烦愁，却还是他的烦愁。尽管可以盖房子了，但更糟糕的事情，注定了还在等着纠缠他。这是一篇本身有情怀，也能唤起读者情怀的小说。
但是育伟啊，读罢你这篇小说，我的心情竟特别不好。
教着中文的我，当年对你们经常地耳提面命——要有情怀地去写；要关注芸芸众生的命运；不要一味儿写自己，要通过自己的笔，将芸芸众生的命运呈现给不是“草根”的人们看……
你是一直遵照我的“教诲”写着的。
可这一个时代，它盛产的文学和文艺，似乎越来越是嘻哈的、玩乐的、刺激的、情调的……
至于情怀，由老夫子式的人写，比如我，总还发得出去。由你这样的“80后”来写，仿佛不对劲了。
你写，谁看？
若没人看，你呀你呀，育伟呀，你岂不空有了你那难能可贵的情怀？
我不能违心地向你检讨——当年我向你们那几名钟情文学的学子所“灌输”的文学理念竟是错的。在大学的中文课堂上面对你们那样一些文学种子不讲点儿文学的道义承担是说不过去的。
但于今想来，文学在你那儿是一回事，在我这儿是另一回事。它的那种道义承担压在你们年轻的肩上，委实的太过沉重了。对你这样的在北京无依无靠，打拼自己的人生已是疲惫不堪的本科毕业生，如同背着巨大的十字架。文学的道义承担，是我这种人应恪守的。
故我现在要重新对你说，对于你——生存第一；发展第二；回报父母第三；完成爱情第四……
当然，同时兼顾最好。大抵而言，兼顾难也。
至于文学，你可以暂时放一边去。
若竟放不下，那么，与所谓“市场”结合吧——在不堕入低俗的前提下，学另外那些“80后”，怎么来钱快，来钱多，便怎样写吧。
有些人会一头钻进钱眼里，于是朝着熟练写手的方向一生奔将过去。乐此不疲，其乐陶陶。
但我绝对地相信，你是不会的。
我对你的影响已像牛痘种在你们几个身上了，那疤是去不掉的了。
我希望你在三十五岁时能出版一部长篇小说，作为送给我的，七十五岁生日的礼物——如果我能活到那一天的话。
你有从小在农村长大、熟悉农村生活、了解农民的宝贵体验；你有曾是中国矿业大学学子的特殊感受——矿大、地大、农大，这样一些大学之学子的感受，与其他大学之学子们是很不同的；你有三年的“村官”经历，这也是宝贵的经历，你要将点点滴滴的人、事印象，摄印在你记忆的底片上……
你三十五岁前，不妨经常在头脑中整合它们，以备动笔。
育伟，最后我想说的是——在你“村官”时期结束后，若你有继续留任打算，告诉我，我一定与你们矿大联系，共同推荐你。你是那种我可以用人格担保十年的青年。如果你想考北语中文系的研究生，也告诉我。尽管你还没有作品正式发表，但相对于中文系，我认为你是有资格免试的……
我下午要去外地了，不多写了。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你作为“80后”的一名文学青年，五六年前以极真挚的情怀写农民命运，五六年后仍关注他们的贫苦，这一点深深感动了我。我会抽时间去那个农村看你……
祝能吃能睡！
梁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