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
古耕虞（1905—1995），四川重庆人，中国实业家和政治家，世界著名的“猪鬃大王”。
出身于商人世家，他的叔祖古绥之曾在重庆开设正顺德、同茂丰山货字号，做山货买卖生意，并长期借助儿子为英商白理洋行的买办之便，发展业务，为洋行经营猪鬃而发财，一度任重庆总商会会长。他的父亲古槐青早年考过秀才，后弃学经商，曾在古绥之的山货字号谋职，长驻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期间，古槐青在沪改营纱布发财致富，便自立门户在重庆开设古青记山货字号，也以经营猪鬃为主。
因此，古耕虞是古家经营猪鬃的第三代。他于1919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预科班时主要学习英语，以后又学习了对外贸易、交通运输、银行、保险等课程。在校期间，他博览群书，从陶朱公范蠡到亚当？斯密，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等古今中外的各家经济学说书籍无一不读。其中对他产生最大影响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传》和《福特管理》这两本书。
1925年他离开圣约翰大学，当上了古青记山货字号的少掌柜，开始了猪鬃业的经营活动。在以后20多年的时间里，古耕虞在中国近代商业发展史上写下了好几个第一：由旧式山货字号发展而来的全国性现代托拉斯形式的四川畜产公司，第一个与国外同行组合成的国际性的垄断组织。就一个行业而言，他经营的猪鬃业对市场的垄断程度之高，是全国第一。20世纪20年代后期，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着旧中国的海关、航运、国际贸易和国际汇兑等重要经济命脉，他能摆脱那些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避开外国银行和外国洋行的中间控制和盘剥，把猪鬃直接销往欧美，这在中国土特产出口商中，也是全国第一。
扶持？？古耕虞常爱引用四川生意人的一句老话：“人情送匹马，买卖不让针。”其意为，当别人陷于困难之时，你不妨在人情上“送匹马”；而在生意上，须要“不让针”，不能让出哪怕“一根针”。因为有时你如果不送“马”，很可能连一根“针”也捞不回来。他进而总结说：“不让别人赚钱的买卖人，不是好买卖人。”再听听他的解释：“同人往来，事先一定要好好算计，如何使自己能获得最大的收益。但无论怎样算来算去，一定要算得对方也能赚钱，不能叫他亏本，算得他亏本，下次他就不敢再同你打交道了。所以生意人绝对不能精明过了头。如果说商人的‘真理’是赚钱，那么精明过了头，这个真理同样会变成荒谬。你到处叫人家吃亏，就会到处都是你的冤家。到处打碎别人的饭碗，最后必然会把自己的饭碗也打碎。”刘鸿生又说：“最愚蠢的人，就是想一个人发财，叫别人都倒霉。”
古耕虞曾借钱给一个中路商。所谓中路商，是指游动收购，自行运销的商号。一年，一个商号叫做“天元亨”的中路商，在古青记父子公司借了一万多元钱，到川北收购了一百多担羊皮。每担价格在一百五十与一百六十之间。百张为一担，因而总数在一万张以上。一方面由于缺乏完善的运输手段，一方面是“天有不测风云”，运输途中，迭遭暴雨，变成了羊皮生意中最忌的“水渍羊皮”。待运至重庆，每担只能作价二三十元，还不易脱手，而出手太晚，也难免拿去沤粪的命运。一万多元，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对一个普通的中路商来说不啻于整个生命钱，筹措不出，唯有宣告破产，乃至被迫上吊一途，他岂能不呼天抢地、心急如焚？实在走投无路，只好硬着头皮去哀求古青记父子公司的宽限。可就算“宽限”也不是无边的，届时又怎么偿还得起呢？何况你已是山穷水尽了，哪个有钱人又会理你的死活呢？因而，天元亨这位掌柜是战战兢兢没敢怀什么希望去求见古耕虞的。
