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位外国导演在北影座谈，言及合拍《007在中国》，双方都认为这是良好的意向。但冷静下来一想，“007”来中国对付些什么人呢？这超级大“特工”的中国之行，似乎又必索然。老百姓话——“高射炮打蚊子”。
但对方乐观地说：“五年后我再来。五年后中国城市什么都有了！”
五年之后中国城市里又会有些什么呢？
那外国电影导演说得很自信，我不由不佩服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城市那种特殊的敏感。
时代的转折点始于中国农村，今天受到猛烈冲击和震荡的却是中国城市。横剖开每一座城市，那断面所呈现的冲突状况，也许是触目惊心的吧？
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
中国当代文学史必将也会在某一页出现转折点。从现在养精蓄锐，引弓待发，并不算太超前。
我们这一代小说家的第一页，尽管稚嫩，毕竟认真。我们这一代小说家的第二页，尽管踟躇，却较成熟。我们大多数，已翻开了第三页，我们仍继续第一页第二页的“故事”吗？我们只能如此吗？我们只会如此吗？我们在怎样写方面，显示了较韧的努力。而在写什么方面，思索得够不够呢？我们各个是否有自我调整创作方位的必要？我们是否有应有的危机感？我们是否有意识地“扬长避短”？“湘军”骁将韩少功们赴海南创业，是否也意味着什么创作动向的“战略转移”呢？“山东秀士”张炜挂任副市长，是否预示着将有城市里的《古船》扬帆呢？
在我们小说家不经意间，我们的“上帝”已变换了面孔。曾经是我们的同代人，也似乎最能理解我们的读者，大抵成了“孩子他爸”和“孩子他妈”。节奏紧张的现代生活，迫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与小说分手了。无论我们多么眷恋他们，他们都不再属于我们。对此，我们怎么说？——“别了”？“撒由那拉”？“拜拜”？随我们乐意怎样，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我们的读者群发生了“质”变。我们没有什么根据，证明目前的读者欣赏水平大大低于钟爱我们的那一批同龄人。不是文学读者不读作家小说，读作家小说的必是文学读者。即同是文学读者，便在文学这“同一地平线”上。好小说家不寄希望于“好”读者。好小说家征服他们。若我们面对他们显得心虚，在国外我们就得改行，或者——饿死。首先该领教什么叫做“时代淘汰法则”的，是我们自己。
我们小说家别太那么乐意小说观念被提高到不切实际的程度吧！仿佛那样我们依然才华横溢，不同凡俗似的。我们吵吵过小说不足以“载道”，现如今却似乎又都确信和主张小说不但载文，还可以载史，载哲，载文化，载商，载儒，载老庄什么什么的。小说岂不又很玄很神了吗？载点什么或什么都载点，固然很好。算是“学问”的好东西谁写的小说里不愿载着点呢？但再好的东西，小说这木桶里也塞入不了太多。它会被有害的东西所腐，也会被有益的东西所累。好比氢气球在空中悬，一切标榜贴在气球上，筐子篮子的什么吊在离人世间不太高处，小说家坐在内中写小说，再发些“一览众山小”的宏论。气球越高，吊索越长，小说家则越显得装模作样。
小说一旦标价出版发行，便带有了精神消费商品的属性。凡商品则都需要广告。因而小说评论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小说广告的色彩。如今，好小说恐怕比不好的小说更需要“广告”。
但是，小说家若将小说评论仅仅视为替自己做“广告”，就很不配获得小说评论家的关注。小说评论家若仅仅将自己视为小说家的“推销员”，就太降低了自己的文学地位。
我读评论，重要的一条，也是首要的一条，看评论得是否准确——第一是准确，恰如其分。这样的评论也必庄重，也必中肯。准确，这乃是小说评论的品格、力量及权威性所在。我们的小说评论，是否沾染了太浓的广告色彩呢？
上海评论家吴亮在其《冥想与独白》中告诫读者，勿轻信评论家的话——意味深长……
广告色彩太浓的评论，言过其实的评论，纵然写得漂漂亮亮，潇潇洒洒，既败坏评论的声誉，亦败坏小说的声誉。小说家和小说评论家也是社会消费者，请试想想，我们误信广告，选购了商品，发觉并不像广告“吹”的那样，不是会产生种上当了的逆反心理吗？我们的某些小说评论和某些小说，是不是已经被败坏了呢？
自信的小说家应不需要这种评论。自尊的小说评论家应不屑于这种评论。小说家和小说评论家之间的关系，应是“中通外直”，不饰脂粉；不以恶其人而恶其技，不以好其人而好其技；下笔先无私，成文则磊落。
