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金庸先生的中国武侠小说也深受许多中国读书人士推崇一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同样征服了许多欧洲知识分子，甚至连法国前总统戴高乐、英国前首相威尔逊、英国皇太后玛丽，都曾公开承认欣赏她的小说。
《纽约时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某夜白宫的总统睡房里灯光彻夜长明。第二天早上员工们看出卡特总统双眼微肿，关心地说：“国家公务重要，总统先生的身体也很重要。”但卡特总统却诚实地回答：“谢谢。我其实几乎一整夜都在读克里斯蒂的小说。”为什么中国产生金庸，英国产生克里斯蒂，而不是反过来呢？要知道，中国文学中，探案小说的渊源也很长久啊，要知道，英国的历史中，足以构成一部部侠士小说的素材也不少啊！
又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的中国人，几乎从小都爱读武侠小说，而那么多那么多的欧洲人，几乎从小都爱读侦探推理小说呢？——起码从前是这样的。
爱读武侠小说的中国人，于休闲的同时，亦获得另外别的什么心得呢？爱读侦探推理小说的欧洲人（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日本人，也开始爱读此类休闲小说），其兴趣又为什么会维持至今呢？显然，武侠小说的“文学气质”是反对旧秩序而且张扬民间正义的。显然，侦探推理小说的“文学气质”是一种法制前提之下形成的“气质”；是协助法制的，是反刑事罪恶，破坏刑事阴谋的；是称颂法制智慧的。
因而，我们从克里斯蒂的小说，以及由她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中，除了看到大智慧的波洛，同时几乎必看到代表国家司法的官方办案人员。只不过后者们在波洛面前往往显得经验不足罢了。
在旧时代，人心向往武侠，向往清官。有道是：“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金庸小说反映的旧时代，武侠代表了人们的向往，难免带有民间意识形态的色彩。
茶馆里，大侠一剑挥去，威而恶者人头落地，听书的人们往往一片齐声叫——“好！”
读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则肯定不能是集体的休闲，则肯定是静悄悄的时光。克里斯蒂的小说中，几乎没有也完全不必要有什么民间意识形态的色彩。
克里斯蒂曾公开表示——她创作侦探推理小说，并非出于什么高贵的目的，只不过是要娱乐读者，给阅读的人带来满足的喜悦。
这肯定也是金庸先生创作他那些武侠小说的出发点吧？
人类对休闲的需要，永远强过于接受某些高贵教育的自觉，而这是符合人性的。
娱乐读者，给阅读的人带来满足的喜悦，这样的小说，这样一种为人类的休闲服务的精神，细细想来，其实本身就是应受到尊敬和感激的啊！
愿克里斯蒂在中国也渐渐地家喻户晓……
13 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
一
路遥是一位让我心存敬意的作家。
《平凡的世界》是我所喜爱的小说。我调到北京语言大学后，曾向学生们分析过这部作品难能可贵的文学价值。
路遥生前，我们仅见过一次，应该是在一次作协召开的会议上——那是1984年，当时，他将他的一部重要作品《人生》改编成了电影，引起了巨大反响，好评多多。却也有一些不同声音，认为男主人公高加林是当代陈世美——他为了达到成为城市人的目的，抛弃了曾与他热恋的农村姑娘巧珍，因而高加林身上有于连（《红与黑》主人公）的影子。
但那又怎样呢？司汤达不正是由于塑造了于连这一复杂的法国青年形象而享誉世界文坛的吗？
我见到路遥时说：电影《人生》是成功的，作家的笔应写出各式各样的他者。司汤达笔下的于连、哈代笔下的苔丝、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都是成功的文学人物。没有这些文学人物，文学画廊便谈不上丰富多彩，文学的社会认识价值便会大打折扣。同样，高加林是中国文学画廊中不可无一的“那一个”。
他当时握着我的手说：“晓声，你的手很暖，话也是。”他生前也只对我说过这么两句话。
路遥病故后，我敬爱的师长李国文、好友铁凝和我，共同筹集了一小笔款子。记得只有5000元，是把我们三人包括当年还健在的叶楠师长的稿费凑在一起的。
那一两年是中国文坛的忧伤年份。我们不仅失去了路遥，还失去了周克芹、莫应丰、姜天民。前三位都是茅盾文学奖得主，而姜天民比我年龄还小。我们将那5000元中的4000元分别寄给了四位作家朋友的亲人，以表达我们的哀思。余下的1000元寄往哪里了我已忘记，似乎是寄给贾平凹支持他修缮柳青墓了。
如今，《平凡的世界》也改编为电视剧，并且获得了良好的收视效果，我们替路遥兄感到欣慰。
