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期以前，官场虽然风气败坏，但因为历朝皇帝的严厉整饬，官吏毕竟还不敢公然朋比为奸。但乾隆后期尤其和珅专权以后，就真正是“礼崩乐坏”了。嘉庆即位后虽竭力整顿，无奈积重难返，不可挽救。其私造假印案，就是吏治败坏的最好证明。
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八月，直隶布政使庆格奏称，查出司书私雕假印，勾串舞弊一案。原来，因为直隶历年库中出入的银数混乱不清，庆格向司书查询，而司书狡黠支吾，所以庆格把历年的粮册档案拿来详加查核，发现历年征收的地丁钱粮(清朝从雍正以后，把人口税摊到地亩中征收，称地丁银)、耗羡(清朝各地方在向百姓征收钱粮时，要在正额之外加征一部分附加税，作为熔铸元宝、运送时的损耗费，称为耗羡，也称火耗)以及杂税银两，都有虚收的款项。将有产人员分别质讯，共查出定州等19州县虚收的地粮，火耗、杂税等银达28万两。嘉庆皇帝看完奏章，十分震惊，认为司书敢于私自雕刻布政使和库官印信，串通舞弊，实在是从来没有过的案子，简直出乎情理之外。于是立即派协办大学士费淳等人赶往保定，让他们严行究办。九月，费淳等奏报的审讯结果，比庆格所奏更为严重：从嘉庆元年起到十一年止，该省共计24州县，一共侵盗银31万余两。嘉庆气愤之下，将书吏王丽南、州县官陈锡钰等20多人处死，家产查抄，相关的督、抚、布政使，也都分别治罪。
此事刚刚平息不久，嘉庆十四年，京中又发生一起私造假印舞弊的案件，比上述的地方案件更令人震惊。当时有工部书吏王书常，私刻假印，冒领库银。每当朝廷批准岁修工程时，王书常就捏造大员姓名，重复到内务府或户部等衙门支领银两，到工头发现此事并将王告发的时候，他已领款14次之多，数目达白银数十万两，真够骇人听闻了。按清朝规定，书吏支领银两时，必须由工部尚书签字后，通知户部，再由度支大员复加查核，然后才可以发银，手续不可谓不严。可是，部吏们朋比为奸，往往趁尚书、侍郎这些大员谈笑饮宴的时候，把文稿摞成一摞呈上去，大员们往往看也不看，随手就签上字、甚至还有让幕友代签的。结果让这些胥吏有了可乘之机。此案发后，王书常等人伏法，户部和工部大员包括颇受嘉庆赏识的戴衢亨以及禄康、英和、常福等人，都受到降职或黜革处分。嘉庆总结此事教训，说大臣们如此因循怠玩，就是因为自从和珅被处治之后，大臣们都惟恐担上“专擅”的罪名，而纷纷以为人宽厚博大为美德，口中说是办事，实际上什么也不管，还美其名曰这是“安静”。朝中没有实心任事的人，便使那些胥吏们钻了空子，舞文玩法，无所不为，渐渐就发展为肆无忌惮，朋比为奸了。看来，嘉庆对造成这些积弊的原因十分清楚，可是，首倡宽仁安静而严惩“专擅”之人的，不正是他自己吗？这才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嘉庆一朝，出过几起历朝少见的险事怪事，兵部失印案算是又一起。
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三月初八，嘉庆皇帝率领宗室王公、文武百官前往河北遵化的东陵(乾隆陵寝)。刚走到汤山行宫，就接到兵部奏报，说是贮于库内的行在印信遗失，印钥和钥匙牌也一并无存。嘉庆闻听又惊又气，以前历朝历代哪里听说过部堂大印丢失的事？立即命令军机处传谕步军统领衙门，令其告知京师五城多派捕役，严密访察。又谕令留京的王公大臣奉同刑部立即将兵部守库人员拘捕审讯。
嘉庆感到十分奇怪。因为兵部大印与其他一些印信都贮藏在同一个大箱，存于兵部的大库内。各印都是铜质，只有兵部行印和印钥是银制的，三月七日开箱取印，其他各印俱在，惟有银印和银牌失盗，窃贼为什么只将这两件东西窃去？再说，银钥匙、钥匙牌也不值钱，为何一并窃取？所以嘉庆一路上就不断督催该管大臣，一定要将此案审个水落石出。经连日审讯，得该管堂书鲍干的谎供，说是上年九月初三，皇帝行围之后回京的当天，就已经将这枚印信和其他印信一道贮箱入库了，直到今年三月初七那天又需用时，才发现大印遗失。嘉庆对这篇破绽百出的供词并不相信，又派人把上年随围的有关人员一并提来审讯。
四月三日嘉庆谒陵之后还京，发现审讯仍无结果，非常恼火，责斥有关官员，将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英和以及刑部堂官，一并罚俸半年，各衙门派来审理此案的官员，均罚俸一年，令绵课等人从此早去晚散，不可懈怠，若再拖拖拉拉，还要重罚。绵课无奈，递折上奏，请求议处，其实他是想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推给他人，自己脱身。嘉庆不准，把绵课的花翎先行拔去，还让他加紧审讯，并以五月五日为限，到时再审不出来，定将他从严治罪。在如此严厉的督促之下，绵课等人日夜逼供，鲍干方才承认，其实去年收印时并没打开查看，恐怕是去年行围的路上就遗失了。
审讯结果报到嘉庆处，嘉庆反复思忖，仍觉可疑：行印有正、备印匣两份，只有正印匣有钥匙和钥匙牌，备印匣则无。如果行围路上大印丢失，那么钥匙、钥匙牌包括印匣必须是一并失去了，去年九月初三怎么交的印？既然交了，必定是交的备用印匣，那么既无钥匙，又无钥匙牌，负责收贮印信的鲍干怎么肯接收？于是下令再审。直到四月二十四日，嘉庆才得知，去年八月二十八日，当他从承德秋围之后回京，路过巴克什营时，看守印信的书吏睡熟，印信连同印匣被窃贼乘机窃走了。这位书吏害怕，便买通鲍干，把备用匣冒混入库，鲍干又买通值班的书役，设置了行印在库被窃的假现场。这场并不复杂的案子在审了一个半月之后，终于真相大白。
为了寻找偷印的窃贼，嘉庆又多次命军机处督促直隶总督等大员，在古北口、巴克什营、密云一线穿梭往来，明察暗访，却一无所获。嘉庆也知此印估计是找不回来了，只得命人重铸一个。至于原来的行印究竟被何人偷去，偷去何用，便再也无从得知了。
由于此案，管理部旗事务的年已86岁的大学士明亮，受到掖职降5级的处分，兵部尚书和左、右侍郎，也都被摘去顶戴，或降或调。
然而，这个案子仍存在诸多疑点：对这个不算难查的案子，绵课和几个大臣怎么会严刑审讯一个多月还审不出来，以致闹到情愿引咎辞职的地步？鲍干收取印信贮库时难道没有其他官员在场监督？所以，当时人对此就有诸多揣测。宗室昭梿在《啸亭杂录》一书中曾记，他亲耳听主事何炳彝说，当时收取印信时，正轮到何炳彝值班，是何炳彝与另一满员亲手把印匣接过来的，印信确实还在。昭梿还记得有人说，这颗印信，是某人贿赂鲍干从库中窃走的，目的是相约举事，结果事尚未发，丢印之事就出来了。因为不知道这事牵连到哪个，大臣们怕嘉庆因此而兴大狱，于是把事压下，编造了印信在行账中丢失的谎言来哄骗嘉庆，消弭事端。而嘉庆对审讯的结果是不是真信，则只有天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