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一首著名的咏史诗：“隋炀不幸为公子，安石可怜做相公。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位名士一文雄。”隋炀帝杨广才华出众，诗文俱佳，如果他没当皇帝，按着自己的爱好发展下去，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而王安石倘若不当宰相，一心为文，肯定能在文学方面获得更大成就，写出更多有影响的文章，可惜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朝政纷争上，干了一大堆力不从心又出力不讨好的事。从根上讲，他们的悲剧就是没坐对椅子。所以，西哲有一句很到位的至理名言：人才就是坐对椅子的人。
还有曹植，才高八斗，满腹锦绣，骨子里明明是个文人，偏也想坐坐龙椅，尝尝南面称帝的味道，幸亏哥哥曹丕当了他的“牺牲品”，这才使得曹植坐对了椅子，一门子心思去当他的文人，雕琢文章，撰写诗篇，苦心孤诣，殚精竭虑，终于成了远比父兄成文学就更大的诗人。设若他取代曹丕坐了龙椅，就依其柔弱性格、文人习性，皇帝未必能当好，诗文估计也难再有什么佳作名篇了。
而明熹宗却对坐龙椅没兴趣，对当木匠心向往之。大臣们硬把他塞到龙椅上，他就来个消极怠工，天天猫在后宫里干木匠活，斧锯刨凿无所不精，手艺比外边的能工巧匠还高。这绝对是历史一大悲剧，一个不想坐龙椅的人偏偏不得不坐，他想坐木匠那把椅子，又碍于皇室体面、名声让他不能坐，他就不务正业，拿国家大事当儿戏。最终结果是两头耽误，少了一个可能会成为鲁班级的木匠大师，多了一个昏庸无能、无心朝政的糟糕皇帝。
胡适先生早年留学归来，一心要搞学问，曾发誓20年不过问政治。设若按自己原先的思路去发展，以他的学养和潜质，本可以成为历史研究方面的泰斗，哲学研究方面的大师，可惜他心志不坚，不甘寂寞，学术椅子没坐几年，就跳到污浊的官场政治椅子上，热衷于当大使，当院长，还曾试图竞选总统。结果是政治没搞好，弄得一团糟，学问也丢得差不多了，历史研究、哲学研究都虎头蛇尾，搞了一半就扔下了，实在可惜。虽然，他有一堆博士头衔。
我们常把逼着人去干那些并不适应的工作称之为“赶着鸭子上架”，他就是硬着头皮去干，心情不舒畅，也难以发挥最佳状态，最后结果是工作没干好，把一个人的前程也耽误了。还有一种情况是自己对自己的定位不准，不知道自己究竟适合干什么，看见什么热闹、什么引人注目、什么油水厚、什么名利大就干什么，其实那未必适应你，一旦坐错椅子，人才也就成了庸才，聪明人也成了糊涂虫，再回头就晚了。
达尔文的父亲曾逼他去坐神父的交椅、医生的交椅，挣钱多且名声好。但他知道那都不是自己适合的椅子，所以，宁肯很“没出息”地和花花草草、虫虫兽兽打交道，最后成了一代大师，创立了被誉为19世纪三大发现之一的进化论。而进化论就有一个基本观点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果再进一步把这个观点引申到选择工作上，适者才能成功，适者才会幸福，适者也就是坐对椅子的人。
椅子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是否适应之别。因而我们在选择椅子时，一定要不慕虚荣，不赶潮流，不被旁人所左右，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尽可能把爱好、特长、理想与椅子结合起来，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擅长干的事，以求一个人尽其才，求一个心情舒畅，而不必管别人的飞短流长，不在乎舆论的说三道四，坐稳你的椅子让人说去吧，千万勿蹈隋炀帝与王安石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