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那些迷人的财富智谋:中国近现代创业奇才性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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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古耕虞:人情“送匹马”生意“不让针”(3)

古耕虞强调“我爱我的事业,就必须热爱生长猪鬃的故土,祖国是我的根本所在,我失去了祖国,就失去了我的一切。”

古耕虞完全可以像有些资本家那样去美国做寓公,他的资金已足够颐养,不但可以用他的存款再发大财,就是坐吃几世也吃不空这座“山”!可是他没有走!连香港也不去,更莫说台湾,并下令分公司照常营业,等待解放,留给共产党,并千方百计为新中国挽留人才。他不但献出了企业,而且在他尚在国外为新中国效力时,就将在外国留学的子女打发回国,不留丝毫后退的余地。

1948年济南解放后,古耕虞已与共产党的经济干部议妥,由他在香港设立公司,主要销售解放区猪鬃,这才发生了与杜邦公司的遭遇战,古耕虞经过精心调查与适当措施仍操了胜券,为解放区猪鬃的出口尽了很大的力。

1950年的旧历腊月二十三,由于政府急需一笔外汇,经贸部告知古耕虞放下国内的一切业务,先到香港为政府垫付五百万美元。当时,国家困难,五百万美元,于公于私都是个很大的数目,可古耕虞不但爽快答应,而且第二天就动身赴港,毫不犹豫地将这笔巨额外汇如数地存入香港的中国银行,为政府做了垫付。

1950年6月,古耕虞依前约到美国去推销猪鬃,名义上仍是古青记父子公司的老板,实际上公司已交给国家,他的员工们已成了国家职工。然而,这是绝不可外泄的。深谋远虑、算无遗策的古耕虞,为了保密与稳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服了惯居重庆、已安排好一切后事准备安然在故乡度罢残年的老母,移居到香港,才放心地动身赴美。他用的护照还是台湾当局的,身份自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有人用他一个朋友的玩笑话说:通体都是白的,只有心是红的,正是“心里美”(一种萝卜的名称)!一路上难免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一再考问,可他有护照,有香港公司董事长与海洋公司法人的身份,又有与美商的前约,考问者也不得不放行。他抵达美国不久,6月25日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从各种迹象中看出美国的战备猪鬃必然上涨,他就抓准这一时机,积极推销,而且利用美国海陆空军的急切心理第一个投标,并表示:无论是到岸的,还是运途的,一律卖给美国政府。赚钱是小,为国家换回更多的战略物资是大!在古耕虞使出周身解数甚至不惜自己赔钱的努力下,1950年我国猪鬃出口额高达10万箱,价值8000万美元,创了历史最高纪录(直到1976年才突破这个纪录)。到了12月下旬,古耕虞从一个细微的迹象里觉察了国内必有大的举措,便故意以电话张扬,说老母重病,须赶回香港探视。实际上是归国接受新的指示。可他尚在归国途中,杜鲁门就下令冻结了大陆资金,不久,又以“特别冻结户”冻结了以古耕虞及以他户名存放的美国银行的资金,这里面的百分之九十是国家的,数量之大,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美资金总额的数倍,而中美已在朝鲜战场上兵刃相见,倘一泄露,势必全部受损。

1951年2月,古耕虞即由北京返回香港(他从美国回到香港只住了一夜,不顾老母的抱怨与责备,借口忙,偷偷转道澳门到北京接受新指示),并立即投入争取解冻活动,这是国家急需的钱,他更是“根针不让”。首先通过朋友向香港的美国大通银行打招呼,大通的经理与古耕虞谈了一天,做出备忘录转交给了美国驻港的总领事馆,古耕虞应要求提供了相应的文件,证明内地公司已卖给了中共;证明他的香港公司的人员不在大陆供职。前者有政府证明与英国驻上海、重庆总领事馆的出证;后者是张华联巧妙地做了手脚。主要是将留在大陆上的袁冲霄改成了“袁仲宵”,古耕虞更巧妙地争取到将文件全部译成英文程序,张华联也译得非常巧妙。可杜鲁门仍不放心,仍不放手,比如在调查中发现了大陆上的袁冲霄,就一再叮问,张华联就拉人充做“袁仲宵”,强调汉语的同音不同字;老练的总领事又布下一个陷阱:“你的一切都已合了手续,但你仍得做个补充,宣誓不做假证。你把国内公司卖给中共,作价很低,估计只有实值的二三成,又是公债。现在我请你回答:‘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关于法律问题,古耕虞早已与精通法律的王君韧研究透彻,总领事的这一招也基本在王君韧的意料之中,且已谋下对策。所以古耕虞当下从容而严肃地回答说:“你向我提这种问题,是违犯你们美国法律的。我是在美注册的海洋公司的法人,有权拒绝回答你的问题,也拒绝宣誓!”总领事惊诧地问:“我违背了什么法律?”古耕虞说:“美国法律禁止以剥夺申诉人申诉权力的方式进行审问,如同我们中国的不准陷人入罪。对你的问题,我无法申辩;如果我说是自愿的,你会说我与中共合作;说被迫的,你又会要我拿出证明,证明中共的胁迫方式是动手枪还是关监狱。你问问你的法律顾问,这样是不是违法?”

