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文艺局面，处于近百年来最好的时期。国人在娱乐与审美欣赏方面，可以说获得了空前的满足；具有文艺才华的青年们，比以往任何年代都多了展现的机会；“请进来”的一年比一年多，“走出去”的也一年比一年多——这是要首先肯定的。但依我看来，我们做得仍很不够。文艺在辅助优秀文化“化”人这一方面仍需加强自觉性、责任感、使命感，以不辜负于时代。
1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艺
关于文化与社会人心以及民族素养、国家形象的言论已经很多，我只想强调一点——全部人类文化的核心的价值观、具有营养民风及社会作用的精华，几千年来，大都是经由文艺的方式得以普及的。
摈除文艺的这一功能，文化的影响便会大打折扣，并且往往会成为庙堂式、经院式、束之高阁而不接地气的，只不过使部分人精神受益，只在少数人之间传承的学问。而文化如果长期止于学问，与养生仅仅服务于富人没什么两样。文艺是文化的折光板。这是我所坚持的大前提。
目前中国的文艺局面，处于近百年来最好的时期。
国人在娱乐与审美欣赏方面，可以说获得了空前的满足；具有文艺才华的青年们，比以往任何年代都多了展现的机会；“请进来”的一年比一年多，“走出去”的也一年比一年多——这是要首先肯定的。但依我看来，我们做得仍很不够。文艺在辅助优秀文化“化”人这一方面仍需加强自觉性、责任感、使命感，以不辜负于时代。
民国时期，我们的青年学子出现在国外，纨绔现象不论，外国人的总体评价是——“那么腐朽没落的中国，竟有如此这般一些讲礼仪有修养的青年。”他们往往讶异。
今天，中国人出国旅游已是家常便饭，中国的发展成就也令世界刮目相看，但不少国家对中国人给出差评的现象却屡屡发生。外国人又讶异了，连“友邦”也惊诧。
文艺除了满足娱乐，提供审美欣赏的功能，还有革除陋习、塑造新国民的功能——正是在此点上，我认为我们缺少文艺自觉。
每一种文艺都有自身的功能局限，但在文艺自觉上不能有丝毫含糊。其实现实中有不少缺憾，比如不管怎样千呼万唤，现实题材的电视剧仍然太少，显得极不平衡。
为什么会这样？仅仅指责创作主体是不公平的，一些复杂的原因造成了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缺失，而国产电视剧的娱乐之门、商业之门却越来越宽广。
时代并不能像房屋装修那般，打几个隔断就截然分开了，而像多米诺骨牌，是一块压着一块向前推动的，其中任何一块，都必然有一部分与前一块也与后一块叠加。时代永远是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的演进过程，能改变的只不过是图形布线，如果任何两块不再相互推压，历史便不是历史了。
所以，尊重因果关系，才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因果关系，也体现于某些局部的文艺现象。
回首寻觅——近20年，无论电视剧还是戏剧舞台上，现实题材仍显得太少。而对历史有反思、对现实有针砭的作品，其问世过程几乎全都一波三折。
当文艺的批判功能丧失了，文艺的正能量也同样软弱无力了。好比一个人面对假丑恶一向缄口不言，那么他不论多么动听地唱真善美的颂歌，效果也许并不见佳。若此，文艺争取大众关注的方式便几乎只剩下娱乐大众一招了。娱乐之外辅以“大、洋、古”的欣赏，审美已快疲劳，乐得已快变傻，真能影响世道人心的作用却似乎越来越少，而目前之中国，迫切需要的又正是文艺的这一作用。
通过优秀的文化包括文艺重塑我们中国人的国民心性，这个使命要靠我们去完成。时代要求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些。
2 文学语言之断想
文学，是运用语言进行创作的艺术。因此，作品语言的艺术性如何，一定程度上，会增强或削弱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体现着作者的文学艺术修养。
说语言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工具，这话不错，却并不周密。语言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的“工具”而已。固然，“工具”对产品质量有决定的意义。但“工具”一般都不是产品的全部。产品一旦成为产品，就摆脱了与“工具”之间的联系。而人们在欣赏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时，是包括了对这部作品的语言的艺术评价的。作品一旦以发表的方式成为“精神产品”，语言这一“工具”就成为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共存。“工具”与产品浑然一体，不充分而论之了。