奥林匹斯有“黄昏”，奥林匹斯无黑夜。人类悟透了许多事物，然而却永不丢弃。诸如《圣经》便是这样。小说也是这样。小说是奥林匹斯山上的长明灯，有光耀辉煌之时，也有烛照甚微之刻。
但，人世不灭，此灯不熄。圣徒不掷《圣经》，一部分人就看小说。我们洒自己的心血向这徨迷乱的大时代，不管获德获怨，即便落在金币上，顷刻煎干了蒸发掉亦永不后悔。这，便该是我们小说家们的信念吧？固然天真，不失可爱……
5 小说平凡了以后
小说有过很不入流的时代。
是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别国，都曾有过那样的时代；或者说那样的世纪更确切。
那样的世纪是诗的世纪。在那样的世纪，连散文和随笔的文学地位，也都在小说之上。比如《唐璜》和《浮士德》，其实更接近着是小说的体裁。文学家们似乎觉得用诗的形式来结构“长篇故事”才足以证明其才华。又比如更早的《荷马史诗》，这种以诗的形式演绎历史的现象，从许多国家都可以找出例子。就说《圣经》吧，诗的成分、意味，也起码和小说的特征是平分秋色的。
但小说确乎很伟大过。它只稍许比诗年轻一点点。虽然至今人们仍用“史诗性”三个字来称道伟大的小说，而伟大的小说却自有其与诗不同的伟大处——没有一首诗能像伟大的小说那样与人类的阅读习惯发生最亲密的接触。
20世纪中叶以后，诗渐渐地寂寞了。
现在，小说也寂寞了。不但寂寞了，而且平凡了。发达的印刷业、传媒界，加上电视机、影碟机、电脑网络这些科技产品的问世，削减了小说以往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甚至挑战了人类古老的阅读习惯。毕竟，图像比单纯的文字对人眼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写小说这件事，已经像歌唱模仿秀一样，不再高不可攀。
我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写过一篇相当长的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题目是《奥林匹斯的黄昏》。那时小说还正在中国红得发紫着。那时我预见，在以后的二十年间，中国人的消遣心理，必将欣赏的愿望厚厚地压在底下。以后二十年间的小说，取悦于人们一般消遣的动机，也必日渐明显。
现在的小说总体上正是这样，尽管有我的许多同行们继续努力地做着种种提升它性质的实践；却毕竟的，分明的，普遍之人们对小说的要求更加俗常了。
小说是在这一背景下平凡的。平凡的事物，并非便是已经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事物。所有写小说的人，在动笔写一篇小说时的状态都无疑是相当认真的。对小说的理解决定着各自不同的认真尺度。在关于小说的一切说法中，经过思考，我最终接受了这样的理念——作家是时代的书记员，小说是时代的备忘录。于是有我现在的一系列小说“出生”，自然包括《档案》这样的小说……
6 浅谈电影与文学
1979年秋末的一天傍晚，下着很大的雨，有一个外地青年来到了编辑部。他身上的衣服淋透了，嘴唇冻得有些发紫。他说，他是为了送自己写的电影剧本，专程从外地赶到北京来的。我接待了他。通过交谈，知道他才二十三岁，是河南某县农村中一个务农青年。他向我倾诉了自己对电影艺术的酷爱，表达了他将来要成为一个电影编剧家的志气和决心。然后，从书包里取出了自己写作的电影剧本——三个，极其郑重而又极其自信地交给了我。他希望我能尽早看完。因为他是借宿在别人家里的。考虑到他的具体情况，又见那三个剧本都并不很长，我应允他隔天上午来听答复。第二天一整天，我放下其他一切编辑工作，集中精力认真地阅读了这位青年写作的电影剧本。三个剧本都读完，我感到茫然了。我甚至不知道第二天见到他时，该对他说些什么。“剧本”毫无基础，没有半点经过扶植可能成功的希望。通篇都是错别字，语句不通，还没有掌握标点符号的常识性用法；更不必去谈结构，立意，人物，情节，细节，电影化等其他诸方面了。可以说，他还不是一个文学青年。更严格说，他还不是一个具有起码文化知识水平的青年。当然，这绝不能怪他。十年动乱，剥夺了许多像他这样的青年的学习权利，耽误了许多青年的学习机会。而且有一点他还是令我感动和钦佩的——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青年（他还没有读完初中），在务农劳动之余，写下近十万字的文字，仅仅这一点，就是需要一些毅力和恒心的。我想到在第一天的交谈中他告诉我，他的家乡那一年受灾，收成不好，工分很低，从河南到北京的路费，要花掉他全年工分收入的三分之一还多。于是我沉思起来，预想着第二天见到他应该怎样对他说，才能既不伤他的心，不使他感到是泼冷水，而又能够使他明确这样一点：对于他来说，首要的先是如何提高自己的起码的文化知识水平和一般文学素养。