听了他的哀告，古耕虞并没有正面答应他展期，更没有提借钱的事，却给他出了个主意：再到川北去收他个八九百担，与水渍的凑成一千担！天元亨的掌柜听了，如堕五里雾中，还以为是在寻他的开心，天哪，这一万多元已经要命了，还哪儿去奢谈那吓人的十万元呢？可古耕虞却郑重地表示，可以当即再借给他十万元！一万多元已堪堪泡汤，再借十万，这是怎样的魄力又是怎样的慷慨呀！天元亨掌柜拿到那又借到手的十万元，内心激动非常，活力与经商决心更被大大激发，这次他可再不能像上次般掉以轻心了，而是迅速地做了充分的准备，连夜赶去川北，又收购了八九百担羊皮，妥善地采取了措施，加以天公作美，顺利地运回了重庆，在古耕虞的指点下，对那批水渍羊皮做了些技术处理，搭配在后收来的好羊皮中，迅速打包装船，运到上海后顺利地脱了手，不但没赔，反而赚了四万多。不仅不必破产上吊，反而有了较可观的再发展资本！天元亨掌柜从此便死心塌地地做起了古青记的忠实的“大将”。
另一个加工商，是重庆当地的叫做天德封的洗房。这家洗房与古青记也是有往来的，既有门路，也有经验，但是资金并不多。有一段，重庆的鬃价不断下跌，直跌到每担接近五百元，经不起大风雨的天德封生意日促，已欠下了古青记一万多元无力偿还，再要这么继续下去，用不了多久，或者只要古青记依时催债，那么也就只有破产乃至自杀一途了。正当天德封的掌柜呼天不应呼地不语，急得如同热锅蚂蚁团团转的时候，古耕虞打发人知会他立即去一趟。天德封掌柜心中暗想：完了！怕这一天，这一天终于到了。可怕也得去，反正已注定了破产，躲是躲不过的。谁知，见面后，古老板主动提出再借给他更大的一笔高达几十万的现钱！
看看天德封掌柜惊愕得一时无语的样子，古耕虞毫不隐瞒地说：“鬃价就要看涨了。”
天德封掌柜才略一省神，漫应了一句：“哪……”古耕虞继续说明道：“你用我放给你的这笔钱，立即动手收购一万担生鬃，越快越好。然后替我加工成熟鬃，我宁肯照现行行情每担高出100元收购，就是说按每担620元付给你货款。”
听了这些话，本已醒过些神儿来的天德封掌柜又陷入了极意外的惊愕之中：不提债——借大钱——用他的钱买鬃再那么高的价卖给他！——用他的钱还他自己的债——用他的钱为别人再赚他的钱？！——这是他经商以来，莫论经过，连听也没听说过的！然而这些又都是真的，素重信誉、一向重然诺的古老板说得那么认真！
天德封掌柜感激与高兴得连声称谢，在接得放钱的票据后，他才冷静下来，说出了心里话：“说老实话，除非赖账，我是还不起这笔钱的！如今还清你的债，而且会赚一笔钱，是你用你的钱还了你的债，又把我从破产的边缘救了回来，我会一辈子都感激你的！”
不几天的工夫，天德封就收足了生鬃，而且精心加工成熟鬃，卖给了古青记，速度之快，质量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当然，古耕虞也是照原议付款，算账结果，天德封不但用这批熟鬃偿清了古青记的前后两笔债，还从古青记获得了一些利润。其实，古耕虞也没有吃亏，因为凭他的观察与嗅觉，已确切地把握了市场动向，断定没几天鬃价就会上涨，而且上涨幅度会不断增大，他看准这一时机，实际上就等于用旧债作为劳务费委托天德封于涨价前抢先购进一批好猪鬃，而那笔眼见得无法收回的旧债也当即变成了付用的活款，既收了猪鬃，又提高了声誉，使天德封在日后的经营中一心报效，变成可靠的往来户。