二
在全国“两会”期间，我在发言中指出——在国产电视剧现实题材委实偏少的情况下，《平凡的世界》之播出可谓拾遗补缺……
依我想来，路遥兄在创作《人生》时，一定为千千万万一心想要实现好一点儿的人生而走投无路的农村青年们泪湿稿纸，且不止一次。须知，那时的中国之农村和城市，还处于固若金汤般的二元结构的形态。而当他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肯定时时热血沸腾，以至于不得不停笔平静一下自己的万千思绪吧？
孙少安是有责任感的文学人物，凡这一类文学人物，同时也便寄托了作家的人格理想。责任感和脚踏实地的精神，在孙少安身上统一得很可信。这乃因为，路遥塑造这一人物时，心怀着大的敬意和诚意，他明白——他是在为千千万万上进的农村青年塑造一个外部压力越大、自己内心越刚毅、精神上越坚韧的榜样。
我认为路遥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创作初衷。
当年，大批农村青年进城打工的现象还没发生——孙少平走在了前边，他是如今的农民工兄弟姐妹们的先驱。这也证明，路遥的社会发展思想走在了时代的前边。
据我所知，《平凡的世界》问世后，不论是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还是成为了大学学子的农村青年，许多人都将《平凡的世界》作为枕边书。所以，我在大学授课时曾言：“《平凡的世界》不啻是千千万万农村青年们精神上的《圣经》……”
三
尽管从人物分量上看，孙少安显然是《平凡的世界》的主角，但小说却是从弟弟孙少平写起的。较之中学还没读完，便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回村务农，18岁成为生产队长，不但要挑起全家人的生活重担，还需为全队人的事日夜操心劳累的哥哥，已身为全县“最高学府”县立高中学子的弟弟少平，似乎应该感到几分幸运——然而实际情况绝非如此。
开篇一段季节转换不动声色的写景之后，情境定格在县立高中的操场一隅，即学生们的午餐之地。少平一出现，其近于“悲催”的心态便像阴雨一般，一阵洒落在字里行间了，完全是欲哭无泪的被宿命所缚的无奈。这一现实生活的轴画一经徐徐展开，路遥便一气呵成地写了整整10章，交代出形形色色的人物——而哥哥少安直到第11章才千呼万唤地正式出现。
作家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我觉得，在少平与少安两兄弟之间，路遥的影子在少平身上反而多一些。少平所体会的那种不知如何改变命运的无助与迷惘，想必也正是农民的儿子路遥所经常感到的。他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虽已是专业作家，但当他的笔开始写到农民们的儿子，他几乎便是在写自己，也是在写众多和他一样的穷愁人家的农民们的儿子——这种对于无奈之命运的深度描写，实际上是对于时代的叩问，具有“天问”的性质。因为作家明白，普遍之中国农民以及他们的儿女的命运的改变，首先只能依靠国家农村大政方针的调整和改变。
同时作家也明白，在国家政策尚未改变以及逐渐改变的过程中，农村中新人的带头作用示范影响也是极其需要的——于是哥哥少安成了作家笔下的文学“新人”，正如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满腔热忱地通过《父与子》《怎么办》要为老俄罗斯“接生”出“新人”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凡的世界》乃是当年中国农村题材小说中的《父与子》和《怎么办》。
四
可以这么认为，弟弟少平身上，具有路遥人生经历的影子；而哥哥少安身上，则体现了路遥的精神寄托。
少平是很像路遥的文学人物，少安是他想成为的人物。少平与少安之和，乃是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作家路遥的动力之和。
读《平凡的世界》，如果结合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总体风貌来欣赏，则尤其能从中欣赏到当年“新时期文学”的独特品质——那时稿费极低，每一位作家的写作都较有定力，也较纯粹，大抵是在为文学的责任、使命以及光荣而创作，路遥尤为如此。因而，字里行间少有浮躁之气，也少有刻意想要吸引眼球，企图取悦某一类读者的市场利益追求的动机。