陷阱无用,反复查去,果然是1948年古耕虞就到了香港,没见证明他回过大陆,而一个兄弟在美国,长男长女在美读书,另两个儿子与老母、妻子都在香港。杜鲁门无奈,只好宣布解冻,却提出一个条件:必须把猪鬃优先卖给美国政府。殊不知这正是中国政府希望得到的。

耿直

1958年,古耕虞要求到社会主义学院进修。该学院是全国政协两年前成立的。学员通常的学习时间为一年,他自动要求延长,结果上了近两年。

一次,学院组织学员开会,批判一名曾担任过某省医学院院长的同学。古耕虞在会上多次发言,话说重了。他后来检讨说:“这是一位留美学者,确实说过一些错话。大家批判他,我也批判。但这里面没有一点违心之论吗?不是。我赌过咒,在运动中不要‘顺风跑’,但结果还是顺风跑了!”

还有一次,他和一名右派同学谈心。那位同学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教授,解放前跑到了解放区,建国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还担任了国务院一个部的副部长。这位前副部长对他说:“老古,听你说过,资本家学乖了,你在外贸部统战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是‘乖’的。我可没有你这么‘乖’。有人说,中国已经没文盲了,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于是,人们就批判我,说我给社会主义社会抹黑。结果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因此,我对你学‘乖’,十分感慨。”

古耕虞听完他的话,给他讲了一个老而又老的笑话:孔子有两位得意弟子,一个是做学问的子路,一个是做买卖的子贡。孔子在陈绝粮,先派子路到一个老头儿家借。老头儿听子路说他是孔门弟子,要他先认个字:真。子路说,这字念真。老头儿摇摇头说,不对,这字念“直八”。子路说,这明明是个真字,怎么能念“直八”?老头儿生气了,说,你不念“直八”,我不借粮给你。子路怏怏而回。孔子再派子贡去,老头儿照样来一遍,子贡马上改口说,对对,应该念“直八”。于是子贡把粮借回来了。

讲完笑话,他概括说:“这个笑话,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有些人爱听假话,听不进别人的与自己相反的意见。我觉得你有些像子路,‘君子死而冠不免’,书呆子气重。子贡毕竟是做买卖的,会说别人爱听的话,买卖人讲究的是发财,不论是非,你爱听‘直八’,我就念‘直八’,反正我把粮食弄到手了,吃亏上当的是你,于我无损。我相信共产党决不会真正喜欢这种光会说漂亮假话的人。一切都是暂时的。你完全不必感慨,对共产党讲真话总没有错。”

“大跃进”开始了。大跃进最大的特色就是放“卫星”。古耕虞仍在社会主义学院上学,不到公司工作。但有时也回去看看。一天,他偶尔看到下级公司报来一个文件,说某人民公社的养猪场放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大卫星”,一只母猪生了64只小猪。

“我们最好先去问一问养猪的农民,或者亲自到猪肚子下看一看,老母猪到底有几个乳头?”他放下文件,气愤地说,“现在一胎竟生了64只,这是违反科学、甚至违反常识的。至少在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大卫星’。我看就不要再上报了!”

大跃进以及其后的自然灾害,使一切都乱了套。四川的猪鬃年产量,差不多一直占全国年产量的30%,历史上没有低过一万箱;而1960年产量仅有几百箱,不到大跃进前的十分之一。古耕虞得知这个消息,气得差点跳起来:“我们古家几代人,在四川搞了几十年猪鬃,没有见过这种情况。我不相信这是因为自然灾害,而是人搞出来的。”

1966年6月底,古耕虞随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参观团,到河北省香河县参观“四清”运动。回来时,文化大革命已开始快一个月了。他回来没有几天,公司的院子里就贴满了冲着他来的大字报,上面连篇累牍称他“资本家”。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也曾有人贴大字报,涉及到他时,一般只批评党委“重用了资本家古耕虞”。这使他时常感到对不起领导们,因为自己连累了领导们。他用幽默中带点儿酸楚的口气说:

“说实话,我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我这个姓‘资’的姑娘,嫁到‘无’家来,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公婆说我好,丈夫也认为我不错。但是有些尖嘴小姑、顽皮小叔却很难侍候,总说我这个嫂嫂‘坏’,而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我这个嫂子的娘家不好。这些小姑、小叔们,只看我昨天,不看我今天,更不看我明天。成天口中念念有词,抓住我的‘娘家’不放。不过,劳动群众印象中,资本家要剥削人,总是坏的,有这些想法并不奇怪。”