作品的艺术风格，作家的创作个性，除了体现作家对生活独到的观察、思考和概括、表达能力，还体现着作家运用语言的功力。杰出的作家必然也是语言大师。语言在作家笔下，应犹如琴键在钢琴家指下，或雷霆万钧，或微风细雨，全在得心应手的轻抚重按之间。
我的文学功底很浅薄，作品多数平庸。偶有一两篇受到读者及评论家的鼓励，也不过是因题材本身的特点，还远谈不到语言的风格。我的写作可分为两个阶段，划分线便是那篇稍有激情但还幼稚的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此篇发表之前，我不过是一个学习写作的文学青年，读者和编辑们对一个文学青年的作品，往往是很“宽大为怀”的。只要有些生活气息，有些真情实感，角度有些新意，各编辑部出于“扶持”，也就发表了。作品发表，自己似乎也就“如愿以偿”了。其实，一个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是不应该以此为满足的。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在五年之后和十年之内开始取得一点成绩，开始成熟起来。五年至十年，作为一个学习写作者的成熟过程，我认为是起码的时间。我相信经过自己的努力，在这段时间，功底是会积蓄得坚实一些的。电影中有一种拍摄方法叫做“渐显”，我真希望自己能够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渐渐走上创作道路。但一篇《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虽然很幼稚，虽然学生腔，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创作上的不良倾向（如某些同志所善意地提出的批评——“引用”外国人物和故事过多，给人“卖弄”的印象），却似乎使我的名字在读者和编辑朋友中“响亮”了些。所谓“一举成名”，这又有点像电影中的“推出”。我始而沾沾自喜，内心里对自己也多少有点“刮目相看”。继而又转喜为忧了。好在还有点自知之明，不致因一篇作品的获奖，弄到昏昏然飘飘然的地步，发现自己还是自己，实际上的“半斤八两”，并没有真正长了点分量。可读者和编辑朋友们却“翻脸不认人”了，开始用看待“获奖作者”的眼光来看待我，开始用“获奖作者”的写作水平来要求我的作品了。而一篇获奖，仅只是一篇的水平而已，我的“整体”写作水平，依然是很低的。这可就使我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了。进退两难，倒也并非可悲。使我开始冷静思考，下一步的写作，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写作，该有哪些方面的提高。
前一时期，为两家出版社结短篇小说集，便认真重读了自己近年来的大部分作品。但凡认真，总会发现点什么的。于是我发现，我的作品，不但运用素材的准确方面、结构的严谨方面、思想的深刻性方面、角度的选择方面，都有所不及，就连语言的特点方面，也大为逊色。找来某些优秀作品再细读，愈加不得不承认高下优劣之分。一比较，就看出了我的“粗制”来（我不想将“滥造”这顶帽子戴在自己头上，那对自己有点不公道）。
我想，除了我写作的其他方面有待提高，在语言方面，我是更应该下大的功夫去提高的。
如何提高呢？作者们只有在写作的困惑时期，才想到了评论家们。于是翻阅起评论文章来。结果就有一个小小的发现——原来我们的大多数评论家，对于我们的大多数作家的大多数作品的语言风格，评论甚少。即使偶有评论之词，也往往三言两语，缺少专门的论述，更谈不上研究了。这不能不说是评论家们的一个失误，一个颇令人有点失望的失误。
记得我在中学时代，读《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骆驼祥子》《暴风骤雨》《白洋淀》等优秀作品，也喜欢读关于这些作品的种种评论文章。那时的一些评论文章，就有专门谈到以上作品语言特色和风格的。老舍、孙犁、周立波、梁斌、柳青，不但是大作家，而且可以说是我们当代文学的语言大师。
我们目前不是正在提倡和鼓励作家，要认真创作出具有我们民族文学风格的好作品来吗？那么我们的评论家，怎么能忽略对于我们民族的文学语言的研究呢？
