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备一流写作才华的王小波已然英年早逝，我在充分地虔诚地肯定他的写作才华的同时，却没有对他的作品像他的妻子李银河博士那么满怀深情地去高度评价，这使我不安。我无意贬低他的作品的价值，因为这根本抬高不了我自己。正如我也满怀深情和敬意地谈论他的写作才华抬高不了我一样。我只不过是凭着我老老实实的态度，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尽我讲到他的义务。
王小波如果地下有灵，也许会嘲讽我。也许竟不，竟认为我倒真的比较客观也比较体恤地理解了他。理解了一位有一流写作才华的作家，要寻找到足令自己欣慰的写作内容的那份期盼和不容易。
最后我想说的是，对王小波收在《沉默的大多数》一书中的文章，我都认真拜读了，都比较喜欢。在那一本书里，我认为，他的才华、他的睿智、他的思考成果，才真正地与内容相协调了，融解在内容之中了。或反过来说，那一本书的内容，因他的才华和睿智而显得格外有意义了。
唉，好小说总是比好文章更难一筹，对于具有一流写作才华的作家也是如此……
15 这个女人不寻常——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
我想，我是无可奈何地爱上了一个叫王葡萄的女人。
她是一个农村寡妇。
她已经三十六岁的时候，依然具有使大多数男人几乎没法不爱上她的可爱之点。
她是那样一个女人——不管一个男人已经爱过（包括暗恋）多少个女人了，他一旦认识了她，那也还是会立刻喜欢起她来。用歌苓小说中的话说——“接着就开始了”——爱她。而且，无怨无悔。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老朴和我一样自然而然地爱上了王葡萄，如果说我爱她爱得无可奈何，那么老朴爱她简直爱得不可救药。在农村搞“四清”的年代和全国抽“文革”风的年代，老朴两次成为史屯的新闻人物。第一次是以作家的身份到史屯去体验生活，住在王葡萄家里。他发现了王葡萄的一个重大“罪行”——她居然将她的公公孙怀清隐藏在自家地窖里已经十几年了。孙怀清不仅是王葡萄的公公，是将她从小收养了的义父（否则她也许像无家可归的小猫小狗一样死于饥寒交迫之境了，或被迫成为幼娼），还是史屯的头号地主分子。他虽然并没做过什么恶事坏事，但因为是头号地主分子，在当年也难逃被镇压的厄运。他和诸类镇压对象被集体枪毙在河滩上。王葡萄夜晚去收尸，发现他虽中了枪，却一息尚存。
此时的王葡萄该怎么办呢？她已经是一个小寡妇了。她的夫兄亦即孙怀清的另一个儿子因为成了革命军队中人，已坚决地和地主家庭地主父亲划清界限了。事实上，那一年孙家已只剩了王葡萄这一个曾是童养媳的女人了。若连她也不去收尸掩埋，那么孙怀清就只有曝尸滩头了。
王葡萄当时面临三种选择——掉头回家，任由野狗们将一息尚存的孙怀清啃成几根骨头，倒也省却了掩埋那一件怪麻烦的事。或者管他还有一口气没一口气的，只当他已经死得挺挺的了，就地挖个坑一埋拉倒。作为儿媳妇，那也算相当对得起一个被新政府镇压了的、是地主分子的公公了。就剩那么一丝丝气息，不是也和死差不多了吗。再不然，去告诉民兵之类的人，让他们来把是自己公公和义父的孙怀清再彻底地了结。弄成那么样了的一个人，委实也费不了别的男人们多大的事了。还不跟弄死一条虫似的？子弹，是绝不消再浪费一颗的了。而且呢，肯定的，小寡妇王葡萄必将受到表扬。某些人是会大为夸奖这一种政治觉悟的……
就没有第四种选择了吗？
仿佛，对于一个明智的人，真的是没有的了。
但王葡萄天生就不是一个明智的人。
用歌苓小说中的话说——她天生是一个“死心眼”的小女子。
她的言行，基本上是由一个“死心眼”的小女子天生的性情所促使的。
她是一个一直到三十六岁的时候也还是不明白也根本不曾想弄明白“政治”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小女子。
所以，在那些非常清楚“政治”是怎么一档子事的形形色色的男人们的眼里，王葡萄之作为一个女人的绝对的“非政治”人格，反而成了她特别可爱的一点。我们都得承认，不，男人们都知道的，假使一个小女子本身从模样到性情是可爱的，那么再加上头脑简单这一点，则就更可爱了。
死心眼的，头脑简单的，完全没有什么明智尤其是明智的政治思想意识的王葡萄，她当时做出了最不明智的，在我们明智之人看来愚蠢透顶的事——她将她的公公孙怀清偷偷背回到家里，安顿于地窖……