此时，古青记已直接打入了国际市场，获准在重庆直接报关的资格，也就是说，只在重庆办理好出口手续，虽经由上海口岸，却与上海关无涉了。而和祥等三家尚无这种资格，也就是说须受重庆、上海两关的双重制约；在重庆缴纳了关税后，仍须以重庆开具的免税证向上海关报关。漏屋偏逢连夜雨，正当三家在困境中挣扎时，又出了麻烦：上海关扣下了他们的全部出口货物！理由是，上海关在校验过免税证后，认定重庆关估价过低，坚持补税，否则不令放行。这无疑地是对摇摇欲坠的三家又加一棒：交吧，又到哪儿筹集这大笔的巨额税款；不交吧，货物存在海关，情形可想而知，时间一长，错过贸易机会，用俗话说“赶不上行市”不说，还会信誉损失甚至招致赔偿，而这批货物已是三家的最后一点儿元气，是拼足了余力聚起的最后的全部剩余家当，一旦蚀掉，不仅是气若游丝，恐怕只有“寿终正寝”了。此时倘若乘机吞掉这三家，在古耕虞来说，不过是顺手牵羊，不费吹灰之力的。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却正好相反，他仗义地挺身而出，不惜冒开罪权势极大、炙手可热的上海关——全国海关之王，来挽救三家的颓亡，维护三家的利益。他不但为三家出谋划策，而且在三家因畏惧上海关的强大权势而犹豫、顾虑时，慨然声称：我来出头替你们打官司！为了你们，我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
于是古耕虞两面着手，一面向上海关提出正面申请，请上海关允许以押款的方式，对这批货物先予放行，以稳住上海关；一面向总税务司与南京财政部同时提起控诉，指控上海关恣意估税，刁难设障，阻挠出口，影响外汇收入。也是两手准备：官司打赢了自没话说，货物得以正常出口不说，上海关还得将押款退回；一旦输了，也无非是补税。
为了确保打赢这场官司，他又下出了很关键的一步棋：鼓动重庆关出面充当另一原告。他找到重庆关，痛陈利弊：
“你们完全有按税律估价的权力，更有这个能力，也负有重大的责任，是不会估错的！而上海关却任意认为你们估价过低。如果首例一破，长此下去各个海关自行其是，势必轻视估税关的权益，任意加税，结果也必使出口商步步遇险，每过一关都有加税的威胁，还怎么经营？而这种做法又明显的是违反海关规程的。而且，出口商有出口商不可忽视的特殊情况，就是深受国际市场行情的严格制约，而国际市场的行情又是瞬息万变的。如果关关设卡，寸步难行，加税之外，又要扣押货物，莫说数关，就算是一关扣押几天，哪怕三五天，就很可能导致因误失了物价良机，而无利可图，甚至亏蚀老本，还谈何经营？因此说，如果任由上海关随心所欲下去，则出口必如畏途，出口商不被折腾破产，也只好乖乖地改行，政府的这一大块外汇收入可就要毁于一旦了！”
义正词严、凿凿有理，重庆关出于被侮的“义愤”与切身的重大利益，当即“理直气壮”地向总税务司提出了对上海关的指控。而古耕虞这个原告却乐得清闲，在已变成以两关之间为主的官司中，冷眼旁观，看他们关对关，官打官，自然要比他亲自出马省事得多，也有利得多！
这场官司的结果自是以重庆关胜诉而告终，上海关自然不得也不敢对三家出口商再行刁难，无须补税不说，还将三家的押款如数退回。一场官司，使三家商号由困窘无路一变而为赢家。
紧接着，古耕虞又主动与这三家达成协议，四分天下：重庆百分之七十的猪鬃出口量归古青记经营，余下的由三家均分。并在和祥号的一再恳切的敦请下，古耕虞兼任了这家已基本丧失了实际市场能力的商号经理。从此稳定了局势，使这三家得以复生，重操故业，成了古青记可靠的经营伙伴与忠实的竞争友军。
抗争
