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那些迷人的财富智谋:中国近现代创业奇才性情档案
2092000000045

第45章 吴蕴初:用“国产”将泛滥而入的“外货”抵出国门(2)

为使天利氮气厂和同时在建的永利公司南京铔厂之间避免矛盾激化,吴蕴初与范旭东坦率地通函协商,划定了各自的经营范围:永利在长江以北,天利在长江以南,从而形成了所谓“南吴北范”的格局。

日伪时期铁路沿线,大街小巷,几乎凡是人流较大或簇居集散处都彩绘着甚为醒目的“仁丹”与“味之素”的广告。这种无所不在几乎渗透到每个角落的产品宣传,说明厂家能力强,而且生产厂家多,生产量也大;但也有个弱点,一旦遭到比它物美价廉的同类产品的抵制,必如急流被阻当即积压成山,不是另寻出路,就得停产。

日倭的可恶,在吴蕴初的脑海里印象最深,从明代以来的强盗式的掠夺愈来愈凶,特别是幼时那听了多次,次次为之切齿的“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他终生难忘,时时想象着他如何能像戚继光、俞大猷那样纵马摇枪,麾动铁骑去痛快淋漓地驱倭出境。如今他已经抓到了一个机会,他可以凭了自己的本事,和那些握着“味之素”的日倭较量较量了。其次,“味之素”体小单一,便于研究。因为以他当时的经济能力来说,是承受不起复杂庞大的实验活动的。最后,像“味之素”这样的产品是最易得利的,因为它是人们一日三餐中很理想的调料。销量自会极大,见利也会极快。

吴蕴初主意一定就跑到商店花了四个银角子买回了一小瓶“味之素”。就在他与妻子在上海租用的一间半卧室,做起化学分析,分析的结果,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谷氨酸钠,当时化学上的中译名称为“哥罗登酸钠”。对“哥罗登酸钠”吴蕴初并不陌生,他是读过有关资料的。最早从植物蛋白中提取这种物质的是德国人,日本人自是受了德国人的启发。日本人能从德国人的启发中获得这种产品技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在日本人的启发下获得这种技术呢?只要能提炼出“哥罗登酸钠”,就解决并获得了与“味之素”相类的产品。

环境小,条件差,吴蕴初又在做着“新炽昌”的厂长,只能靠“业余时间”。条件差,化学反应就不会进行得很完美,速度也必缓慢,因此往往需要几个昼夜的连续观察与记录,一个只靠“业余时间”的人是无法坚持的。于是这个具体的、日常性的试验活动就只好由助手代替了。请助手,吴蕴初没那个条件,也因为要保密而没那种可能,就只得依靠他的夫人戴懿了。戴懿的文化水平并不高,连初小都没有读完,根本不知道化学为何物。但是,她慧心独具又极忠于丈夫的事业,硬是全心全意地在丈夫的指引下坚持着工作。每日里认真地观察着各种细微的反应,一点一点地记在一个专用的小本子里,经常是夜以继日地摆弄着那些瓶瓶罐罐与酒精灯。而且不仅要付出巨大的精力与劳务,还须不时地向人赔小心,因为试制中不时逸出的硫化氢臭气与盐酸的酸味弥漫着整个亭子间,再溢入邻家,邻家自然会很不满于这种污染。吴夫人每当此时,只好事先往邻家去致歉,以求得谅解。

吴蕴初夫妻同心,顽强地坚持,经过近一年的紧张而繁细的工作,终于掌握了“哥罗登酸钠”的制作方法。夫妻俩几百个日日夜夜的辛辛苦苦结晶出了几十克颗粒细微、白光耀眼的晶体。虽只几十克,可这标志着日后的无数克;标志着自此中国人凭自己努力获得了优质的化学调味品,就足以将那泛滥而入的“外货”抵出国门,因而将那些因外货泛滥而兑出的白花花银子流转回国内!