在她看来，孙怀清只不过是一个兴许还有几分救的男人。一个从前无害以后更不可能有害于别的任何人的男人。而且，这个男人曾是包括她在内的一家之长；曾是对她有收养之恩教诲之德的人；曾是她的关于人情事理方面的启蒙老师……
进言之，她认为她只不过是在救一个人。
对于这一个人，见死不救，于情于理，在她那儿都是通不过的。
“在她那儿”又究竟是在哪儿呢？
在一个死心眼的，头脑简单的，搞不清政治之利害的农村小女子的心里。在她的人性之天生的质地里。
小说中的作家老朴，觉察到的正是王葡萄的这一秘密。是的，那只不过是一种觉察，并非发现。然而他试探地一问，她竟实话实说了。朴同志哑下嗓子说：“这事可不得了，你懂不懂？”“懂。”她马上回答，抬头看他。他一看就知道她说的“懂”是六七岁孩子的“懂”，不能作数。“你告诉我这么大的事，我非得报告上级不可。我不报告，我也死罪。”“报告呗，”她把针尖在头发上磨磨，继续手上的针线活，“打着手电去报告，别又踩沟里了。”她下巴指指他的鞋，笑笑。
就像林语堂所说的——她是那种具有天生的感性能力的人，而这一点弥补了她的头脑简单。当朴同志由村里的干部领到她家时，她仅仅跟他说了几句短话，便已断定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好男人。于是她愿意在平时给予他一些照顾。看着他连洗一件衣服的样子都是那么笨拙，如同一个从没洗过衣服的大孩子，于是她自然而然地心疼起他来了。这小寡妇的眼，从没将一个男人的好坏看错过。而对于好男人，她每怀有一种天然的母性的心怀。如果他们有和她发生亲密关系的欲念，那她不但是理解他们的，自己也是喜欢的。在饥荒年代里，她将和自己所心疼的男人做爱当成精神上的副食。依她想来——再没有那一份快乐，人生也就太惨了。
她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并本能地用她的乐观影响乐观不起来的人，甚而可以说她还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不管在多么艰难的岁月里，只要有爱，即使厨间绝炊她也还是乐观着。有爱，那就总可以满世界去发现一点儿可以吃的东西。闹蝗灾的年头，她会用心地干炒一锅大蚂蚱，还不忘应该撒入点儿辣椒末儿。吃过那美食以后，倘有男人陪在身边彼此温存，接着做爱，那么她甚至会对人生心怀感恩，咂出几分幸福的滋味……
这么样的一个小女子，男人还有法子不爱她吗？
朴同志朴作家，自然没有向任何方面告发她的罪行，非但没有，回到城市里以后，还在一本书中不吝笔墨写到了王葡萄一章。在他笔下，她是一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妇女——另一个李双双似的女人……
掩卷沉思，作家梁晓声问自己，如果自己是当年那朴同志该怎样？
告发吗？
告发个鬼啊！
那就是“知情不报”，罪当同论呀！
同论就同论呗。
姓朴的作家都能豁得出去，姓梁的作家何以不能？
男人岂可被男人在德行方面比矮了！
……
但是切莫以为歌苓这一部小说只不过写了一个农村里的风流小寡妇。否。事实上王葡萄这一文学人物与“风流”二字毫不相干。她只不过头脑简单，是以每显出女孩儿般的天真。天真若蒲松龄笔下的那个经典的文学形象“婴宁”。故她的天真，便时常给人，尤其给男人们以“烂漫”的印象那么美了。倘若以为歌苓这一部小说只不过写了些农村里的蜂媒蝶使，男欢女爱，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歌苓在写到男女情欲之事时，文字极为节制。这也是歌苓小说一贯的品相——她是一位从不以情色描写吸引读者的作家。这也是我一向敬她的原因之一。而且，依我看来，在这一部小说中，她的节制甚至未免到了吝啬的程度。
比如，上句写的是——“她已经在他怀里了。”
下句笔锋一转，竟另起一行写出了五个大煞风景的字是——“这就开始了。”于是，也就结束了。作家的笔又写别的事情去了。细想想，那风景，煞得也极好。“这就开始了”五个字，仅从文化看，无须细述的意思。语境含妙也。令我联想到老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句话——不高兴的事从不直说，而曰“令人难以愉快”。
这是一部极好看的小说。然而看过的人，大抵是复述不出什么故事来的。这是一部反故事性的小说。这是一部以写人物为创作宗旨的小说。进言之，这一部小说的文学特征乃是——亦庄亦谐，生动俏皮的文字；氲氤成片绵绵不断的生活气息；大量的随手拈来落笔成趣的细节……
