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会碰到一个歌手叫里奇·海文斯（Richie Havens），总有个好看的姑娘陪着他，帮他递帽子。我注意到他一直都干得很不错。有时候那姑娘用两顶帽子来接钱。如果你没有什么诀窍，那你在台上就好像没有一点存在感，这可不好。有几次，我勾搭上一个女孩，是我在Wha？咖啡馆认识的女侍者，长得挺顺眼。我们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演唱，她收钱，她戴一顶滑稽的小帽子，涂着厚重的黑睫毛膏，穿一件低胸蕾丝上衣——上半身看上去就好像除了一件斗篷一样的外套之外什么都没穿。我会在表演后跟她分钱，每次分钱都很麻烦。但比起我一个人，我和她在一起要挣得更多。
这段日子里让我出挑的是我的演唱曲目。它比其他咖啡馆歌手的曲目更令人敬畏，我的曲目都是最纯粹彻底的民谣，伴随着不停顿的吵闹的吉他弹奏。我要么把人们吓跑，要么把他们吸引得更靠近来看看到底我唱的是什么。没有中间的情况。在这些地方有很多更好的歌手和更好的乐手，但没有一个人在本质上同我的音乐接近。民谣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它们是图画，是比我能说出的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的图画。我知道这东西的内在本质。我能轻松地把它们连接起来。对我来说，重复演唱像《哥伦布监狱》、《丰饶的牧场》、《朝鲜兄弟》和《如果我会输，那就让我输》这样的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们连起来唱就像是同一首歌。大多数演唱者都想着让人记住他们自己，而不是他们唱的歌，但我不在乎这些。对我来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记住我唱的歌。我不再在下午去What咖啡。再也没有踏进去过。和弗雷迪·尼尔也失去了联系。取而代之的是我开始常去“民谣中心”，美国民谣音乐的城堡。它也位于麦克道格街，在布里克大街和第三街的中间。去这家小店得往上走几步楼梯，那地方有一种老式的典雅。它就好像一座古代的小教堂，一所鞋盒大小的研究院。民谣中心出售和报道任何与民谣音乐有关的东西。它有一个宽宽的平板玻璃橱窗，唱片和乐器都陈列在那里。
一天下午我走上楼梯在那里晃悠。就在我随处看的时候，碰到了伊泽·扬（Izzy Young），这里的店主。扬是个老资格的民谣发烧友，为人老辣讽刺，戴着一副厚厚的角质边框眼镜，说话带浓重的布鲁克林口音，穿羊毛宽松长裤，系皮带，脚穿工装靴，鞋带松松垮垮地系着。他的声音像在恐吓人，而且在这间小屋子里总显得太响。伊泽总是在为这事那事喋喋不休。他大体上是个好人。在现实中，他是个浪漫主义者。对他来说，民谣就像金子一样闪着光。这对我也是一样。这地方是你能叫出名字来的所有民谣活动的交汇点，你在这里随时可能看到那些真正的铁杆民谣歌手。有些人还在那儿收自己的邮件呢。
扬有时会举办民谣演唱会，邀请那些真正的原创民谣和布鲁斯艺人参加。他把他们从城外带来，在市镇大厅或者一些大学里演出。有几次我见到了克莱伦斯·阿什利（Clarence Ashley）、加斯·加侬（Gus Cannon）、曼斯·里普斯科姆（Mance Lipscomb）、汤姆·派雷（Tom Paley）、埃里克·达林（Erik Darling）在他的店里出现。那儿还有许多仅在小圈子里发行的民谣唱片，都是我想听的唱片。还有各种各样的绝版歌曲集——海上船夫号子，内战时期的歌曲，牛仔歌曲，哀歌，教堂歌曲，反吉姆·克劳歌曲，工会歌曲——记载民间故事的老书，沃布里日记，各式各样的宣传小册子，内容从女权到喝酒的危险无所不有，其中有一本还是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写的，《弗兰德情人》（Moll Flanders）的英国作者。还出售一些乐器：洋琴、五弦班卓琴、卡祖笛、玩具哨子，原声吉他和曼陀铃。如果你想知道民谣音乐是什么，这个地方能给你的可不止是模糊的一瞥。