今天，《平凡的世界》重新唤起人们阅读的愿望，证明好的文学作品依然是能够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我希望通过人们对《平凡的世界》的关注，影响更多的人重读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作品——依我看来，总体上商业思谋很少，文学品质追求较为纯粹、不媚俗、不迎合低级阅读趣味的“新时期文学”，对人心性的营养更多一些，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思考——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学；中国缺少怎样的文学；怎样的文学才称得上是好的文学？
《平凡的世界》是跨年代的著作，从“文革”前的1975年写到了“文革”后的1978年——这一点，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领导干部，具有值得一读的意义。
不了解农村、农民，便不能说较全面地了解中国。而不了解从前的农村、农民，便很难理解如今的农村“空心化”现象为什么比比皆是；很难理解如今的农民为什么会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犹豫徘徊、左顾右盼、有所向往而又有所不舍的矛盾心态。
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比我们的青年们更应间接补上这认知、理解的一课。补上了这一课，面对农民的诸项工作，就会多一些温度，少一点儿冷感；多一些人性化的举措，少一点儿官僚主义、教条主义。
我又认为，孙少安身上的担当精神，尤其是领导干部们应该学习的。看那孙少安——水库决堤事故，本无他任何责任，但他为了替一名乡亲争取“烈士”的名分，宁肯自己担起责任来。因为他想的是，如果不为死者争取到一份极有限的抚恤金，那一户人家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他是生产队长，他对乡亲们有大爱之情怀。姑且不论情怀，只论担当——时下工作中，推卸责任、委过于人、撇清干系，凡事以保官为大的现象，是不是应改变一下呢？
所以，就人格力量而言，孙少安身上有闪光之点，值得我们以其为镜，自照、自省、自检、自勉。虚构人物也可以是一面镜子，小人物也可以是一面镜子。
一部作品若有此等作用，当然便是值得一读的好作品之一种了。
14 关于王小波
确实，我在向你们谈论一位具有写作才华的人。进言之，是在向你们谈论一位具有特殊写作才华的人。这一种特殊性，在他的几部作品出版以前，是中国近当代小说写作现象中少见的。我不敢肯定地说完全没有。我虽然自信是很关注小说写作现象，但我的阅读范围毕竟是极其有限的。
这个人就是王小波。
大家都知道的，他已于1997年去世了。
我向诸位谈论他，一是因为他的才华；二是因为他的作品一经出版，首先在各大学学子中引起过一阵“王小波热”，而至今他的作品的影响依然存在。那么我作为讲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师，向你们分析他特殊的写作才华和他作品的与众不同，实在是教学义务之内的事。
我认为，一个人只要写出了超过一百万字的小说，只要其作品在一定范围的读者中发生影响，便总是有几分写作才能的。当然也不一定非得超过一百万字。我其实强调的是那一种可持续性的写作才能。王小波具有它。倘他现在还活着，我相信他会有更好的作品问世。而据我看来，某些人并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写作才能。他们在特定的时代，写了几篇或仅仅一两篇作品后，再就写不出什么来了。他们写的仅仅是演绎了的个人经历罢了。个人经历演绎完了，那一份写作的才能也就丧失掉了。不可持续证明他们之写作才能的单薄。诸位肯定注意到了，我谈论王小波时，用的是“才华”一词。我认为相对于写作这一件事，可持续的才能才接近是一种才华，否则只不过是才能。
对于我，至今有如下几位作家我是刮目相看的。
一是湖南的女作家残雪。她的小说有显见的意识流风格，文字也很特别，既不同于同代男女作家，也不同于后来的“新生代”作家，给我一种神经质的印象。她笔下的许多文句，仿佛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对她的下意识的记录，足令阅读者的神经也随之敏感。我曾戏言——有了二十余年写作实践的自己，几乎可以模仿古今中外不少作家的风格写一两篇“仿作”。这里指的是短篇，中篇很难，长篇不行。比如模仿蒲松龄，写一篇文言的关于花精鬼魅的小说，能不能呢？能的。比如模仿屠格涅夫，以翻译体写一篇《木木》那类的短篇，也能的。但读过残雪早期的一些小说后，我对自己老老实实地承认——我的这位女同行的作品，我是根本无法模仿的。无法模仿她的写作思维，无法模仿她的语言。别人特殊到了自己连模仿一下都不可能，所以刮目相看。
《围城》那样的小说也是我根本模仿不来的。书中的幽默气质和睿智的比喻，显示出一种禀赋。属于人的禀赋的东西，那是别人模仿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