要写作电影剧本的青年，首先应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学青年，首先应该对文学的其他形式，如诗歌、散文、特写、报告文学、短篇小说等，具有一定的欣赏能力和阅读水平，具有一定的写作水平或经验。没有这一点做起码的基础，我认为要创作电影剧本并获得成功，是无从谈起的事。仅凭热情、爱好、兴趣是不行的；仅有急于成功的个人愿望也是不行的，甚至可以说是无益的。
有没有并不认识这一点的青年呢？有的。编辑部每个月收到的数以百计的稿件中，相当多一部分就是这样一些青年写来的。
有一位青年在附信中写道：“寄给你们的这个剧本，是依据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写的。我最先想把它写成短篇小说，实践中感到写小说很困难，便打消了念头。也曾想把它写成报告文学，但似乎对我来说更难写，于是决定还是写成电影剧本吧，果然几个晚上就写成功了……”
在这位青年看来，写一个电影剧本，竟是比写一篇短篇小说或报告文学容易得多的事！实际上并非如此。他的剧本写倒是写出来了，但距一般发表水平也还差得远，当然更不可能拍摄了。
还有一位青年在附信中写道：“先从散文、小说等一般较短小的文学形式写起，写熟练了，摸索出一定的写作经验了，然后再写电影剧本，才有成功的可能……这一类文章我读过不少，这一类话我也听过不少，但我偏不信邪！电影就那么神秘吗？我偏要起手就从电影剧本写起，我不相信我不可能成功……”
这位青年的坦率是可敬的。电影当然并不神秘。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只要下决心去做，都有可能获得成功，都有可能取得成绩。做，就是实践。实践，是要讲究科学性的。科学性的实践，也就是合理性的符合一定规律的实践。只有这样的实践，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些。我们希望并建议某些酷爱电影创作的青年首先从其他文学形式，如从短篇小说实践起，这是写作电影剧本的一般规律。
可以这样认为，没有文学这位艺术母亲的哺育，便没有电影这位艺术女神的成长。迄今为止，电影史上记载下来的优秀的影片，大抵都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影片。
一个电影编剧者或一个电影编剧家，他的文学功底、文学修养和文学素质如何，决定他写作出或优或劣的电影剧本来。一个文学功底浅薄，文学修养不高，文学素质低俗的人，即使能够写出电影剧本来，即使这样的电影剧本也发表了，也拍摄了，那也只能是一部平庸的影片。
如果要我给电影下一个“定义”的话，我这样认为：电影是用摄影机的“笔”写在胶片上的文学，不过依赖的不是文字表述手段，而是表演、导演、摄、录、美等艺术手段。电影可能也可以脱离戏剧的艺术程式，但永远也难以彻底脱离文学的属性。脱离了文学属性的电影，很难设想还能成其为电影艺术。电影与文学，像一母所生的两姊妹，既具有迥然不同的艺术特性，也具有彼此相同的艺术共性。既有特性，也有共性，哪一点更为重要呢？我认为是后者。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后者更多地体现在内容方面。而前者更多地体现在形式方面。无论是一个电影编剧者还是一个电影编剧家，如果对电影内容的文学性方面重视不够，就算对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再熟悉，能够掌握和运用得再巧妙，他也最多只能写出内容空洞贫乏，而形式似乎巧妙美好的剧本来。这正如一幅镶在框子里的画一样，是一个整体。倘若画本身并不怎样高明，框子制作得再精细堂皇，也难以被公认为一幅优秀的美术作品。
在这样一篇字数有限的文章中，又不吝惜笔墨去谈到一点电影史，无非是要进一步阐明一点：热爱电影创作的青年，首先应培养起对文学的兴趣；要提高自己的文学欣赏水平和文学修养；要有起码的文学创作实践；要积累起码的文学创作经验。科学方面有基础理论，电影艺术方面也有基础理论。要面对这个基础，要承认这个基础论，要信服这个基础论。
诗歌，散文，小说……几乎所有的文学形式的素养，都对写作电影剧本大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