古耕虞与国民党一直在斗，不惜冒犯“四大家族”，或者说他在与“四大家族”竞争，在具体的纯商业上，他又是胜利者。“四大家族”财括国中，权倾朝野，足以令某些人羡煞，不少人吓煞，可古耕虞硬是和他们斗了几个回合！
猪鬃，国内价格甚低，国际市场急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猪鬃出口难且有断绝之虞，因而价格暴涨，最高价达每磅6美元。“四大家族”虽富，可不厌财，就开始了欲将猪鬃垄断权从古耕虞手中夺走的活动。首先发难的是孔祥熙，出面的是他最宠爱的借他权势横行的大公子孔令侃，即当时人人皆知的“孔大少”。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全国各方面的控制，经济方面专设了贸易委员会以控制传统出口物资，隶属于财政部，当时的财政部长正是孔祥熙，而“孔大少”则是中央信托局的局长。这个局是抗战前统管金融、贸易的所谓“四行两局一库”之一，兼营对外贸易，是个可以控制民营的官僚垄断机构。用古耕虞的话说，孔大少“像选美人一样选中了猪鬃”！
孔大少爱美人出名，他选中的美人是一定要拿到手的，一旦选鬃如同选美又出于“父旨”，谁敢不从？
1939年春，为了换取美国卡车，蒋介石向西南运输处亲下指令：收购猪鬃8000箱输美！西南运输处的处长宋子文胞弟宋子良与副处长卢作孚当即找孔令侃商量。孔令侃根基虽稳牢，可哪儿去购那么多猪鬃？便自然地想到了古耕虞，并想乘机将猪鬃的出口垄断权从古耕虞的手中夺过来。他先是约了古耕虞却不出面接待，以冷落来煞古耕虞的威，再以出人相请来拉拢古耕虞，冀使古耕虞就范。受过冷落的古耕虞以“我发了疟疾”为由拒不赴约，却去找卢作孚告难。卢作孚是四川人，是西南运输处的副处长，也是贸易委员会委员，因此古耕虞说：“西南运输处要猪鬃，贸易委员会管猪鬃，你在两家都当权，自行调节一下就是了，干吗都向我要？我不好办！”卢作孚表示事急无法才四处求医的。古耕虞又说：“既然如此，那也得由你与徐可亨（也是四川人，时任财政部次长）出面商量啊！”最后，他给卢作孚出了个主意：四川实力派康氏兄弟尚有大批猪鬃囤积在美丰银行，请卢以四川人身份动员他们售出3000箱，他则凑足余数，不足多少凑多少，但政府收购价应高于市价的百分之十，否则就会相对地赔本，而赔本买卖康氏兄弟是不会干的。结果，康、古两家就与贸易委员会签订了协议，将孔大少抛了开去。这可惹恼了“四大家族”，很快地就发给了孔大少一把尚方宝剑：由行政院院长核准的《全国猪鬃统销办法》明文规定，全国所有的猪鬃从收购到运销，统由中央信托局办理，其他部门与商人不得自行报运出口，在国内收购须办理受托手续方可进行，再卖给信托局，限制囤积，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数量黑鬃百担以下，白鬃十担以下，超过期限或数量，由信托局强行收购；走私、居奇操纵，一经发现依法处置。
这自然是针对已垄断了国内外猪鬃市场的古耕虞的，他居然敢目无孔大少自是爆发原因，“四大家族”趁此时夺过他手中的猪鬃垄断权才是他们重大而长远的目的。一切权力交给了信托局，也就是交给了孔大少，交给了孔祥熙，猪鬃，这个被孔大少选中的“美人”，也就嫁给了孔氏家族！孔大少接过“尚方剑”，当即向古青记连番砍下：贸易委员会与古、康两家的协议是“哄抬物价”，那8000箱委员长指定鬃由他强行收买；不给古青记办理委托；不发给古青记运输证，叫你不但无权再收，已收了的也叫你因为没有运输证随时被密布各地的特务组织“经济稽查队”扣留，以致没收！这几剑砍得古青记寸步难行后，孔大少必欲赶尽杀绝，很快地寻找了另一个古氏的代替者，这就是古今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