但这次不同,那么多大字报,铺天盖地,不像过去那样仅仅批评领导重用资本家,而是指名道姓,直接批判他本人。他突然感到紧张,思想斗争很激烈。

他去找公司党委(他不是党员,所以不是公司党委委员)问:“我再当经理还合适吗?”谁也无法明确答复他。

从那以后,大约四五十天时间,他的唯一“工作”就是看大字报。那些大字报上充斥捕风捉影、指鹿为马、说假话、作假证的东西。人们都宛若发疯似的,他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他感到愤慨。无孔不入、无所不敢的红卫兵们跨进了古家的大门。他们翻箱倒柜时,看到他在国外访问时与外国人的合影,说这是“里通外国”的证据。他对他们说:“我是里通中国共产党,外通外国资本家。”

红卫兵们试图从帮助古家料理家务的一对李氏老夫妇身上打开“缺口”,让他们揭发古耕虞的“罪行”。老头回答他们说:“我是贫农,我只感到他待人不错。”老太太则说:“我在古家几十年,过去亲眼看着他们的孩子长大,现在又看着他们的孙子、孙女长大,如今早解放了,他们若是待我们不好,我们早就走了。”红卫兵失望地骂他们“没有阶级觉悟”。

一天夜里,红卫兵们又来造访。一个红卫兵问他:“解放前你为什么不参加革命?”

他感到愕然。事后他对别人说:“这个孩子似乎在责备我解放前不应该去当资本家,而应该去革命。这叫我怎么回答呢?”

他给吵闹得没办法,试探着找到一个姓崔的“片儿警”诉说情况。崔民警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小伙子,他愿意提供帮助。他关切地对古耕虞说:“我完全了解,你拥护党的领导,学习是好的。你可以打电话给你们公司,请他们再打电话与我们派出所商量。现在,红卫兵正在风头上,你千万不要去和他们顶撞,免得吃眼前亏。至于我自己,也不能和红卫兵见面。他们来了,我不来;他们走了,我就来。但有一条,他们没有权拿走你的东西。如果拿走了,我作为公安干部是要干涉的。你可以告诉我,我一定设法把东西追回来。”

古耕虞和崔民警聊天时,崔民警还说过这样颇见水平的话:“毛主席对民主党派说过,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难道只能长到17年,多一天都不行吗?”

崔民警的话令古耕虞深为感动。他认为,崔民警是他在“文革”期间遇到的最可敬佩的人之一。

古耕虞除了自己挨批判外,还得不断地为当年的部下们作证。证明那些职员们,包括分公司经理们都不是资本家,他和董事长及董事们才是“当之无愧”的资本家。

这天,又来了两个人,调查他的一个表亲。那位表亲解放前是“川畜”北平办事处主任,解放后成了国家干部,家中有银行存款七八千,“川畜”股票上万。来人要古耕虞证明他是资本家。他问:“他自己承认了没有?”

来人说:“不肯承认。”

他说:“他不承认是对的。要换上我,我还要写张大字报,说古耕虞才是剥削者,是资本家,而我是被剥削者。”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感到,要断定一个人是不是资本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资本家。有股票,并不足以说明他就是资本家。在私营企业中有“三权”(财权、经营决策权、用人权)的、掌握着生产手段的、剥削他人劳动的,才是真正的资本家。

于是,他又对来人补充说:“我的表亲哪有什么‘三权’?他仅仅是个普通坐庄的,连襄理都不是。所以,他绝对算不上什么资本家。”

婚姻??古耕虞结婚的时候只有18岁,正是他来南通读书的那一年,民国时,中国的封建习俗仍然盛行,青年人尤其是富家子弟结婚都比较早。古耕虞的家庭条件比较好,于是按照当时的习俗早早成亲。好在这门婚事还令他满意。他的夫人王崇德是四川一个大地主的女儿,是个知书达理的女性。二人婚后一直互相体贴、互相扶持、十分恩爱。

后来在重庆时,古耕虞已是名闻遐迹的大老板了,大老板的夫人到社会上应酬是难免的,比如经常到阔人家赴宴,或是打麻将等。按说,夫人在外应酬,丈夫应该陪着。但是古耕虞极少陪夫人外出。

一天,他的姑母打发人来叫他,说有急事。一进姑母的门,他就见夫人王崇德倚在姑母身上抹眼泪。一看这阵势,他就明白了,准是夫人在姑母面前告了状,说整天见不着他的面,肯定在外面拈花惹草。一问原由,果然是。于是,他大笑着对姑母说:“如果我真有外遇,没有陪她去应酬,她吃醋是可以的,但现在她是在对猪鬃吃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