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就是这样汉子”，这句话本身就体现出雍正皇帝的特立独行，认准了的事敢作敢为的风格。他为了重农，鼓励勤劳肯干的老农，竟然赏给八品官的“荣誉”，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一位农民伯伯穿戴八品官服在烈日下耕作，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下奇观。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二月初九，雍正向各省督抚发了一道上谕，其中说道：“朕自即位以来，无刻不关心农民。但因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以来，户口日繁，而土地却只有这么多，所以，除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加倍收获外，要想家给人足是不成的。《周官》所载古有巡稼之官，以劝课农桑，这是为课农而设的；现课农虽无专官，但自督抚以下谁不兼有此任？希望督抚要督率地方官，悉心劝导，且不时咨访民间疾苦，有丝毫妨碍农事者，一定除去。另外，你们要在每乡中选出一二勤劳肯干的老农，从优奖赏，以示鼓励，如此，则农民知勤而惰者可被感化了。”同月二十日，雍正又补充上述谕旨道，朕以为四民中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又次之，今士子读书，砥行学成入仕，国家荣之以爵禄。而农民勤劳苦作，手胼足胝，以供租赋、养父母、育妻子，其务本淳朴之行，虽宠荣而非其所慕。而若奖赏要当有加，所以，州县官府要每年每乡选举一个勤劳俭朴、身无过失的老农，给予八品顶戴，荣其身以资鼓励！
八品官衔，在当时相当于朝廷太医院御医、翰林院的五经博士、国子监学正、学录等官；在地方也仅次于知县。雍正为鼓励勤劳苦干的老农，不惜名爵，赏给优秀老农八品顶戴，这虽不是实官，不拿朝廷俸禄，只是个荣誉头衔，但却也是古无先例的做法。
其实，授予老农顶戴的做法是雍正重农的一个重要措施，当时，虽经数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战争破坏的农业有所复苏甚至有繁荣的迹象，但各地尚存在大量荒田有待开垦，地方官和胥吏们借机勒索垦荒农民，致使农民不肯开荒耕种。同时，沿海和江南一些地区，也有大批田地撂荒，原因主要是农民感到种地划不来，而去“逐末”。还有一个原因是农民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致使本地粮食不够用，必须靠外进，而外地地方官又百般刁难，不肯将本地粮食外运。再加上此时期人口猛增，吃粮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所以，雍正极力倡导重农抑商，鼓励农民勤劳耕种，授老农顶戴就是一项重要措施。
雍正在二年首行“藉田礼”后，每年都坚持在春耕伊始，在藉田亲自开犁，以示重视农事。同时，他还命令地方各级官员备置藉田，借此亲耕活动，使地方官也体会一下稼穑之艰难，从而使他们更切实关心民间疾苦，解决诸如蝗祸、水灾等农民的实际问题。并以每岁丰歉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优劣的重要标准，政绩优异者升之，玩忽职守、欺上瞒下、苛索农民者降罢革斥，毫不宽贷。
为提高粮食产量，雍正一面鼓励各地农民积极垦荒，规定：荒田开垦后，水田6年起征税，旱地10年后起科；一面鼓励各地兴修水利，预防水、旱、虫等自然灾害。有时，雍正还亲自谕令某地要如何治蝗等事，重农之务实难能可贵。同时，为了解地方天气变化，雍正责成苏州、杭州、江宁三织造，每月将每日天气阴晴、雨水、风向等记录汇报一次；还通过钦差或新任地方官到各地的机会，命令他们将沿途米价、庄稼长势等情况留心访查，以便及时奏报。
为备荒年无患，雍正大力提倡民间储备粮食，兴建规模不等的“社仓”。仓粮由百姓捐输，视捐多少予以奖励，多至三四百石者可赏八品顶戴。虽然此法难以通行，从中亦可见其心愿。
有人担心粮多了会造成价格下降，进而造成卖粮难等损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弊病。雍正不以为然，他表示：果真“小民”勤于耕作，收获丰盈，以致价贱而难于出卖，则官府出“官价”以平衡米价。这样，不但农民无后顾之忧，而且，他们手中也会有余赀了。
不过，雍正重农措施也有难行处，譬如社仓之建、严禁官府乱向农民摊派之类，在实践中就难彻底执行，只是比康熙时有些新的起色。他想用政治、社会地位和荣誉以鼓励农民种地多打粮，这确实鼓舞了大批农民勤劳耕作，但是，这种规定一到地方就走了样。后来，雍正得知一些地方在推举老农时由绅士把持，而绅士又往往接受一些“奸民”的贿赂。于是，荣得顶戴的往往不是真正辛勤劳动的老农，而是一些游手好闲而横行乡里的地痞无赖。这些人一旦得志，遂大逞威福，有的私摆公堂，以真正的“亲民之官”自居，动辄传百姓入见；有的甚至自夸为某县“左堂”，设捕役牢狱，威福过甚。所有这些情况，都大悖雍正原来旨意。所以，雍正特于七年下令，将那些名不符实的贿选“老农”革退，并严禁再有作弊现象。但可想而知，利之所趋，那些奸邪之徒是不会听一纸之令的。
尽管如此，雍正重农的政策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后来乾隆时期的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