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德浩的新著《峡江地区汉晋墓葬文化因素分析》出版在即，小索来信嘱我为他的处女作写一序言，我欣然应允。这部著作是在他的硕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前后历经数载，反复补充了不少资料，成为今天研究长江流域汉晋以来墓葬考古和相关历史背景的一部颇具参考价值的著作，对此我是有着充分信心的。
对于长江流域文明史的进程，过去一直认为要大大落后于中原黄河流域，不仅在先秦时代无法与中原相提并论，即使是进入到历史时期，这个状态也持续到东汉以后才有所改变。早年傅斯年先生在他的成名之作《夷夏东西说》当中曾写到：“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制。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他的意见大体上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历史学界的传统认识。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长江流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对于长江流域文明的产生、发展及其卓越贡献，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将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并称为“中国的两河文明”，并开始对长江文明独特的发展轨迹和文化面貌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长江流域不同时期的考古遗存所反映的社会发展历程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旧史观。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上马，长江上游的三峡流域迎来了中国考古学界历史性的一次大会战，全国数十家考古研究所、高等院校考古专业的师生云集于三峡库区，开展对三峡淹没区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我和索德浩作为四川大学三峡考古队的师生，也参加到了这次史无前例的考古大会战的队伍中。
正是在三峡考古的过程当中，索德浩开始展现出他作为考古新人的良好素质和学术潜力，也促成了他构思和完成这部新著的总体框架。当时，我是三峡库区云阳县小江流域走马岭墓地的考古发掘领队，主要的业务助手起先是姚军（这也是一位很适合干考古的年轻人，勤奋踏实，很能吃苦），后来姚军由于工作调动去了四川省考古研究院，我的眼光便落到了索德浩身上。这个年轻人给我的感觉是话语不多，但却很能思考问题，动手的能力也很强，在行事风格上很像刚调离的姚军。于是，索德浩便成为走马岭工地发掘的主要业务骨干，在我临时离开时也协助我主持工地的日常工作。发掘工作结束之后，索德浩和我的另一位研究生冷文娜又一起参加了走马岭墓地考古报告的室内整理工作，已经出版的田野考古报告《云阳走马岭墓地》（科学出版社，2011年），索德浩是主要的执笔者之一。这本报告近期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他出力良多，功不可没。
通过三峡考古的实战演练，无论是在田野动手能力上，还是在问题意识的培养上，索德浩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亲身接触到了大量三峡地区汉晋时代的墓葬考古材料，对其中所反映的器物组合、棺椁形制以及这些考古遗存背后所隐藏着的古代社会历史背景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便开始酝酿他的硕士论文选题。当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告诉我，他拟确定以三峡的墓葬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全面收集整理相关考古和文献材料。因为峡江地区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地理单元，有着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环境，是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交通要道，物质文化面貌非常复杂，他尝试以此为切入点，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分析峡江地区汉晋墓葬文化面貌，旨在初步揭示峡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构成情况，并希望通过对墓葬材料的分析发现出一些社会、历史、文化信息。我同意和支持了他的选题设计方案，因为我通过三峡考古对他的了解和认识，是完全相信他有能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向前迈进一步的。
这部新作，是索德浩亲身参与上个世纪举世瞩目的三峡考古交出的一份总结，也是他在漫长的学术道路上给自己树立的一个标志。我无意在这里评说他书中的成败得失，因为学术界会自有公论。但是我却很想借此机会谈谈我的几点感受。
首先，透过索德浩的这部新作，我看到了一代新人成长的道路。从事考古工作，最需要踏实认真的工作态度，做田野工作是这样，做学术研究也是这样，探方得一层一层地向下挖，书本得一页一页地向后读，才有可能做出一点成绩来。考古学不是一门仅仅靠“头脑聪明”就能学好的学科，最理想的组合是一个聪明的头脑再加一副勤劳的身躯，勇于吃苦，勇于付出，不计较眼前的得失，更看重长远的发展，这样的人才会有出息。索德浩的踏实、认真、做事严谨的态度是从他大学时代就开始养成的，在三峡工作期间我对此深有感触，硕士毕业之后他到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口碑也不错，这也是他将来成长、发展最重要的“资质”，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发扬下去。
其次，一个成功的论文选题，最好是让学生自己通过实践（这当中包括读书和田野工作两个环节）得来，从中体会到如何发现问题，如何动手解决问题，学会举一反三，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和水平。索德浩这部著作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还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不仅对于他很有意义，我也从中很受启发。将来应当鼓励更多的学生通过各种不同的田野考古实践活动获得新知，发现问题，从中寻找感兴趣而又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题目，而不是闭门造车，只会在书堆当中去寻章摘句。现在有不少研究生的论文题目都是在图书馆里设计出来的，缺乏田野考古的知识背景，所以显得很单薄。当然这里面的原因之一是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本科并非考古专业出身，进入到研究生学习阶段也没有受到严格系统的考古学训练，如果老师的要求不严格，学生自己也没有这个意识的话，论文选题的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索德浩能够写出这部新著，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他在三峡的考古历练分不开的，可以视为一个成功的范例。
再次，我还要衷心感谢索德浩现在就职的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和他的同事们。在他毕业之后参加工作的这些岁月里，他全副身心地投入到成都市的文物考古工作中，紧张而又充实的田野工作使他在学校和三峡考古所掌握的所有技能和知识有了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几乎是毫无间断地实现了从校门走向工作岗位的平稳对接。领导的信任和同事们的肯定与鼓励也给予了他更加强大的推动力，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之下，使他能够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挤出时间来精心修改硕士论文，奉献给学术界和社会这样一部资料基础扎实、问题意识清晰敏锐、有个人独立见解的新作。
索德浩是幸运的，因为他生长在一个中国考古学飞速发展的时代，无论是田野考古发掘的规模与水平、新技术、新方法的更新与运用、理论的进步与发展都大大超越了前人。能够在他这个年龄就能出版自己的学术专著，也是这个时代赋予和造就的。但是，我相信他也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未来的路还很长。他的一位师友曾经感叹：“考古的路，好看，难走！”但是，只要我们认定目标，步伐坚定，就总是会一步一步地前行的。
霍巍
2012年11月6日写于香港城市大学德智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