什么是文学语言？什么是具有我们民族特点的文学语言？当代文学的文学语言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发展趋向？既要具有我们民族文学传统的特点，又要具有当代文学的时代特点，这二者在文学语言方面怎样结合？有哪些当代作家的作品可作这方面的范例？我想，重视和加强诸如这些方面的文学评论和研究工作，对于提高我们整个文学队伍的文学语言素养，对于提高我们时代文学的水平，不是无益的。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我在这篇文字中始终谈到的是“文学语言”。这是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学评论中，不但对于文学的语言问题重视不够，而且很有些理论上和观点上的偏执。我们似乎过于强调，有时甚至是过于推崇文学创作中的“生活语言”了。即把生活中的日常口语简单地搬到作品中去，以为这样才贴近生活，真实、生动。而“生活语言”，又往往被简单地注解为“大众语言”。某些作品的语言稍不“大众化”，又往往被批评为“书卷气”。
其实，“生活语言”或曰“大众语言”跟“文学语言”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画上等号的。对这个问题要加一点分析。
我的籍贯是山东，却是在东北出生并长大的。东北人把“你到哪儿去”说成是“你到哪嘎哒去”，把“你干什么去”说成是“你嘎哈去”，把“你怎么搞的”说成是“你咋整的”，把说“有点咸”说成是“咸了吧唧的”，把“有点淡”又说成是“淡了吧唧的”。这类东北土话，生活化倒是够生活化的，大众口语化倒是够大众口语化的，但却不那么美，应在文学作品中加以摈除。
去年我在某刊物读到一篇小说，其中不乏“嘎哒”和“吧唧”之类，还有评论褒扬它的语言风格如何如何。我看这种评论对于创作就有点“帮倒忙”了。
“生活语言”或曰“大众语言”，也是随着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演变的。东北人，即使是农民，40岁以内的，就大多数而言，也不再是张口“嘎哒”闭口“嘎哒”了。
前一时期休病假，病中翻闲书，偶看一本书《海上花列传》，是写清末上海青楼生活的。上海人说“不要”说成是“勿要”，发音极快，两字拖带而出。于是作者老先生就自行创造了一个字“”，并在“序言”中注解，是为了“加强作品的地方语言特点”云云。可谓写作态度极其认真了，但对“大众语言”特点苛求到这种程度，我以为是完全不必也不足取的。
当然“生活语言”或曰“大众语言”，跟“文学语言”并不矛盾。“文学语言”来自“生活语言”，来自“大众语言”，但又需要进行提炼加工，要剔除糟粕取其精华，这是文学的任务。“文学语言”应当成为“生活语言”和“大众语言”的“教科书”，为语言的纯洁和规范化，为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语言素质做出贡献。
我每每在阅读当代作品中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们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我们反映乡镇生活的作品，“文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常常是很浓重的。而反映大工业题材的作品，尤其是反映大都市生活的作品，更尤其是反映大都市知识分子阶层生活的作品，其“文学语言”的民族特点，相形之下就很淡薄了。有些作品甚至很有些“翻译文学”的味道。这些作品应该如何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的“文学语言”的传统？这问题常使我困惑不解。我自己在写作过程中，一接触到都市生活，一接触到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活，往往便会“情不自禁”地模仿起翻译作品的“文学语言”来。倒并非由于“崇洋”，而是由于捕捉不到反映这一类题材的、我们民族文学的、又是当代文学的“文学语言”的特点。写作过程中常常感到，翻译作品的“文学语言”，倒似乎成了运用起来很便当的语言，我们本民族的“文学语言”，竟似乎成了运用起来很不熟练的语言了。其他青年作者在写作中是否也有这种情况，不得而知。
最近忽然对京剧发生了兴趣，偶有余暇，很喜欢找来一册什么京剧唱本读读。电视里有好的京剧节目播放，也从不错过机会看看。因而由此发现，我们民族的“文学语言”，在某些精彩的京剧唱词中是体现得很高明的。受到了一点启发，却还没有在自己的写作中加以实践。就是当真实践起来，效果如何，也不敢预先设想。
3 翻译语言之断想
世界各国都有翻译工作者，我的多篇作品就被外国翻译家译过。但是，像中国这样既将外国的作品译成本国文字，又将本国作品译成外文的似乎并不普遍。而外文出版社肩负的正是这双重使命。细想之，不由人不倍感敬佩。我认为外文出版社乃是中国作家瞩望世界文学之林的敞阔的窗口，是中国文学通往世界文学之门户。于是我想起了杜诗的名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若改为“窗含西文千秋史，门泊汉卷万里船”，似可为拙联，比拟外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