伊泽在店堂后面还有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炉膛很大、烧柴火的取暖炉，还挂着图画，摆着摇摇晃晃的椅子——旧时的爱国者和英雄的画像挂在墙上，还有十字绣纹的陶器，涂着黑漆的烛台等……许多手工艺品。这间小房间放满了美国的唱片和一台唱机。伊泽会让我待在那儿听那些唱片。我如饥渴地听，甚至翻遍了他那些古旧的民间卷轴。我对外面的那个疯狂、复杂的现代世界没有丝毫兴趣。它与我毫不相关，没有意义。我不会被它所诱惑。对我来说，真正时髦的、当下的、现代的东西是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加尔维斯敦的洪水，约翰·亨利钻钢，约翰·哈代在西弗吉尼亚铁路开枪打死一个人。所有这些都是现在时，已经完结并公之于众。这是我关注的新闻，我跟随着它们，做下标记。
说起做标记，伊泽还记日记。那是一本类似账本的东西，就摊开在他的桌上。他会问我一些关于我自己的问题，如我在哪儿长大，怎么会对民谣音乐发生兴趣，在哪里发现了民谣，就像这类问题。然后他就会把我写进他的日记里。我想不出是为什么。他的问题很烦人，但我喜欢他，因为他对我很慷慨，于是我也尽量表现得体贴配合。我跟外面的人讲话都很小心，但对伊泽就可以放心，我回答他的都是实话。
他问起我的家庭。我告诉他我外婆和我们住在一起。她高贵而又善良，有一次她对我说幸福并不在任何一条路上，幸福本身就是路。她还教育我要待人和善，因为你将遇到的每个人都在打一场艰苦的战斗。
我不能想象伊泽面对的战斗是什么。内部的，外部的，谁知道呢？扬是个关心社会不公、饥饿和无家可归问题的人，而且他也不介意对你说起这些事。他的英雄是亚伯拉罕·林肯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白鲸》（Moby Dick），那个不一般的鲸鱼故事是他最喜欢的传奇。扬总是被账单和房东的通牒所围困。人们总在催他给钱，但他好像一点都不为这些担心。
他很有韧劲，甚至曾经通过不懈的斗争让市镇大厅允许民谣在华盛顿广场公园演奏。大伙都崇拜他。他会抽出一些唱片给我。他会给我一张“乡村绅士”的唱片，说我应该听听那首《吧台后的女孩》。他给我播放查理·普尔（Charlie Poole）的《白宫布鲁斯》，说这最适合我，并指出这就是“流浪者”乐队（The Ramblers）演奏的那个版本。他还给我放了“大个比尔·布隆兹”（BigBill Broonzy）的歌《有人该走了》，说这也是我的路子。我喜欢在伊泽那儿晃荡。炉火总是烧得旺旺的。
某个冬日，一个结实魁梧的大个子从街上走了进来。他看上去像是从俄国大使馆来的，只见他抖落衣袖上的雪，脱下手套放在柜台上，要求看看挂在砖墙上的一把吉布森吉他。
他是戴夫·范·容克。他很粗鲁，一头短而粗的翘发，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态度，像是个自信的猎人。我的脑子一片混乱。
这个人和我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伊泽拿下那把吉他给他。戴夫拨弄着琴弦演奏了几段类似爵士华尔兹的东西，然后把吉他放回柜台。就在他放下吉他的时候，我走过去，把手搭在吉他上，同时问他如果要到“煤气灯”工作，该找谁？我不是在跟他套近乎，我只是想知道。
范·容克好奇地看着我，傲慢，没好气地问我做不做门房。
我告诉他，不，我不做而且他可以死了这条心，但我可不可以为他演奏点什么？他说，“当然可以。”
我给他演奏了《当你穷困潦倒的时候没人认识你》。戴夫挺喜欢他听到的东西并问我是谁，来城里多久了，然后说我可以在晚上八九点来酒吧，在他的表演段弹几首歌。我就这样认识了戴夫·范·容克。
我离开了民谣中心，重新走入冰天雪地的天气里。晚上我去了布里克街的米尔斯酒馆，那些酒吧歌手们会聚在这儿，闲扯，出风头。我演奏弗拉门哥吉他的朋友胡安·莫雷诺（Juan Moreno）告诉我在第三街上刚开了家咖啡馆，叫“奥特雷”，但我根本没在听。胡安的嘴唇在动，但它们只是在无声地移动。我永远不会去“奥特雷”演出，没必要去。我很快就会在“煤气灯”演出，再也不用去那些小酒吧了。出了米尔斯酒馆，外面的气温大概是零下十度。我呼出的气都要在空气中冻住了，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冷。我向那迷人的灯光走去。不存一丝疑问。我会不会被欺骗？不太可能。我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来被欺骗；也不会有虚假的希望。我走了很长的路到这里，从最底层的地方开始。但现在是命运显形的时候了。我觉得它正看着我，而不是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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