交际

在重庆时,吴蕴初最广为人知的一件事情就是:1945年9月17日,他和王若飞共同签名发送请帖,邀请重庆的工商界人士和毛泽东在桂园座谈。

当时的历史条件,吴蕴初未必说多么了解共产党。他这个人,用现在的话说,有点傻乎乎的,没什么心眼。那时候他和黄炎培、章乃器这些人很要好,这些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经常在一起聚会,叫做“星期五俱乐部”。那时候重庆也没有什么好饭馆,冠生园是最大的饭店,他们就经常在那里聚会。那时候有舆论说让工商界和毛泽东见见面,应该说有人可以出面的,但是这些人都不愿意出面,因为出面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吴蕴初无所谓,他是有点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在乎。他经常去欧美考察,受美国的影响很深,比较欣赏多党政治制度,他觉得让人家讲讲话也很好,是很朴素的民主观念。

另外一方面,吴蕴初也是比较在乎名声。这对于他来说恐怕不是一个政治的事情,而是一个社会事务。他没有多少政治头脑,没有什么倾向性,也不太懂。抗战胜利以后,他是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还帮他妻子去贿选国家代表,买了几个手表送给人家,后来还是他的老朋友钱昌照(当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跟他说,差不多了,你不要去搞这个。

在重庆时,吴蕴初发现,无论他到哪里都有人跟着,而且不时地换人。吴蕴初家住在猫儿石,他每次进城要从嘉陵江摆渡。从摆渡开始,他只要一上船,就必然会有一个陌生人跳上来。下船之后坐黄包车,也总有人在后面跟着跑,因为重庆不能骑自行车。很辛苦的,一班一班换人。

这天,吴蕴初进城到李子坝时,一个年轻学生打扮的人凑上前诡秘地对吴蕴初说:“先生,我是个青年学生,很想到共产党占领区延安去,可惜缺乏路费,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吗?那我将永远感谢你!”

对于这个人,吴蕴初早已留意了他的跟踪,而且他那难掩的诡诈与“共产党占领区”的用语也暴露了他自己。于是吴蕴初当即将隐藏于胸的怒火化为真气,声色俱厉地道:“什么?!你是共产党!走!我要拿你到官!”吓得那伪装学生的小特务倒退着欲溜。吴蕴初又大喝道:“想溜吗?给我站住,不站住我可要喊宪兵了!”

小特务见已弄巧成拙,怕因此而招致麻烦,只好掏出特务证件向吴蕴初表明了他的身份。吴蕴初为了避免日后同样的麻烦,也亮出了他那中组部送上的党证,并亮出一连串的头衔,最后说:“回去告诉你们的长官,日后不许盯我的梢!否则,我到蒋委员长那去告你们!”

不久,吴蕴初果然趁一次开会的机会,向蒋介石告了一状。蒋介石听了嘴里骂特务机关“胡闹”,心里却对吴蕴初与中共要人的往来,仍存芥蒂。

吴蕴初曾在家里宴请王若飞和邓颖超,他们代表毛泽东个人来感谢吴蕴初,还送了礼物:一条毛毯、一袋小米、一袋红枣。吃饭的时候,吴蕴初说请他们把吴志进带到延安去,他们就说,延安很苦,贵公子吃不了这个苦的,还是等过几年再说。吴志进后来回忆说:“其实父亲也就是这么随便说说,根本不是认真的。那条毛毯是灰白花、长毛的延安毛毯,后来我在学校念书一直带着用。”

王若飞说: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吴先生这样的实业家振兴工业。这给吴蕴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蕴初于1948年底出国。上海解放时,他在美国,听到上海天原等厂一切正常,十分欣慰。不久,他收到钱昌照来信,邀他回国。1949年10月,吴蕴初到达北京,受到周总理亲切接见并设便宴招待。一见面,周总理就说:“味精大王回来了,欢迎!欢迎!”周总理还说:“中国化学工业将会有很大发展,希望吴先生能为化工事业继续努力。”吴蕴初受到极大鼓舞。这年11月,他返回上海,受到天原电化厂全体职工热烈欢迎。此后,他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工商联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及上海分会副主任委员,化学原料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等职。1952年,人民政府委派他赴苏联访问,回国后,准备请他到北京工作,进一步发挥他的才能。不幸的是,夫人戴懿的病故,使吴蕴初十分悲痛,加上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直至病逝。