我认为这一部小说的无法漠视的文学价值乃是——为近二十年的农村小说之人物画廊，增加了王葡萄这一极其可爱的女性形象。而此前，她是绝无仅有的。一经有了这一人物形象，整个人物画廊于是生气盎然。这一部小说具有令人无法不陷入思考的人文主义主题。用王葡萄劝朴同志的话说那就是——“谁斗你，就让他们斗吧。这世界，人和人，总难免斗来斗去的。斗过去就完了。完了就完了。”死心眼的王葡萄的心眼，却原来大得能装下世界的真相去！……头脑简单的王葡萄，却原来也具有哲学家般的对世事的深刻禅悟。这世上哪里有什么完不了的事？可不，“完了就完了”嘛！此言解大惑也。而最后我要说的是——这一部小说，对于中国人，委实相当于一部人文主义的启示录。
读者，如果你是王葡萄，在从前的、政治罪名满天飞的年代里，你敢将你虽中了镇压的子弹但却没死的家长背回家去，隐藏于地窖二十余年不？敢也还是不敢？人道主义乃人之根本道德。避谈人道主义的“人文”二字还算是什么鸟主义？正是在这个底线上，这个一度在中国曾被彻底摧毁的底线上，小寡妇王葡萄宛如中流砥柱，处乱不惊，担险不怵。这个弱小女子之形象，高且大矣！这一部小说，品相令我刮目相看也！真有点儿嫉妒严歌苓了……
16 流响出疏桐——铁凝和她的剧本
铁凝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员主将。如果“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不遭全盘否定的话，那么铁凝的文学成绩是它重要的一笔。
铁凝、王安忆、张抗抗，于南北中领新时期文学之风骚，至今仍是一代中青年女作家中令人瞩目的佼佼者。她们以各自独特的风格，落落大方地伫立于文坛。“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曾经喷薄而昂奋的阶段，我认为，已然处在庄严的日落时分。
明天的文学，毫无疑问地，将有更多的成熟且执着的新人大书特书它的续篇。因而我们看到，铁凝、王安忆、张抗抗，经过十余年“新时期文学”的孕育，正要孵化出来，去寻她们各自的、通往另一个阶段的轨迹。
它究竟是怎样的我们不得而知，也缺少预见的根据。她们以后会是怎样的，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我们明白的——她们都是将文学和生命连在了一起的女作家。她们都不曾“玩”过文学。她们的创作也不曾有过矫情和媚俗的浊痕。她们将是严肃对待文学的作家。《红衣少女》使铁凝和电影结下缘分。于是便有了《村路送我回家》，便有了《哦，香雪》呈现在银幕上。这三部电影，仅仅这三部电影，已足以构成铁凝的电影。用诗、用散文式评论，倒莫如以音乐的观点来评论更恰如其分。那是箫吟般的电影，那是淡淡的忧郁却纺出缕缕温馨的流响，那是从疏桐间或竹林幽处传达出的乐声，箫吟般的独吹独奏的乐声。当然，这样评价并不意味着摈除了导演的艺术再创作。恰恰相反，我认为铁凝是幸运的。王好为作为导演不失为铁凝的知音。箫吟般的电影也旨悟于王好为对铁凝的深层次的理解，并最后实现于王好为工而不匠的实践。
《哦，香雪》是铁凝也是王好为最近的一部电影，是铁凝根据自己1982年的获奖短篇小说改编的。“搁浅”数年，也许对铁凝和王好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沉淀。
似乎有过一种说法——认为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小说也罢、诗也罢、散文杂文也罢、电影电视也罢、绘画雕塑也罢、音乐也罢，都不必是作家或艺术家情感投入的过程。不必，也就是不必而已。倘鼓吹到“必然”不是的理论高度——仿佛感情投入的小说“必然”不是正宗小说，感情投入的诗“必然”不是正宗的诗……乃至感情投入的音乐“必然”不是正宗的音乐，感情投入的歌唱也就简直不是歌唱……那么，我们也就只能当是一派的胡说八道了。有时胡说八道是别种的时髦，是本不高深的人们冒充高深得不得了似的技巧，并且是很通常的技巧。
我不能想象全无感情投入的文学的或艺术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一种过程。如浣熊之浣纯粹是习惯行为？
感情投入无疑是衡量作品内涵的标准之一。什么也没投入的作品中必然地什么也没有，不同在于投入的技法高低优劣罢了。感情决定文学的或艺术的品格。技法决定文学的或艺术的风格。感情融于技法而不是附就技法，则技法也便感情化了，是为高标准。
《哦，香雪》当然是感情投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