吴蕴初的性格一点也不像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书生气。在吴蕴初儿子的记忆里,不能说父亲的脾气很不好,但他是个不太会掩饰自己情绪的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不高兴了就不高兴,想拍桌子就拍桌子。他说话是极其粗鲁的,骂起人尤甚。他还喜欢舞刀弄枪、打太极拳。

有一段时间,吴蕴初对大儿子吴志超有些生气,因为吴志超喜欢到外面去做投机生意。做投机生意在当时是被正派人非常瞧不起的。那时候他们住的房子在重庆猫儿石的山坡上,吴蕴初住在上面一点,吴志超的房子在下面一点,就像一个小坝一样。吴志超年轻洋气,喜欢听听外国音乐,有时候还在家里跟朋友一起跳舞。吴蕴初看不惯,对儿子很生气,对听歌、跳舞这些行为特别烦,他不高兴了,就拿个棍子把收音机的天线砸了。有一天,他的夫人早早就出门与朋友活动去了。他一个人在家生闷气,拿着刀子乒乒乓乓把家具劈得一塌糊涂,连太太的床也没有放过。

在生活上吴蕴初很粗线条。他吃饭极快,上桌子三两分钟,吃完了拍屁股就走了,从来没有和大家一边聊天一边慢慢吃。一般大老板不会在街边吃东西,但是他会。有一次在上海复兴公园门口,他看到卖油炸臭豆腐的,就买了一个吃,边吃边说,不要看到熟人。结果真的碰到熟人——上海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女儿吴志莲参军填表时,有一栏要填“家庭经济状况”,她不知道怎么填,就写信问父亲。父亲很生气,说:“我的所有家产都在基金会,谁要了解自己去,我也说不清。”

慈父

吴蕴初和儿女小时候接触不是很多,但是他也喜欢跟儿女开玩笑。他会在三儿子吴志进睡觉的时候把他画成大花脸。在重庆的时候,他喜欢和吴志进一起炸麻雀,因为他懂怎么样用火药。他喜欢喝酒,家里有很多酒,但是他又很小气,只能他自己一个人喝。有时候孩子们会偷他的酒喝,后来他发现少了,就用铅笔在酒瓶上做记号。可是后来吴志进也发现他的记号,就在偷喝之后把记号擦掉,再画。

吴志进的脾气和吴蕴初一样暴躁。吴志进在南开中学念书的时候,有个教官冤枉他,说他欺负另外一个同学,其实他们是小孩子闹着玩。吴志进跟他辩论,他就在吴的脑门上打了几下,吴志进就踢了教官一脚。学校因此把他开除了。吴蕴初就这件事只对他说了两句:第一,你被开除了,在防空洞关两个礼拜;第二,教官怎么打你,你就应该怎么还手。

吴蕴初这样粗线条的人,也有细腻的时候,但是很含蓄。他去北京看三儿子,会悄悄地去给他做一件棉背心。1950年抗美援朝,女儿吴志莲在复旦大学报名参军,他虽然没有反对,但是内心是舍不得的。后来吴志莲在文章里面写到当时的情形:

“父亲虽然很舍不得我,但还是支持了我,那几天他一步不离地陪着我,亲自为我买了所有他认为到部队适用的东西,带我到照相馆与他照了合影,并在照片上题了字,还召集全家人为我饯行。临行前说好他不再去车站送我,但我上火车后,同学告诉我,父亲来了。我急忙飞奔过去,只见他站在送行的人群后面,眼含泪水。他说,不想让我知道他来送我,悄悄来到车站,只是想再看看我。”